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姬超，经济学博士，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
科学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角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视角，可构建偏向性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的逻辑链条，分析发现：发展型国家的首要目标在于寻求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条件的；在增长初期由于资源极度稀缺，发展型国家只能优先选择少量战略性部门进行偏向性政策扶持，从而快速突破资源约束；部门之间的前后向联系为战略性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协作共赢创造了条件，激发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性努力；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逐渐加强的利益冲突产生了调整偏向性政策的需求，以重新分配经济机会或调和社会矛盾。在上述过程中，市场和社会催生政府推出偏向性政策，政府规模扩张伴随着经济增长得以同步实现，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2SLS模型检验证实了这一论断。为避免偏向性政策带来过度的社会分化，需适时调整偏向性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创造热情，避免利益集团的固化。
一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指出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角色是其中的关键，但是长期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忽略甚至刻意拒斥政府作用，经济增长实践同样拒斥政府角色，这就导致理论应用于实践时面临严重的适应性问题。基于失败的政府干预案例，“亲市场”派学者主张削减政府职能，压缩政府规模。但是，自二战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职能和政府规模都伴随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张，无论人们对政府的喜好如何，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都是客观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规模（含绝对和相对规模）显著扩张。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本文主张在具体的发展场景中审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尝试从发展型国家理论（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视角探讨中国政府扩张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联。选择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发展型国家的内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鲜明体现了经济优先导向，“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党、全国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是中国处理各类事务的基本主张。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经验尚没有在发展型国家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地位。目前从发展型国家视角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文献尚不算多，中国的政府-市场关系在发展型国家理论场景中呈现出了另外一番景象。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价值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了以往关于“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之争，将政府应当如何发挥作用作为研究的重点；二是借鉴发展型国家理论，在政府-市场互动基础上为政府扩张提出新的解释，有助于理解政府扩张的内在原因，也有助于今后更具针对性地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二
文献评述
在国外，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最早指出了政府支出会随着工业化以更大比例增长的事实（学界称之为“瓦格纳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会产生拥挤效应等外部性问题，从而诱发社会对司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最终促使政府规模扩大。随后，国外学者围绕政府规模扩张形成了许多新的解释，例如从经济视角出发的“利维坦假说”“粘蝇纸假说”“Wallis-Oates假说”，从政治视角出发的“官员行为论”“多数票规则论”“选举权扩大论”等，不同假说关于政府规模扩张的解释大相径庭。
在国内，梅冬州和龚六堂、杨艳红和卢现祥等研究了中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经济原因。周建国和靳亮亮基于政府官员自利、政府部门自利和政府整体自利三个方面讨论了政府规模扩张的政治逻辑。高楠和梁平汉认为政府决策过程是官员之间的博弈过程，部门利益分化显著增加了高级干部职数，导致政府机构越来越膨胀，这种利益分化还会导致政府倾向于从市场经济中攫取资源，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实证检验方面，一些研究证实了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例如吴木銮和林谧指出，中国经济越不发达的区域，政府规模反而越大，文雁兵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瓦格纳假说”仅在短期成立。也有学者提供了政府扩张有助于经济增长的证据。巴罗指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政府在经济增长初期的作用是正面的，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高度后，政府如果继续扩张则会损害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政府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与样本、时间阶段、代理变量等方面的选择有很大关系，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忽略了不同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从而简单地将政府和市场对立了起来，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内外环境下面临的差异化约束条件，而这恰恰是决定政府行为和政府规模的基础。因此在讨论政府规模时，必须向前追溯一步，以差异化国家为分析起点，在特定的发展场景中进行讨论。
