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
祁占勇/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书琴/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本文摘要
生态正义对人类社会及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望未来教育要以“生态正义”为目标调整实践。教育在实现生态正义的过程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其不仅是培养生态公民的首要途径，还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关键手段，更是统整生态正义价值观的基本方式。教育在促进生态正义中发挥着传播生态知识、唤醒生态自觉、养成生态人格、培育生态文化的功能。当然，教育促进生态正义基础性地位的实现与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通过教育帮助个体习得实现生态正义必需的信息和技能、助推个体形成实现生态正义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引导个体产生实现生态正义的行动方式等的行动逻辑。
2020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学会融入世界：适应未来生存的教育》这一报告。该报告基于人类面临的多重威胁，提出了七个教育宣言，着重强调未来教育要以“生态正义”为目标调整实践，以转变人类行为方式，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及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正义是一种整体正义，包括代内正义、代际正义及自然正义三个维度。首先，生态不再具有属人色彩，人类也不再是生态的中心，人类必须在与自然交流过程中实现“去主体化”。其次，人类与自然同样都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互为主体，自然的价值不再以人的利益为参照点。最后，生态正义并不反对环境正义和社会公平正义，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实现超越人类利益的生态拯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生态底线思维，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其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与生态正义的内涵不谋而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该报告，正是意识到生态底线思维的重要性以及以往教育的不足，期望能够以更为宏大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来统摄教育实践，以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代际和多物种正义。教育能够使人类的行为方式实现由学习世界、作出行动到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转变，其不仅在促进生态正义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而且具有生态正义功能。
一、教育在促进生态正义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阔视野考虑，生态正义的最终目的是在人类社会中培育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体系，而任何文明体系的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教育。生态正义的问题实际上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问题，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实现生态正义的必要条件是人类跳出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改变其核心意识形态，不断提高生态素养水平。但这种改变并不能凭空发生，需要通过教育唤醒人类的生态自觉，转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促使人类作出积极行动，因此，教育在促进生态正义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
（一）教育是培养生态公民的首要途径
生态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人类行为。而人类行为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及价值体系，生态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生态意识的生态公民的自觉追求。生态公民的身份、权利及义务超越了国家的范畴，只有教育这项全球的公共事业能够做到培育世界范畴意义上的生态公民。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教育目标，将实现生态正义所需的素质纳入人才培养规格的设想和规定中来，培养出生态正义的建设主体。首先，教育能够培育公民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性思维。马克思指出，人类从本质上讲是类的存在物，具有类本质和类意识。这种类本质和联合生活的基础能够推动人类以类的方式思考存在，思考人与人、自然与人的关系，这就使得生态公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意识成为可能。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培养、强化这种关系意识的重要手段，能够使生态公民不断深化对人类的整体性生存的认识，养成生态思维能力。其次，教育能够培育公民生态素养。生态正义的实现，不仅要求公民要掌握有关生态系统的相关知识，还要拥有能够分析生态问题、践行保护生态行为的能力。生态素养的提高不仅要改变人类的生态意识形态，还要提高其生态知识水平。生态知识和生态意识是践行生态正义行为的基础，而传授知识和传递意识只能通过教育才能系统获得。最后，教育能够培育公民的生态责任感。生态公民与传统意义的公民不同，生态公民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不仅基于当下所处空间和时代，而是涉及其私人领域所产生的生态足迹。即使人类并不直接参与到他人生活或破坏环境的活动中，其私人领域内的消费等行为仍能给他人及生态带来影响，因此这种义务承担有赖于生态公民的高度自觉。教育能够通过一定的手段培养学生的生态责任感，进而唤起其生态自觉。
（二）教育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关键手段
