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北宋宝元元年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左仆射兼中书侍郎。神宗时期，为变法反对派的领袖，退居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在政治上，司马光是北宋非常重要的中央官员，在立英宗为皇子、濮议、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学术上，以他为代表的涑水之学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学术流派。此外，他在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也毫不逊色，称得上是出色的经学家、音韵学家、古文家、诗人、诗论家。
由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司马光全集》陆续出版，目前已推出《易说 书仪 中庸大学广义 古文孝经指解》《资治通鉴考异（全二册）》《稽古录》《涑水记闻 温公手录 温公日录》《家范 法言集注 太玄集注 潜虚 老子道德论述要》《宋司马文正公年谱 司马光资料汇编》，今摘选《司马光全集》前言，以飨读者。
《司马光全集》前言
文/王水照
十一世纪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人才井喷的时代，以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为代表的一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纷纷涌现。他们都是集官僚、学者、文人于一身的科举士大夫，在政治、思想、文学诸方面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恢弘格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批新型的科举士大夫既具时代共性，兼综“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苏轼《送章子平诗叙》），与前代单向性士人很不相同；同时又颇具鲜明个性，从禀赋性格、行事作派到政治理念、文化建树都展现出丰富多姿的样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和形象。其中司马光就更多地以政治家和史学家而为人所熟知，他是“旧党”领袖，是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作者；此外，他在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也绝不逊色于同侪，同样称得上是出色的经学家、音韵学家、古文家、诗人、诗论家。他留下各类著作近二十种，广涉四部，牢笼百氏；各类文章九百余篇，诗歌一千二百多首，风格醇雅，卓然成家。他全方位的超迈贡献，冠绝一代，彪炳史册，堪称十一世纪中国的文化巨人。
司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的祖父炫、父亲池都以进士入仕，司马池甚至累官至尚书吏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就是出身于这样的仕宦之家，这对他的文化习得和性格养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人生履历来看，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仁宗宝元元年（一〇三八）入仕前的学习期，主要是随父游宦光州、寿州、遂州、耀州、利州、京城各地，钻研典籍，积累学养。受家庭的影响，司马光养成了不喜华靡的生活作风、沉潜执着的处世性格，青少年时期所为文章“文辞醇深，有西汉风”（苏轼《司马温公行状》），已初露峥嵘。第二阶段是入仕（一〇三八）后到宋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王安石变法前，这是作为官员的司马光的成长和成熟期。仁宗朝初仕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公事，后历大理评事、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累迁并州通判、开封府推官，为天章阁待制、起居舍人、知谏院。英宗朝进龙图阁直学士，判吏部流内铨。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除御史中丞，权知审官院。这样的经历，虽与其他高级官僚的成长历程没有太大不同，但因为际遇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作为反对派领袖的形象开始凸显。第三阶段是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到元祐复出为相卒于任上，这是司马光长期远离政治中心的时期，是他政治思想上的沉淀期和文化创造上的丰收期。先是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后又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长达十五年之久，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即在编纂《资治通鉴》，该书凝聚了他毕生心血，也是其为政思想和史学造诣的主要载体，奠定了他杰出史家的地位。
司马光生前最让人瞩目的身份即是“旧党”领袖。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上，他充分展现出“司马牛”的坚韧与果决，“自议新法，始终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皆前叛后附，或出或入”（《类苑》卷八），王安石的这一断语斩截明了，基本符合事实。对于朝政利弊、时局消息，司马光早已有自己的判断。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八月，他即以谏官身份向仁宗皇帝呈进了《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篇文章，合称“五规”，并撰《进五规状》，认为这五者“皆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对政局的看法。司马光指出：“祖宗开业之艰难，国家致治之光美，难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业》。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为功；颓坏之势，从而救之者难为力，故作《惜时》。道前定则不穷，事前定则不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作《远谋》。燎原之火，生于荧荧；怀山之冰，漏于涓涓，故作《重微》。象龙不足以致雨，画饼不足以疗饥。华而不实，无益于治，故作《务实》。”