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哀帝建平元年，著名学者刘歆为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在皇帝的首肯下，与五经博士讲论经书大义。诸位博士不肯回应，一致反对他的倡议。刘歆愤然写下《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谴责众人抱残守缺，遭到当时名儒的怨恨与讪谤，最终以他畏罪请求外任收场。这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开启了中国经学史上一场历时两千多年的大论战。
读经辩论，1972年山东临沂吴白庄汉墓出土
为什么刘歆的倡议会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对呢？这要从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说起。博士官在战国末年即有儒生担任，教授弟子。秦始皇焚书之时，《诗经》《尚书》之类儒家经典皆严禁私藏，被全部烧毁，只有博士官手上能保留。汉兴延续秦制，亦置博士数十人。截至汉初，博士官中掌握诸子百家学问的皆有，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儒家思想成为唯一的官方正统学说，才开始只设立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是专门传授《易》《书》《诗》《礼》《春秋》每一经相关学问的官员，地位极为尊崇。比如申培公被武帝派使者用安车蒲轮驷马、束帛加璧恭请入朝；而公孙弘更是因为做《春秋》公羊学博士由白衣而至天子三公，封平津侯，俨然成为天下学子的人生楷模。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之下，修习、传播儒家经说的人自然多了起来。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传业者浸盛，支叶藩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武帝时对五经都设有博士，但每一经不止有一家学说，各家学说都可能被允许在太学教授，即所谓的“立于学官”。比如《诗经》有申培公之《鲁诗》、辕固生之《齐诗》及韩婴之《韩诗》，在文帝、景帝时期即已先后立博士。《春秋》公羊、谷梁两派的竞争则更为复杂，武帝时公羊家之董仲舒与谷梁家之瑕丘江公并立，但前者更加能言善辩，且有身居宰相之位的公孙弘撑腰，因此公羊大兴。谁知自幼学习《公羊春秋》的卫太子和后来的汉宣帝都更喜欢谷梁学说，加之谷梁派学者的持续运作，经过石渠阁议奏之后，谷梁学又大盛起来。当然，尽管学术和思想有所不同，但西汉时期这些并立于学官的师法、家法无一例外都属于今文经学。
《谷梁集解补注》
《春秋谷梁传》是完整流传到今天的一部今文经。其现存最早注本——东晋范宁所作的《春秋谷梁传集解》，是汉晋谷梁学的代表著作。
今文经的说法是相对于古文经的出现而产生的。汉初盛行的经学书籍多为先秦时期口头传授，历经秦火之后用隶书写定，这就是今文经；而一批劫余的用六国文字抄成的先秦古写本又陆续被发现，其主要来源是鲁共王破坏孔子旧宅时于墙壁中所得，以及河间献王从民间搜集后进献，这就是古文经。
鲁壁出书（场景复原）
书写字体的不同，是今古文经的核心差异，当然不同的经书写本可能又存在文字、语句、大段内容甚至整章整篇的差异，进而造成对经书说解的分歧。比如公元前689至前688年，鲁庄公联合齐、宋、陈、蔡四国违背周王意愿，护送外逃的卫惠公回到卫国，事成之后“齐人来归卫宝”，公羊、谷梁二家《春秋》经文皆如此作，即齐国人向鲁国归还卫国的宝器，公羊家进一步解释其实是卫人主动赠与的，只不过齐侯认为此事更多地仰赖了鲁侯之力，因而相让；谷梁家则认为经文的这种写法说明诸国反抗周王的不义之师是以齐国为首的，意在减轻鲁国的罪责；而古文经《左氏春秋》的经文此句作“齐人来归卫俘”，文字有异，为不同的解读提供了可能。
新发现的古文经书被献给朝廷之后便藏于秘府，罕有问津，直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群书，才得到重新发掘。刘歆本来从其父治《谷梁春秋》，但他喜好古学，认为《左氏春秋》也是直接解释《春秋》经文的，而且更接近圣人本义，因此希望将其立于学官。但这并非在公羊、谷梁之外新立一派学说那么简单，它关系着博士及其弟子的晋升通道，本已竞争激烈的今文博士自然不希望古文经再加入进来分一杯羹，所以极力排抵古文经学，造成了西汉今古文相争的局面。