生态正义的实现需要逐渐消除人类对生态产生的不利影响，这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帮助和支持。新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能够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实现产业升级与环境保护并举。而教育与科技的密切联系已经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历程中不证自明，生态正义的实现亟需教育促进科技创新，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使工业文明绿色化。首先，教育有使绿色科学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掌握绿色生产技术，能够使其转变为现实劳动的绿色生产。其次，教育对绿色科学技术具有传播作用。通过教育活动能使少数人发明、创造的绿色科学技术被多数人学习和掌握。最后，教育具有创造和发明新型绿色科技的作用。现实中，无论是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节能降耗及可持续治理技术的开发创新，还是利用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推动生态环境信息化都是科学技术对推动实现生态正义作出的贡献。科学技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驱动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实现生态正义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的变革是内生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因此，教育在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起着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关键手段。
（三）教育是统整生态正义价值观的基本方式
生态正义的实现过程不是一项社会运动，也不是简单的环境保护工作，它是涉及整个人类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变革的深刻革命。生态正义的实现需要生态正义价值观念的引领。从生态正义蕴含的价值观念来看，生态正义认为自然界本身就具有其利益和生态价值，生态正义的实质是要达成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平衡，其价值观念包括三个基本维度：一是代内正义，即代内的所有人，有平等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生态环境的权利；二是代际正义，即人类与过去和未来的每一世代共享一个地球，每代人在享受地球恩赐的同时，还要对后代负责；三是自然正义，即人类与其他物种地位平等，共享资源。由此可见，生态正义的价值观念具有复杂性，生态正义的相关理论，需要通过教育来对其进行解读和呈现，并适当地统一人类的认识。与其他手段和方式相比，教育在扭转人类错误的价值观，帮助人类树立生态正义理念方面具有巨大优势。这是因为教育作为全球的共同利益，是一个超越个人、集团、民族、国家的最具普遍意义的范畴，更加具有统御能力。而如果利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舆论与宣传等手段促进生态正义的实现，就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政治色彩，一旦产生政治色彩，那么“生态正义”便有了立场，容易产生“不正义”的后果。因此，在促进生态正义过程中，教育是改变人类态度、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和行为的关键。
二、教育在促进生态正义中的功能
人类站在生态系统的最高控制点，生态系统环境因子的作用远比人类文化的控制作用小得多，生态系统受人类文化脉冲所控制。习近平总书记曾提道：“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文化对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影响，而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教育自身并没有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的稳定调节生态系统的功能，它是通过培育具有生态素质的公民、传播生态正义知识、唤醒个体生态自觉等途径来实现生态正义的。
（一）传播生态知识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类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对象,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与自然界相连，因此“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生态正义的实现要求人类要对自己“无机的身体”有所了解，对同处于“生态圈”内非人类存在物有所感知。因此，人类必须具有丰富的关于生态系统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产生自觉维护生态系统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教育就是传播生态知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国际组织对此早有深刻的认知，如凝结着国际社会共识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教育2030议程》中都提出：到2030年确保所有进行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其中关于可持续生活方式和生态系统的知识尤为重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实施和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2015—2019）”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集了各国实施该计划的信息并建立了教育信息交流中心，气候变化教育信息交流中心制作了关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主题的在线视频和展览，为学校及相关学习型组织提供关于生态的相关知识。教育对生态知识的传播具有广泛性、长期性的特点，无论是正规教育还是非正规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可以对人们进行生态知识的熏陶。此外，教育不仅可以传播生物学、地理学等自然和生态相关的知识，还可以传播生态伦理、生态哲学等影响人类价值观的知识，使人类对生活的世界现状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了解。
（二）唤醒生态自觉
