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借鉴阿斯丁的学习投入-环境-结果(I-E-O)理论模型，使用东部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科生学情调查项目构建的混合截面数据（2014—2021年），试图探索医学专业中家庭初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状况及“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客观”弥合效应。研究发现，相较医学专业非家庭初代大学生，医学专业的家庭初代大学生在绩点和职业规划方面存在显著的劣势。相较其他因素，学生投入和院校投入依然是影响医学专业家庭初代与非初代大学生发展的核心因素。进一步考察发现，“双一流”建设政策客观上弥合了医学专业家庭初代与非初代大学生在毕业规划上的差异。建议医学专业推动“双一流”建设更关照弱势学生，尤其是家庭初代大学生的绩点和求学深造的劣势问题，注重师生互动和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开设相应的学业生涯规划指导。
关键词：家庭初代大学生；医学专业；“双一流”建设政策；学业发展
一、问题提出
随着“双一流”建设、“医教协同”“新医科”等有关医学教育改革文件的出台，医科人才培养得到决策层足够重视。医学专业弱势学生议题也逐渐进入研究视野。从医学生源构成看，他们大体可划分为“家庭传统”和“政策感召”两类。“家庭传统”类学生主要受到医学世家氛围熏陶，遵循有大学文凭长辈的意志步入医学生涯。而“政策感召类”学生的家庭背景却相对弱势，他们在职业声誉的感召下，被薄弱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吸引，进而涌入医学专业。
关注医学专业弱势群体，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具有一定社会性意义，同时也面临诸多困难。多元化医生群体既可照顾到相同背景病人，也能为病人提供榜样示范。然而，医学生群体较为清晰的两类群体分布也可能使学生发展的内部分化更明显。医学专业独特的知识技能要求塑造了长周期、高投入的学习特征，“微观阶层再生产”（Microclass Reproduction）的专业性质又强化了家庭背景约束。家庭成员有医学背景的优势会使他们更知道优化绩点，为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做准备，寻求读研和住院医师的机会。相较医学专业非家庭初代大学生，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在院校和专业选择时更看重回报和专业成本，面临“冒名顶替综合征”、原生阶层拉扯和重塑，自我健康牺牲明显等问题，“离医倾向”也相对更高。
相关研究方面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国外对他们的研究以质性研究为主，另一方面，聚焦家庭初代大学生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忽视了对医学专业的考察。后者发现家庭初代大学生多选择民办本科或高职专科，升学意愿、实际升学和出国升学可能性均低，在高影响力活动上参与不足，师生互动和学习收获较低。因此，与医学专业非家庭初代大学生相比，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很可能在学业表现上不尽如人意，在未来职业选择上更可能会“弃医”。相比于国外对该群体的关注，国内仅有一篇关注医学专业弱势学生的文献，但主要落脚在心理健康。所以，本研究关注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原因有三点。其一，医学专业学生专业选择与父辈有较强关联。中国精英大学医学专业学生学业结果最容易受家庭背景影响。其二，家庭初代大学生概念本身渐渐从阶层界定转向强调学业经历的差异。其三，家庭初代大学生有阶层、城乡、家庭背景等三重交互性。
与医学专业相关的“双一流”建设政策带来了可观经费和政策倾斜，但其对学生的影响未引起关注。近年来的学科建设和“双一流”建设政策有明显的学科倾向，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或许能受益于系列政策支持和经费倾斜。2017年开始实施且有理工科倾向的“双一流”建设计划加大了对医学教育的支持力度，后续还成立了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加大医学及相关学科建设布局和支持力度”也被写入《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医学教育创新发展顶层设计文件。2018年开始实施的“新医科”计划以及系列的“医教协同”工程进一步强化了对医学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医学专业的人才引进、学科交叉、科研创新、专项资金和政策支持、国际合作交流、制度建设都获得较大和长足的支持。
阿斯丁（Alexander W. Astin）的“投入-环境-结果”（Input-Environment-Output, I-E-O）模型是解释大学生发展的经典框架。投入是指学生入学前的人口学特征。环境是指进入大学后所接触的精神、制度、文化等。结果是指学生接受大学教育后的知识、技能、态度、信念、价值及毕业后的表现等。该模型主要聚焦学生投入度的探索。他们认为学生投入是影响学业结果的主要因素。因此，“双一流”建设和“新医科”主观上并不聚焦弥合不同群体的学业差异，但对于医学教育科研、人才、经费的巨大投入可能转化为对医学专业学生学业发展的支持，可以“客观”弥合两类学生在学业结果上的差异。
鉴于此，本研究使用国内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跨时独立混合截面数据（2014—2021年），考察具有理工科倾向的“双一流”建设政策出台前后，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的学业投入、学业表现和职业规划上的差异如何变化，并尝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回答以下几个逻辑上依次承接的子问题。一是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在学业表现和职业规划上的差异如何，变化趋势又如何？二是两类学生在学生投入、院校投入等方面差异如何，其变化趋势又如何？三是学生投入和院校投入对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学业结果差异的影响如何？四是“双一流”建设政策是否客观上弥合了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的学业结果差异？
