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球传媒学刊 ，作者邱林川 周树华等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国际视点—亚太传播”专栏。
作者
邱林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
周树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Leonard H.Goldenson讲席教授。
罗威娜·卡普隆·雷耶斯：菲律宾远东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传播学系教授。
多里安·卡尔蒂卡万吉：印尼阿德玛嘉雅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赵盛谦：韩国忠南国立大学传播学系教授、亚洲舆论研究与合作中心（CAPORCI）主任。
概要
【摘 要】本文根据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北京2022年会下设的“亚太地区传播研究”专题会议讨论内容编译，与会代表来自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的国家传播学协会和专业学术组织，共同讨论了亚太不同地区的传播学者在联系与合作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与会嘉宾回顾梳理了亚太传播研究的过往发展和当今现状，展望了未来的合作方向。
【关键词】APCA；合作；圆桌讨论
邱林川：欢迎各位嘉宾参加由亚太传播学会联盟（APCA）所组织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专题会议，会议于北京举办，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亚洲！这是一个特别的主题——你们先前或曾听闻过APCA，它是一个亚太地区国家级传播学协会和专业学术协会的区域性联盟，包含今天各位成员所代表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
我是邱林川，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今天我们有四位与会嘉宾，包括来自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的赵盛谦（Sung Kyum Cho）教授，他同时也是APCA非常重要的姊妹组织亚洲舆论学会（Asian Network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ANPOR）的前任会长。此外与会的还有来自印尼阿德玛嘉雅大学的多里安·卡尔蒂卡万吉（Dorien Kartikawangi）教授，菲律宾远东大学的罗威娜·卡普隆·雷耶斯（Rowena Capulong Reyes）教授以及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周树华教授，周教授也是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的前任会长。
我准备了四个问题供大家讨论。首先，因为今天的部分听众可能对亚洲不同国家的传播研究有哪些类型了解不够，所以我们把小组的主题定为“当今亚太地区的传播研究”。通常，我们把亚太称为亚太地区，好像只有一个系统，但是我们主题“regions”中的复数表明研究来自不同的国家背景，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也可能有不同类型的传播研究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区域进行。让我们用会议的前五分钟介绍一下传播学研究的类型，以及它如何反映该国家、地区的文化特征，而后我们这个小组的大部分时间将用于讨论APCA、IAMCR的联系与合作及其他事项。
由此让我们从周树华教授开始。
周树华：好的，我在思考关于整个APCA以及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这更像是一个区域性的思考，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机会，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当我们提到有什么样的传播研究课题时，我觉得最好从挑战开始谈。简单来说，APCA2018年成立，然后我们开了几个会，之后，新冠疫情就来了。有很多朋友对我们这个组织能做的事情表示乐观，但疫情发生之后，会议都不能线下举行，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阻碍。
在APCA，我们总是得考虑如何去调动不同协会的资源。这一直是一个挑战。首先，每个国家的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章程，有自己的优先事项，而且他们有不同的财政或人力资源支持，这需要我们的协调，然而疫情的出现对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在这次谈话中，我试图思考可能有哪些机会，有哪些挑战，特别是有哪些真正可行的事。我们可能有很多伟大的想法，希望亚太国家能进行合作，并做出一些成果，但最后，我认为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什么是可行的？
在需求方面，我们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传播学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学界对亚太地区的传播背景、传播理论、传播实践的关注度还不够。作为来自APCA或其他不同协会的人，或作为来自IAMCR的人，我们能做的事情有哪些？我们想到了编辑出版书籍和期刊，当然，也可以举办学术会议进行研究合作。
我们考虑的另一件事是：是否有教育机会？比如分享教育资源，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机构的教授派往亚太国家的不同大学，我想这是有可能性的。
