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
沈永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教育学博士；
冯洪荣/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郭秀晶/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管理学博士，本文通讯作者。
本文摘要
从教师的视角探讨如何通过学校制度的改善提升其人才培养制度效能能够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对北京市41所中小学校2484名教师的调查发现，微观教育要素有赖于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并在适配的管理环境中发挥人才培养的制度效能；单一维度的制度优势无法产生显著的制度效能，制度优势学校有着最为显著的制度效能。因此，需要从宏观政策导向和微观系统完善两个层面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进而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服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现代学校制度是指适应现代化教育发展需要和人才培养要求的制度体系。自“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首次被提出以来，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有研究者认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存在学校主体缺位和错位而致使现代学校制度的政策实践难以得到基层工作者的一致认同。重视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实践”逻辑是学校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方式。研究者认为学校制度创新必须以实践者感觉到学校组织出现的危机为前提。因此，重新审视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以此为指导设计评价框架，开展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评价，从教育学的视角审视学校办学和发展规律，是进一步完善现代学校制度，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基础。
为此，本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教师作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为切入口，设计学校制度实践状况的评价框架并通过实证数据分析探索学校制度如何促进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这一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课题组于2022年4月至5月，面向北京市16个区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41所中小学校教职工群体开展了“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问卷调查。剔除无效样本后，共有2484份问卷数据用以实证分析。
一、人才培养：多元共治视野下现代学校制度建构的核心目标
学校制度与人才培养的关系问题既需要理论澄清，也需要在实践逻辑中发现其客观规律。为此我们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理论框架下，以其价值基础为导向，设计面向现实实践的学校制度评价框架。
（一）从体制变革到多元共治：现代学校制度建构的理论转向
无论是在学理研究还是在政策实践中，现代学校制度基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公立学校制度及其变革的理想类型。我们利用Citespace 6.1软件，通过对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中354篇基础教育现代学校制度研究文献的主题词聚类、关键词突现情况分析发现，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研究存在明显的理论转向：从作为公立学校体制变革的现代学校制度转向为作为学校治理理想类型的现代学校制度。
前者的建构重点在于“政府-市场-学校”关系的调节机制的建立，因而“民办学校”作为突现关键词，其影响力从1995年持续到2005年。这期间“民办学校-公办学校-制度创新”是研究的核心框架。对此，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部分地区开展的“公办学校改制”试验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动向。而这一试验的目的在于试图利用原有公办学校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优势，创立一种公私兼备的新型办学体制，为提高公办学校办学质量和经济效益开辟新路。
而后者的建构重点在于“政府-学校-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的建立，因而“治理”在2015年后成为现代学校制度研究的突现词，体现了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趋势。在此之前的2006年到2013年，包括“教职工”“教代会”“家校合作”“学校章程”关键词的陆续突现，则体现了学校作为独立法人主体在协调“政府-学校-社会”关系中的制度要素。因此，研究者们对现代学校制度的界定在强调学校法人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学校治理结构和机制。比如有研究者强调现代学校制度是“以完善的学校法人制度为基础，以现代教育观念为指导，学校依法自主、民主管理，能够促进学生、教职工、学校、学校所在社区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二）现代性、公共性和“人”作为目的：现代学校制度的价值基础
建构什么样的学校制度，实现何种教育目的涉及学校制度的价值取向问题。明确现代学校制度的价值基础既是我们探讨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方向，也是建构评价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框架的准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需要回应的根本问题。因此，作为与我国教育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指向应该是人才培养的问题。而现代学校制度指向的人才培养应该坚持以下三个基础价值。
首先，坚持现代性价值关照下的人才培养观。“现代性”是现代学校制度的内在规定性。而“现代性”指向的是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因此，“现代性”关照下的人才培养观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人才观。在此意义上，现代学校制度是一种改进了的、进步的和向着未来的学校制度。以此为导向，学校制度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与学生发展直接相关的培养目标、学制和课程制度等需要以未来人才需要为导向，并体现学生的发展性特征。
