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 ，作者胡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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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芬兰著名媒介理论家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是丹麦奥胡斯大学传播与文化学院数字美学与文化专业的教授、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及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FAMU）客座教授，2021年当选为欧洲学术委员。其代表作为《媒介考古学》（中文版2018年出版）。
他质疑媒介历史、技术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反对人与机器之间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解，认为媒介是一种超越社会语境、具有自身发展规律的“独立力量”。
在南安普顿大学的学术交流中，围绕尤西·帕里卡教授新锐的研究议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博士生胡大海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学术访谈，试图深度挖掘其在媒介物质性研究中较为“激进”的技术理论取向，以及他对中国本土化实践的见解。
谈及中国本土媒介考古研究，尤西·帕里卡教授阐释了其著名的“媒介生态三部曲”的逻辑关联，认为这些作品都在集中探讨一个突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对数字文化的理解和数字文化的物质性被媒介生态渗透得如此之深？他认为中国学术有巨大的潜力。同时，他列举了“媒介考古实验室”这样一个隐喻密集传播的有趣案例，主张用艺术工作和策展工作等“理论”之外的方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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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物主义：媒介考古学中的物质性问题
Qustions
&
Answers
Q
您强调物质性在当代媒介考古学中的核心位置，尤其关注非人元素在媒介技术中的建构作用，以及如何在地球尺度上重新梳理媒介历史。您认为，物证在媒介考古学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尤西·帕里卡：一些媒介考古学家非常热衷于将物理学作为技术媒介知识的现代支柱，而将物质性作为设备、仪器和知识技术的切入点。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的研究观点就是此方向的典型代表。这种“物证”既包括硬件，也包括媒介的数学技术应用层面——例如电磁通信，作为特定的现代通信项目或机构，它不能被简化为“无线电”。
从广义上讲，所谓的媒介考古实验室在这方面也很有趣。收集旧的媒体技术和工具作为研究和教学的一部分，占据了一个有用的位置，不仅因为“数字人文”是当代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关键趋势，而且也是对“技术人文”在物质性、物理性和科学操作性方面的细致研读。这种特定于硬件的方法当然很有趣：打开特定的硬件设备，无论是游戏机还是其他设备，便是一些学者认为极其基于实践的研究媒介历史的方法之一。
在这里，历史不仅仅通过文本被书写，也可以从技术设备内部打开看似“黑盒子”的东西。例如，对作为电子文化核心组成部分的电路和其他元素的相关研究，都属于此种调查方法。我很感兴趣的是：我们不再仅仅依靠书籍和档案，而开始依靠旧技术的集合，这对人文学科方法的基础设施意味着什么？我们最近出版的《实验书：媒介研究中的情境实践》（The Lab Book：Situated Practices in Media Studies）中，写了一些关于这种集合的内容。
最近最令我最惊喜的发现之一便是奥胡斯当地科学历史博物馆的乐器收藏。虽然我在早期的写作中使用了“面向对象的媒介考古学”（Object-oriented media archaeology）这个短语，但现在我会更加小心地使用，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方法与面向对象的哲学相混淆，它是学术理论的另一个方向。
Q
依照新唯物主义的研究取向，是否可以直接以“物质事件”（Material things）为参照，以物理载体来断代媒介演进的历史？
尤西·帕里卡：总的来说，我不认为是物质决定了历史。早期一些媒介理论家的“媒介决定论”（Media Determinism）名声颇差，而新唯物主义则截然不同。
