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全球变暖：从科学问题到政治问题

作者 | 郑渝川

20世纪中期，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全球正在因工业化程度的加深而趋向变暖。当时的气象学家相信天气模式确实存在适度变化，有几十年至几百年不等的周期。因循这种观点，如果进入一个比较热或比较冷的天气（冬天或夏天），也不必过于忧心。

1938年，一个英国气象爱好者，职业是蒸汽动力工程师的盖伊·斯图尔特·卡伦德跑到了伦敦的皇家气象学会发言。卡伦德利用大量的业余实践汇集气象统计数据，认为工业化以来大量燃烧的化石燃料，导致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最终将不可逆地改变气候。

实际上，在那之前，物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就发现，北欧和美国北部随处可见的奇怪碎石沉积，其实是史前冰期堆积的大量冰川的遗存。也就是说，欧洲大陆大部和北美曾经广泛被埋在厚达1.6千米的大陆冰盖之下。19世纪末的瑞典科学家阿列纽斯分析认为，就是因为史前火山的大量喷发，导致了海量二氧化碳的排放，短时使得温度略有上升，并使得变热的空气保留更多水分。等到火山喷发停止，二氧化碳最终会被吸收进入泥土和海水，冷却的空气保留较少的水蒸气，然后一步步推动降温-水蒸气减少的循环，形成一段冰期。

但阿列纽斯的观点随即被科学家同行所驳斥。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中期，科学界总体上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并不认为会出现大幅度的气候变化。但天文学家发现了太阳黑子周期和特定的天气模式的关联性。

苏联地球化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20世纪20年代出版著作指出，构成地球大气的氮气、氧气和二氧化碳由生物产生，生物蕴藏的力量可以重塑地球，可以匹敌任何物理力量。而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20年代，人类工业生产的物质总量已经接近“地质过程的规模”。

20世纪50年代，受雇于美国军方，深入研究气候规律的美国科学家吉尔伯特·普拉斯，本来的职责工作是研究气象武器，结果发现了过去科学家驳斥阿列纽斯的观点的测算谬误，更为清楚地指出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使得全球变暖进程的存在。美国科学家获得了碳的放射性同位素“碳-14”来研究二氧化碳在全球的循环踪迹，明确揭示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范围扩大，二氧化碳排放规模的加大，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20世纪50年代，因为伦敦等欧美城市相继出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这使得公众开始消散之前的盲目乐观，对环境问题的重视逐渐抬升。核武器、核威慑以及由此带来的所谓恐怖均衡，使得人们对于人类力量、科学力量有了重新认识，如书中所说，很多人因而开始接受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改变气候的观点。

科学技术的继续进步，使得科学家掌握了更多证据，比如，借助核研究中的高灵敏度仪器，就可以很好地测量有孔虫壳中的氧含量，从而测定古代海洋温度。在全球海域各处的测量，甚至可以测出几十万年以来不同时期的水位，冰盖在各大陆的聚集和融化。《发现全球变暖：一部理论发展史》书中介绍了20世纪50-60年代欧美科学家从不同学科角度展开，利用计算机模拟系统测算出的全球气候变迁。

20世纪50年代，各国都开始使用碘化银烟雾“播云”来进行人工降雨，而这加深了科学家对于气溶胶影响全球气候的研究兴趣。提取冰芯的分析表明，过去某次冰期，远在中国的尘埃借助强风扩散到了格陵兰岛。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方面研究，促使了欧美公众形成强烈的抗议浪潮，从而迫使美国政府将喷气式飞机的应用计划下马。

相较于科学领域的假设、验证，以及实验、分析，还有就是同行之间的争辩，公众领域的关注以及政治上的纠葛，更大程度上考验着科学家。公众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度往往取决于直观感受，比如某一年是不是变得更热了，又或者某一年是不是因为灾害导致粮食歉收并大幅涨价；而且，大众媒体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也常常表现为标题党式的转化。

相对而言，20世纪中期，美国军方对于科学机构开展的各项研究，更具耐心。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事大气研究的科学机构不得不争取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经费支持，而后者的政治态度往往会极大地决定经费拨付的多少以及方向。也就是说，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气候研究的技术性手段得到了补充、完善和提升，但政治支持却陷入了一个相当程度上的不稳定状态。尤其是在保守理论家和工商利益集团组成同盟，极力反对全球变暖学说，甚至将环保、生态行动进行了相当程度上的妖魔化。

《发现全球变暖：一部理论发展史》书中指出，科学家近几十年来不断通过学术报告、公开呼吁等方式来推动环境治理、大气治理进入政策议程。但美国也好，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好，除了那些小岛国的代表，大多数在响应大气治理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犹疑。进入21世纪以后，那些否认温室理论、否认全球变暖进程的声音变得更为微弱了，但如何采取共同治理行动，如何公平公正地分担治理责任，则大大超出了科学的范畴，成为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

转自：“学术星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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