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 ，作者程曼丽
编者按
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生产力的飞跃。前三次科技革命 （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主要是动力赋能和信息赋能，扩展（或替代）的是人类的体力，第四次科技革命（智能革命）是机器智慧赋能，主要扩展（或替代）的是人类的智力。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程曼丽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7期刊文，认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爆点，它对现有职业的替代不是一般水平的替代，而是最高智能（智力、能力）的替代，ChatGPT及GPT-4的展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者认为，人工智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如冲击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政治安全风险、造成平均化的趋势、进一步拉大国家之间的距离等。在人工智能的全球竞争中，我国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通过人工智能建立发展优势、加快创新步伐，实现由技术跟跑到技术引领的转变。
ChatGPT（以及GPT-4）的横空出世，无异于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从技术角度看，它掀起了人工智能的新浪潮（一系列类ChatGPT产品接踵而至）；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它成为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爆点。
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生产力的飞跃，通常被称为“四次工业革命”。由于工业革命是科学与技术交叉推动的结果，因此，工业革命也被称为“科学技术革命”（或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与英国产业革命同时发生，它以纺织机械的革新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实现了工业生产由手工工具到机械化、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蒸汽机的应用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一个伟大突破。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不同于人力、畜力、水利的全新动能，使人的双手得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次科技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力的发明为标志。19世纪最后30年，发电机、内燃机、蒸汽涡轮的出现，以及以新型发动机为基础的电车、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的应用，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次科技革命中，电作为一种可利用的能源，成为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高效生产、生活的条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还开创了以电为载体快速传递信息的新纪元。电报、电话出现后，“马拉松式”“驿站式”“烽火台式”古老、落后的通信手段成为历史，人类进入了新的电气化时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40年代―60年代）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主要标志，是涉及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及各种“人-机控制系统”的形成，使生产的自动化、办公室的自动化和家庭生活的自动化（即“三A”革命）得以实现，人类社会开始从电气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这次革命不仅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水平，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大大解放了人类自身，实现了从体力解放到脑力解放的跨越。可以说，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两次革命。
第四次科技革命（20世纪80年代―）是指由人工智能、物联网、生命科学、新能源、虚拟现实等一系列创新技术引领的范式变革。其中，人工智能被广泛认为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基石，并将成为此次革命最大的推动力。人工智能是电子计算机的前沿科技领域，主要研究如何用计算机去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以及如何设计和制造具有高智能水平的计算机应用系统。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现实世界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如自动驾驶、智能家居，以及为数字化虚拟世界（元宇宙）提供技术支持。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智慧融物，还可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从而产生远超于人类个体的智慧能量。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全新的智能化时代。
上述四次科技革命，前三次革命已经完成，第四次革命方兴未艾。四次科技革命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是通过创新生产技术和劳动手段降低生产中的物耗与能耗，大幅度提高劳动效率和社会生产力。不同之处是：前三次科技革命（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主要是动力赋能和信息赋能，扩展（或替代）的是人类的体力；信息革命虽然延伸了人类的脑力，但它主要扩展和强化了人的信息器官功能。第四次科技革命（智能革命）是机器智慧赋能，主要扩展（或替代）的是人类的智力。与人脑相比，人工智能算法应对数值和符号计算更加精确快速、稳定可靠，特别是对于有确定规则的计算问题，人工智能可以远远超出人脑的计算速度，也更容易找到最优的解答方案。从目前的情况看，人工智能在许多方面都有超越人脑的表现，ChatGPT及GPT-4的展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三次。
因为计算机的信息存储量和运算速度都亿倍于人脑，从理论上说，它在哪方面模拟人脑的机制，就能在哪方面超越人类，甚至取代人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恐惧与担忧。1997年5月，IBM公司研制的深蓝（DEEP BLUE）计算机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洛夫（Kasparov）；2016年3月9日谷歌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AlphaGo）以四比一战胜九段高手李世石，更是持续引发了有关人类创造物与自身关系的深层讨论。