最后，我们试图思考这些研究与合作如何在传播领域作出贡献。比如说，我们如何引导关于传播学问题的讨论？我们如何创造研究和教育机会？这并不能只是一个人的想法，而必须形成一个合作的网络。我很高兴看到像邱林川教授这样的人，他们一直在努力为此进行组织和协调的工作。
我也在考虑不同形式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做一个书籍项目或杂志的特刊，疫情肯定是一个好话题。例如，不同国家如何应对疾病的传播？他们如何处理疫苗等方面的传播？这可能是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讨论的共同话题。如果不同地区和国家有着不同的研究结果，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如今，极化是一个重大话题。我们看到，极化已经在美国、欧洲和许多亚洲国家扩展得非常极端，这也是一种话题上的可能性。当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合作研究的话题。
我可以参与类似这样的研究项目。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些更普遍、更常规的传播主题，比如在过去10年迅速发展的社交媒体，我们也许可以做一本关于亚太国家社交媒体的书，或者关于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的书，诸如此类。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些想法。但更重要的是，我想再次回到：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可以做到的？我想听听我们的讨论嘉宾关于可能性的想法。
邱林川：非常感谢树华。对于不熟悉APCA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介绍。从你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有非常多的相似性，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在关注诸如新数字技术、新冠大流行期间的传播等议题。在转到下一个小组成员发言前，因为我先前要求大家阐述国家背景，请允许我用半分钟时间谈谈中国的传播研究，供那些不熟悉但想更多了解中国媒介和传播研究的学者参考。
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传播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分析媒介现象是中国媒介理论的一个基本方面。其次，研究聚焦于从中国角度讲故事，或者说“讲中国故事”。第三个主题是中国的媒体走出去，“一带一路”又称“一带一路”倡议，树华教授也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一带一路”的独特方式或者从中国视角讲故事，在今天大多数都是基于数字媒体展开的。
接下来罗威娜教授将向我们介绍菲律宾的传播研究，然后我们再来谈谈合作、挑战和机遇，这是树华教授提出的非常重要的考量。
罗威娜：我是菲律宾远东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威娜，同时也是菲律宾传播教育家协会（Philippine Association of Communication Educators，PACE）的执行委员。很高兴能成为“亚太地区传播研究：文化、联系与合作”讨论组的一员，让我有机会与大家分享菲律宾的经验，以及一些由菲律宾强大和活跃的传播研究组织所开展的值得注意的研究工作。
正如前高等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on Higher Education，CHED）主席伊曼纽尔·安吉列斯（Emmanuel Angeles）所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大学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知识的创造者、年轻人的教育者和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
在菲律宾，我们设立了CHED，其职责是促进、指导和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履行其研究和教学职能，在以下三个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推进研究工作的开展：
• 它（研究）是个人创新和创造力的最终体现。
• 它在信息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在真诚且具有深度的思想碰撞中，在配套的政策和行政结构支持下蓬勃发展。
• 它是高等教育部门的主要职能之一。大学应带头开展以学科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以科技为指导、具有创新/创造力、适应本地需求且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研究。
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即CHED所倡导的建立关系网。一些具有重点主题/学科研究专长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已经建立了关系网，汇集了优秀机构的资源，促进了资源的共享用于研究能力的建设和研究的开展。我想先从PACE谈起，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最大的且最活跃的专业组织，由多位传播教育工作者和媒体从业者组成。该协会负责组织一年一度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会议（Communicationand Media Research Conference，CMSC）。CMSC2022将于2022年10月同菲律宾中央大学（Centro Escolar University）合作举办。