其次，坚持以公共性为基准，服务人才培养目的。教育公共性原理内含着学校制度的合理性和公益性，这既强调了学校制度需要反映教育规律并促进教育发展，又突出了学校制度必须保障个体和社会同时受益。因此，作为服务人才培养的学校管理制度需要以合理性和公益性为导向，既尊重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也需要关注不同类型学生融入学校生活的开放性和适切性。
最后，坚持“人”作为目的的核心价值贯穿学校制度建构的始终。“人”作为目的的学校制度强调学校所建构的制度环境应该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而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效能的应有之义也在于彰显和实现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学校制度是促进教师更好地教和学生更好地学的制度体系。
（三）教育教学育人制度、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学校管理制度：教师视角下学校制度实践状况评价的三维框架
多元共治的现代学校制度理论强调了学校教育实践各利益相关主体治理参与的重要性。教师是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微观系统中的重要行动者，是现代学校建设的主体之一。从制度运行的角度看，研究者往往强调教师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参与学校治理的价值。而对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经验”的充分聆听与客观分析既能够提高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也能够更加准确地实现教师参与学校治理。
因此，本研究以学校制度要素为基础，结合现代学校制度的价值导向设计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评价指标，并通过教师评价的实证数据，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确立了教师视角下学校制度实践状况评价的三维框架：教育教学育人制度、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学校管理制度。总体来看，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评价所包含的三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5.01%（KMO=0.96，p=0.000)，说明这个三维框架解释了学校制度实践状况的85.01%。结构方程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模型拟合值大多也达到了最优标准，说明学校制度实践评价三维框架的有效性。
教育教学育人制度是围绕学生培养建构的包括培养目标、学制和课程设置在内的制度。实证数据揭示的结构模型也验证了教育教学育人制度包含了人才素养体系和培养目标、学制、课程制度三个亚结构（KMO=0.941,p=0.000,累积方差贡献率=93.065%）。与教育教学育人制度直接与学生发生关联不同，学校管理制度更多与学校教师、评价和家长等利益相关方发生联系。实证数据揭示的模型结构显示，教师视角下的学校管理制度包含评价制度、教师发展制度和家校协同制度三个亚结构（KMO=0.881,p=0.000,累积方差贡献率=95.003%）。而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测量的核心是学校空间布局和学习资源能否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二、互动增效与整体提升：教师视角下学校制度促进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机制
制度效能是效果、效率及效应的综合体，对应着教育质量、教育活动效率和教育公平。探索学校制度与人才培养效能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应有路径。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问题“总体而言，您认为您所在学校现行的各方面制度是否有利于未来人才的培养？”作为学校人才培养制度效能的评价指标。该指标采用1～10分依次代表学校制度有利于未来人才培养的程度。以此指标作为因变量，以教师对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评价作为自变量，我们运用结构方程路径分析模型和logistics回归模型探究发现了学校制度促进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微观机制。
（一）互动增效：微观教育要素有赖于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并在适配的管理环境中产生最大制度效能
总体来看，教师对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评价与其对学校人才培养制度效能的评价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了教师的性别、教龄、职称和职务之后的偏相关分析发现，教师对学校管理制度、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和教育教学育人制度的评价与其对学校人才培养制度效能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94（p=0.000）、0.537（p=0.000）和0.521（p=0.000）。
进一步的结构方程路径分析模型揭示了教育教学育人制度无法直接产生人才培养制度效能，其效能发挥必须通过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学校管理制度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基于教师个体的评价数据，我们建构了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影响其人才培养制度效能的最优路径模型（见图1）。该模型的拟合指数具体为：RMSEA=0.042<0.08,CFI=0.999>0.9，TLI=0.996>0.9，SRMR=0.006<0.08。与此同时，运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确认了模型中的各条影响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从模型中可知，教育教学育人制度的实践状况是对人才培养制度效能影响最大的变量，其综合影响系数为0.506（0.68*0.19+0.58*0.45+0.68*0.38*0.45）。但它仅能通过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和学校管理制度发挥间接影响；学校管理制度的影响仅次于教育教学育人制度，其影响系数为0.45；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的综合影响系数为0.361，其既可以对人才培养效能评价产生直接影响（影响系数0.19），也可以通过学校管理制度产生中介效应发挥作用（间接效应0.38*0.45=0.171）。
