最新研究成果：
《美国研究型大学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革新路径与演进机理》
《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基于<华盛顿协议>与欧洲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的对比分析》
《知识生产模式的现代转型与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建构》
《规模扩张、高等教育回报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化》
《面向新工科的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刍议：动因、机理与实践进路》
《美国顶尖公立大学跨学科人才培养的行动路径与经验借鉴——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范例》
《德国工程教育认证制度的建构逻辑与行动路径》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的发展路径、现实挑战与提升策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教育援助政策的建构逻辑与优化路径》
《世界一流大学产教融合的组织建构研究——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
【摘 要】工程教育学由工程学科规模急遽扩张、赋能卓越工程师培养和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等多元要素复杂交织而共同形塑。在介绍工程教育学科建设相关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天津大学的经验范例，从制度与组织建设、工程教育科学研究、工程教育创新实践、学科建设基础方面阐述工程教育学的形成基础与学科设置。最后，指出工程教育学的核心要素建构与未来推进路径，即以凝练学科发展方向引领发展、以加强课程与教学建设驱动发展、以卓越研究人才培养赋能发展、以多样化师资队伍建设助力发展和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推动发展。
【关键词】工程教育学；二级学科；卓越工程师；新工科；学科建设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程科技创新、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赋能推进工程教育理论研究、培养大批高素质研究人才、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实践，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推进部分高校设置“工程教育学”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的通知》要求，2022年教育部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开展支持设置工程教育学这一新兴二级学科的工作。目前，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天津大学等10所院校相继完成首批学科创建的试点工作。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新兴分支，工程教育学强调在哲学话语范畴和特定方法论视野之下，融合教育学、工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门类知识体系与技术方法，扎根工程教育实践，是一门以工程教育现象和工程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探索工程教育发展规律的专业学科。总的来看，开展工程教育学二级学科建设，培养高层次工程教育研究人才，是面向2035年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战略需求的重要举措，对促进政府、高校、工业界各方形成制度性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工程教育学力量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与实践价值。
01
工程教育学的兴起动因与驱动逻辑
工程教育学的形成是工程教育规模急遽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工程教育系统性实践改革的必然要求，更是形塑工程教育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载体。
首先，工程教育学的形成是工程教育规模急遽扩张与高层次专业研究人才相对匮乏复杂交织的必然结果。自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工程教育规模上呈现急遽扩张的发展态势，已经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工程教育供给体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背景下，我国正处于工业经济调整、转型与升级的改革深水攻坚期，这样的历史阶段就决定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1]同时，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2001至2020年，我国工科类本科在校生数由1573665人增加到6142436人，增长幅度高达290%，工科类本科在校生数占据整个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1/3左右；招生数由498984人增加到1530004人，增长幅度高达207%；毕业生数由219563人增加到1381245人，增长幅度高达529%。因此，面对急遽扩张的工程教育规模，亟待通过工程教育学构建专业、系统的工程教育理论研究体系与培养大批高层次研究人才队伍以求与之相匹配。
其次，工程教育学的形成是推动工程教育系统性改革、形成工程教育新范式的有效路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自2016年提出“新工科”的相关概念，于2017年相继推动形成“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并先后分两批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其中首批612个项目、第二批845个项目。在持续实践中，逐步形成天津大学“天大方案”、电子科技大学“成电方案”、华南理工大学“F计划”、哈尔滨工业大学“∏型方案”、北京大学“新工科建设规划”和南方科技大学“SDIM新工科教育改革”等标志性改革成果。2019年，《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提出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2]，其中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便是直接针对工程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举措。2020年5月，《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指出要探索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养新模式。[3]同年7月，《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提出要培养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4] 2022年9月，《关于支持部分高校和中央企业试点共建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通知》提出培养具备宽广理论知识、系统深入专门知识，且具备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的高层次工程人才。总的来看，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展了大量工程教育改革实践活动，亟待以工程教育学二级学科为平台，推进相关系统性研究，总结改革中的新思想、新方法、新路径、新技术，进而形成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工程教育学研究新范式。
