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郭辉，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恩格斯日益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主要表现为纪念文章的发表。恩格斯纪念与记忆侧重于一般性译介与叙述，往往与时代背景产生关联，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重要思想资源。新中国成立后，恩格斯越发受到重视，作为“革命导师”“革命战士”的“革命精神”成为纪念与记忆的重要诠释对象，这是革命理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映。该时期也出现不少从学术角度研究恩格斯思想的文章，体现出恩格斯学术记忆的重要地位，以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恩格斯记忆渐次丰满，越来越客观理性，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就“马恩列”而言，马克思和列宁自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纪念对象，而传统记忆中的恩格斯多作为“马克思的挚友与战友”存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关于恩格斯的历史记忆伴随马克思纪念出现，故有关纪念与记忆并不张扬而显内敛。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恩格斯记忆在中国的传衍呈现不同蕴含和侧重点，随着时代发展逐渐“独立”并突显，从政治性向学术性过渡并最终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实，现代中国的恩格斯记忆也颇为多面，时人极力尝试发掘恩格斯“独立身份”的记忆，将之视为社会运动家、军事家、自然科学家、文化艺术者等，只是如许复杂的历史记忆较少为后人关注。中国近百年来的恩格斯记忆随时代潮流而演变，也体现了中国社会情势的变动。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各界定有一番隆重的纪念，有必要借此回顾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恩格斯纪念与记忆。
一
从零星记忆到纪念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恩格斯的著作已被国人翻译成中文并流传，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知识界对恩格斯的思想应有些了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备受时人注意，其历史记忆逐渐流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因为恩格斯的著作及其思想与当时国人主张的社会主义契合，受到中共早期知识分子的格外重视，但当时中国共产党关注的焦点偏于马克思而非恩格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新青年》《觉悟》《向导》等刊物皆有相当份量介绍马克思的文章，其思想主张、主义学说、生平事迹，以及与中国的种种关系皆成为重要书写对象。相较之下，这些报刊中专门介绍恩格斯的文章则甚少，多是在关于马克思的文章中论及恩格斯这一“挚友和战友”。时人在介绍马克思的相关文章中多会书写和忆及恩格斯，此亦表明恩格斯作为马克思革命挚友的身份自始至终存在于中共历史记忆中。
若言及中国共产党更为具体的关于马克思的纪念活动，1923年刊于《少年》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创造者》提出，马克思的“生日——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和死日——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我们应当纪念也值得纪念”。《少年》属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海外发行的党刊，于是转载并略译当时法国《人道报》纪念马克思的文字，在叙述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时，也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恩格斯。一般记忆中的恩格斯以马克思的革命挚友闻名于世，“马恩”并称是记忆书写的惯例，且作为关于恩格斯的主流记忆传衍。从历史记忆的角度而言，这并不影响恩格斯本身的独立性，并不因“马恩”并称而消泯恩格斯的个体存在，只是历史记忆往往需要合适的载体进行传播，“马克思”即成为这一载体。很长时期内，“恩格斯之独立意义之所以不为人所明知”的最主要原因是“恩格斯自己的绝顶谦虚”。该说法有其道理，也是后世的一般认知，恩格斯甘当幕后英雄，牺牲自己成就他人。但这仅是部分事实，该时期中国知识界不乏对恩格斯独立价值与历史记忆的自觉认知。
1921年，中国知识界即试图发掘和书写独立于马克思的恩格斯记忆。作者“枯眼”特别强调，“要单独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一个主人翁”，但他也承认，“事实上实在有些讲不到，所以我们只得在其不可分的中间，强分出一点，做这篇‘介绍社会运动家’文章的根据”。该作者有意指出作文的目的即凸显恩格斯作为“社会运动家”的身份记忆及其贡献。到了20世纪 30年代，恩格斯的各种身份记忆被发掘出来，更有意识地强化恩格斯的独立性，知识界出现了一些关于恩格斯的传记与介绍文章，书写恩格斯并传递相关历史记忆。1934年，李鼎声与张飞霞编译《世界伟人列传》，专门列出“恩格斯”，介绍其生平与著述，强调“马克思的学说多为恩格斯所完成，他们两人共同生活，共同著述，共同建筑起无产阶级健全的理论，为以后的无数万的无产阶级的导师”。该时期不少人皆强调恩格斯整理完成马克思著作事，以揭示恩格斯的历史作用与意义。有人指出：“我们看马克思生前所刊行的《资本论》，不是仅有一卷吗？但因为有了这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经过恩氏的整理，现在陈列在我们眼前的不已是皇皇三卷了吗？马克思原不过是一位躲在图书馆里的学究，但因着读了这位天才横溢的思想者仅仅廿六岁时的早年的惊人著作《一八四四年英国劳动阶级状况》，才探出头来跑到街头上了。”恩格斯的价值往往关联马克思，也确实让人难以单独介绍恩格斯。
