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误区：从女性解放到女性物化标签化

作者 | 郑渝川

21世纪是视觉文化时代，电影依然是视觉文化产品中最为流行的门类，“以创造性方式反映、投射社会状况和社会心理”。而且，电影素材也经由短视频剪辑的方式，被纳入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反复传播，更为碎片化、更为频繁地纳入大众视域。

新出版的《窥见历史的横断面：改编电影对社会变革的再现（1979-2021）》一书，探讨了1979年到2021年40多年时间里的中国改编电影，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各种价值观念如何在影像中得到创造性再现，分析了时代变迁对于电影叙事内容和形式转变的影响。

01.展现人性价值，重塑英雄

20世纪80年代，国内电影业推出的多部作品，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展现人性价值，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书作者分析了这些电影展现出的对于人的精神的重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张贤亮小说《浪漫的黑炮》改编的电影《黑炮事件》，与当时的时代脉搏紧扣，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社会处境问题，但同时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性格缺陷也表现出同情和理解基础上的批评。

书作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国内电影业接续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崇尚表现人的心灵的解放和自由。在“改编电影中，对中国景观作了写意化的独特处理，充满了象征和隐喻，在景观中凸显人的存在”。很多小说作品及其改编电影，相当勇敢而新锐地呈现了当时城乡青年在时代变迁、改革大潮、制度和现实痼疾面前流露出的复杂情绪。

随着中国电影业导演、编剧和演员对于好莱坞等域外电影产业及作品了解的加深，人们意识到，英雄故事至少是相当多数电影故事应该讲述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改编电影也开始重新塑造英雄，但有别于过去的塑造模式。如《集结号》、《让子弹飞》实际上描绘的是充满缺陷的人物如何在受难、冒险和拯救中重塑自我，如何在自我选择的人生道路上展现英雄主义。但这类塑造模式在舆论场中也常常招引争议，尤其是《集结号》为代表的一些电影就是如此。而在“小人物的英雄化”框架下出圈的《流浪地球》则很好地展现了英雄的真实感与平凡。

02.从女性解放，到女性物化、标签化

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中国电影，已经能够比较好地反映中国妇女权益问题，呼吁实现妇女解放。如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神女》、《女儿经》、《新女性》、《脂粉市场》、《三个摩登女性》；20世纪40年代的《太太万岁》、《木兰从军》、《丽人行》；20世纪50年代的《李双双》、《五朵金花》；20世纪60-70年代也有《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作品。新时期后，展现中国传统社会中买卖婚姻制度和童养媳习俗下农村妇女遭遇的电影《良家妇女》，如书作者所说，“从民族文化根源的深处反思女性问题，表达对男权制度的批判”，“跳出了善恶对立的框架”。

20世纪80-90年代，国内电影市场上涌现出的诸多妇女婚恋题材的改编电影、原创电影，则主要瞄准家庭琐事；新世纪以来，也有描绘少数民族女性在社会中的现实重担与精神内耗的电影。但实事求是来说，这些电影对于现实的反思批判力度，显著下降。

书中指出，在家庭题材以外的改编电影中，偶尔流露出对女性的某种刻板印象和道德歧视，因其并非家庭题材，主题并不直接涉及女性问题，所以显得更加隐蔽。实际上，很多广受欢迎的电影，对于女性角色的设置相较于几十年前，反而变得更加刻板化，虽然塑造出所谓光鲜亮丽的职场女性的形象，不无用心地刻画家庭女性的奉献，但电影的基调却仍然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苛求、标签化。

一些电影作品中，女性物化现象相当明显。有些电影中，一个正能量、正面的女性形象旁边，充斥着更多的“绿茶”、“心机”女形象；职场女性多半是忽略丈夫和孩子感受，家庭生活一团糟，行为举止强势，而不无对他人的轻慢；而说到家庭女性时，则直接贯穿性格上的高度不稳定这一标签；有弟弟的女性，必定是“扶弟魔”，出自农村的女性，必然要无条件无底线地帮扶娘家亲戚；有儿有女的农村老妪，一定满口方言，与城市秩序格格不入，整天想着怎么圈女儿家的钱来帮扶儿子。

如书作者所引述指出的那样，西方的有关女性活动“将个人意识、个人主义的发展看作妇女解放的主要条件，忽视了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性控制”。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改编电影中，很多作品确实反映了“个人的欲望、情感和命运从被忽视到获得尊重”。但是，不等于女性就只能被描绘为“欲望、情感”随意化、物质化的名词和形象。

换言之，国内电影的生产结构、主创人员在对于女性价值的认知理解上，而今很可能要远远落后于20世纪80年代甚至20世纪50年代，热衷于将女性形象物质化、模板化甚至是妖魔化处理，这也是有关电影产品的票房号召力和口碑度很难达到预期的重要原因。

转自：“学术星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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