三
理论框架：发展型国家的政府规模扩张逻辑
（一）何谓发展型国家
青木昌彦根据政府和市场关系将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元类型）：民主型国家、勾结型国家和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最初以日本和韩国为典型，而中国的发展和成就将发展型国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其核心特征是将经济发展作为整个国家的第一目标。发展型国家首先追求的并非政府自身的短期利益，而是通过选择性干预来提高国家竞争力，他们寻求的是创造竞争优势，而不是接受在世界上根据比较优势形成的预定地位。二战以来，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成功，与发展型国家模式具有很大关联，这也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路径参考。
1.发展型国家的界定。基于日本通产省在经济奇迹中作用的考察，查莫斯·约翰逊最早提出一种既非前苏联社会主义又非欧美自由市场主义的第三种国家类型，即发展型国家。 简而言之，发展型国家优先考虑的事项是经济发展。但是，发展型国家并非以政府取代市场，而是通过政府干预塑造市场激励机制，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Ha-Joon Chang肯定了发展型国家的合理性，认为发展型国家把经济增长作为国家整体目标，同时通过管理经济、政策调适、制度创新等手段，可以减少增长中的各种冲突。最终，当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与企业家对利润最大化的需求重合时，发展型国家就形成了。
2.识别发展型国家的关键。政府干预的方式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发展型国家的关键。发展型国家和威权国家有相似的一面，例如两者都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但是两者又不是干预程度的差别，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分类。发展型国家并非用政府干预替代市场，而是通过干预改变市场激励，从而影响生产者、消费者、投资者的行为，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更像是一个“催化”机构，市场主体则对政府构建的激励体系做出正面回应。
3.发展型国家的偏向性政策。为了建立紧密的政商合作关系，发展型国家通常会实施偏向性政策，例如在经济发展初期对工业和出口部门更加重视，对城市消费群体和农村低收入群体区别对待，对更为先进、更具战略意义的高科技部门的扶持。但是，享受偏向性政策通常是有条件的。在发展型国家，企业面临的激励不仅是投资新工厂，更重要的是与政府合作，不断进行更有效率的生产。
（二）发展型国家的政府规模扩张逻辑
为简化分析，本文假设一个国家由政府和两部类市场主体（A和B）构成。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博弈矩阵如表1，每行中的三个数列依次代表政府、市场主体A和B的收益。其中，市场主体通过生产活动和分工协作追求自身利益，政府垄断暴力并对市场主体征税，以此交换对生产、交易以及财产安全的保护性承诺。
如果政府坚守“看不见的手”原则，此时的政府保持最小规模，其作用限定为保护市场主体的正常生产和交易活动，获得税收（为税率，为平均收入）。A和B分别获得生产性收入WA和WB，同时承担固定比例的税收和。这样的政府即为理想中的“守夜人”政府。但是，现实中的政府是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构成的，不可避免地具有扩张冲动，集中表现为扩张性财政支出，这又以提高税率、剥夺市场主体的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增加货币发行等为前提。假设政府扩张会给A和B造成直接损失a和b，以及间接的市场效率损失Δ。当政府扩张时，当且仅当所有市场主体联合抵制时（抵制成本假定为c），政府扩张行为才无法“得逞”，此时政府遭受损失C。单个市场主体的抵制既无法阻止政府的扩张行为，也不会因为默许政府扩张而不承担市场效率损失Δ。
当Δ≤c时，在一次性博弈中，假设政府扩张的直接利益受损者是A，那么B就没有动力与A进行联合抵制，因为B付出的抵制成本比间接的效率损失还要大，显然得不偿失。A预期到这一点，也会默许政府扩张，从而避免更多损失。同理，假设政府扩张的直接利益受损者是B，A对政府扩张也会选择默许。因此，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就是{政府扩张，默许，默许}。如果政府扩张的直接受损者总是A或者B，那么即使该博弈重复发生，上述均衡结果依然不变。最终的结果就是政府不断扩张，某类市场主体总是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另外一类市场主体则是不断遭受间接的市场效率损失。
当Δ＞c时，一次性博弈中，假设政府扩张的直接利益受损者还是A，此时B与A进行联合抵制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因为抵制成功后的间接受益大于抵制成本。不过，如果Δ-c＜a，政府可以对B实施“拉拢”，例如给予B一定的补偿v，使得Δ≤c+v＜a，这里的“拉拢”包括税收、信贷、市场进入、私下交易等各种偏向性政策。此时政府和B的收益都得以增加，B就不会再和合作，也只能放弃抵制。因此，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仍是{政府扩张，默许，默许}，但是政府和B的收益发生了变化。该项结果在重复均衡中仍然不变，最终结果就是政府不断扩张，某类市场主体总是成为利益受损者。从长远来看，单纯基于财富转移和再分配的政府扩张基础终将瓦解，最终表现为新一轮的政府上台和新的分利联盟出现，许多欠发达国家就陷入了这种低水平陷阱。