然后，我们有新创设的菲律宾传播与媒体研究学会（Philippines Associ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Inc.，PACMRI），这是一个由菲律宾传播学者和媒体学者组成并为其服务的组织。恰好的是，2022年6月29日将组织一次关于传播和媒体研究议程的圆桌会议①，各传播学院的院长将出席。
接下来是传播教育发展协会（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Educators and Practitioners，ADCEP），协会的成员同时也是APCA的创始成员。协会旨在阐述发展传播的实践，特别是分享讨论发展传播在地方、国家和全球背景下的叙述、趋势、挑战和未来。他们下一次的全国会议和科学会议（National Conference and Scientific Meeting）将于12月1日至3日在八打雁国立大学（Batangas State University）举行。
2017年，东南亚媒体研究协会（Southeast Asian Media Studies Association，SEAMSA）成立，其总部设在菲律宾碧瑶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Baguio），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非营利的、非政府性质的机构组织，由积极致力于东南亚地区大众媒体研究的学术界人士、研究人员、媒体从业者和机构构成。CHED在关系网中创建了被称为卓越中心/发展中心（Centers of Excellence/ Centers of Development）的节点。菲律宾大学大众传播学院的传播研究系则是卓越中心之一。2021年11月，它与菲律宾传播学会（Philippines Communication Society，PCS）、PACE和PACMRI共同组织了为期两天的第七届全国传播研究会议（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NCRC），主题为“突破疫情和崩溃：新冠流行中传播与媒体的再研究”。作为协办方，PACE贡献了一 个特别论坛，题为“新冠流行期间教学对话中模糊的边界”，邀请了来自PACE成员大学、远东大学、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Tomas）和德拉萨大学达斯马瑞纳斯校区（De La Salle University Dasmarinas）的专家学者参与。2017年，在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掌舵之下，PACE与期刊ASPIKOM（Asosiasi Pendidikan TinggiIlmu Komunikasi，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传播科学协会）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书。
2019年，PACE成员作为平行报告会的发言人和论文发表者积极参与ICA区域会议。2021年3月，PACE与APCA的创始成员、亚洲舆论学会进行了首次合作。另外，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远东大学的期刊Framework-Asia Pacific Journal与ANPOR在其年度国际研究会议上展开了合作。
远东大学发起了一个聚焦“COVID-19时代的混乱与重建：将目光转向全球南方”的圆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的哈筱盈（Louisa ShuYing Ha）、远东大学的乔文·卡斯特罗（Joeven Castro）和奥古斯塔斯·拉托萨（Augustus Latosa）以及印尼阿德玛嘉雅大学（Atma Jaya University of Indonesia）的多里安·卡尔蒂卡万吉。
目前，我所在大学的传播系致力于研究渗透于社会中有关知识生产和实践的种种话语，特别是在技术融合的背景下，对国家边界的质疑，社会、文化、政治、环境和经济问题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以及人民的赋权等议题。
2022年10月，远东大学将与学术伙伴印尼阿德玛嘉雅大学、泰国商会大学、菲律宾棉兰老大学、甲美地州立大学和维萨亚斯州立大学共同举办第一届亚太框架会议（Framework：The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最后，我想引用UPCMC（菲律宾大学大众传播学院）院长兼PACMRI主席赫尔南·帕拉加斯（Hernan Paragas）的话：“我们需要创意！我们在市场上寻求创意。”谢谢大家！
邱林川：谢谢罗威娜教授。这是一个对菲律宾的制度非常好的介绍。有些观众可能不知道，菲律宾的人口实际上比德国还多。但这不仅仅关于菲律宾，您还介绍了菲律宾和印尼同仁之间的合作，以及您与ASPIKOM的出色工作。这是一个自然的过渡，欢迎下一个小组成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多里安教授。
多里安：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分享印尼人关于研究和合作的观点。我是印尼阿德玛嘉雅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多里安·卡尔蒂卡万吉。我还领导着ASPIKOM的合作部门，也就是刚才罗威娜介绍过的那个部门，同时我也是印度尼西亚公共关系协会能力发展部的副主席。代表这些协会和机构，我想分享一下印尼的整体情况：印尼有什么样的研究主题、合作项目，以及思考APCA、ANPOR和其他像这样的协会有哪些功能。
目前在印尼，大多数研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数字通信上。因为疫情，我们一直在转向数字方法，一切数字相关的事物都已成为印尼学者的关注问题。作为一名传播者和学者，当我们做研究、讲课时，沟通的水平和背景已经变得很重要。数字传播研究的问题包括包容和平等，不仅是个人的，还包括群体和组织的。我们还讨论一些特定的社区，比如网络社区，这些主要是基于疫情情况，然而现在更多基于后疫情阶段。此外，研究领域关注那些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基础上成为核心的全球问题，同时基于印尼今年将主办G20峰会，聚焦的话题有经济共同体、数字经济等。