新唯物主义本身是一个来自不同方向的术语，主要是来自科学和技术的女权主义理论学家，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还有像罗西·布莱多蒂（Rosi Braidotti）这样的哲学家，其他许多学者如斯黛西·阿莱莫（Stacey Alaimo）等也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工作。基于这些不同方向的大量见解，发展出了关于“新”物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没有把物质仅仅看作被动的块状物，而是想要避免西方思想的质构（hylomorphic）陷阱。吉尔伯特·西蒙登（Gilbert SImondon）已经指出了对质构的批判。相反，物质的动力学问题、物质的能动性问题，诸如关系问题在各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发展中脱颖而出。这对我来说也特别鼓舞人心，因为它们提供了媒介理论所没有的东西。此外，刚刚离世的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作品也与这些问题产生了共鸣。
物质性不仅仅是被赋予，它本身也处于争论之中：我们如何理解媒介的物质性？物质性在什么尺度上存在，以什么形式和过程存在？是作为生活实践、作为实物，还是作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物质性体现在哪里？事实上，文化变革也可以通过媒介设备来解读，以提供对任何进化目的论思想的坚实批判：媒介进化将有一个方向，或者说它将是线性的，更不用说可预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不是关于单一事物的物理性——非常传统的技术史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这么说，它专注于“螺母和螺栓”的历史。从新唯物主义到物质媒介理论，不同的物质性理论都在试图将物理性、物质性、关系性、社会性、生态性等方面的体现空间复杂化。
Q
您认为旧媒介实验室的主要功能，在于激活和扰动“僵尸媒介”，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录像“木乃伊”，请问媒介考古学实践从文本方法拓展为材料方法的手段有哪些？
尤西·帕里卡：你总结得很好。这种手段是从阅读档案中的文档等文本方法转移到对材料，甚至是对软件代码和硬件的实际设备进行修补的动手方法。我们和加耐特·赫兹（Garnet Hertz）一起，试图将媒介考古学的想法扩展到对技术设备进行“非黑盒化”，并看看如何将其用作媒介研究的艺术方法。在对废弃技术的重新利用和旧媒介材料混合的传统中，我们很感兴趣的是，旧电子产品会提示我们关于“新”媒介和“旧”媒介的哪些面向？以及，如何使这些二元关系复杂化？它也意味着从媒介“死亡”的观点——由堆积在垃圾场或二手商店的“死亡媒介”，转向“僵尸媒介”。
媒介永远不会消亡。首先在物质意义上，因为它们经常成为“有毒”的电子垃圾。其次，随着不同的技术在新的环境中被应用到新的用途上，媒介总是有“复活”的可能。因此，我们不只是把数字文化理解为有人工智能和大规模计算基础设施的时代文化，还需质问这如何有助于理解计算和电子文化的一些物质根源。如前所述，我认为研究废弃技术的环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我们在2010年代和加耐特·赫兹（Garnet Hertz）一起撰写的“僵尸媒介原则”的简短“宣言”：
作为一种宣言，僵尸媒介有五点非常突出：
1.我们反对死亡媒体的观点。尽管媒体的消亡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策略。我们反对只关注媒体新颖性的对话，但我们相信媒体永远不会消亡。从大众的意义上讲，媒体可能会消失，但它永远不会消亡：它会腐朽、腐烂、革新、混合，并被历史化、重新解释和收集。它要么作为残留物留在土壤中，要么作为混凝状态的死亡媒介留在空气中，要么通过艺术的修补方法重新利用，即修补方法论。
2.我们反对计划报废。计划报废是心理生态学中欲望循环的重要基石，它维持着生态上无法支撑的消亡驱动力，从而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
3.我们倡导对媒介进行非标注化，并开放、理解、破解隐藏的黑盒系统：无论是作为消费品还是历史档案。
4.我们建议将媒介考古学作为一种艺术方法论，它遵循了材料和档案的挪用、拼贴和混合的传统。媒介考古学在挖掘死亡媒介的历史、被遗忘的思想、配角和次要叙事方面取得了成功，但现在是时候将其从文本方法发展为考虑到当代媒介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材料方法了。
5.我们提出，再利用是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动力，特别是在电子垃圾的背景下。“如果它关上了，它就会打开。”我们同意开放和混合的文化应该延伸到物理制品。
Q
在传统的媒介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社会科学范式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数字媒介崛起以后，结合当前媒介文化的政治经济大背景，媒介考古学如何进行横向拓展？
尤西·帕里卡：你的问题有几种可能的答案。第一个答案与政治经济学有关：在日益增长且预先装备的基础设施、内容和传递形式（即平台）中，媒介考古学的作用是什么？这既适用于西方的主流平台，也适用于中国的主要平台。一些媒体考古学“打开黑盒子”的态度和方法不适用于这种隐藏算法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范式，而在这种范式中，“媒介”大多分布在多层网络事件中。