此五者层层递进，既指出当前国家面临的问题，又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解决之道的认识。尤其是在《惜时》篇谈道：“凡守太平之业者，其术无它，如守巨室而已。……夫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墉也；甲兵者，关键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败之以谗谄，则世世相承，无有穷期。”这篇文章的关键词即是“守”。面对北宋建国八十余年的基业，如何能坐稳守成，是司马光的用心所在。在他看来，当下虽时局太平，然危机潜隐，重在谨慎地守好规矩，“礼法”是国家柱石，守住“祖宗之成法”才能“世世相承，无有穷期”，获得长治久安。他的这一治国思路与其思想底色密切相关。司马光服膺儒学，推崇中和之道，维护传统礼制，为人为政都很强调“诚”字，陈瓘所言“温公之学，主之以诚”（《宋元学案》卷八《涑水学案下》）总结得很到位。这就让他在对待国家礼法制度上表现得谨小慎微，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迈宣言形成鲜明对比。他希望所进“五规”，能提醒皇帝在“守成”的基础上有所作为。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司马光完全反对革新旧弊。他在解析《易·系辞》时即言：“法久必弊，为民厌倦。变而民莫之知。圣人守道不守法，故能通变。”也就是说，只要守住儒家先王之“道”，具体的“法”是可以变的，而且也是必须变的。“法”随时而动，要符合实际，得其所宜，所谓“事无常时，务在得宜；知宜而通，惟谊之功”（《潜虚·宜》）。司马光认可这样的因革观，“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下乃驯。……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笵也。矩笵之动，成败之效也”（《法言集注·问道篇》），将继承和革新的相辅相成看作国家治理的“矩范”。他的这些观点都不只是停留在思想观念层面，而是付诸言行的。比如对于北宋愈演愈烈的冗官冗费问题，司马光就曾多次向皇帝进谏。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七月，司马光因对朝廷不问官职高下、亲疏远近，一例推恩的做法不满，上奏：“此盖国初承五代姑息藩镇之弊，故有此例。后来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国家爵禄，本待贤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无故受官，诚为太滥。”（文集卷二六《论进贺表恩泽札子》）熙宁元年（一〇六八）七月又上札子云：“方今国用所以不足者，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积以岁月，庶几有效。”（文集卷三九《辞免裁减国用札子》）对当时国家潜藏的危机，都分析得非常清楚，希望皇帝能够改变这一造成大量财物浪费的做法，并救滥官之失。诸如此类的革新建议，时见其文。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笼统地给司马光贴上“守旧派”或“顽固派”的标签。诚如蒙文通所言：“宋之法不可以不变，而荆公之变尚未为得，温公、苏轼、韩、吕之流亦莫不主于变，乃计议之无当与荆公等，未可以遽为优劣也。”（《北宋变法论稿》）当时各家都有一套自己的政治理念，都有要求变革的呼声，只是在变什么、变多少、如何变、谁来变等问题上取舍侧重不同而已。而从变更旧制的幅度来看，与其说司马光为“保守派”，不如说王安石为“激进派”更准确。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元年对皇帝之问，呈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篇文章在肯定仁宗政治的前提下，以卓越的胆识敏锐地条陈了当时宋王朝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社会诸多方面的问题，甚至认为“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把偶然性视为宋朝百年无事的重要因素，而将制度人事之努力置于次要位置，这一看法实则体现出他对现实政治制度的否定。若与司马光的“五规”相较，王安石的系统性改革无疑极为迫切和彻底。王安石变法以“理财”和“整军”为两大目标，全面重新擘画了国家治理框架，并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执行落实。他的经济思想，重在“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调动人们的劳动创造力，向自然界开发资源，创造财富，以达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将开源和节流相结合。司马光则以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司马光《温公手录·迩英奏对录》），认为财富总量是不变的常数，更聚焦于财富的分配问题。这些根本性的思想矛盾，加剧了两个人对时局判断的分歧。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的变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文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显然已不是简单的“变法”，而是“弃道”，而“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同上）？这种弃道式的“变法”，司马光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即使皇帝支持，他也无法接受。正是在王安石激进的作派刺激下，司马光对待变法的态度也变得愈来愈坚定，愈来愈不容其异。
将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对待“新法”的态度作一对比，适能见出三人各自为政、为人的思想特性。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态度都是一以贯之而不肯退让的，这就造成了他们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偏向意气用事的一端，反倒是未曾位极人臣的苏轼更能与时俱进、取其所宜。苏轼早年在他的进策中针对“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也尝试提出了改革主张。等到王安石推行新政，他连续上呈了“万言书”与《再论时政书》，公开提出反新法的政治纲领，即“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他把新法比为“毒药”，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要求皇帝不要“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及至元祐时期，司马光等全面废除新法，苏轼又从某些新法的实际积极效果出发，反对司马光所为，成为维护免役法阵营的代表。