接下来是关于合作项目的内容。我们了解到印尼许多研究者在与其他国家的同事合作。项目本身根据个人优先级、从属关系、机构优先级、资助机构和其他资源而有所不同。例如，有一个基于国际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项目，由这些机构提供资助，项目主题是健康传播。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者基于个人兴趣和人际关系主动发起研究，例如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媒体素养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是由那些拥有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者来完成的。
接下来是与项目开展紧密关联的协作模式。例如，如果印度尼西亚教育部资助一个项目，会要求大学应该与其合作伙伴有一个合作备忘录（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这可能是印度尼西亚特有的。如果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并且有一个独立的合作伙伴，但是没有机构的合作备忘录，就不能申请项目资助。建立合作备忘录有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互相了解，相互信任。但这也会带来非常顺利的合作，因为它需要由个人的价值和机构的声誉来证明研究人员的能力和机构的可信度。
在此基础上，我想就APCA等具有区域连接功能的组织如何在这些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提出一些想法，我认为这类组织在战略和实践的意义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战略上讲，它扮演着一个“研究大熔炉”的角色，这一战略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研究信息中心及其组织网络来实现，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提供信息，让大家知晓有哪些可以进行合作的研究，反之亦然。
同时，我们需要在网站建立一个板块，让会员和连接建立者报告自身的价值，如个人能力、研究领域、简历链接等。这样，如果需要，每个人都可以联系他们进行合作。
此外，我们还需要促进大学之间的合作备忘录的发展，这不仅可以用于研究，也可以用于工作人员流动、交换学生和社区服务。
邱林川：谢谢多里安教授。您分享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想法。我知道除了对于区域联系的介绍之外，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谈谈现有的合作或者合作的想法。真的非常感谢您具体的建议，相信我们会对这些建议有所回应。最后，请来自韩国的赵盛谦教授发言。
赵盛谦：我想先来谈谈韩国学界的研究动态和趋势。我认为，韩国研究的特点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多样性。过去几年中，有许多论文是与COVID-19和虚假新闻有关的。但总的来说，研究议题是多样化的，而且今后会更趋于多样化。
研究方法是多元的。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内容分析和实验。但最近，我可以看到很多文本分析、文本挖掘、机器学习、网络分析，以及其他新型的研究方法。
学者们也是多元的。在韩国传播学领域，我们拥有二十多个相关学会或协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韩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学会（Korean Society f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成立于1959年，目前拥有约2000名成员。该学会有2个年度会议，3本学术期刊每年分别出版3次、4次、6次。该学会下设25个研究小组，涵盖各种主题，如健康、新闻学以及很多新课题。
所以我们在韩国拥有丰富多样的研究，学者们也开展了多项国际合作。稍后我将谈谈国际合作的问题。
邱林川：既然我们已经介绍了国家背景，接下来我们回到合作的问题。就在刚才，罗威娜教授非常具体地展示了菲律宾协会和印度尼西亚的合作。APCA的成员哈筱盈教授也通过对话框介绍了《亚洲传播杂志》（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AJC）的特刊。多里安教授提到的想法可能可以在APCA网站（https://www.apcahq.ne）上实现。多里安教授建议我们可以在网站上列出更多需要合作者的积极研究项目，同时列出简历。APCA可以促成合作备忘录，可以是双边或者多边的。据我所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个区域模式。每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都认为自己单独来看不够大，所以他们把自有资源整合到一起出版《北欧评论》。北欧国家——挪威、丹麦、瑞典、芬兰，他们共享资源。这不是两所大学或两个协会，而是一个出版或有访问学者的网络，在那里他们通过计划性的方式进行多边合作备忘。
让我们回到赵盛谦教授，他对合作有更多想法。除了期刊特刊，在网站上列出简历和正在进行的项目以及合作备忘录，大家还有其他关于合作的想法吗？
赵盛谦：首先，我想列出一些具有可能性的国际合作。或许，我们可以共同收集数据，并与其他国家的同事分享。例如，ANPOR组织了一个横跨12个国家的调查研究。这12个国家共同展开调查，一起分享数据，然后对于每个国家我们都发表了论文。这是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可能是小型项目的合作，学者们一起研究特定专题的论文，或是联合研讨会。韩国和日本之间每年会举行研讨会，每年都有几篇论文发表。