该时期恩格斯的记忆虽多译介文章，但也表明时人对恩格斯的关注。王德昭觉得恩格斯的“另一重要的身份，即自然科学家常被搁置不论”，所以为纪念恩格斯逝世40周年而翻译白纳尔《恩格斯与科学》，视恩格斯为“科学家”，并为其“自然科学底学说作一全盘的叙述”；还有何思敬翻译A.Deborinde的《唯物论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恩格斯作为科学家的身份记忆受时人注意，其文学思想也被重视，静华专论“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孟式钧翻译了席列尔《文学上的浪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由稚吾翻译了谢莱《恩格斯论文学》。该时期的恩格斯记忆颇为丰富多样，他的科学、文学等方面思想被阐发出来，不仅是马克思的挚友和战友，也是一位社会运动家、科学家、文艺工作者，并有其思想、主张和见解，其独立身份记忆逐渐为世人所知，此也是该时期知识界有意为之的结果。
恩格斯手稿
中国共产党单独纪念和记忆恩格斯文章的大量出现，是在1930年代后期。1938年恩格斯逝世43周年，《解放》杂志刊载大量报道和纪念，介绍恩格斯的思想主张，并刊登了恩格斯与他人的一些书信往来。正所谓“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最常见最有影响的形式”，纪念恩格斯为传衍其记忆的主要途径。中共于1938年开始正式单独纪念恩格斯。“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单独纪念恩格斯显然能使其体现的政治功能得到更好地表达，但该年纪念侧重于介绍而非评述。
这一年，《解放》杂志还连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其中有恩格斯给梅林、史密特、布洛赫、斯他尔根堡，以及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书信，往来交流的话题主要为“唯物史观”。这也是《解放》杂志有意择取的恩格斯记忆，提供了时人认识恩格斯的侧面。此种认识不仅仅影响于知识界，也是时人对恩格斯的记忆，关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和宣传。《解放》1938年第47期还刊登了1895年列宁在恩格斯逝世后撰写的《纪念恩格斯》与黎平的《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恩格斯》。列宁纪念文章由柯柏年翻译，堪称纪念恩格斯的经典文本，视其为“一位无产阶级底伟大战士与导师”。这些纪念文章既传递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记忆，又传递恩格斯作为伟大人物的记忆。这一年原创纪念文章甚少，多为恩格斯往来书信及历史上他人纪念恩格斯文章的重载，且这些文字皆较简单介绍，而非深刻思想评论性的阐述。但这些纪念文章在回忆恩格斯的同时，客观上加深了相关历史记忆，强固了恩格斯在中国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中共关于恩格斯的记忆为何勃兴？恩格斯逝世43周年并非 “逢五逢十”的特殊纪念周期，但因此时正值全面抗战时期，时人希望以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为思想资源抵抗日本侵略。黎平即道出了恩格斯纪念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在我们民族英勇抗战的一年又一月来纪念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中华民族抗战的热烈拥护者，与马克思共同创造科学社会主义领导国际革命运动的巨人，革命家、思想家——恩格斯的逝世的四十三周年，是有深刻的历史的意义的。”作者回答恩格斯逝世43周年受到中共特别关注的原因，一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难，此乃当时最重要的现实政治，亦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二是恩格斯对中华民族抗争的热烈拥护，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而被记忆和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主张“全世界工人阶级、全世界一切民族、整个人类谋彻底解放的斗争”，并能“最热烈的同情并赞助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运动”。该文还详尽论述了“恩格斯与中华民族自卫战争”“恩格斯与新中国的建设”的关系。出于特殊时代背景与社会需要，恩格斯的中国论述受到格外重视并被理论化，恩格斯思想能够成为可资运用的资源，服务于现实政治，为战时中国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进行抗日的思想动员。恩格斯关于中华民族的其他相关论述也成为当时书写和记忆的重点。当然，不管从大的时代背景，抑或共产党员自身的修养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皆成为当时共产党员效仿的模范，如此才会对他们进行特别介绍和关注。
而后，恩格斯纪念与记忆逐渐引起中共重视。1940年恩格斯诞辰120周年，《群众》杂志主持“恩格斯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特辑”，发表葆荃编译的《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梓年《近代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专论）》、华西园《恩格斯论民族问题（研究）》、曾芜明翻译卢波尔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一书的绍介（世界名著介绍）》，不仅有恩格斯生平事业的介绍，身份地位的肯定，民族思想的专门研究，还有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一书的简介。该特辑精心安排纪念文章题材，涉及恩格斯的方方面面，使人们较全面深入认识恩格斯，形成全方位的历史记忆。时人对恩格斯记忆的深化，表明对恩格斯认识的加深有裨益于客观评述。