因此，互动增效是学校制度促进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重要机制。教育教学育人制度所包含的人才素养与培养目标、课程制度和学制要素需要在具体的学校场景中实践，即微观的教育要素需要依托学校空间与资源的供给，在适配的学校管理环境中产生相应的教育效能。
（二）整体提升：学校场域制度环境的系统效能
1.学校制度实践状况的类型分析
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作为日常教育活动中的系统建构，是学校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因此可以通过教师个体对学校制度实践状况评价的综合，建构学校层面制度实践水平。加之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评价存在内部的维度差异，由此产生不同维度水平的组合，从而可以从类型学上观察学校制度实践状况的校际差异。
根据学校制度实践状况评价三个维度表现的高-低，学校在理论上可以分为8种类型：类型1：制度薄弱学校（三个维度均低）；类型2：制度优势学校（三个维度均高）；类型3：教育教学育人制度优势学校（仅有教育教学育人制度维度高）；类型4：教育教学育人制度弱势学校（仅有教育教学育人制度维度低）；类型5：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优势学校（仅有学校空间与资源优势供给制度维度高）；类型6：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弱势学校（仅有学校空间与资源优势供给制度维度低）；类型7：学校管理制度优势学校（仅有管理制度维度高）；类型8：学校管理制度弱势学校（仅有管理制度维度低）。
调查结果显示，41所被调查学校的制度实践评价总体平均得分为4.468分，最低分为4.037分（案例38），最高分为4.960分（案例44），差异较大。41所被调查学校分布在7大类型中，其中制度优势学校和弱势学校最为集中，具体学校类型分布见表1。
2.人才培养制度效能评价的校际差异
从调查结果来看，教师对其所在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之于人才培养效能的评价较高，但存在显著的校际差异。教师对人才培养制度效能评价的总体均值为8.92分（标准差为1.414）。其中，评价最低的两所学校是案例38和案例31，平均得分为8.13分和8.17分；评价最高的两所学校是案例10和案例44，平均得分为9.90分和9.86分。
不同类型的学校，教师对人才培养制度效能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学校制度实践优势学校（类型2）的评价最高，均值为9.28分。以学校制度实践优势学校（类型2）为参照，学校制度实践弱势学校（类型1）、教育教学育人制度优势学校（类型3）、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优势学校（类型5）、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弱势学校（类型6）的教师评价分别显著低0.62分（p=0.000)、0.53分(p=0.018)、0.51分(p=0.000)和0.43分(p=0.002)。此外，学校管理制度优势学校（类型7）与学校制度实践弱势学校（类型1）之间的差距也达到了显著水平（p=0.008)(见图2)。
3.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类型对人才培养制度效能的影响
以人才培养制度效能为因变量，以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类型作为自变量建立的logistics回归模型发现，单一的制度优势并不能产生显著的人才培养制度效能。logistics回归模型中仅有制度优势学校，即教育教学育人制度、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学校管理制度得分均为高的学校显示出显著的制度效能优势。制度优势学校表现出高效能的可能性是低效能可能性的2.127倍（p=0.000)。
因此，整体提升是学校制度促进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又一重要机制。从学校层面来看，人才培养制度效能的实现需要学校各项制度在协同配合中均达到最优状态。学校制度实践状况的三维评价框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弱势均无法实现对低制度效能的超越，这也是现代学校制度体系建构的意义所在。
三、政策导向与系统完善：学校制度促进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政策建议
现代学校制度是 “以人为本”、以 “育人为中心” 的学校制度，是调整学校职能主体与其内外环境关系，遵循学校教育生态规律的学校制度。学校制度实践是宏观教育发展在微观学校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2025年)》提到，“十三五”时期，首都教育质量实现新提升，主要体现在“办学传统、办学理念、课程教学、教师队伍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增强”，也强调了“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教育现代化目标还存在差距”的现实。具体到教师关于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的微观评价上，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在取得了与北京市宏观教育发展研判较为一致的结果基础上，还对学校制度促进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微观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综合研究发现，本文认为应该从宏观政策导向和微观系统完善两个层面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服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一）价值定向与内部活力激发：现代学校制度完善的宏观政策导向
我国公立学校的改革进程始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围绕公办学校民间性和国家性的矛盾，公办学校改制在调整政府-学校关系，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方面取得了正面进展，也带来了诸如教育收费乱象、择校问题、教育不公平现象。尽管这一历史进程先于“现代学校制度”作为一个政策概念被提出，但是，这一学校改革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我国公办学校探索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学校制度的过程。结合历史经验与本研究探索的学校制度的实践状况与其人才培养制度效能的紧密关系，本研究认为现代学校制度应该坚持凸显教育的主体性，将服务学生发展作为制度建构的核心。