但根据我的经验，开展合作存在一些困难，例如资金问题。一般来说，国际项目比国内项目更难获得资金支持。另外，各国对成果的预期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在韩国，期刊文章比学术专著章节更重要，但有些国家可能更看重专著。如果两个国家一起合作，学者们对成果的预期会有所不同。这将是一个需要克服的小障碍。
还有其他困难，特别是有一些概念难以理解。例如，最近我和美国几所大学的同事一起工作，他们有“基本工人”（essential worker）这个术语。在韩国，我们没有这个术语，也没有这个类别。他们想知道韩国公众对“基本工人”的看法，但我们压根没有这个概念。对我来说，要让他们明白韩国国内没有这个术语是很困难的。事实上，韩国国内存在该类群体，但我们不这样称呼他们。
怎样的合作是具有可能性的？当我们想开展合作时，我们应该有动力，除课题之外我们需要有关系网以及一些资金。此外，我们需要相互理解。根据我在领域内的经验，我觉得ANPOR为各种合作提供了平台。有时我可以通过会议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取得联络。我的建议是：也许我们可以借助在线网络找到合作者。例如ANPOR定期发布的简报，其中包含分类广告栏目。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想寻找研究伙伴，他可以把广告投放到栏目中，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简报找到合作伙伴。这可能会很有帮助，因为即使有研究课题也难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合作伙伴。就算能在某个会议上见到某人，但有时仅仅找到一位伙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跨国合作伙伴。这种简报将是非常有帮助的，况且APCA成员数量是很大的。
还有一种是在线论坛，即创意论坛（anideaforum），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请求。举个例子，有学者想找到对印尼虚假新闻感兴趣的学者，而我则对韩国的虚假新闻感兴趣，我们可以合作，对比两国的数据。我之前试图与亚洲其他国家一起展开研究，最终没有成功的原因在于我没能找到足够的对该课题感兴趣的学者。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论坛或简报，也许我就能找到其他国家的研究学者，一同完成项目。想要成功达成合作，我们需要想法、资金和关系网。每个学者都可以产生想法，资金取决于实际情况。但是对于关系网络，类似于APCA和ANPOR的国际组织可以提供，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大家！
邱林川：感谢赵教授就开放与共享数据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除了共享数据、展开研讨会等形式，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和树华教授都曾经就任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学会定期发布的简报有自身优势。但另一方面，简报的频率不会很高。我们通常可以每几个月出一期，这取决于编辑的能力，因为这大部分是志愿工作。
我注意到一个我认为专属于亚太地区的独特挑战，在北美、欧洲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同事，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使用推特。在印度尼西亚，人们也经常使用推特。但我们的中国同事和传播学者大多使用微信。至于韩国和日本，他们使用KakaoTalk和Line。我们有不同种类的网络平台，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而且是国家层面的。在亚太地区，我们有所有这些超级应用程序，但每一个像微信或Line的应用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它们也与推特分开。如果我们能，与推特建立一个接口，如果我们有一个韩英双语、中英双语的App，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双语的桥梁这样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自下而上使用的社交媒体空间都可以用英文来交流。这个想法并不与通讯的想法或任何其他想法竞争。但考虑到树华教授的意见，也许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
另外我们有些人关注几天前刚出炉的QS排名，这次他们改变了算法。以前是四个类别来编排总的排名。但今年，他们从四类改为六类。虽然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排名看得太重，因为它只是作为参考，但必须注意的是，QS排名中增加的两个新东西之一实际上就是合作。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方式进行讨论：你认为什么才算高质量的合作？如果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发言，那么高质量的合作就是我们的因变量。这是我们如果能得到所有的资源、资金，或网络或社会媒体之后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合作的质量是高还是低呢？这也回到了树华教授之前的观点，我们应该为整个传播领域作出贡献，但高质量合作的成功指标会是什么？就像多里安教授提到的关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媒介素养的一项比较研究。但是怎么能知道这是高质量的合作呢？我想要了解在我们深入研究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之前，我们所想要完成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多里安：对于合作的质量，有一些考量指标，比如研究结果、团队的研究方式、研究合作本身的目的。有了这样的指标，我们就可以了解是否能达到这个合作的要求。至于主题特刊，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但是当我们谈及成果的质量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研究推广出去，比如说推广到期刊或会议上，那么这些研究合作的成果就会被其他学者使用，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参考，这确实是研究合作的一个好结果。