第二个答案与规模有关，与我刚才提到的有些关联。如果媒介在水平和垂直上完全分布在广阔的地理区域，例如在地球上空约3.6万公里“高度”的地球同步人造卫星上，它如何与更适度的中介规模方法产生关联？从任何意义层面来讲，人造卫星时代本身并不新鲜，但我们所需要的概念升级应该能够解决星球性（planetarity）规模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我是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在2023年开始的名为安提基特拉（Antikythera）项目的一员，该项目提出的正是有关星球性规模计算的此类问题。
这在媒介和传播研究层面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什么？除了传统的文本或内容之外，我们阅读和解读的是什么？我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特别是当我从媒介考古学转向环境媒介问题时，包括我现在正在研究的“环境数据”（environmental data）和我在奥胡斯（Aarhus）研究团队所做的工作。对我们来讲，即使是“数据”的定义，也与这个术语本身的社会科学传统关联更少，更多的是关于它在空间和建筑规模的含义，即在什么样的基础设施中产生环境数据，以及作为反馈，从智能城市到星球性计算，它如何产生现代形式的空间。与方法问题进一步相关的是，媒介和传播学转型的一个核心部分，体现在其如何与其他学科相关联：例如环境人文学科。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建筑或批判性地理学。软件支持的可视化实践——例如数据可视化，或中介不同复杂空间上下文的问题，是我感兴趣的部分，这也与媒介和环境的问题相关。
媒介生态三部曲与中国本土媒介考古学研究
Q
您的《媒介考古学》中文版于2018年在中国出版，反响热烈，受到了极大关注。您在中国传播学界最为大家熟知的媒介生态三部曲是《数字传染》（Digital Contagions，2007）、《昆虫媒介》（Insect Media，2010）和《媒介地质学》（A Geology of Media，2015）。其中后两本是媒介考古学参考文献里的常客。请问这三部曲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什么？
尤西·帕里卡：谢谢中国学者的关注！我希望很快就会有人接手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昆虫媒介》 （Insect Media）已被翻译成波兰语，法语翻译正在进行中。《媒介地质学》（A Geology of Media）已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和捷克语等多种语言。还有一本新书介绍了我的工作，该书由捷克学者马丁（Martin Charvát）出版，概述了我的工作从媒介考古学到更近期的环境媒介和“地质学”（Geology）的重要发展。马丁还阐明了我工作的一些基本理论奉献，不仅包括我对基特勒（Kittler）的亏欠，更重要的是，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哲学在我的工作中无处不在，无论是否可见。例如，《媒介地质学》（A Geology of Media）可以与瓜塔里（Guattari）精彩的《三重生态学》（Three Ecologies）一书联系起来阅读。
我想说明这三本书的背景以及它们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它们是如何形成了我所谓的“媒介生态三部曲”。这是我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创作的系列作品。简而言之，所有这些作品都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数字文化的理解和数字文化的物质性被媒介生态渗透得如此之深？这涉及术语，也涉及模型，有时也涉及直接的物质基础。这三本书有三个不同的答案，分别突出了数字文化的不同方面，从网络和互联网文化的问题，到认知和影响模型，再到地球物理的物质性等。
《数字传染》（Digital Contagions）基于我在2002年至2007年的博士研究。我对软件和网络文化颇感兴趣，同时对编程和黑客实践也很有兴致，这发展成了对数字文化“意外”（Accidents）的更广泛的理解。我一直是保罗·维里利奥（Paul Virilio）作品的忠实粉丝，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意外”（Accidents）这个概念。同时我也对研究具有先进技术文化历史特征的生物和生态隐喻产生了兴趣。现在，病毒可能是一个无辜的比喻，但当然它也指半自主的、传染性的软件类型。它在物质上也是这样存在的。