最后，工程教育学的形成是打造工程教育治理共同体、赋能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的有效载体。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科技领域，在诸多工程科技领域，工业界比高校更加熟知产业需求和发展前沿。因此，这就要求高校主动贴近工业界，克服和解决当前工程教育与工业界脱节的严重问题。但从实际来看，工程教育与工业界脱节问题在最近十几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未来如果能够解决好与工业界深度合作的问题，工程教育将能更好适应快速发展的工业要求，其相应的类型与分类、结构与规模、模式与评价等各类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因此，以工程教育学二级学科为基础，积极开展工程教育研究实践，可有效形塑政府主导、高校为主体、工业界参与和学生为中心共同参与学科建设的有效载体，推动各利益相关者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与制度规范，逐步解决工程教育与工业界脱节的根本问题，进而赋能形塑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生态新格局。
02
工程教育学的建构基础与学科形成
（一）工程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基础
2004年，普渡大学在全球率先成立工程教育系，致力于通过开展工程教育相关研究、培养工程教育研究专门人才、指导工科教师教学改革，有力推动工程教育学学科的发展。[5]相比较而言，我国工程教育学以学科建制出现的时间较晚，但相关的研究与实践基础已经有较为深厚的底蕴，体现在科学研究、学科布局、研究机构、研究队伍和研究方法五个方面，这些研究与实践为工程教育学的形成奠定扎实的基础。
首先，在科学研究上，我国的工程教育系统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非常注重对以德国、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工程教育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以浙江大学的王沛民教授、清华大学的余寿文教授和中国工程院的朱高峰院士等学者为代表。[6-8]近十几年来，课程改革与工程实践、专业认证制度与标准、卓越工程师计划、高等工程教育理论等领域逐步成为工程教育研究的重要方向。[9-10]自2017年新工科建设实施以来，关于新工科的相关研究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形成诸如《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11]、《面向未来的中国新工科建设》[12]、《新工科与新范式：概念、框架和实施路径》[13]等诸多典型性成果。总的来看，我国开展工程教育相关研究的历史虽然较长，但长期以来却没有以组建专门学科的形式来系统性培养高层次、专业化的研究人才。
其次，在学科布局上，在2022年以前，我国高校未有单独设立工程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点。除清华大学单独设立工程教育研究方向进行硕、博士招生外，其他高校一般是在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二级学科下设相对附属的工程教育研究方向。天津大学在2022年6月率先启动工程教育学目录外的二级学科增设工作，拟在工程教育政策、工程教育理论、工程教育课程与教学、卓越工程师培养等领域开展专业建设，培养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开展工程教育前沿问题研究的高水平博士生。
再次，在研究机构上，我国部分工科优势高校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专门研究机构，其运行机制已经相对成熟。如中国工程院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设立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心（2003年）；清华大学的工程教育研究中心（2008年）、工程教育研究所（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2015年）、国家工程教育多学科交叉创新引智基地（2019年）；浙江大学的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2013年）；天津大学的新工科教育研究所（2018年）、新工科教育中心（2018年）、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2019年）；华中科技大学的工程教育研究所（2019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工程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19年）等。
从次，在研究队伍上，已初步形成一批规模相当、活跃的学术研究团体。从发表论文情况来看，工程教育研究高度集中于工程教育概念、工程教育认证、卓越工程师、课程模式改革、人才培养革新、典型改革案例等领域，已初步形成多学科领域共同开展研究的集群态势；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等工科实力较为雄厚的研究型高校是工程教育研究的核心力量；从学术研究合作来看，大部分文章是由2位及以上作者共同完成，这与工程教育问题研究的复杂性与实践性是高度相关的。
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基于任令涛等学者提出的研究方法分类技术[14]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工程教育领域学术研究所采用研究方法虽逐渐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本研究对三本期刊2008年至2022年发表的学术性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剔除部分非工程教育相关文章、报告、短评、新闻等），其中《高等工程教育研究》（RHEE）共计2023篇，《工程教育》杂志（JEE）共计414篇，《欧洲工程教育》杂志（EJEE）共计693篇（如表1所示）。关于文章的具体研究方法，与国外相比，国内RHEE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多样化，但采用最多的依旧是理论思辨方法；相比较而言，国外期刊较少采用纯理论思辨的方法，JEE更多地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测量、访谈和案例分析；而EJEE更多地采用案例分析和问卷调查。从具体研究主题来看，RHEE以工程教育基本理论、工程人才培养、工科课程与教学改革为主，宏观与微观领域研究并重；JEE以工科课程与教学改革为主，偏重微观领域；EJEE则以阐释包括欧盟在内的各国工程教育发展战略与改革为主，偏重宏观领域。
表1 工程教育三种主要期刊发文研究方法对比
