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转自 | 社會學會社
科学知识社会学虽然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但这个题目在国内可能还很陌生。与其他相关学科相比，这一领域的引进算是比较晚的。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研究。概括说来，与科学的“二阶研究”（second orderstudies）相关的学科在5－10年的延迟后就会传到中国来，但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比这要晚了20年。虽然在上一世纪90年代国内有一些零星的介绍，但整体上没有研究，对它也没有系统的认识。从新世纪开始，这一学科开始被大规模引进来。我今天讲的内容只是对这一学科作简单概述，其中也提出几个问题，但由于时间有限，在这里不可能做非常详细的讨论。
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跟科学社会学的关系，简单说二者是包含关系。科学社会学中包含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学，也叫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它在70、80年代处于正统地位，其领袖人物默顿（R. K. Merton）曾经得过美国总统科学奖，当年戈尔给他发过奖章。但目前起源于英国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已经取而代之，取得了统治地位。关于这一学术领域的概貌，南开大学刘珺珺教授的博士赵万里先生写过一部很好的著作，全面介绍了SSK的学派、理论和实践，文献也较齐全。这本书是一种“三阶研究”，如他自己说的，是“我看SSK如何看科学”。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7.4-2003.2.23），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社会看作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结构系统，各部分之间依某种相对稳定的形式结成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功能并对社会现象有决定性影响。
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SSK另外有两个标志：
1）《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学术杂志和普通报纸最近一段时期有不少内容是关于SSK的。
2）据我所知，已经有数个研究生以SSK为题做硕士学位论文，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一、SSK的起源
我讲的是非常粗线条的历史，肯定不全面。SSK的前身很复杂，根据SSK最重要的人物布鲁尔（D. Bloor）和巴恩斯（B. Barnes）讲，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德国关于“教会编史学”有一图宾根学派，认为应该把教会认为正统的思想与教会认为非正统的思想都给予中肯的对待。SSK的倡导者认为这对他们后来提出“强纲领”有启发，但我个人猜测这是他们后来才找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提出自己的学科以后又回到前人那里寻找佐证，主要是为SSK辩护服务。
第二个前身是旧的知识社会学，这里面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知道知识社会学哲学味比较浓，而且有观念论的色彩，它是欧洲哲学跟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但它在20世纪20、30年代发展起来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迪尔凯姆（E. Durkheim，1858-1917）、曼海姆（K. Manheim，1896-1947），舍勒（M. Scheler，1874-1928）、韦伯（M. Weber，1864-1920），还有兹纳涅茨基（P. Znaniecki）等人。接下去是美国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它以宏观的、统计性的经验研究取胜。在科学观上，这一学派与传统科学哲学保持一致，主张社会学不要从认识论上关注科学的内容本身。默顿还专门讲了科学的“规范结构”。这为后来的SSK立下了靶子。没有默顿学派在先在诸多研究，SSK大概不会以这样的面目出现，至少它为SSK提供了大量的可供批判性考察的问题和素材。SSK继承了旧知识社会学的一些东西，而基本上反对美国的那套传统科学社会。
第三个渊源是1962年科学哲学家库恩（T. Kuhn）写的一本小册子《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小册子在美国卖了上百万册，一本哲学著作能卖到这个数目，令人吃惊。现在什么人都引用库恩的理论，以至于库恩晚年都急了，说人们经常误解他的意思。库恩研究科学史出道，后进入科学哲学领域，他的学说妙就妙在可作不同的解释。他的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不可能约性”、范式转变等。