并且，以学校为主体的现代学校制度建构不应忽视学校作为一个组织原有的制度实践基础，相应的外部资源供给应该从“经济发展逻辑”转向“教育发展逻辑”，即关注优质教育资源的根本在于师生直接投入的、更高品质的日常化教育活动。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是基于已有学校制度的基础上的重建或构建，而本研究发现教师对学校制度实践评价存在学校间的显著差异。因此，面对不均衡这一现实，在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中，学校具有主体性，在外部“场域”调整的同时，内部“惯习”的调适意义重大。为此，需要超越单一主体和个体层面的努力，让所有师生和领导一起通过学校组织层面的系统变革来促成优质教育资源的创生，即借力外部制度资源的力量实现学校内部制度实践活力的激发，运用系统层面的宏观因素(如办学理念、文化、制度、战略)促成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不同主体及其掌握的资源要素和资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合作，最终实现学校制度实践效能的提升。
（二）学制完善、空间生产与家校协同：现代学校制度实践的微观系统完善
对“现代”的认识是回应“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内涵的前提。“现代”是一个动态的、标准不断提高的、在绝对时间上没有固定起点和终点的一个过程、一个时代。因此以服务学生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学校制度应该具有动态性和适时性。而以未来人才培养为导向是保障现代学校制度动态性和适时性的前提。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课题组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在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提出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基本框架。根据OECD和世界经济论坛各自开发的《学习罗盘2030》和“教育4.0全球框架”，研究者认为未来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变革性素养和关键技能，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由此可见，未来人才培养作为与学校教育教学育人制度最为直接、紧密的因素得到了国内外教育界的普遍重视。从本研究的发现可知，教育教学育人制度在促进人才培养制度效能方面影响最大，但是，其育人效能的激活还需要通过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学校管理制度的配合。并且，制度优势学校有着显著的人才培养制度效能还说明了关注不同维度制度实践的薄弱环节，解决学校制度实践内部的“不平衡”问题，系统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是实现学校制度服务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因此，结合教师对各项制度实践的具体评价，以学校制度实践的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本研究在学校制度改建的微观方面还有如下建议。
1.关注学制改进与完善，提升教育教学育人制度实践水平，服务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
狭义上看，学校制度是指学制。从学制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既是国家层面教育制度的基础，也是学校实践微观层面的时空衔接与转化。学制的“长短之争”往往容易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对于学校实践而言，学段间的衔接问题才是直指为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而构建可供自主选择的制度。而本研究的指标设计也更加关注学制设置对于学生发展的过渡与衔接效果，将学制视为学校教育教学育人制度的构成部分。从实证结果来看，在教育教学育人制度中学制的表现相对最差。因此，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以学生发展为基础的学段衔接，服务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应该成为学制改进与完善的重点。
2.重视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完善，发挥学校育人场域力量
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的实践状况在过往的现代学校制度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然而，空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其在被建构的同时也必然建构出一整套与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标准、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它迫使人们去遵从，并再生产出相应的社会标准、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因此，在实践中，学校制度应该将学校空间纳入其中。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学校空间与资源供给制度在三个维度中的表现最差。但是，其不仅能够对人才培养制度效能产生直接影响，还是教育教学育人制度产生人才培养制度效能的重要中介变量。因此，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需要从空间实践的角度重视学校空间资源供给满足个性化、多样性的学生发展需求，实现学校育人场域力量的最大限度发挥。
3.进一步完善家校协同育人机制，在协同育人中推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家校合作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学校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就论证了没有家长的参与无法实现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观点。在《科尔曼报告》问世之后，研究者们又十分关注作为结构性弱势的家庭如何复制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而爱普斯坦则将视角转为更为积极的家校合作，发挥家校合作育人的交叠影响作用。本研究发现学校管理制度建构的管理环境是教育教学育人制度发挥人才培养制度效能的重要中介变量，并且学校管理制度本身还对人才培养制度效能的发挥有着最大的直接影响效应。
然而，作为学校管理制度组成部分的家校协同制度在学校制度实践的二级维度中评价最低。因此，对于学校制度实践而言，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要求下,学校需要完善家校协同育人的制度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家校双方需要围绕“育人”这一根本目的推进家校协同的实践，进而实现学校制度实践的效能。
完
本文刊登于《中国教育学刊》2023年第五期，平台发表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学刊（ID:zgjy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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