（二）工程教育学的学科设置与形成——来自天津大学的经验范例
天津大学在工程教育研究与实践方面具有扎实的前期积累和基础，已经具备设置工程教育学目录外二级学科的坚实条件与有效保障。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作为我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自创立以来就引领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卓越的现代工程教育成就。进入到21世纪以来，凭借在工程教育领域深厚的历史沉淀和卓越成就，乘着新工科发展的春风，天津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新工科建设组长单位，在引领中国工程教育改革、统筹新工科建设，提升我国工程教育和认证工作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总的来看，天津大学在制度与组织建设、工程教育科学研究、工程教育创新实践、学科建设基础上已具备较好的条件与成熟的经验，为其工程教育学的学科形成与设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制度与组织建设
在制度与组织建设上，天津大学依托学校工科优势资源的深厚底蕴，整合校内外资源，提出“天大方案”，持续迭代革新，全方位谋划工程教育改革。早在2007年，天津大学就成为全国十所工程教育改革试点高校之一；2010年，教育部在天津大学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17年，教育部在天津大学召开新工科建设研讨会，在会上天津大学协同60所国内知名学校提出新工科建设“天大行动”，包括在工科发展新范式、工科专业新结构、工程人才知识体系、工程教育方式与手段等七大领域着力推进工程教育改革；2018年，在全球率先成立“新工科教育中心”，以开展新工科教育教学研究、培训、交流，并首倡成立“新工科国际教育联盟”；同年底，“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华盛顿协议》国际事务办公室”“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秘书处《华盛顿协议》国际事务办公室（筹）”“天津市新工科教育联盟”“天津市新工科教育研究院”“天津大学新工科教育中心”在天津大学揭牌，切实提升了天津大学在工程教育界的影响力；2019年，发布新工科“天大方案”，该方案设计倡导以塑造未来为核心理念，以立德树人统领人才培养全过程，融合中国特色新文理教育、多学科交叉工程教育与个性化专业教育，致力于培养从工程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全链条的工程科技创新人才；同年4月，教育部在天津大学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天津大学成为全国新工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单位；并依托天津大学成立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统筹开展全国新工科建设。该中心作为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天津大学新工科教育改革、全国新工科教育培训交流的重要支撑单位与平台，与多所著名高校的工程教育研究机构、工业界的多家知名企业都有紧密的联系，致力于建构起新工科教育的中国标准、中国理论和中国范式。
2.工程教育科学研究
在工程教育科学研究上，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天津大学就注重工程实践探索与工程教育研究相结合，老校长李书田、李曙森、吴咏诗等非常注重开展工程教育研究，并取得了诸多引领中国工程教育改革发展的优秀成果。当下，天津大学依托全国新工科教育创新中心、天津大学新工科教育中心等平台，已开展大量工程教育的相关研究，并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诸如，完成《新工科教育2018》《新工科教育2019》《首批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优秀项目案例集》等书稿编纂；推进《面向未来的工程教育改革新范式》《中国新工科教育质量报告》等报告研制；推进中国工程院重大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大变局下工程教育治理体系研究”，该项目由天津大学校长金东寒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林忠钦院士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永生院士共同负责，汇聚了56位院士，近200名行业专家，聚焦工程教育领域的学生工程实践、工科教师培养与评价、工程教育质量评价，以及工程师治理等核心议题；支撑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管理与服务系统运营；发表《新工科建设的内涵与行动》《以新工科教育引领高等教育“质量革命”》《新工科建设发展与深化的思考》《深化拓展新工科建设 培养新时代卓越工程师》《面向2035的新工科人才核心素养结构研究》等诸多典型性学术成果。
3.工程教育创新实践
在工程教育创新实践上，已初步构建起跨学科、开放式的综合性人才培养平台。“天大方案”对综合性人才培养平台的整体思路进行了系统阐释，该平台强调要以“四融四合”和“六新”为基本理念，前者强调多主体的优势资源汇聚，即多学科交叉融合、校企融合协同、教研学融合和国内—国际合作；后者则强调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范式的全面革新，主要体现在理念（工程教育内涵、特征、规律等）、模式（多主体产教融合）、课程（项目式、模块化课程设计）、方法（基于新技术的新型教学方法）、内容（融合工程教育科技发展前沿）和标准（分层级、全过程的综合评价）的持续迭代与革新（如图1所示）。在具体实践上，天津大学从学科门类、导师团队、生源结构、研究领域和知识逻辑五要素出发，自2019年起，逐步搭建未来智能机器与系统平台、未来技术学院、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新工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平台等各类实体创新型人才培养组织平台，与传统的工科院系组织形成矩阵式架构，整合校内外各种优势资源，赋能卓越工程师培养。以天津大学在2019年首推的“未来智能机器与系统”校级平台为例，该平台以求是学部为建设主体，汇集智能与计算学部、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等多学科的优势，融合宣怀学院的创新创业教育智能，推进与腾讯、华为、恩智浦等多个国内外企业的深度协同，以期实现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的最大优势集成。除综合性人才培养平台改革外，学校聚焦人才培养改革的“落地最后一公里”，即着力构建以“三类五种项目”为核心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设计—建造—研发三类项目为主体，构建以课程项目、多学科团队项目、本科研究项目、课程组/群项目和毕业设计与研发项目为主干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有效提高学生的批判性能力、跨学科能力、自主创新能力等，为培养大批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卓越工程师奠定坚实基础。
图1 面向未来的跨学科与开放式平台设计架构
4.学科建设基础