为纪念恩格斯120周年诞辰，《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恩格斯的诞生》，高度评价恩格斯，认为他与“马克思的名字是不可分开的，是永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者和各民族所敬仰所纪念的。因为他们两人，是两个伟大的天才的革命思想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底鼻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底组织者和领袖”。该文揭示了纪念恩格斯的背景，“正是我们‘中国遇着极大的危险’，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武装侵略中国已经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可是，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空前觉悟的时候。……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不仅是中国人民自身得到民族独立自由幸福的解放，而且定会像恩格斯所说就是‘整个亚洲新纪元底曙光’”。该时期纪念恩格斯的文章往往会在纪念的同时进行时代各方面诉求的表述。
另外，《新华日报》上还发表有其他纪念文章。华赓抗《纪念恩格斯感言》从新闻事业、民族危机等方面，阐述了纪念恩格斯的必要性；还有葆荃编译的《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因《新华日报》比《群众》杂志的传播范围更广，时人可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恩格斯。《新华日报》还介绍了苏联举行恩格斯纪念的相关报道和情况，涉及苏联各地的纪念活动，恩格斯著作在苏联的销售情况，以及《真理报》的纪念。国际社会的恩格斯纪念情况在国内传播，不仅有益于恩格斯记忆的传衍，也表明恩格斯显著的国际地位。
中国共产党还特别介绍恩格斯作为军事家的军事思想，为中共抗日战争提供资鉴。1939年，焦敏之翻译恩格斯的《军队论》与《冲锋》，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他在《军队论》的“译后记”中称，“本书译自俄文一九三六年版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第一卷”。后来焦敏之将之全部译出，成为“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第四种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1939年底，该译著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在延安出版，收录了恩格斯的五篇军事著作：《军队》《步兵》《炮兵》《骑兵》和《欧洲军队》。它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恩格斯的军事论。夏迪蒙翻译了伯托罗夫的《恩格斯与军事科学》，纪龙翻译了《恩格斯的军事经验》，均发表于《群众》杂志。恩格斯的军事思想是战时特殊的需求，他的军事经验、游击战思想均被唤醒以滋养中国抗战。
当时知识界也注意从各方面阐发恩格斯思想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将其记忆与现实勾连。潜波认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今天，来纪念这位国际的友人，天才的巨星，是有着不平凡的意义呵！因为他在几十年前，就寄与我们伟大的同情，真挚地赞扬与鼓舞我们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热爱的指出：必须在广大的乡村中，发动灵活的游击战，坚持持久战而争取胜利，他坚决的相信；中国一定会觉醒而团结起来，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在坚强的团结下，胜利一定会到临的。”恩格斯的游击战、持久战思想正是“相持阶段”所需要的理论基础。而当宣传恩格斯的科学思想时，时人不无感悟地认为：“我们底科学若不与政治实践——抗战密切地配合起来，是没有前途的。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视野，才能飞跃地突进，科学家决不应该是只知埋头实验室，不问国事的‘冬烘’……我们倘不注视抗战，以科学来服务于抗战，便不能推动我们的科学发展。而日本实行侵略战争的许多目的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停止我们的科学进步，破坏我们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在今天应该亲密的团结起来，反抗个共同的敌人。”这些记忆据时代要求而诠释、阐发和书写，并与当时中国的最大现实抗日战争相联，将历史记忆资源制作成抗战思想动力和精神资源。
民国时期，恩格斯的记忆书写偏重于简单叙述，主要是恩格斯生平与思想的介绍。从历年《新华日报》刊载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章来看，其中较常见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而较少恩格斯的记忆阐释。这是因为，记忆的遮蔽与社会背景、时人认知、身份地位等皆有关联。
二
革命记忆到学术记忆的勃兴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恩格斯的纪念活动逐渐增多，成为传衍和书写恩格斯记忆的主要途径。此时革命理念尚未完全消散，国家和社会在传递和阐述恩格斯记忆时多侧重于革命记忆，而忽略了他的其他记忆面相。1950年恩格斯诞辰130周年，《人民日报》转载苏联哲学家米丁纪念恩格斯的文章，视其为“伟大的革命的思想家和无产阶级的领袖”。1953年恩格斯诞辰133周年，《人民日报》刊载苏联阿·李赫拉特《为工人阶级事业而斗争的伟大战士——纪念弗里德利赫·恩格斯诞生一百三十三周年》，强调恩格斯为“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马克思的挚友和战友”。这些记忆显然延续了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恩格斯的印象与记忆刻写，视之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和领袖，顺其自然地称之为“革命导师”。朱农介绍了“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生”，以宣传即将出版的《恩格斯传》，希望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战士的革命战斗精神和无限忠于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革命导师”“革命战士”被用来形容恩格斯，不仅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意识形态的某些侧面，也体现出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需要以革命记忆为凭借。