上述博弈中，本文假设政府扩张的直接受损者总是A或者B，也就是说政府每次扩张的直接利益受损者是固定的，政府可以轻易辨识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从而能够对某一类市场主体实施“拉拢”，以维持其对政府扩张的支持。当政府扩张的直接受损者并不固定时，遭受直接损失的既可能是A也可能是B，A和B遭受直接损失的概率都是1/2。此时，市场主体就具有了“报复性”策略的可能，即市场主体的当期策略取决于另一类市场主体在前一期的行为。在前期博弈中，假设A是政府扩张的直接受损者，如果B选择了默许，那么在B成为政府扩张的直接利益受损者时，A也将选择默许。否则，A和B将总是联合抵制政府扩张。因此，如果A在博弈中选择默许，未来损失的现值为δ（a+2Δ）/2(1+δ)，在当期选择抵制的成本为c-Δ。当δ（a+2Δ）/2(1+δ)＞c-Δ时，A的最优策略是选择抵制，此时有δ＞2(c-Δ)/(a+2c)，其中δ为贴现因子。同理，当δ＞2(c-Δ)/(b+2c)时，B的最优策略也总是抵制，政府扩张将变得难以实现。由此可见，非人格化的市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政府扩张。此外，如果两类市场主体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且可以自由流动，也会进一步增加市场主体的区分难度，从而抑制政府扩张。但是，现实中的报酬矩阵在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往往是不对称的，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市场体系还很不成熟，非人格化假设常常难以满足。例如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之间，甚至各个行业之间的报酬矩阵都是很不对称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世界上多数欠发达国家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的悲观结果？本文认为，上述分析忽略了获得政府“拉拢”一方进行生产性努力的可能性。例如在获得政府补偿后，B有可能将这部分补偿用于生产性努力，而不是简单消费掉，这就为欠发达国家走出低水平陷阱提供了可能。假设政府扩张的直接受损者仍是A，同时，政府给予B补偿v，B获得v后可以选择挥霍消费掉，也可以将其作为资本投入生产，以获得更高产出。政府自然是希望B能够将补偿用于生产性努力，从而可以对增加的产出部分征税，进一步扩大收益。但是额外的生产性努力对于B而言意味着付出努力和时间成本，因此B的生产性努力会低于最优水平。为了激发B的生产性努力，政府对B的“拉拢”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有条件的补偿方式，例如承诺每期都会给B以补偿，但条件是B承诺每期缴纳特定数量的税收，该税收额度恰好对应B最优努力水平时的纳税额。一旦B偏离最优努力水平，政府则扶持新的市场主体以取代B。也就是说，当满足上述条件时，B的生产性努力就能得到持续激发，经济增长和政府规模扩张得以同时实现。
（三）发展型国家政府规模扩张的理论假说
对于发展型国家而言，发展初期的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极度短缺，政府财政资源同样非常有限。在这种条件下若要取得经济增长，就不得不牺牲一些部门利益，甚至主动创造一些非均衡的、偏向性的发展环境，为战略性部门创造优先发展空间，以此迅速突破资源约束。但是，为了保持战略性部门的生产性努力，部门之间的竞争必不可少。因此偏向性政策扶持的对象应是特定行业，而非特定企业或个体。在偏向性政策的作用下，一些特殊部门的利益得到增进，另一些部门则会受损，动态累积的偏向性政策势必加剧分配冲突。但在现实中，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分化，而是形成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所需的低成本劳动力群体。原因就在于，发展型国家在实施偏向性政策的同时施加了纪律和业绩标准，这决定了未来继续获得政府“拉拢”的资格，从而激发市场主体利用偏向性政策进行生产性努力。此外，在现实的经济体系中，部门和行业之间在某一产业链上还存在建立前后向联系的可能，这意味着战略性部门的率先发展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正向的经济溢出。
据此，在发展型国家理论场景下，偏向性政策—经济增长—政府规模扩张的逻辑链条得以建立：第一，在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政府通过偏向性政策优先扶持战略性部门发展，迅速在个别部门、地区突破要素锁定和制度锁定，避免共同贫穷。第二，部门之间的前后向联系使得战略性部门和非战略性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经济溢出成为可能，两类部门都获得帕累托改进，从而激发所有部门的生产性努力。第三，随着经济发展，政府也会将一部分收益以某种方式补偿受损部门，一方面缓解或降低冲突成本，另一方面也为其步入战略性部门奠定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规模伴随着经济增长得以扩张，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得以实现。为了对该逻辑链条进行检验，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在发展型国家，政府规模伴随经济增长得到相应扩张。
假说2：在发展型国家，政府规模扩张的合理性前提在于通过偏向性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整体效用的最大化。
从动态视角来看，偏向性政策发生作用的前提在于部门间相互协作，通过协作建立前后向联系以刺激战略性部门向其他部门的经济溢出，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生产性努力，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分化。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方面，发展顺利的部门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要求政府扶持；另一方面，部门之间的溢出效应逐渐减少，政府扩张与经济增长原有的互动基础就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享受偏向性政策的部门不是固定不变的。同样的，偏向性政策的内容也不是僵化固定的，发展型国家必须注重因势利导，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选择主导部门进行重点扶持，在动态演变中实现经济增长与政府扩张的良性循环。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发展型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支撑其经济增长和政府规模扩张的偏向性政策内容存在差异。
四
实证检验：中国政府规模扩张的经验事实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由于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扩张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本文借鉴邓慧慧和杨露鑫、陈诗一和陈登科的做法，构建一个基于工具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模型（IV-2SLS）以缓解两者互为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其中，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回归将偏向性政策产生的经济增长分离出来，第二阶段的工具变量回归是将第一阶段分离出来的偏向性政策引致的经济增长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分析其对政府规模扩张产生的影响。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InPgdpit=β0+βiBiapolit+ΣXimt+Stageit+εit（1）