二、研究设计
基于在X大学连续开展的本科生调查项目（2014年、2015年、2017年、2019年、2021年），本研究构建了所要使用的混合截面数据（Pooled Cross Sectional Data）。在学校行政部门协助下，X大学本科生调查于当年5月左右开始实施。X大学是坐落在中国东部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其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实力均位居国内顶尖位置。医学院系由具有学校党政派出性质的“S医学院”统一管理，其下设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院、护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等。“S医学院”现由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S市等三方共建托管。X大学于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也是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的理事成员单位，并率先成为国家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药学等四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人才队伍、校园环境、文化氛围”是X大学明确提出的“双一流”建设的四个基础性任务。
学业结果有三个变量：绩点、顶峰体验（顶尖大学体验、名教授接触、学术创造性、学术成果、国际交流）与深造打算（不知道/休息、就业、境内读研、境外读研）。虽然临床8或5年制学生的本-硕-博连读概率更高，但他们仍然面临中途分流的风险与机制。所以，本研究基于深造打算的考察依然有价值。学业投入方面，本研究参考清华大学“全国大学生学情调查-中国版”（NSSE-CHINA）框架，将学业投入分为学生投入与院校投入。其中，学生投入包括学业发展规划、自主探究学习、合作学习、实习实践。院校投入（学生感知到的）包括教师教学投入、教学方法、师生互动、专业培养方案。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结果见表1。
参考主流做法，本研究将父母最高学历为“高中及以下”者界定为家庭初代大学生。X大学的家庭初代大学生的比例为27.42%。工程科学的比例最高，为33.16%；医药科学的比例为32.55%，自然科学的比例最低，为19.80%。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父亲和母亲的学历主要集中在初中，其比例分别为46.80%和40.82%。其入学前为农村户口的比例为63.92%，远高于所有学科平均水平的57.65%。控制变量包括录取方式、年级、性别、户籍、民族、调查年份。对于缺失值问题，研究者采用线性插值方法对连续变量进行补充，而虚拟变量由于缺失比例极低，所以采用众数对其进行插补。需要说明的是，因为2014年和2015年的调查并没有涉及学生毕业规划，所以本研究不对该变量进行插补。
本研究首先将采用均值比较、效应量和核密度函数图等技术考察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的学业结果差异和投入差异及其变化趋势。其次，本研究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次序Logistics回归的方式考察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本研究引入年份与“初代”身份的交互项考察“双一流”建设政策前后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发展差异的变化。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学业发展结果
如图1所示，研究发现在绩点的指标上，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要显著低于非初代大学生（p<0.000, Cohen’s d=0.419）。进一步结合绩点的核密度概率图（见图2）来看，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绩点分布明显有左偏倾向。这意味着相对家庭非初代大学生，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中成绩最差和最好的学生比例更低。这与郭娇未考察医科直接比较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学生绩点差异的结论是不一致的。此外，相较于其他学科，医学专业的家庭初代大学生相对于非初代大学生绩点劣势更为突出。
在顶峰体验指标上，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见图3）然而，从毕业生打算来看，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的相对劣势较为明显。相对于其他学科，在毕业规划方面，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的差距也较为明显。对于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而言，学生选择“毕业即就业”的比例（14.98%）仅次于社会科学（23.00%）、人文科学（21.28%）和工程科学（16.63%），而选择境内继续读研的比例（68.20%）为各学科最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选择境外读研的比例（5.81%）却是最低的，该数值甚至是比例最高的自然科学（15.60%）的1/3左右。就算比较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毕业规划的学科差异，依然可以发现，就境外读研的比例而言，医学专业家庭非初代大学生（23.00%）是家庭初代大学生（5.81%）的4倍左右，这一数值在各学科中居于最高位置。