在学科建设基础上，天津大学的教育学科源于20世纪初的师范班。2006年学校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我国首个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0年获批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8年获批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天津市第四批、第五批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同时，教育学院设有天津市首批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实验室——教育质量与学习科学实验室，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天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天津大学新工科教育研究所、天津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天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天津大学STEM与综合实践国际交流中心等诸多研究平台。目前已形成本—硕—博贯通的完整培养体系，涵盖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研究生教育学（自设）、学习科学与技术等二级学科的学科群，并基本形成学科背景多元、年龄结构合理和学术功底深厚的高水平研究团队。
总体而言，天津大学在工程教育实践与研究方面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并取得卓越成就，天津大学教育学科已具备的良好办学条件和丰富办学经验，能够很好地满足工程教育研究以学科建制形式开展的要求。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发展新模式、新方案，引领和支撑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天津大学在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下，在2022年率先设置工程教育学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点，将于2023年招收首届工程教育学博士生。
03
工程教育学学科建构的核心要素与推进路径
（一）以凝练学科发展方向引领发展
学科水平是高校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的最主要体现，而学科发展方向对高校自身推进工程教育学学科建设起着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新工科建设规划明确将建设主体分为工科优势高校、综合性高校和一般地方高校三类。[15]对于不同类型高校来说，工程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点与方向应有所侧重，但都应避免“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竞争模式和“贪大求全”的外延式扩张模式，应基于工程教育学学科规律、国家战略急需与社会发展需求综合研判，突出学科重点与特色，进而带动学校工科办学水平的全面持续提升。具体来看，一是在兼顾国家战略规划、高校学科建设和市场人才需求三重逻辑需求的基础上，系统构建以建设工程教育学学科群为核心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学科发展生态体系。二是努力促进工程教育学与教育学、工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专业的沟通与交流，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推进学科互涉与深度融合，有力推进工程教育学学科的集群式发展。三是要积极融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潮流，通过吸纳海外先进的工程教育理念和优势资源，加强与国际工程联盟（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Alliance）、美国工程教育协会等国际主流工程教育相关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有效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四是要建立健全工程教育学学科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工程教育学要在不断走向成熟中逐渐形成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良性生态格局，在评估中突出绩效导向，注重服务职能，不断循环迭代，最终形成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向。
（二）以加强课程与教学建设驱动发展
作为高等教育系统性变革的最后一公里，课程与教学同样是工程教育学学科建设能否顺利落地的核心环节和成败关键。在工程教育学课程与教学建设中，一是要借鉴国际工科教学中主流的教学模式，以项目式教学推动工程教育学人才培养从单向的知识传授向全方位能力提高模式转变。要强化OBE理念在工程教育学教学中的应用，通过制定具有高阶性的学习标准、营造互动式的师生交流文化、建立聚焦学生能力达成的评价机制、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以及反向设计教学环节等方式，[16]有效提升工程教育学教学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二是建构模块化的课程体系，给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工程教育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当前各高校并未建构起完善的学科课程体系。在未来课程体系设计中，要逐步建构起涵盖人文通识课程、工程科学通识课程、工程教育学基础课程、工程教育学核心课程、工程教育学实践课程、交叉学科课程等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贯穿到整个工程教育学人才培养环节中。三是加强工程教育学的学科教材与典型案例建设。应该针对工程教育学硕士、博士生培养的特点和现实需要，组织工程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队伍，逐步撰写学科相关的系列教材，并编制与科研训练、教学实践、人才培养等相关的典型案例。四是推进工程教育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改革。工程教育学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属性，因此在培养过程中应打破传统学校、学院与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制度设计上赋予学生课程选择、科研训练更大的自主选择权，以有效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与增强学生的批判力。
（三）以卓越研究人才培养赋能发展