邱林川：谢谢多里安教授。所以，一个指标是我们的研究如何在媒体行业或社会中产生影响。另一个指标是我们是否会被引用，是否会成为文献综述而作为未来研究的基础。这是具体的两个指标。
赵盛谦：当我们把研究过程作划分时，可以说，首先是想法的产生，其次是数据的收集，最后，我们可能会产出成果。有时，国际合作会把重点放在想法产生或讨论上，但很难推进到下个阶段。例如，数据收集很难实现；结果要写成一篇论文，这也是困难的。因此，我可以这么说，如果合作发生在数据收集和成果产出这两个环节，那将能得到较高质量的结果。但是当合作只发生在想法产生的阶段，虽然我不认为这些合作是非必要的——它们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合作难度并不大。更困难的部分可能是成果产出、数据收集和数据共享。
罗威娜：我赞同多里安之前所说的：当你参与合作时，当你渴望建立一个非常牢固的伙伴关系时，就必须有信任，而信任则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取得。新冠疫情对我们所有人都造成了影响，为了得到优质的结果产出，我们之中的很多人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但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从小项目向大项目过渡。除了时间，还需要资源，并且要对合作的目标达成共识。有时，我们产生了一个很棒的想法，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把这个想法坚持到最终落地实现。不知怎的，新冠在这一点上欺骗了我们。我经常说我们不会让新冠扰乱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一些工作需要重构。但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本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寻求对研究而言相当重要的资金，特别是对于合作研究。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牢固的关系来实现这一目标。
再说说我们的组织。我们2018年在北京见面，我立刻就感觉到，此次见面让我真正地与多里安、邱林川和简媞玛之间建立了联系。如果没有新冠疫情，也许对于菲律宾而言，我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有信任，有资金，有时间——尽管一切工作都始于一个好的想法，但这些仍是建立真正、重要关系的传统方式。
邱林川：是的，在网络分析中，如何判断网络建设比较成功与否？一个经常使用的指标是信任。该网络的成员是否能相互信任？它是一个紧密型的网络吗？还是一个松散型的网络？我认为罗威娜教授所说的其实证实了很多实证研究的发现，但我们需要在亚太地区的背景下应用。
周树华：我认为你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衡量合作的成功？这要从可交付成果开始。有哪些可交付的成果？是书中的章节，还是杂志上的论文，还是会议上的小组讨论？这些都是可交付的成果。另一件事是研究的意义有多大。你可以使用多种衡量标准，如影响因子等。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协会，我们也需要看一下规模：我们在做什么样的项目？多里安提到，在个人层面、机构层面、组织层面、大学层面和国家层面，可以有多个层面的合作。我想回到关于实现手段的讨论，就像罗威娜说的，为了实现理想的结果，我们有哪些手段？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APCA作为一个枢纽，就像林川建议的那样，利用多媒体、社交媒体在平台之间进行合作。在APCA内部，我们可以呼吁国家协会提供资金方面的信息，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在菲律宾或者泰国是否存在资金，在韩国、日本存在什么样的资金，等等。如果我们能够呼吁各个国家协会提供信息，以便APCA作为一个中心能够传播这些信息，这将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团队获得一些资金。除了资金，不同的协会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信息，比如研究的趋势是什么，在新加坡、泰国等地正在进行一些什么样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机会，而且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完成这部分的工作。我们可以从做具体的信息服务开始，这样大家就可以从这里出发进行合作。我们需要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可以放在APCA里。重要的就是要调集这些资源，把信息放在一起，使我们能够分享这些信息，获得资金，开始合作。