库恩在198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特别批评了SSK，说自己的观点跟SSK的理解根本是两回事。库恩的理论又与蒯因（W. O. Quine）的“亚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问题结合在一起，导致更多的人怀疑传统科学哲学，使人们更倾向于把科学理解为一种普通的文化。激进人士甚至宣称，科学与宗教、艺术、巫术没有本质的差别。SSK一般说来都是反对传统科学哲学的。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SSK认为这些正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描述都给人以错误的印象，是过分理想化的描述，是有问题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是托马斯·库恩的经典名著，作者从科学史的视角探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本质，第一次提出了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常态、危机等概念，提出了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的观点，深刻揭示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
再一个渊源是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后期的哲学。维特根斯坦自己创造了两套哲学体系，一个体现在《逻辑哲学论》中，另一个体现在后来的《哲学研究》中。SSK的元老布鲁尔自称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一些启发，但也有人说他曲解了维氏的观点。但无论是正解还是曲解，至少它对SSK起到了一种促进的作用，没有人要求“影响”必须一定要建立在“正解”上（实际上，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历史上不少学说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但这也可换种角度，把它说成是“发展”或者“创新”）。
SSK真正的发展是起源于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我们知道大哲学家、经验论的鼻祖之一休谟（D. Hume）就在爱丁堡，SSK在某种程度上从另外一个方向继承了休谟的传统。逻辑经验主义也直接继承了休谟的传统，但取的方向不同。如果说传统科学哲学试图正面解决休谟设定的经验论难题的化，SSK等则是想复现或者强重这些难题，并论证必须通过“社会”这一维度，才能化解那些老问题。
我最近看了一点材料，说SSK的起源还有一个具体的、具有“辩证性质”的背景。1950年代斯诺（C. P. Snow）讨论两种文化之争，其中一个结果是，跟英国首相合作，对科学本身进行研究，找了一批有自然科学或者数学背景的人物，包括巴恩斯和布鲁尔等。当时起了一个研究题目“Science Studies”，我把它译作“科学元勘”（现在许多人已经采用这一译法），成立的单位叫“科学元勘小组”。非常有趣的是，30年过去以后，思想或者问题似乎又回到了起点：科学与人文如何沟通？在英国SSK有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可以简称BBC，就是巴恩斯（Barnes）、布鲁尔（Bloor）和柯林斯（H. Collins）。其中巴恩斯和和布鲁尔属于创始性人物，柯林斯则是巴斯学派的首领人物，当前最活跃。有人专别分析过，现在SSK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就是柯林斯，他写的论文最多，影响也最大。英国还有一个代表人物是马凯（M. Mulkay），他跟后现代也有一定关系。
英国SSK起源以后，马上影响到法国。法国有个重要人物拉图尔（B. Latour）。当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哲学工作者，受到SSK的启发，于1970年代末到美国的索尔克研究所做了一项科学人类学的调查工作。在那里做了两年多的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把科学家当作像动物一样的主体进行观察，从而揭示出现实的科学家是如何工作的。1979年他与英国一位科学社会学家合作出了一部书《实验室生活》，现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一部经典，也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与拉图尔同期塞提娜（K. Knorr Cetina）也做了重要的工作，她于1981年出版了《知识的制造》一书。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出生于1947年，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巴黎学派的创立者。现为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教授、副院长，2013年获得霍尔堡国际纪念奖。读者朋友可以回顾往期推文：拉图尔 | 从科学的世界步入研究的世界
上面提到SSK在欧洲的起源。但是在20世纪，好像任何一个学科不太可能在欧洲就搞成气候，还需要借助于美国这个“放大器”。20世纪三大学术运动法兰克福学派、维也纳学派和SSK的爱丁堡学派，实际上都是在欧洲产生以后，扩散到美国才取得巨大影响的。SSK现在在美国也成为了正统，有几个主要的代表学者。西海岸的领军人物是UCSD的沙宾（S. Shapin），他在英国爱丁堡学习过。第二位是美国中部UTUC的皮克林（A. Pickering），他先在英国拿了一个理论物理学的博士学位，然后又到爱丁堡大学拿了一个“科学元勘”博士学位。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建构夸克》。美国东部也有一些人物，如康奈尔大学的的宾茨（T. Pinch）等。
上面只是SSK产生与发展的几条线索，而这一学科兴起的总背景是20世纪的科学由小变大，成为一种“大科学”。当科学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时，只从内部看科学就不够了。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与政治、经济结合紧密，科学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科学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在而且复杂，包括负面的影响。没有这个背景SSK是不可能产生的，即使产生了也成不了气候。