在新工业革命持续背景下，未来的工程实践将具有更复杂、更智能、更抽象、更综合等特征，要把握未来工程科技的发展态势，综合研判社会对工程教育研究人才的实际需求，科学设计工程教育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强调全面掌握工程教育学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方法，要求能够独立开展工程教育学前沿问题的学术研究，进而培养能够高效地从事工程教育学的教学、管理和决策咨询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在工程教育学招生及培养过程中应对学生作特定要求，诸如，在研究态度上，要热爱工程教育研究事业，能够将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基础知识上，应基本掌握教育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与技术方法，能将其有效融合到工程教育研究之中；在文献阅读上，具有良好的文献查阅、文献整理与文献分析能力；在学术规范上，遵守开展工程教育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具备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学术修养；在基本能力上，能够深度参与诸多工程实践，观察工程教育问题产生机理与解决机制，逐步掌握工程教育研究的科研思维、实践思维、创新思维和拓展思维。总之，卓越工程教育研究人才的培养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性工作，不仅需要政府、高校与企业的内外深度协作，更需要各类型高校、院系与专业的协同配合。
（四）以多样化师资队伍建设助力发展
师资队伍的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工程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向度、力度与厚度，是推动工程教育学成为一流学科的关键性要素。工程教育学学科要建设规模合理、结构多元的高质量师资队伍，既需要政府与工业界的高度支持，也需要高校在工程教育学学科建设规划中做好顶层设计工作。首先，应建构工程教育学专职教师队伍为主，工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背景教师为辅的师资配置体系，并加强与不同学科背景教师的协作与交流。其次，要推进产学研深度协作，推动理论水平精深、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型队伍建设。工程教育学以工程领域的实践问题为重要研究对象，与传统文科有较大的不同之处，工程教育学的学科特色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教师的实践问题解决能力要求较高，因此要推动政府、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协作，协同提高教师科学研究理论能力与实践能力。进一步，可邀请工业界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或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工程教育学的授课教师与学生指导教师，切实推进研究人才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的有效对接。最后，应建立完善的教师评聘与激励机制。要以“破五唯”为指导思想，破除单纯以学术成果衡量教师业绩的传统做法，要防止工科“理科化”的倾向，要注重考核教师的教学能力、培养学生能力、智库服务能力等。[17]同时，要建构较为宽松的科研教学氛围，制定科学、合理的评聘与激励机制，从而真正驱动教师深度从事工程教育学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积极主动性。
（五）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推动发展
工程教育学学科研究重点应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企业发展急需或学科现实问题，整合教育学、工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理论，在借鉴国际相关成熟研究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基础上，扎根中国开展工程教育研究。工程教育学科学研究方向设计可重点考虑：一是综合运用教育学、管理学、经济学、工学等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深入地进行跨学科、跨领域、跨组织的研究，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二是依托高水平的纵向和横向研究项目，以参与国家重大工程教育改革战略制定、解决工业界现实瓶颈以及建构工程教育基础理论为己任，切实为推动工程教育改革提供有效解决方法。同时，从上文分析来看，工程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着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分野，且长期保持着一种协调均衡的发展态势。因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要推进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协同配合，共同形塑工程教育学学科研究方向的体系化、科学化。一方面，要基于宏观研究探索影响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微观研究，探究高等工程教育内部人才培养、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等方面存在的关键症结。
具体来看，目前工程教育学可聚焦以下研究领域：1.工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诸如，工程教育的本质、目的、原则、功能、结构、发展模式等；工程教育相关理论；工程教育学科建设；工程教育发展史；工程教育范式。2.工程教育政策与体系研究。诸如，工程教育体系构建；工程教育质量标准；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工程教育评估模式与方法；学科建设与评估；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程教育质量常态监测；学位论文质量和标准。3.工程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诸如，培养目标与理念、课程教学方式、课程教学手段、学习方式、课程评价、教材建设、工程实践、教师评价等。4.卓越工程师培养规律研究。诸如，卓越工程师能力评价标准、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注册工程师制度、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总的来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工程教育学应通过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工业界等多利益相关群体的协同配合，打造综合性的科研中心，培养卓越的工程教育研究人才，产出高水平的实效成果，逐步形塑和完善学科生态系统，进而为赋能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教育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略
本文系中国工程院重大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大变局下工程教育治理体系研究”（2022-XBZD-24）成果。
引用此文
胡德鑫.工程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动因、形成与推进——以天津大学为例[J]. 科教发展研究，2023，3（2）：90-109.
HU Dexin. The Motivation, Form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 A Case Study on Tianjin University[J].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Studies, 2023, 3(2): 90-109.
转自：“科教发展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