Govsizeit=α0+αiInPgdpit+ΣαmXimt+Stageit+ εit（2）
其中，pgdpit表示i省份（i=1,…31）第t（t=1980,…201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使数据更加平稳并减少异方差问题，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核心解释变量Biapoljt表示偏向性政策，本文重点考察经济增长中的城镇偏向性政策、大型企业偏向性政策和外资偏向性政策（下标j=1,2,3）；Ximt为控制变量（m=1,2,3,4），依次为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老幼人口抚养比；Govsizeit表示政府规模；Stageit为所处发展阶段的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干扰项。
（二）指标与数据来源
1.人均GDP。为消除价格变动因素影响，各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数据均以1980年为基年进行价格指数平减，得到不变价格的人均GDP。
2.政府规模。参考多数文献做法，本文使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政府规模。
3.偏向性政策。本文从城镇偏向（Biapol1）、大型企业偏向（Biapol2）、外资偏向（Biapol3）三个方面考察偏向性政策，分别使用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预计回归系数为正）、大型工业企业单位产值税负（增值税）与其他规模类型工业企业单位产值税负（增值税）的比值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单位产值税负（企业所得税）占其他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单位产值平均税负（企业所得税）的比值（预计回归系数为负）来衡量。1997年之后由于统计口径变更，本文使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近似替代工业企业。
4.控制变量。参考毛捷和管汉晖等人的文章，本文将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老幼人口抚养比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使用城镇人口比重、常住人口数量、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以及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
5.虚拟变量。为控制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影响，引入发展阶段虚拟变量，将31个省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若该省属于东部地区，则Stage1=1,Stage2=0；若该省属于中部地区，则Stage1=0,Stage2=1；若该省属于西部地区，则Stage1=Stage2=0。
以上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年鉴，部分缺失数据由各省统计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补齐。
（三）检验结果
作为参照系，本文首先对方程（2）进行OLS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模型（1）和模型（2），分别为包含人均GDP和不包含人均GDP的估计。由于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将偏向性政策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同时使用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见表2模型（3）。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Chi2(1)=33.10（p值为0.0000），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解释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表明人均GDP确为内生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结果表明p值为0.128，故可接受“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的原假设，认为偏向性政策为外生变量，与扰动项不相关，F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点。考虑到2SLS回归可能带来显著性水平扭曲问题，再次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为了稳健起见，本文还使用最大似然法对弱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2SLS非常相似。考虑到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进一步使用效率更高的GMM方法和迭代GMM方法进行回归，结果见模型（5）和（6）。综合上述检验，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中国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政府规模也就越大。其中，人均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政府规模相应增加6.1个百分点，而且采用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高度相似，假说1得到证实。
2.偏向性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其中，城镇偏向、大企业偏向和外资偏向政策对人均GDP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解释力。其中，城镇偏向性政策每提高1个单位（对应的是投资增加），人均GDP提高2.6百分点；大型企业偏向性政策每提高1个单位（对应的是减轻税负），人均GDP提高5.1百分点；外资偏向性政策每增加1个单位（对应的是减轻税负），人均GDP提高2.1百分点。假说2得到证实。
注：括号内的值为t检验值(内生检验、过度识别检验、F检验部分括号内的值为p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限于篇幅，仅汇报关键变量的回归结果，以下各表同。
（四）分区域检验结果