那么SSK与默顿学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曾经问过皮克林，英国爱丁堡学派与美国哥伦比亚的默顿学派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后者对英国的SSK有什么影响？他回答得非常干脆利落，说双方是一种相互轻蔑的关系。英国SSK认为，美国人搞的科学社会学完全是为科学家服务的，属于一种科学家的社会学，而不是关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学，因而错过了所有有趣的和重要的方面。而美国科学社会学家则认为，英国SSK的做法是很危险的，认为可以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至少是“发疯”的，并且可能是“邪恶”的。因为它可能摧毁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从而会导致一种反科学。
1999年我曾在美国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双年会上拍过一照片，颇有象征含义。画面有两人，站着的那位是SSK中影响最大的柯林斯，坐着的人是传统科学哲学的代言人富兰克林（A. Franklin），他在科罗拉多大学任教。在会议上，这两个人在讲台上争论起来，然后都去抢话筒，抢的结果是话筒落在了柯林斯的手中。从这张照片看，柯林斯控制了话语权，而实际情况也恰好如此。在若干年以前，SSK想发表论文是很难的，因为审稿人都是传统学派的人物。但现在形势大变，SSK掌握了几乎所有学术刊物的审稿权和主编权，传统学派人物想发表文章较困难，包括默顿的大弟子科尔，他想为一部手册写上一章，人家根本不理他。所以现在确实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柯林斯掌握了话语权，也得到了普遍承认。他得到过两个大奖，一个是贝尔纳奖，这是社会学界最重要的一个奖项。最近一些年贝尔纳奖几乎全都给了SSK人物。另外一个奖是默顿奖，这很令人惊讶，因为柯林斯恰恰是反对默顿学派的。这也说明了在国外授奖还是很客观的、很有宽容精神的。这种情况在国内是不可能的。柯林斯最有名的一本书是他的一部文集，叫《改变秩序》。他获奖的另一本书是The Gloem，中文可直翻为《勾勒姆》。“Gloem”是源于犹太教传说，柯林斯用它隐喻科学，形容现代科学就象Gloem神话中传说的怪物一样，力大无比，但很笨，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和想干些什么。
关于SSK国内已经可以读到一些重要著作了。东方出版社在霍桂桓等人的组织下已经把几部SSK著作译成了中文。首先是布鲁尔的的《知识和社会意象》，这是SSK的经典之经典，如果想了解SSK，这是第一本需要读的。SSK的“强纲领”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来的。另外还有多种，其中《关于科学》很容易读，也有趣。
《知识和社会意象》提出了论证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通过系统论述科学知识的社会起源和社会维度、强调科学研究的反身性，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回答；它不仅使作者本人成为这个理论阵营的主帅，也使自身变成了当今知识社会学界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从英国爱丁堡去美国的皮克林编了一本文集，叫《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2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这本书很有价值，但没有译文。1995年他自己又出版了一本书，叫The Mangle of Practice。他自己欣赏，但我感觉一般。此外，沙宾有一本成名作《利维坦与气泵》，是对历史的案例研究，这本书写得不错。人类学家赫斯（D. Hess）写的《新时代科学》《科学元勘》等等，非常通俗，也有助于从侧面了解SSK。
二、SSK的认识论
很多人都指出，SSK在认识论上有相对主义的倾向，因为它把科学与宗教、迷信、巫术等等其他的文化都看成一种信念系统，并有许多共性。虽然SSK的认识论只是哲学史中诸多相对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但它的相对主义有一定的新意，这体现在它的“对手”是谁上。人们都认为相对主义的对手当然就是理性主义，但SSK主要反对的是绝对主义。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SSK的相对主义除了认识论意义以外，还有超出认识论的一些人文、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意味着平权，认为科学与其他文化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而不是说科学高高在上，科学对一切事物都有绝对的解释权威。
另外，SSK贬低个体认识论，而强调社会认识论，认为科学认识本质上也是通过社会认同、社会协商、社会共识而还到的。在研究过程中，SSK非常强调社会力量对科学研究内容的介入、决定作用。以前通常把外在的社会的力量当作干扰处理，或者只是当作十分外在的背景影响来评估，而SSK把社会因素带到具体问题，细致地揭示出社会因素如何对科学研究的每一过程、环节发生了多方面的作用，包括正的和反的作用。我认为SSK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当前科学的社会性，已经昭示于天下。现在的科学的确不是几个人关起门来，单靠追求真理就能搞出来的，科学家需要开会，需要辩论，需要发表论文，需要职称，需要社会地位，当然这一切的一切还需要科研资助。
“现在的科学的确不是几个人关起门来，单靠追求真理就能搞出来的，科学家需要开会，需要辩论，需要发表论文，需要职称，需要社会地位，当然这一切的一切还需要科研资助。”图为201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