考虑到数据调查的时序特点，所以本研究进一步考察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的绩点、顶峰体验和深造打算等维度的年度变化。为了方便考察，本研究将境内读研、境外读研合并为深造打算。研究发现，对于顶峰体验和深造打算而言，在2017年之后，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的差异均有较微弱的缩小趋势。相反的是，在绩点方面，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的差距则有微弱的扩大趋势。
（二）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学业投入状况
从医药科学来看，在院校投入方面，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和非初代大学生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0.5），但在学生个体的自主投入方面，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要显著低于家庭非初代大学生（p<0.01, Cohen’s d=0.169），而且这种差距在五个学科之间属于最明显的。研究者进一步将两类学生的差异放到学科间进行比较发现，在自然科学上，无论是院校投入还是学生自主投入，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投入程度都要显著低于家庭非初代大学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差异也是五个学科中最大的。（见图4）进一步考察投入年度变化可以发现，在2017年之后，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劣势有被拉大的趋势。具体来看，在2017年之前，其在学生自主投入方面仍有逐渐追赶的趋势，但在2017年后，家庭初代大学生与家庭非初代大学生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从院校投入来看，在2017年以后，医学专业家庭非初代大学生感受到的院校投入也逐渐超越了初代大学生。（见图5）
（三）影响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学业发展的因素
本研究采用逐步放入解释变量进而比较系数和模型拟合度变化的方法，来考察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的发展差异。研究者在所有模型中均控制了调查年份的固定效应，以排除年份特征差异带来的扰动。需注意的是，虽然混合截面数据可能会引发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扰动项的自相关，但在本研究中并不影响结论。其原因有两点。其一，同一个体多次出现在不同年份的截面调查的比例相当低。其二，所有回归均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虽然学生深造打算是分类变量，似乎应该采用多元分类Logistics回归。由于毕业规划的不同分类在诸如X大学的精英大学中的确存在从不确定到出国/港澳台读研中一个较明显的次序等级。特别是对于文凭膨胀和学业“战线”较长的医学专业，进一步读研深造（境外读研）似乎是更具挑战性的选择。所以，本研究主要采用次序Logistics回归的方法进行考察。当然出于稳健性考虑，本研究在呈现结果之外依然进行了多元分类Logistics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以绩点、顶峰体验和深造打算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分析。在各自的回归过程中，逐步放入家庭初代大学生身份、学业投入、个体特征等因素。研究发现，学业投入是影响医学两类学生的重要因素。就深造打算而言，模型中加入学业投入因素后，系数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如只加入个体特征因素后的模型中的变化那么明显。在Ologit模型中，虽然伪R2并不具备绝对参考价值，但根据拟合程度来看，其证明特征因素的解释力度依然更大。最后，虽然顶峰体验在模型的初步分析中未表现出两类学生的差异，但从结果来看，后续控制了学业投入和个体特征后，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表现甚至要优于家庭非初代大学生。但是二者的差异并未表现出统计显著性。因此，这依然能够说明，综合绩点和顶峰体验来看，学生投入因素是能够解释医学两类学生发展差异的。最后，从控制变量来看，绝大部分变量并没有在三个被解释变量上表现出一致的趋势。在年级维度上，高年级医学生依然表现出较高的顶峰体验和更具挑战性的毕业规划。这与其他学科学生是有差别的，尤其是诸多研究揭示了大二低谷或高年级学业动机下降的趋势。
（四）“双一流”建设政策是否弥合了医学两类学生的差距
前文一方面通过折线图方式考察了两类学生差异的时间变化趋势，但该方式无法控制其他混淆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回归分析中的调查年份作为固定效应已被研究者控制，本研究无法依据年份虚拟变量的系数来直接判定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发展差异是否表现出时期效应。因此，本研究将利用混合截面数据结合解释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优势，考察两类学生群体差异的动态过程。特别是该时期变化正好与某种政策出台相关联时，则正好借此可以考察该政策的效果。鉴于2017年是“双一流”建设政策出台的元年，因此本研究将生成时间虚拟变量（2017年之后），2017年当年的调查数据也归类到2017年之前的群组中。因此，本研究就可以通过构建时间虚拟变量与家庭初代大学生身份的交互项，同时考察两类学生群体差异的变化和“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影响。该思想本质上更接近一个双重差分模型，但本研究并不强调反事实框架中的实验组和控制组。