关于生物学和生态学的一些想法后来促成了媒介生态学三部曲的第二部，即《昆虫媒介：动物和技术的考古学》 （Insect Media：An Archaeology of Animals and Technology），该书也获得了2012年安妮·弗里德伯格创新奖学金（Anne Friedberg Award for Innovative Scholarship）。这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它试图从昆虫的视角和形象出发，提供一种非人类的媒介理论和中介历史。它既成为一个历史符号，又成为一个哲学符号，类似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曾写过充斥哲学的“概念符号” （conceptual figures）。涵盖从昆虫学到建筑学到控制论的不同主题，包括动物隐喻，也包括感知在人类之外发生的模型化。20世纪晚期的机器人学也对这种模型感兴趣：如何建模更像昆虫的机器人，而不是类人机器人。昆虫媒介体现出我对AI（人工智能）的看法，即它如何通过动物形象呈现非人类计算智能或技术智能。当然，它与人工智能的历史特别是人工生命的研究也有具体的关联。在方法论上，《数字传染》（Digital Contagions）和《昆虫媒介》（Insect Media）都借鉴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和档案。
作为三部曲的第三部，《媒介地质学》（A Geology of Media）为数字媒介文化提供了更进一步的环境视角。我坚持认为数字技术和所谓的“信息技术”并非非物质的，而是完全嵌入到矿产的开采中，而且仍然广泛地需要化石燃料能源。有关数字文化的阴暗面是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它以一种与地质学相关的方式阐述了媒介的“深层时间”，认为我们的计算机充满了这种计算文化运行所必需的稀土矿物（中国是一个地缘政治大国，因为它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此外，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些关于电子垃圾的问题，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将丢弃的、功能失调的媒介设备作为我们媒介研究的一部分。简短的回答是“是的”。我与设计师加耐特·赫兹（Garnet Hertz）的一些合作解决了媒介“地质学”（geology）的另一面，因为它正在成为电子垃圾，就像废弃的电子仪器、过时的技术等堆积如山。
Q
您对中国的媒介考古研究感兴趣的议题都有哪些？
尤西·帕里卡：我相信中国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议题。我能看懂一点中文但不多，所以我接触到的资源非常有限。我对马少陵的著作《石头与无线：中国的媒介，1861―1906》很感兴趣。我和莱恩·毕晓普（Ryan Bishop）为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编辑了《技术》系列丛书，我们正在出版一本关于中国和媒介哲学的很棒的新书——安娜·格林斯潘（Anna Greenspan）的《中国与无线浪潮》（China and the Wireless Undertow）。
我认为，中国学术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并链接中国媒介历史相关的丰富资源，并通过这种方式，改写一些早期以西方为中心的领域。就像中国科幻小说能够在创造性写作和技术想象领域展现一些有趣的见解一样，我对源自技术理念和设备的作品很好奇，这些技术和设备可以丰富媒介考古。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如汤姆·穆兰尼（Tom Mullaney）的《中国打字机》（The Chinese Typewriter），可以被看作是在这个研究方向上的代表。但我认为不应仅仅关注严格意义上的媒介本身，还包括与科技史问题的互动。我很幸运能够在这方面与一些中国学者和策展人进行交流。我认为，通过科学和技术史，比较媒介考古学方面的跨国研究项目是有潜力的，我一定会对这些领域继续深耕。
在学术工作之外，我很幸运地参与了中国的一些艺术情境对话。例如，我和我的搭档阿韦拉多·吉尔-福尼尔（Abelardo Gil-Fournier）合作的视频作品“种子，图像，地面”（2020）于2021年在深圳的“振动云”展览上展出。它由蔡艺璇策划，在中国蛇口海洋世界文化艺术中心的公园街景走廊展出。这些合作也超出了学术界，非常有意义，代表了我的兴趣点——利用艺术和策展的背景，将媒介理论问题扩展到新的受众。
Q
当代背景下，媒介环境变得日益复杂，经济、政治以及生态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以技术媒介的支撑与运转作为基础。在此语境下，如何合理地将中国本土文化与未来的媒介技术发展连接起来？
尤西·帕里卡：首先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我也不能把自己标榜为中国问题专家。最近，我一直在关注与“数字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工作，以及遥感和环境数据的问题是如何被讨论和构建的。我认为这个角度代表了讨论技术发展和“媒介自然”（medianatures）的一种令人兴奋的方式，作为一种理解技术基础设施如何不断参与到我们如何调节对自然的感知，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所看到的“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不仅对作为娱乐的媒介感兴趣，也对媒介和计算框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更广泛的“星球性”（planetarity）感兴趣，即它们如何成为我们理解当地情况（包括城市情况）的建筑的一部分，作为我们正在见证的这个星球彻底转变的一部分。这涉及到新的传感器和传感技术，建模和仿真的计算可能性，以及海量数据基础设施如何实现比单纯屏幕娱乐更多的功能。