值得一提的是，SSK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也有“逼上梁山”的成份。一开始有人就认为它是相对主义，而SSK对此没有什么明确的反应，毕竟相对主义不是好玩的，对自己也不利。后来它被逼得无路可走，有人站出来，反面加强了自己的相对主义倾向。比如巴恩斯和和布鲁尔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阐述他们的相对主义是什么意思。柯林斯把自己的相对主义定义为一种“经验论的相对主义”。实际上SSK自身内部对相对主义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批评SSK的人把相对主义常常做最坏的理解，将之引伸到自己最容易攻击的一个位置，然后去进行猛烈批判。这也是学术争论常采取的一种最有效的、最方便的伎俩。但这样把别人引到庸俗的地步然后把它打倒，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认为SSK的相对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值得做一、两篇硕士甚至博士论文。我承认自己对相对主义理解不多透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此时我想到了《科学美国人》原来的记者的约翰•霍根（J. Horgan）评论费耶阿本德时曾经说的一段话。费耶阿本德一般被认为是反对方法、理性的后现代人物。霍根虽然是一个记者，却真正理解了费耶阿本德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费耶阿本德抨击科学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科学，恰恰相反，他抨击科学是因为他太了解科学了，认识到科学太强大了，在当前的社会中科学有可能使人类的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受到损害，从而引起人文学者的恐惧。所以费耶阿本德的反科学与科学哲学家不是站在同一个层次上说话，他是站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视野来看问题的，他是彻底的人本主义者。
我想指出的另一点是，费耶阿本德和库恩一样，不承认自己是反科学，他说“我反对的仅仅是科学至上的一种极端的科学主义的观点，因为不是每个事件都能用科学来处理的，如此而已，我没有说更多的东西”。我认为对SSK的相对主义也应该做相似的理解，因为有时它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讲话，而不是在字面的意义上讲话。
三、SSK的方法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方法论问题。这方面也有争论。早期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讲到SSK在方法论上有一种经验论的色彩，当时这方面谈的不多。写出来以后马上就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这反倒促使我更仔细地思考这个问题，思考之后发现它确实有经验论的色彩，我当初的感觉是对的。
只要一做案例研究、一做人类学的观察，理论的经验主义色彩就容易显现出来。经验论并不一定是坏事，许多科学哲学家坚决不肯放弃经验论。大家可以按哲学上各种各样经验论的定义来检验SSK的研究是否有经验论色彩。
SSK考察科学不是从规范出发，不是说科学应当如何如何，而是研究实际上的科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规范性（normative）与描述性（descriptive）两分法中，SSK无疑选择的是后者。
所以它跟传统的科学哲学不一样。它认为科学是不是理性的我不管，我先看看实际中的科学是不是理性的。
在SSK看来，关键要看科学界实际在做什么、在怎么做，科学家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他们在基金的申请中、在实验室中、在写论文过程中、在宣传成果上面，是不是都严格按照理性、客观的标准去做了，有没有弄虚作假、拉关系、搞平衡等等？SSK认为实际的情况非常复杂，什么样的都有，它关心的就是这种实际中的科学。至于这实际的科学面貌好不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社会学家不管它们好不好，首先要揭示实际的样子。
比如柯林斯就关心科学中的“不轨行为”。以前都认为不轨行为不属于科学的正常行为，科学就是真理，等同于正确的东西，凡是有问题的东西都被看做科学的外部问题，是要去掉的。但在SSK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它认为所有的现象都是科学中的正常现象。实际上，科学家在大搞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在大量搞伪科学、非科学的东西。在SSK看来，科学家做的东西都是科学，其中什么都有，科学、非科学、伪科学笼统上都是科学，因为都是以科学的名义做的，外行人也分不清楚，科学内部关于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也划不出清楚的界线。这样一来，就把外部问题转化成内部问题了。科学划界曾是科学哲学讨论的重点问题，最后发现，没有简便的逻辑划界方法，综合划界还比较可信。但综合划界已经把外在因素引入，与社会学的处理有接近之处。在SSK那里，科学划界问题已经不存在，或者完全转化为另一个问题了。现在某东西是不是科学，要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讨论，最简便的办法是举手表决。实际上学术刊物的发稿原则、科研评奖、基金申请某种程度上都与举手有关，即与民主决策有关。这与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共识有关。传统上讲的理性、逻辑是否不起作用了呢？不是，只是相对于社会共识而言它们是下一层次的、个体化的、不重要的。