邱林川：现在我们正在讨论资金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几年前，我们做过一个项目。我是《信息、传播与社会》（ICS）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2017年，这本杂志满20岁了。在那个时候，我看了ICS的所有出版物，它是新媒体和数字媒体研究的顶级期刊之一。但随后我检索了直到2017年所有与亚洲国家有关的文章，当我把它们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文章进行比较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模式。20年前，该杂志只是一个季刊。关于不同亚洲国家的研究分布更加均匀：有关于日本的研究，有关于印度的研究，有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还有关于菲律宾的研究，比如说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此外，还有更多的合作。例如，人们在不同的亚洲国家进行更多关于互联网和民主的多国、泛亚数据收集。但20年后，大部分只有来自韩国和中国的研究发表在ICS上。我认为这是个问题。对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印度和更多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关注。而且几乎没有跨亚洲的多国比较研究，这是很有问题的。
正如赵教授提到的，从想法的产生到数据收集需要资金。但大多数资助机构是国家的。以新加坡为例，我每隔几天就会收到关于不同种类的资金呼吁的电子邮件，其中很少有明确的国际型资金。
如果我们能把支持跨国比较研究的资金信息放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可以开始的事情。但我们应该把它作为APCA的优先事项吗？我知道日本有日本基金会。在数字媒体研究方面，像阿里巴巴和Grab这样的公司会提供研究支持。顺便说一下，Grab是东南亚的超级应用程序。在新加坡，他们与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同事合作。我们是否应该优先考虑与这些潜在的捐助者交谈，以便有一个APCA的研究资助？这将有多重要？
有关键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否应该把筹款作为APCA的优先事项？第二，鉴于我们的成员之间正在进行的传播研究项目的多样性，如果我们想这样做，该如何正确地执行？
罗威娜：我会见了PACMRI的主席并询问了资金问题。他表示从国际组织获得资助比较容易。但在此之前，我们同样需要建立“信任”。我们必须提供大量的跟踪记录。菲律宾大学传播学院的院长为研究人员、学院筹措项目经费付出了诸多努力。如果你说我们会筹集资金，那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好想法。这也是发展交流组织ADCEP主席的看法，而且对于社会性市场化的研究项目而言，我们更容易从政府、卫生部和科技部那儿获得资助。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真的很难获得资金支持。如果你说我们可以开始这样的举措，那我们肯定能从中受益。
多里安：正如罗威娜所说的，要获得资金很困难。我们是否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在团队准备提案上做努力？最后，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资金，应该有一个B计划来进行研究合作。通常在研究项目提案中，会把研究人员自筹经费作为一个后备方案，但这意味着印度尼西亚的学者们需要多方寻找研究经费。因此，我们真的需要努力获得资金来进行研究合作。
我们在越南大学的同事最近刚刚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他在建立一个学术网络，在每个国家寻找两所大学的学者，以便在未来五年内进行研究合作。但是，我们如何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他合作与否的一个考量指标，这真的取决于研究主题。这些合作不仅关于资金，也关于研究主题。它是否与研究的需要和研究的目的相匹配？还有我们研究人员的能力是否符合要求？这是一个闭环，它不是线性的。它取决于资金、能力、研究目标和合作计划相互之间的关系。
赵盛谦：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我们先确定了研究课题或主题，然后再试图为其寻找经费，往往是不容易找到的。但有时出乎意料的是，我可能有机会申请到一些特定的用于国际研究的资金，但这样的机会总是突如其来的。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即使资金已经到位，我也有一个问题：我要如何在另一个国家找到同事和伙伴？例如，我需要一些在越南或印尼某领域工作的伙伴，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确定并联系他们。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另一个国家找到对同一个课题感兴趣的人，并且愿意和我一起工作。但我找不到这样的人，所以我将错过这次机会。也就是说，如果我先有的是关系网，然后再决定合作的研究课题，再想找到资金支持就会很难，当资金不期而至时，又很难组建起研究团队。
那么，应该先确定哪一项呢？根据我的经验，最好是先有团队，这样我们就有了关系网，有了同事，然后当机会不期而至时，我们能很容易地组建课题组。在我们开始寻找资金之前，我们必须先互相了解一下。我认为机会总是出人意料地到来，但它其实经常出现。
一年前，日本的一个同事让我在韩国找一个可以共同做项目的伙伴。他已经筹备好资金以及其他必要条件，只需要一位研究政治家修辞的韩国学者愿意参与到为期一年的合作中来。但我最后没能为他找到满足要求的人选，要么是有能力没时间（在忙其他项目），要么是有时间也有意愿，但不具备英语写作能力。最后我只能说：“很抱歉，我找不到合适的人。”最终那个项目在没有韩国合作伙伴的情况下开展。
我也曾接到过其他研究小组的邀请。他们首先有资金，而且具备关系网络并试图寻找合作者。有时他们联系到我的同时也会去联系其他人。但有时他们没能及时联系到我，那么就无法找到合作伙伴来组成研究团队。
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妨试着互相了解一下如何？尽管我们没有资金，但我相信有很多申请经费的机会。