所以我和其他许多设计、建筑、哲学领域的同事一样，对城市、城市主义、媒介驱动的城市主义、以及媒介或数据驱动的“星球性”（planetarity）等模式感兴趣，而这些模式往往在有关中国的镜头里出现，或者以中国人的视角来呈现。
我在《媒介考古学》中曾提出过类似的设想：例如，今天的中国市场就有很多通过技术上的融合贯穿，形成对技术、产业，包括市场、内容风格、受众接受等等角度的重构。“跨媒介性”介入中国本土媒介考古研究的方法也可以多种多样，例如独立的文物对象组建了一个多维的历史空间叙事，互联网+、数字电视、交互式媒体、虚拟世界、移动通讯和视频游戏等等现象集体出现，可以演进出更多的范式形态，可以是视频、短视频、纪录片或者富有戏剧性的历史情境再现。构成跨媒介与跨文本研究在构建知识体系过程中，带有可选择、跨越性质的中国本土化研究范式，可以生发出不同的学术认知。
艺术策展与人文艺术中的实验室想象
Q
《实验室想象：思辨实践的原址》（The Lab Imaginary：Speculative Practices In Situ），感觉这篇文章很像是您与劳瑞·埃莫森（Lori Emerson）和达伦·沃舍勒（Darren Wershler）合著的《实验书：媒介研究中的情境实践》（The Lab Book：Situated Practices in Media Studies）的一部分内容，观点先声夺人，极为精彩。不同研究视角的结合让这篇文章呈现出多样而立体的面貌，能否详细介绍下？
尤西·帕里卡：我们与劳瑞·埃莫森（Lori Emerson）和达伦·沃舍勒（Darren Wershler）一起从2015年开始研究人文学科的实验室问题，我们注意到“实验室”（labs）突然无处不在：许多大学的科学学科之外的空间也都贴上了实验室的标签。而在日常城市生活中，你会看到很多实验室，从咖啡实验室到头发实验室、化妆品实验室等等，再加上新的“媒介考古实验室”（Media archaeology labs），这是一个隐喻密集传播的有趣案例。
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隐喻或术语的语言灵活性不感兴趣，我们想调查这在学术工作的空间和技术方面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反映出至少在某些国家大学地位的变化，以及在人文学科的“实验室”中包含了什么样的假设，例如合作、实验等。我们也做一些实验室的历史研究，当然，在科学和技术研究方面已经有了经典书籍，如拉图尔（Latour）和伍尔加（Woolgar）的《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等。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媒介实验室，比如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媒介实验室，但也有许多其他规模较小或企业规模较小的实验室。
于我而言，实验室是一种询问学术工作情境本质的方式：我们进行媒介研究的基础设施、物质条件和实际建筑场地是什么？一部分是关于大学的空间经济学，一部分是关于我们如何参与各种日常事务的文化习惯等，而这些日常事务组构成了学术成果，且无论是理论工作还是其他工作。因为我对交叉学科的工作也很感兴趣，例如实验艺术-科学类型的方法和合作是极其有趣的，并通过这类实验室-修辞学的问题打开。最后想要强调的是，媒介考古实验室的问题很有趣，因为它意味着建立与其他更典型的大学空间（如教室或研讨室，甚至图书馆）相邻的研究收藏：例如，柏林的媒介考古基金会就是典型例子，它收集了古老的仪器和媒介技术展示，隶属于方法论活动的基础设施部分。
Q
您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之余还活跃在艺术策展中，比如2022年的“天气引擎”（Weather engines）展览。但无论是策展实践还是围绕媒介考古学展开的学术活动，您在关注异质时间性的同时不是将其视作一种讲述故事的叙事，而是从对物质的认识出发的。请问如何在媒介的物质结构和在此物质基础上生发出的知识模式之间找到勾连？而这两者的关系通常是隐而未显的。
尤西·帕里卡：对我而言，所有的知识都是物质——由仪器、人、基础设施生产出来的，且都写在纸上、电脑上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媒介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之间有一个不断的富有成效的对话机制，就像前面提到的，不仅是拉图尔（Latour），还有过去几十年的许多重要学者也有同感。我对各种各样知识的物质铭文感兴趣——例如目前的“地图”，以及它们如何既是审美工具又是认知工具，以及“数据”的结晶。当然，地图和制图学的媒介考古由来已久，令人兴趣盎然（而且文化差异很大）。