黄禹锡，韩国著名生物科学家，曾任首尔大学兽医学院首席教授。2005年12月，他被揭发伪造多项研究成果，韩国举国哗然。黄禹锡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均属子虚乌有。
这也说明，不同学科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盲点。把科学作为一个对象研究，原则上不应当划分出哪些角度是允许的或者优越的。但历史上有些学科确实先发展起来，因而获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它们瞧不起后来的、新的研究进路。科学哲学起步较早，科学社会发展较晚，默顿学派的社会学就没有也不想动摇科学哲学的信念，但SSK就不一样了，SSK明确与科学哲学对着干。
对SSK的批评非常多。一个是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家们对它非常不满，比如科尔写了很多东西批判它，例如他的《科学的制造》。其他人还包括卡桑德拉（劳丹的女博士）、劳丹（科学哲学家）、霍尔顿（科学史家）、牛顿（科学家）、罗森伯格（生物哲学家）等。在国内也是一样，以我个人为例，只要我写了关于SSK的文章，不管是大文章还是小文章，不管是介绍、赞成或者反对，都有很多人批评。
有人说人对SSK批判得不够，有人说接受得不够！但现在有个大的趋势，就是对SSK认可的人越来越多。更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科学哲学》杂志上面连续出现了几篇文章，说早期的逻辑经验论者早就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想法。他们的文章透出一个信息，科学哲学、科学史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确实需要打通了，它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独立发展。
四、SSK有多激进？
SSK经过30年的发展，它的观点到底有多激进？开始时，他们自己声称很激进，因为他们在搞一种区别战略。正如有人讲的，SSK要想让人们关注它，就要标榜自己与其他人多么不同。SSK对于纠正人们的科学观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有时矫枉过正，在所难免。但是回头来看，并考虑科学界对它的一个反应，给我一个印象就是SSK的观点一点都不激进。我有四个方面的证据。一个是1989年美国的“2061计划”出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做《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已经成为美国人科学教育的标准。这本书中关于科学的本性、科学在社会中的运作的观点，跟SSK的观点几乎没有差别。第二个证据是1995年，美国的科学院、工程院和卫生研究院这三大机构出了一个手册，相当于科学界内部的一个行为规则，其中有一章专门讲科学的社会基础和科学的社会机制，说科学知识和科学成果必须要被科学共同体认可才能算数。这个观点我认为跟SSK几乎是一样的，但它得到了美国三大院的高度认可。第三个证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在布达佩斯开了一个“世界科学大会”，大会有一个重要宣言，叫做《科学以及对科学知识的利用》，这份报告有两个附件，其中大量提到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属性、科学家的外部行为规范等，这跟SSK也非常相近。第四个证据是英国上议院2000年签署过一个叫做《科学与社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为了响应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颁布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这里也吸收了大量SSK的观点。
这些使人们想到，尽管SSK声称自己多么激进，也有一些反对SSK的人认为SSK非常激进，但是事实上科学界已经不作声息地把它很好地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了，它在科学界内部并没有引起什么冲突性的反应。但是，为什么SSK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却遭到了部分科学家特别是一些科学维权人士的激烈批判？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SSK在经过近30年的奋斗以后，是否达到自己的目标了？30年中SSK的观点变化像走马灯一样，但中间有什么不变的东西？我个人认为，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现在SSK几乎没有什么新的逻辑空间了，其各种观点的逻辑可能性已经被遍历（being ergodic）了。如果方法上要再发展可能就需要找一些新的突破口了。所以我认为它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目标。而从上面四个报告也可以看出，它客观上也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但它不变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是它70年代初建立爱丁堡大学科学元勘小组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对科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Science Studies”是“对科学家的研究的研究”，属于二阶的东西。现在确实需要解放思想，多角度研究科学，切打破学科壁垒。