今天，ChatGPT以其最先进的聊天机器人的身份遽然而至，令世人震惊。毕竟，人工智能概念提出几十年来，除了科幻电影中的各种想象之外，普通用户没有机会接触这项技术，他们只是被动充当接受者的角色而没有被纳入深度交互之中。ChatGPT的推出，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拓展感知空间和知识空间，且可以深度交流的机会，使他们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由“幕后”转向“台前”，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将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及各个领域，而以ChatGPT为引爆点，第四次科技革命也将进入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对人类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科技革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人类初衷，由此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蒸汽机的发明使机器代替人工后，英国曾经出现了大规模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电气时代（“摩登时代”）工人们也对自动化流水线和资本家的压榨、摧残深恶痛绝。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ChatGPT）已经部分形成对人类的替代，特别是在人类引以为傲的人文智慧领域，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重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开始全面融入人类生产生活，以及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加速实现，第四次科技革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带来哪些问题与挑战，应当如何面对以及未雨绸缪？
第一，人工智能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前三次科技革命主要替代人的体力劳动不同，第四次科技革命主要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人脑是意识的物质载体，人工智能则可以模拟人的意识、思维过程，因此，对于它来说，基于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即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着的观念、观点等）是与生俱来的。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属性具体表现在设计、制造人工智能的人类主体的价值选择、价值实践等一系列活动之中。“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工智能始终还是为人类主体所建构和制约的，这种特点决定人的主体价值包括社会价值观念必定融入整个设计过程之中，这些价值观念会随设计过程的完成而发生作用。”
例如，随着用户对ChatGPT的大量测试，他们发现ChatGPT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中立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而是在事实呈现上有所选择，在价值判断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既体现在对美国前任、现任总统截然不同的评价上，也体现在对同一事件所持有的双重标准上。如问：“中国的民用气球飘到美国，美国可不可以将其击落？”答：“美国军方有权击落该气球。”问：“美国的民用气球飘到中国，中国可不可以将其击落？”答：“如果民用气球飘到中国领空，并未造成危险，那么中国不能击落它。”试想，如果将这种带有意识形态倾向性的文本作为标准答案推送，必然会在思想文化领域遮蔽差异性和多样性，形成话语上的支配性与排他性，最终导致对其他文化、文明的不公平、不公正对待。当然，明确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属性，并不是要把二者简单等同起来，而是意在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可能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我们要对其保持应有的理性与警觉。
第二，人工智能需要确立规则与标准。随着ChatGPT这一现象级AI产品的问世，它背后潜藏着的法律和道德伦理隐患也逐渐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与重视。围绕ChatGPT有可能出现的法律、道德伦理风险，目前人们关注比较多的是知识产权侵权、生成和传播虚假信息、数据隐私和商业机密泄露等问题。
此外，使用ChatGPT所带来的学术不端和作弊等问题也引起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重视。针对这些问题，各国政府以及重要的国际组织纷纷发布相关政策或引导性的文件，以期在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同时，预防其应用所带来的风险。
事实上，ChatGPT除了具有法律、道德伦理方面的风险之外，还存在着政治安全风险。如前所述，人工智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既然如此，政治安全隐患就是不可避免的。首先，人工智能既可能被某些国家、组织机构或个人用来有意识地威胁国家安全，也可能由于技术失控或误用、滥用而产生溢出风险，给国家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其次，日趋激烈的国际技术竞争会导致国际政治竞争的进一步加剧，从而使两极或多极对抗的可能性上升。部分发达国家近年来通过限制芯片等举措遏制发展中国家科技产业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当ChatGPT等大模型以公开或隐蔽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并蓄意就某一政治事件输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错误事实时，如果政府部门缺乏监管措施，不能及时进行分辨处理，在公众间广泛传播的错误信息就会造成严重的意识形态风险。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使用过程中的风险监管以及系统漏洞的应对和处置就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建立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规则与标准，降低其带来的风险也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人工智能带来平均化趋向。在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过程中，机器学习具有重要意义，深度学习就建立在机器学习的基础上。深度学习通过对人脑活动建模并将其应用于人工决策或其他认知活动，使人工智能具有复制人类思维的功能。ChatGPT即是如此。虽然目前的ChatGPT还不是最高版本，数据有待更新，一些答案也不尽如人意，但是它的逻辑思维和对资料的整合能力却明显高于人类个体。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2022年12月27日，美国西北大学的Catherine Gao等人在预印本bioRxiv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Catherine Gao领导的研究团队使用ChatGPT生成论文摘要，以测试科学家是否能够发现，结果是这篇摘要顺利通过了论文剽窃检查，原创性得分为100%。