对于艺术工作和策展工作，它让我可以用“理论”之外的方式思考。它也提供了接触其他更广泛的观众的机会，并以扩展学术主题的方式进行工作，例如视频作品、装置、声音和其他艺术。以气象引擎展为例，我们与希腊策展人达芙妮·德拉戈纳（Daphne Dragona）一起策划了它，并受雅典奥纳西斯·斯特吉机构（Onassis Stegi institution）的委托。我们的目标是从技术知识和技术操纵的角度来应对气候变化；例如，地球工程是我们的兴趣之一，即使我们最终的作品更多地从一个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地球工程，并在其他主题中大量讨论气候正义。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天气词汇》（Words of Weather）的书，这是一种天气术语的“词汇表”，汇集了过去几年的一些重要理论家和艺术家，以及建筑师和设计师。明年，展览将在西班牙希洪（Gijon）的Laboral艺术文化机构举行，届时将制作新的公共节目和西班牙文版书籍。
我认为这部作品是我对气候变化知识和美学问题浓厚兴趣的自然延续，并探讨这两者是如何紧密相连的。科学知识的公共性是其中一个方面，这引起了拉图尔（Latour）和他的策展合作者彼得·魏贝尔（Peter Weibel）等人的兴趣。对我而言，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美学——无论是视觉的还是其他的——不仅仅局限于传播科学事实，比如气候变化，而是关于我们最初是如何知道的等相关问题。如：美学如何理解星球性领域的问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清单数据实验室（Manifest Data Lab）的工作，包括在我们的展览中。他们的3D打印地球仪是1970年代以来排放数据的物理化呈现，显示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分布，也显示了气候分布的不均匀性，同时引出了许多关于气候公正的问题。顺便提一下，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 27）刚刚决定为发展中国家设立新的损失损害基金，以帮助解决环境变化问题。
对我来说，清单数据实验室（Manifest Data Lab）的有趣之处在于，如何将艺术-科学合作的方法转化为数据物理化，面向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气候变化的讨论，同时将其作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一部分是关于艺术方法，一部分是关于关键数据研究。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我所做的并非都是关于媒介考古学——事实上，过去几年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积极寻找数字文化的替代方法。我一直对时间性感兴趣。
Q
从档案热到实验室热的题目源自您在2021年电影论坛（Film Forum 2021）中以“这不是档案热，这是实验室热”（It's not the Archive Fever，it's the Lab Fever）为题的讲座。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把档案拓展为一种人文艺术领域广泛采用的方法，正是由于档案的双重时间性：从曲折离奇的过去中，我们得以看到向未来开放的未解之谜和阐释空间。以此推论，“作为实践（Practice）的实验室”和“作为隐喻的实验室”。当从一种实践演变为一种隐喻时，该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联系与鸿沟？
尤西·帕里卡：也许确实有这样一种暗示，通过档案，我们被特定的时间轴所限制，作为人文学科的先天条件。现在，有了实验室，我们就会受到空间实验室的制约。但也许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档案馆也是在特定空间位置上的一套文化技术，而实验室本身作为现代科学知识的关键场所已有一段历史。大约从19世纪中期开始，实验室就在研究型大学中出现了，这成为它如何获得“尊重”（Esteem）的一个时间支柱。这也意味着它脱离了早期炼金术实验室的传统，似乎也脱离了许多黑客型实验室中更为随意的“修补”（Tinkering）。但问题也在于实验室概念的转变：不仅是现在这个术语被应用到新的领域，而且实验室作为一个术语、一个隐喻，也是一套实践正在并已经发生了变化。科学历史学家会这么说：过去几十年的物理实验室与19世纪晚期的化学实验室不同。以数字人文项目或媒介实验为特色的实验室当然更是不同的，但也是如何定义科学实践场所这一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在“实验室”（labs）一词的许多用法中，还有一种进一步的时间偏差。也就是说，它们通常是基于项目的协作和工作场所，由项目的时间跨度来定义，从界定来看，这是比“部门”（Departments）或其他结构更短期或不稳定的、临时性的东西。这反映出此术语作为时代标志所携带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大学不断变化的时代基础及其对“项目”的依赖。现如今实验室工作都是一个项目，没有永久之说，这就涉及到劳动问题，比如大学合同，也就是我们是如何被雇佣等。
（载本刊2023年7月号，原标题为《物质性与中国本土化实践：媒介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对尤西·帕里卡教授的学术访谈》，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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