第三个问题是，SSK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与传播有其自己的社会文化语境（context），那它对中国有什么启示？为什么它推迟了大约20－30年才被引入中国？这使我考虑到胡适在20世纪初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观点，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反科学的观点，胡适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说中国根本没有资格来玩反科学的游戏，因为在中国举目一看，在社会上科学连一点影子都难见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最缺乏科学，要学科学，上百年都学不完，现在如何谈反科学呢？胡适的话在当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在100年之后的现在来看，语境已经发生变化了，社会形势变了。中国的科学现在在建制上已经比较强大了，至少有一个庞大的体系，而科学的世界观名义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主流文化，至少在政府文件和媒体中是这么写的。非但如此，现在几乎任何东西前面都要加上“科学的”三个字，不管与科学有关还是无关，甚至伪科学也偏偏借科学的光。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SSK对我们今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科学的本性是什么，甚至有助于我们理解伪科学。
《科学究竟是什么》是查尔莫斯论述当代科学哲学的代表作。书中介绍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的主要思想。
另外要强调的是SSK主要进行的是案例研究。它虽然有大量的哲学观点，但那些东西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做论证的，它真正做的工作是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有几个方面的好处，我认为它会持久存在的。首先它能把事情深化。实际上的科学史中有大量案例，要比我们的科学史教科书中讲的复杂得多。案例研究是一种经验性的扎扎实实的工作，能深化对事情的认识。第二个好处是持久。理论可能变化无常，但案例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即使把理论去掉它还有用，当然不可能全去掉，因为观察渗透着理论。第三个好处是综合。就是它能把科学史的、科学哲学的、科学社会学的、科学文化的研究都集中在一起。研究案例可以放弃门户之见。我们中国人要借鉴SSK，必须要跟做案例结合在一起。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我就多次建议用SSK的方法做做长江三峡项目，南水北调、上海磁浮列车、神舟飞船等项目。
此外，SSK对我们还有更大的启示，就是它认为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有的人一生不学科学，在这个社会中也能活下去，而且挣的钱可能更多。这是从个体角度说的。从整个国家来说，如果所有中国人都不学科学，那么中国可能就要被灭掉了，因此科学是竞争中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但是，SSK又使我们在看科学时多了一个外在的、旁观者的、中立的、客观的视角，以一种平常心来看一种世俗化的科学。
第二点是，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像我们平时理解的那样，都是真正的科学，都是一些代表真理的东西，远远不会错。事实是，甚至在科学中没有一件东西达到了逻辑上完全正确的程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科学的概念扩大一点，宽容一点：凡是声称是科学的都可以叫它科学。再说得过分一点，可以说“伪科学也是一种科学”。很多伪科学实际上都是科学家搞的，包括大科学家。非科学家搞的伪科学很容易识别，也没有权威性，也骗不了许多人，但科学家搞的伪科学不容易分清，因为他既搞科学又搞伪科学。比如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瑟夫孙，他因为研究超导隧道效应而出名，得过诺贝尔奖，但同时他也在大量搞伪科学，现在他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领导了一个叫“心物统一”的项目，写了一些乌七八糟的论文，他从来没有说那不是科学。他既是大科学家，又是大伪科学家。再有一个例子是华莱士，他跟达尔文同时提出自然选择学说，但同时他非常相信灵学。按照以前的观点这些是不可理解的，一个人的理性和非理性怎么会结合成这样？实际上，现实中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把科学与伪科学做绝对的划界，这是对科学史的一种错误重构，而SSK则有助于揭示这个东西。
最后我还要谈一下SSK与反科学的关系。科学能不能反？原则上任何东西都可以反，问题是怎么反，反某某东西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直接提反科学不合适，至少不明确。反思科学是可以的，抛弃科学的反科学要不得。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非常注入科学精神。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些卫道士十分明显，包括我本人在内。反思科学是必要的，对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国，反思科学就容易被戴上反科学的帽子，一旦被戴上这样的帽子，他就被置于可笑的境地。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弱点，也是科学精神缺乏的一个具体表现。科学凯岂是让我膜拜的？有人讲，敢于嘲笑哲学的才是真哲学，那么我们也可以讲，敢于批判科学的才是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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