邱林川：这次讨论也让我想起了过去的一些失败经历。你说得很对。当我们谈论具有高信任度的网络时，还有另一种叫法，事实上，它叫团队。一个团队是相互信任的，每个人都知道对方，同时享有强烈的团队认同感。我们以这个团队为基础来获得资助，如果没能获得资助但无论如何大家也都会继续下去，哪怕规模会小一些。但倘若有了意外的资助，团队的规模会更大。
赵盛谦：为了共同合作，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了解彼此。如果我们相互了解，那么我们就能找到机会——这说不上是容易，但也不至于有多么困难。彼此了解之后，我们开始共同开展项目，正如罗威娜所建议的那样，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经费，我们会更加信任彼此，对于团队的能力也具有更强的信心。然后我们申请到研究经费的可能性就会更大。研究经费多，责任也重。如果我们申请经费，那便必须对此负责。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我所在团队的能力、实力或动力，我怎么能去提交申请？最好的办法是，让我们从一个不需要太多资源的轻量级项目开始。然后我们可以建立团队精神，我们可以明确所在团队的能力水平。然后，我们去申请一个更大的项目时就会容易一些。
邱林川：的确如此。所以因变量、结果可以是团队建设的产出物，而不是出版物。就像赵教授提到的，有一些计算方法如数据爬取、大数据分析，有时只在人机交互大会（CHI）这样的会议上发表，而不是在期刊上。向自然科学学习是很重要的。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资助，叫作“网络资助”。其产出是建立一个团队，不是为了发表或建立任何具体的东西，而只是为了有一个科学家的团队。在我们亚洲的背景下，这可能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或艺术学者的团队。值得一提的是，十多年前，AJC有一期关于亚洲传播研究的专刊。其中一篇重要的文章是由印度裔美国学者迪萨纳亚克
（Dissanayake）撰写的，它主要是关于佛教的。沿着类似的思路，人们可以想到伊斯兰教传播、道教传播等。这不一定要涉及很多钱，因为你需要做的是重新发现伊斯兰教或佛教或道教研究中的经典。基督教经典也有很多亚洲版本。这也是具有独特的亚洲特色的东西，可以为全球公开的世俗化传播学术作出贡献。树华教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周树华：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想法。我非常喜欢我们需要更好地相互了解的这种想法。我意识到，多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资源情况，因此对于某些国家的一些成员来说，资金可能不容易得到。也许一种方法是在APCA的成员中培养能够引领合作的领导者，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开始谈论某些话题并建立信任。然后我们一起探索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的资助机会。疫情之后，我们应该真正认真地聚在一起，开始相互了解，探索这些机会。
多里安：我非常同意赵教授的观点，我也同意创建枢纽的想法。从建立关系网络开始，会有效果。
周树华：这正是APCA的目的所在。我们希望不同的协会都在这个大伞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分享资源，分享信息，使所有成员受益。
邱林川：最后，我们现在似乎都同意团队建设更重要，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比筹集资金更优先的位置。另外，枢纽的想法是多元的，与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多元的地区”相呼应。也许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组织方式。IAMCR有不同的分会，传播技术和政策分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会等。每个分会都是一个子领域的中心。我们有些人做调查，有些人做数据采集，有些人做宗教传播或发展传播学。每一个子领域都可以成为APCA内部的一个枢纽。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团队，例如由每个在国家和地区范围内已经是领导者的小组成员领导。我们仍然需要更系统的领导。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传播协会（Australian & New Zealand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ANZCA）有一个关于计算方法的特别工作组，这似乎已经为年轻一代的学者提供了相当好的服务。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一个团队如何才能有好的领导力？从组织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的主题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但有一点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年轻一代的领导，尤其是在新兴领域。以下是具体的想法：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特定领域的团队建设和中心建设，关注新兴一代的学者，包括来自清华大学的学者，他们一直在为这个特别会议和IAMCR提供出色的技术支持。
最后，我谨代表我们所有的小组成员，感谢清华大学和我们的主持人，特别是匡恺副教授，非常感谢您。
注释
①专题会议讨论于2022年6月录制。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邱林川、周树华、罗威娜·卡普隆·雷耶斯、多里安·卡尔蒂卡万吉、赵盛谦：《亚太地区传播研究：文化、联系与合作》，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160-174页。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