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ChatGPT已经具有提供最佳智能文本的能力，甚至可以说，它对人类的最高智慧产生了某种替代，这是机器替代人工的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因标准的建立而减少对劳动者个体的关照：大机器生产制造了标准化的工业流水线，它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对于个体劳动者技术、技巧、工艺水平的要求；阿尔法围棋（AlphaGo）通过强化学习和百万级的对弈训练将围棋水平提高到人类难以超越的高度，在这一“最高”标准之下，个体棋手的战略战术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样，经过深度学习和不断升级，ChatGPT生产的文本、答案在形成智慧成果的同时，也提供了格式化、范式化的标准。标准化就是平均化，平均化则有可能忽略个体的能动性，使人产生思维懒惰和心理依赖，进而导致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降低。就人类文明延续和社会发展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第四，人工智能需要高新技术支撑。人工智能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高科技领域，它一直伴随着半导体芯片技术的演进过程。20世纪90年代，贝尔实验室开发出可以通过训练来识别手写邮政编码的神经网络，但在那个时期，训练一个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需要3天时间，因而无法投入使用。而硬件计算能力的不足，也导致了当时AI科技泡沫的破灭。ChatGPT以大模型敲开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大门，随着ChatGPT应用的持续展开，人工智能很快成为全球科技企业逐鹿的焦点——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纷纷拉开大模型训练的序幕，英伟达、AMD（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英特尔等底层算力巨头也大大提升了AI的发展速度。
以算力芯片为核心的硬件基础设施是ChatGPT的基石，它同时呼唤着高性能的存储芯片（HBM）。为了满足大模型应用的巨大算力需求，2020年以来国际上的头部厂商争先恐后加速AI芯片的布局。AI芯片先行者是英伟达，其在2017年即发布特斯拉V100芯片（后又研发适配ChatGPT的A100）。2020年以来，英特尔、AMD纷纷跟进发布AI芯片，并在2022年、2023年接连发布新款AI芯片，推进节奏明显加快。目前AI芯片主要被国际厂商垄断，尤其被英特尔和AMD垄断。根据Counterpoint数据，在2022年全球数据中心CPU市场中，英特尔以70.77%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AMD以19.84%的份额紧随其后，剩余厂商仅占据9.39%的市场份额。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人工智能所需要的高性能芯片，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制造业水平密切相关，谁在这个领域占据制高点，谁就可以在新技术产业发展中获得红利，从而也就获得了对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和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技术迭代，它还是一个新的赛道——未来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赛道。
第五，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拉大国家之间的距离。当今世界，人工智能（AI）已经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医疗、交通、金融、能源等各个领域，它有助于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但是，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背景下，这些往往只能让那些领跑AI技术的发达国家获得竞争优势，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并不具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和高科技职业能力，对技能需求比较低的工种一旦被人工智能取代，就会产生严重后果。
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新技术将会使更多投资转向已经实现智能化的发达经济体，从而拉大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这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情况产生不利影响。具体来说，对欠发达经济体的传统优势——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产生替代而非补充作用。发展中国家只有比以往更积极地加大投资，提高总体生产率和工人技能水平，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形成补充而非替代作用，但这并不是一件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发生转变的事情。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政策，通过共享大国科技发展的先进成果与时俱进，做好应用端。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追随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在技术应用上处于被动境地，在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方面失去主导性。这也充分说明，在当下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既有资源和劳动力的质量，更取决于其技术水平的高低。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快速进入人工智能技术轨道，它将会被其他国家甩在身后，这必然会导致其经济萎缩、就业机会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诸多问题的出现，它与其他国家的距离无疑也会进一步拉大。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爆点，它对现有职业的替代不是一般水平的替代，而是最高智能（智力、能力）的替代。而最高智能则需要一系列物质基础的支撑（包括经济水平、教育程度、知识获取能力等），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革命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当前，我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涵盖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其中，科技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小觑。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是中国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起点。在人工智能的全球竞争中，我国应利用自身制度及资源优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通过人工智能建立发展优势、加快创新步伐，实现由技术跟跑到技术引领的转变。
（载本刊2023年第7期“深观察”专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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