教育通过传播生态知识使人类拥有了理解自然、了解世界的基础，这只是实现生态正义的第一步。但如果只有生态知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就毫无情感可言，甚至还有可能因对自然机械、抽象地了解而形成“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有必要通过教育培养人们的生态审美情趣、提高生态觉察和反思能力、激发生态情感、进一步唤醒人类的生态自觉。
近代自然观的特点是离开人来谈论自然，在黑格尔那里，自然就被当作绝对观念或抽象精神，认为自然是完全与人无关、脱离人存在的绝对观念的产物。费尔巴哈则认为自然是纯粹自然物的集合体。可以认为，他们都将自然演绎成抽象符号或概念，物化了本来与人类生命平等的自然。如今，人类仍旧保留着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看待自然的思维方式，造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缺位”。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必须培养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一方面，教育可以培养人们的审美情趣。当前，大多数人仅从形式美的角度观赏自然，例如，人们觉得被修理过后的草坪赏心悦目，实际上这种草坪会极大地浪费水资源，但很多看似不具备审美价值的自然景观如沼泽等却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获得自然与人文、生活与审美的弥合，完成人与自然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扭转人们畸形的审美情趣，教会人们如何欣赏自然、欣赏自然的哪些特性。另一方面，教育可以使人们产生生态情感。教育可以使人们了解到生态保护的现状及实现生态正义的复杂性，使其产生心灵上的生态感悟。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人与自然产生共通，从生态缺位走向生态自觉。
（三）养成生态人格
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格的危机，生态非正义的根源在于人类在工业文明中所形成的占有式的人格。占有式的人格信奉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自我的价值高于一切，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认为实现自然的“袪魅”，依托技术手段就可以对其进行毫无限度的征服与掠夺，以满足自身的物质利益和需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们互相排斥和对抗，争夺、浪费自然资源，不顾后代需求。人是实现生态正义的主体，即使我们通过生态技术手段修复生态系统，减轻伤害，人类人格的不完善势必还会造成生态正义的再次溃散。因此，我们必须依托教育形成完满的“生态人格”。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论述教育的重要功能时，指出教育的使命是为新一代儿童添上使之能够适应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另一种人格，教育是要在人的身上塑造新的人格。因此，教育必须培养人去适应社会变化，在把握人类个体心理结构状态的基础上对个体进行生态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养成生态人格。生态人格是个体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而形成的，与实现生态正义相匹配的人格样态。生态人格将道德关怀充分拓展，不仅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涉及当代与后代、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构建生态人格的目的是重建人类与自然深层次的联系，使人类重新思考人的存在问题。具体而言，在责任意识方面，教育可以培养人类对其他人、对社会及对自然的责任意识；在尊重意识方面，教育可以促使人类对不同民族、国家、性别人的尊重乃至对整个生态世界的尊重；在关心意识方面，教育可以培育人对其他人及对世界的关心，包括对后代人类的关心等。
（四）培育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一种能够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优秀先进文化，是“自然-人-社会”三位一体、和谐共生的文化样态。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教育为人类保留了许多关于生态文化的基因，为我们当今生态正义的实践提供了思路。如中国传统生态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同源创生思想及“为天地立心”的行动规范和伦理原则。这些文化传统无不表现了囊括众生的伦理关怀，为我们如今实现生态正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西方不少学者推崇的“自然附魅”及生态中心的哲学构思，也为我们理解生态正义拓宽了视野。教育不仅可以传递、保存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生态文化，还可以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教育传播的生态文化是促使人类实现生态正义的内燃机，有利于社会各界的联动，以减少实现生态正义的阻力。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接受生态文化的熏陶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改变人的生活习惯。
三、教育促进生态正义的行动逻辑
生态正义的实现有赖于个体选择正确的行动方式，如何促使个体作出正确抉择则是生态正义赋予教育的使命。教育必须采取积极行动，教育促进生态正义的行动逻辑就是使个体能够达成从“学习世界到做出行动，再到与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的根本转变。
（一）帮助个体习得实现生态正义必需的信息和技能
长久以来，以人类中心主义为遵循的教育方式将世界定位为人类的学习对象，导致人类形成了狭隘的个体理性模式，不断破坏生态环境以追逐特定群体或个体的利益。因此，要想实现生态正义，必须扭转以人类为中心的教育取向，突破狭隘的个体理性模式，引导受教育者树立“生态公民”意识，帮助个体获得实现生态正义所需要的信息和技能。
一是教育内容必须基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这不仅是对生态课程、环境教育、生态保护专业等相关课程及学科的要求，更强调与学科知识进行有机结合，这样才能使个体不断感知世界其他物种的多样性、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依存性，才能使其在学习中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理念。