苏轼态度的前后变化是他坚守“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政治操守的结果，自然也有其思想的根源。荆公、温公、东坡三人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的，但苏轼显然杂有纵横家的色彩，善于因时因势而变，以求其所适；王安石偏于法家，他希望通过改变制度来达到实现政治理想的目的；司马光则不然，他更看重人的因素，认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温公手录·迩英读资治通鉴录》），只有得其人，才可能有善法，也才能行善法，强调人的关键作用，这一点堪称坚守了儒家本色。总的来说，他们三人的政治主张和实践，是个人禀赋才性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结晶，其实际效果也各有所得、各有所失，难以截然轩轾；但三人都非谋一己私利，都具君子之德行操守，则是可以肯定的。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直接影响了《资治通鉴》的编纂。这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史学巨制，将战国至五代（公元前四〇三年—公元九五九年）一千三百六十余年的历史加以剪裁润色、考订编年，“博而得其要，简而周其事”（《资治通鉴序》），达到了极高的造诣，乃我国编年体史书的不朽典范。此书是在“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资治通鉴》“魏文帝皇初二年”）的编纂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其现实政治意义不容忽视。《通鉴》以三家分晋开篇，司马光议论道：“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这一论述显然蕴含了作者对当时政局的判断，尤其是对国家礼制纲纪的维护之意。在此后大量“臣光曰”中，对国家纲纪亦可谓三致意焉，与他在现实中的反变法姿态是相呼应的。我们当然没必要将此书的体例及其对史料的着墨剪裁，处处都看作具有现实的政治指向，但将其放置于司马光因“新旧党争”而退居洛阳、远离政治中心的历史语境中去审视，仍是理解此书意涵不可或缺的维度。他的另一些史部著作，如《稽古录》、《涑水记闻》在史识史断之外，也具有特别的史料价值，呈现出司马光史学体系的重要一隅。作为一个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能以“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资治通鉴》“魏文帝皇初二年”）作为他编书记事的准绳，秉笔直书，略无忌讳，显示出可贵的良史精神。
司马光在经子方面多有著述，这些书中所包蕴的学术思想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易说》以义理解经，不袭成辞，虽非体大思精之作，且今本多有散佚，但该书“于古今事务之情状，无不贯彻疏通，推阐深至”（《四库全书总目·易说提要》），其中对一些根本性哲学命题的探讨，影响了后来道学的发展。与此相贯通的是《潜虚》一书，这部象数之作开篇就表达了司马光对世界本质的看法，提出了“虚”与“气”两个范畴，其易学宇宙观颇有时代特性。在《法言集注》和《太玄集注》中，司马光借助注释扬雄两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司马光非常推重扬雄，认为：“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说玄》）将扬雄置于孟子和荀子之上，在儒家诸子脉络中地位崇高。这一认知取向，也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留下了强烈的印痕。扬雄指斥“申韩之术，不仁之至”，司马光即加以发挥：“礼乐可以安固万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输劫一时，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则同，其为奸、正则异矣。”（《法言集注·问道篇》）对以申、韩为代表的刑名法术多加否定，而特别重视礼乐之于国家秩序的奠基性。司马光借助注疏之体，对经子诸说加以释疑祛惑，融会贯通，既注重字词之辨析，更善于掘发其意义，甚至借注讽时，表达思考，这些经子注疏中的议论构成了司马光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其政治主张密切相关。他的《家范》和《书仪》以日常伦理规范为旨归，折射出的正是司马光建立稳定的人伦道德秩序的努力，是其礼治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另一种实现形式。总的来说，司马光的经子著述虽未呈现出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但其脉络理路俨然自具特色而独成一派。
司马光不以文学名家，他自己曾言“至于属文，实非所长”（文集卷十七《辞修注第三状》），然客观来看其文学造诣堪称超迈，推为一大作手毫无愧色。仅《资治通鉴》作为叙事之文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就不容小觑，或可媲美《史记》，而与司马迁并称“两司马”，更勿说其别集所载诗文。明人马峦在《司马温公年谱》中说“温公之文不在六家之下，而不与并称者，德业掩之耳”，将其文名不著归因于德业太盛，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散文尤其是大量的政论文，说理论事，精深透彻，不激不随，风格醇茂，和平正肃，洵有西汉文章之风。他主张文有益于世，推崇“辞达而已矣”的为文旨趣，认为“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文集卷六十《答孔文仲司户书》），苏轼论其作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司马温公行状》），想必可获其首肯。他虽然自谦“光素无文，于诗尤拙”（文集卷六十《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实则诗歌创作众体兼备，文质相焕，或精工闲澹，或寄兴悠远，颇显君子之风，时有忧时之慨，而洛阳时期诸作，写景书怀，情态摇曳，允得骚人之旨。司马光有感于欧阳修《诗话》之趣，因撰《续诗话》补其未备，所重仍与《六一诗话》相近，乃在诗之本事，偶有谈艺妙解，可窥温公诗学卓识。至于存词数篇，胥得小词本色，亦一时风气使然。
今将司马光除《资治通鉴》外的所有作品汇聚于一编，庶几可让大家全面立体地了解这位文化巨人的贡献和地位。诸书版本与整理情况，见附各书之前，兹不赘述。
王水照
二〇二三年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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