表2中显示的是考察“双一流”建设政策对医学家庭初代大学生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仅仅是在深造打算维度上，家庭初代大学生与时间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且家庭初代大学生变量显著为负。这也就意味着2017年及以前的两类学生的系数差距为-1.40，而到了2017年之后，两类学生的差距缩小到-0.31。换言之，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深造打算上升一个或一个以上等级的可能性比非初代大学生低27%左右（1-e-0.31）。这与政策实施之前的组间差异（76%）相比变动是十分显著的。虽然毕业规划变量的时间跨度为17~21年，一定程度避免了长时波动影响，但考虑到外部影响，尤其是“考研高考化”的外部冲击，研究者进一步控制了学生的绩点。研究发现，尽管“双一流”建设政策实施之后，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在毕业规划的挑战性上依然存在差异，但相对于之前，这种差异已经缩小到了非常低的程度。最后，结合顶峰体验来看，交互项系数为正，家庭初代大学生的系数为负，也可以表明“双一流”建设政策可能具有弥合两类学生差距的作用。但需要说明的是，交互项和主效应的系数均不显著。与顶峰体验交互项系数不显著一样的是，在学生的绩点指标上，“双一流”建设政策也并没有影响到两类群体的差异变化。
四、结论、讨论及建议
（一）主要结论
国外相关研究之前关注的是医科弱势群体，近期焦点正转向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但主要停留在主观体验的质性范式。国内研究很少有对医学弱势学生的考察。本研究基于东部某“双一流”建设高校2014—2021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考察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和非初代大学生的学业差异。研究发现，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在绩点和毕业规划方面的劣势较为突出，但在顶峰体验上的差异并不明显。进一步考察发现，虽然个体特征发挥一定作用，但两类学生差异主要由院校和学生投入因素导致。最后，结合“双一流”建设政策的时间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双一流”政策并未有效弥合两类学生在绩点上的差异，但“客观”上弥合了他们在读研上的差距。
本研究基于本科生连续多年大样本数据对他们的学习经历进行深度的描摹，并从医学专业层面考察初代大学生的内部差异及其变化，深化了家庭初代大学生理论体系的本土化进程。本研究支持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存在一定劣势的观点，但该劣势与理工科有相似性，且二者均显著高于文科。但是，相对于部分就业灵活且生源背景殷实的理工科生，学制压力、原生家庭背景以及儒家文化对医生职业道德推崇的三重挑战使医学专业大学生学业遭遇的艰难更复杂。结合学业结果来看，两类学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绩点与深造打算。有研究基于某重点大学的数据发现，农村贫困生和普招生在医科的成绩排名出现了严重两极分化现象，而本研究从家庭初代大学生的角度也发现，在医学专业内部，他们也更容易聚集于成绩更差与更高的两端。
（二）解释与讨论
“双一流”建设政策未缩小两类学生的绩点差距可能有两点原因。其一，具有“科研驱动”色彩和对研究生教育偏重的“双一流”建设工程，可能激发家庭初代医学生的读研热情。其背后体现出了院校环境与高选拔性考试下成功的个体的适应和抗逆力。其二，该政策尚未对弱势学生的学业和发展起到托底作用。描述性分析（见图5）中揭示了学生投入并未呈现出弥合态势。X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进展报告依然较少着墨学生发展主题。原因可能在于可观的经费和政策倾斜仍然落脚在宏观机制和平台完善上，与学生相关的教学提升和学术环境创设并未有效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尤其是未深入到对弱势学生的辅导与托底上。
本研究有三点要澄清。其一，不必深究X大学的典型性。大多数顶尖高校的医学部与主体的关系也较为独立。细微差异可能在于综合性大学深厚和宽广的文理基础能为医学生带来长足优势。在比X大学层次低的高校，医学生的家庭背景优势才可能真正体现出来。其二，研究者虽认同扩大弱势群体医学专业入口的政策倾斜，但本研究更提倡包容性的教育政策，即弱势学生本身具备的背景、知识结构对于他们的社会流动以及医学教育发展都大有裨益。我们反对以一种改造的视角看待医学家庭初代大学生。其三，本研究认为于我国而言，相比于附着更多先念判断和浓重色彩的“城-乡”差异，“初代”的概念要显得相对中立与融合。但是，后续研究要警惕赋予“初代”以“等级差异”的价值预设，避免教育研究者对“城-乡”差异过度关注的潜在危机。
（三）政策建议
2017年，美国医学院校协会下属的“医学院校申请服务中心”将“家庭初代大学生指标”写入学校申请指南，其后继续重申对家庭初代医学生的辅导和支持。世界医学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发文支持进一步关注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代表性和升学抉择问题。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纵深推进，国内学校更应关注宏观政策下的个体，尤其是包括家庭初代大学生在内的医学生。其一，医学与理工科在两类学生差异上具有相似性，背后反映了包括医学在内的理工科学生数理基础知识薄弱等核心问题。学校应注重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数学、英语等基础性知识以及医学专业相关技能的培养，完善绩点膨胀背景下理工医学生的评价体系。其二，恰当合理地以学业深造激发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的韧性，并辅以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和顶峰体验为支撑，以学业和社交两方面提高家庭初代大学生的投入和归属感。其三，学校应关注医学专业家庭初代大学生入学前的外展服务（outreach program）、学业和生涯规划、心理压力和健康等问题。从学生到医生的过程，家庭初代大学生面临学业、就业多阶段转变，这对本就缺乏家庭和社会资本的初代大学生而言就越显劣势。所以，学校和相关部门更应注意到医学长学制可能导致的资本影响延长和维持阶层不公平问题。
【汪卫平，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牛新春，通讯作者，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熊艳青，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7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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