二是教育必须使个体理解本土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关联性以及全球问题的复杂性。由于时间和空间局限，个体长期处于具有自主性、自助性、自足性的民族国家内。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进一步促进教育国际化的纵深发展，增强个体跨国界和跨文化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够明晰本土行动如何造成全球影响，明晰世界的关联性和全球问题影响的复杂性、治理的高难度等。
三是教育过程必须向注重民主对话与协商转变，培养个体的行动力、批判性思维和问题意识。我们必须改变对教育教学过程的认识，不再将个体视作生态正义相关信息和世界资讯的“接收器”，而是要在师生主体间关系中建构学生主体性，将其培养为主动的、批判的思考者。这种主体间性的交往方式更加强调师生、生生交往中的平等、理解、合作和协商。个体只有在课堂教学中掌握和谐对话的基本方式，养成分析和批判思维，在生态正义实践中才能以反思的眼光看待自身、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才能与其他生态公民产生合作。
（二）助推个体形成实现生态正义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
为确保生态正义行动的有效进行，处于共生系统中的人类必须通过全球性的协同和合作应对生态危机。如果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面临公民公共德性缺失、同理心缺乏、公共关怀意识不足的价值观困境，那么建构一种以理解、宽容、合作、友爱及关怀等为核心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系统，就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内在要求。为实现生态正义，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教育政策制定者都应该具有更加广阔的教育视野和不断更新的教育理念，使教育能够不断促进合作、不断完善美好生活。
首先，教育要使人类树立共同价值。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就对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诠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六个方面的价值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应将其作为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内容，使受教育者能打破局限的“他者”思维，彻底落实全球关怀的理想。在平等协商、互相关怀中形成和而不同的生态正义实践共同体，追求人与自然的休戚与共、共生共荣的价值愿景，关注物我相依的生命共同体的建构。
其次，加强多元文化教育及国际理解教育。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教育并不排斥多元文化的价值，相反它是以尊重每个国家和文化价值为基础的。各国应根据国情详细制订不同学段国际理解素养的培养目标，建构本土化的内容框架，重点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文化对立和文化摩擦现象，理解异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共同价值观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双管齐下，才能为实现生态正义奠定思想基础。
最后，教育要使人类养成宽容的世界主义情感。当前，世界正在出现严重的种族、文化和宗教不宽容，这往往导致暴力犯罪、政治暴力，乃至武装冲突，更难谈跨越差异产生合作行为。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基于宽容的合作意识。但宽容并不是被动态度，而是个体或集体日常性的积极努力，宽容的世界主义情感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必须要通过课堂内外的教育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为教育注入宽容的精神，进一步增强教育在培养个体关怀他人、关怀世界、学会宽容并为增进社会福祉产生合作等方面的作用。
（三）引导个体产生实现生态正义的行动方式
生态正义的实现更加依靠于个体产生的生态正义行为，这种生态正义行为不局限于日常消费行为，还包括全球治理背景下个体产生参与生态正义公共事务的行动。教育促进生态正义的行动逻辑的重点和落脚点就是使受教育者能够自觉采取有意义并且有效的生态正义行动方式。
一方面，要探索积极有效的教育路径使受教育者将绿色生活方式理念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生态正义是一个全球性且较为抽象的议题，对受教育者尤其是认知能力尚在完善中的中小学生而言理解本国本地区的境况已经不易，对全球性话题的认识则更为模糊和宽泛。因此，采取何种教育方法能够使受教育者在现有的认知水平上对生态正义产生充分理解和认同，是我们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苏格兰在教育实践中采取了“全球故事情节法”和“教育戏剧”的教育方法，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转换为“社区”语境。这种教育形式，既能使学生理解通俗化后的生态正义议题，又能使其实现体验式学习，进而产生绿色的生活方式，养成绿色、简约的生活新样态。当然，绿色生活样态的养成不能仅依靠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教育，具有教育内容的奠基性、教育影响的深远性等特点。对学生形成良好绿色行为习惯具有重要作用，能够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保证生态教育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生态正义是全球公共事务，世界各地公民都有对生态正义这一公共事务进行发言甚至决策的权利及意愿。因此，教育还要引导学生养成参与生态正义决策与行动的主体性意识。但由于学校管理空间存在闭合的现实情况，学生缺乏关注身边、联结社会现实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我们可以在课程-课堂环境、学校-组织文化环境与更加广泛的社区环境等多种环境的互动和合作基础上构建以实现生态正义为主题，可供受教育者参与的全方位的公共环境。学生可以在多种环境内，围绕某个生态议题或问题开展跨学科的讨论，使其在生态正义的交往环境中不断加深生态正义情感体验并积累生态正义行动相关经验，最终选取合适的行动方式。
完
本文刊登于《中国教育学刊》2023年第六期，平台发表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学刊（ID:zgjy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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