东汉初年，立于学官的有十四家博士，皆属今文经学：《易》为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为大、小夏侯、欧阳氏三家，《诗》为鲁、齐、韩三家，《礼》为大、小戴二家，《春秋》为公羊之严、颜二家。其间古文经也曾得立，但时间都极为短暂。直到汉末灵帝时诸儒正定五经文字而刊熹平石经，所用仍皆为今文经。两汉时期官方层面今文经一直处于垄断地位，更与两汉之际的谶纬之学勾连起来，干预现实政治，但今古文两派的争论始终没有消歇。与此同时在民间，费氏《易》、《古文尚书》、《毛诗》、《左传》等古文经学已逐渐兴起，卫宏、贾逵、郑兴、郑众、许慎、马融、卢植等一批古文名家在学术上占领上风。直到郑玄这样遍治群经、学兼今古的大儒出现，引领了汉末“郑学小一统”的局面。
《礼记注》
《礼记》一般指西汉戴胜编纂的《小戴礼记》。东汉大儒郑玄作注，奠定了其与《周礼》《仪礼》并立为“三礼”的经学史尊崇地位。郑玄《礼记注》也是他会通今古文经学的集成之作。
魏晋以后，王肃、王弼、杜预、范宁、郭璞等人继续推引古学，为古文经作注，三体石经兼收古文，古文经学全面兴起。晋室南渡以后，各家今文经基本都完全失传或者处于有书无师的状态，东汉的今文十四博士无一立于学官，今古文之争以今文经学的衰亡暂告一段落。
《韩诗外传集释》
西汉盛行一时的鲁、齐、韩三家《诗》学著作在魏晋时期散佚殆尽，仅剩下《韩诗》的《外传》流传至今。然而《韩诗外传》一般叙事在先，引《诗经》之语作结在后，与《内传》直接解释《诗经》的体例大为不同。
此后直至清代，今文经学一直相对沉寂。乾隆年间编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最早对西汉以来两千年经学发展的历史进行总结，概括为：“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汉以后直至唐代，虽然也受到玄学与佛教的影响，但经学发展总体上比较朴素致实，紧扣经文，注重名物考释和章句训诂，即所谓“汉学”；而宋代以后在理学和心学思潮的影响下，学者解经更加注重义理阐释和思想推演，敢于疑经辨古，明代“六经注我”的风气尤甚，即所谓“宋学”。汉学与宋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解经思路，互有优劣。汉宋之争历时长久，是中国古代经学史的主要矛盾。
《春秋集注》
张洽为朱熹门人，其所著《春秋集注》汇集由汉至宋二十余家《春秋》说解，并以己意为之调和、折中，是朱子学派《春秋》学的扛鼎之作，甚至成为明初科举考试的钦定范本而立于学官，堪称宋学的典范著作。
清初以降，学者反思宋学空疏的弊病，对经文的考证、训诂重新重视起来。到乾隆中期，汉学俨为学术主流，“凡古皆真，凡汉皆好”，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乾嘉学者在钻研汉晋古文经学之余，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已退居次要地位千余年的今文经学，由东汉而西汉，以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常州学派学者为先导。
《春秋正辞笺》
庄存与重振公羊学而力攻《左传》，摒弃名物训诂而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其成果汇集于《春秋正辞》一书，被梁启超称为清代“公羊学之初祖”。
与古文经学强调章句训诂不同，今文经说本就认为六经皆孔子寄寓“微言大义”的托古改制之作，因而善于将解经与社会治理和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倡导经世致用。晚清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纷纷将公羊学说引为推进议政改良、变法革新运动的思想依据。而在经学研究领域，亦有邵懿辰、王闿运、戴望、皮锡瑞、崔适等人为后劲，使得今文经学在清代中后期别开生面。
《尚书大传疏证》
西汉今文《尚书》学出自济南伏生所授。《尚书大传》是《尚书》现存最早的传文，相传为伏生著。晚清皮锡瑞以治今文经学知名，且敬慕伏生，自署居所为“师伏堂”，于《尚书》用功甚勤，其辑佚和疏证为《尚书大传》最善之本。
从西汉到晚清，历时两千余年的今古文之争始终不限于学术争鸣的范畴，而是政治利益的争夺，既关系着“禄利之路”，又关系着“经邦之途”，因而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来源：中华书局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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