上述回归结果中的虚拟变量系数存在较大差异，表明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事实上，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差异极大，偏向性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计量回归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合成谬误问题。因此，本文分别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2SLS回归，回归结果分别见表3—5。
结果表明：
1.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扩张之间的正向关系依然显著，但是两者的相关系数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与政府规模的相关系数依次为7.9%、6.4%和5.8%，不仅证实了我国经济增长与政府规模之间的正向互动关系，而且也说明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对政府的需求也越大，从而证实了“瓦格纳假说”。
2.城镇偏向性政策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存在差异，依次为0.3%、2.3%和1.2%，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东部地区，通过城镇偏向性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较为一般，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继续在城乡之间实施差别化政策的空间变小了。未来，通过城镇偏向性政策推进城镇化的“主战场”应在中西部地区。值得一提的是，中部地区实施城镇偏向性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比西部地区更大。
3.大企业偏向性政策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存在差异（依次为-5.032、-2.233和-5.859），特别是中部地区的系数明显小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表明对中部地区大型企业的偏向性政策带来的发展效应弱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和西部地区通过大型企业偏向性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对更大。
4.外资偏向性政策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差异较小（依次为-1.401、-1.365和-1.880），表明对于中国整体而言，当前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引进外资，完善市场竞争体系，仍能促进经济增长。
5.当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通过偏向性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点并不完全一致，从而假说3得到证实。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东部发达地区继续实施城镇偏向性政策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中部地区提高城镇偏向性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对较大；东部和西部地区通过强化大型企业的发展，构建以大型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关联和协同发展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加强外资引进和国际合作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五
结论与展望
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中国实践表明，经济增长与政府扩张存在相互促进的可能。政府扩张与市场增进并不冲突，相反，如果战略正确、政策得当，政府就可以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伴随着这个过程，政府扩张作为一种结果而出现。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发展型国家的优势在于突破了经济增长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和高昂的进入成本约束，避免了经济增长所需资源要素的分散化，避免了共同贫穷。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和政府成为利益共同体，政府扩张因而具有内在的合理性。静态地看，偏向性政策支持并不会提高国民总收入，而仅仅是将一个群体的收入转移给了另一个群体。但是，由于部门和主体之间存在通过建立前后向联系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这就充分激发了社会整体的生产性努力，遏制了大规模的社会分化。从长远来看，偏向性政策也是穷国的优势产业达到最优生产率和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不是被动地根据比较优势长期处于跟随者地位。由此来看，以偏向性政策为核心的发展型国家的确有可能快速实现经济赶超。
值得注意的是，当获得偏向性政策支持的市场主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很难被竞争对手代替时，原有均衡将不再稳定，政府继续扩张的经济基础不得不进行改变。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偏向性政策必须做相应的动态调整，避免偏向性政策造成利益集团固化从而产生过大的社会分化。那么问题是，当发展型国家逐渐接近生产可能性的前沿时，偏向性政策动态调整的方向和动力何在？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此外，现实中的政府总是处于一个与市场和社会主体密切互动的动态体系中，经济动因之外，政府扩张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当经济增长和政府扩张达到一定规模后，基于偏向性政策的政府-市场互动机制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也是完善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方向。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3期
转自：“东南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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