该时期革命记忆持续高扬，恩格斯纪念与记忆也将革命记忆作为阐发与叙述的重点。当然，恩格斯本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相关论述进一步加强了恩格斯纪念与时代环境间的契合，使恩格斯革命记忆的阐释具有了现实土壤。纪念与记忆往往服务于现实政治，根据现实需要唤醒和发掘某些方面的历史记忆，甚至重新诠释和书写以符合人们的期望。该时期涌现出诸多强调恩格斯革命记忆的纪念文章，如朱光《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四川日报》1956年11月28日）和《要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纪念恩格斯139周年诞辰》（《辽宁日报》1959年11月28日），于向阳《学习恩格斯的革命精神》（《广州日报》1960年8月5日），余汇文《学习恩格斯的伟大革命风格——纪念恩格斯诞生140周年》（《中国青年报》1960年11月27日），王茂喜《伟大的战斗的一生——纪念恩格斯诞生一百四十周年》（《安徽日报》1960年11月28日），理文《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9日），刘方军《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一学习革命导师恩格斯敢于反潮流的精神》（《重庆日报》1973年11月9日）。“革命导师恩格斯”既是其真实形象的合理表述，也是当时政治诉求的集中表达，只有如此才显得顺其自然和理所当然。恩格斯的革命记忆成为当时的潮流和标志，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沿袭了革命理念，或可称作“革命的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不仅强调了恩格斯的革命记忆，也从学术角度阐发恩格斯的各种思想与理论，学术记忆成为与政治记忆即革命记忆并行的重要内容。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也是卓越的学者。人物思想的学术研究也是纪念方式的一种，当时各种报刊不少文章根据中国实际情形阐发恩格斯思想，突显恩格斯记忆的时代性。较为典型的如章有义《恩格斯论工农联盟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用阐述恩格斯思想的方式纪念恩格斯逝世58周年，同时作者也毫不隐晦地指出他撰写此文的深层目的是因应社会现实需要。于是，作者阐发了恩格斯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因为“我们祖国现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任务。而农业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工业建设的高涨不能不要求相应地稳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就更有其迫切的意义了”。
如果将考察的视野放宽，可以发现更多例证。恩格斯记忆作为现实社会的思想滋养而成为学术记忆阐释的重点，如朱英重点诠释了恩格斯的集体化思想，陈昌浩也指出：“当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已经来到的时候，我们来认真地学习恩格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原理，是非常必要的”，并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政策和原则等方面详尽论述了恩格斯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何琳为纪念恩格斯诞生135周年而撰文，重点阐发了“恩格斯关于工农联盟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这些学术研究虽有其独立性，但终究难免受政治与时代的影响。
此外，恩格斯的著作也大量发行，人们开始广泛研读。当中，恩格斯的治学精神尤其受到关注。如仲乡《学习恩格斯刻苦勤奋的治学精神》（《山西日报》1961年11月28日）、克家《学习恩格斯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内蒙古日报》1962年11月28日）等文，侧面反映了恩格斯的学者风范。此后，学者身份在恩格斯记忆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回归到学者的认识和记忆或许更接近恩格斯的真实形象。当时还有人专门就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发表60周年撰写文章，重点研究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该时期的恩格斯记忆虽然革命与学术并重，但学术记忆更多服务于社会现实需要，这不仅反映出时代特色，也体现出恩格斯的某些本色。
“文革”结束后，恩格斯纪念与记忆朝多元方向发展，纪念方式以及记忆的形式与内容更为丰富和理性，也是真正从学术意义上纪念恩格斯的开始，用学术研究纪念恩格斯成为鲜明特色。《人民日报》和行业性、地方性报纸都发表了不少纪念恩格斯的文章，并将恩格斯作为榜样模范，学习其优秀品德精神。专业刊物上也发表了大量关于恩格斯的学术研究论文。如恩格斯逝世90周年、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和诞辰160周年、170周年等重大周期性纪念时间，即有不少学者用学术研究成果纪念恩格斯，“纪念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纪念化”研究虽被一些人误以为狭隘与功利，但也是学术研究之常态。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恩格斯的文章达数千篇之多，其中专门为纪念而作的至少数百篇。恩格斯纪念的学术化不仅使其记忆更加多元，也朝越来越理性客观的方向发展。
恩格斯记忆的学术化还体现于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的召开。这些学术研讨会、座谈会本就属于“学术纪念”的范畴，故其举办日期多在恩格斯逢十诞辰或逝世周年之际。其中有专门阐述恩格斯哲学思想方面的学术研讨会，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专门研讨会，还有恩格斯新闻思想方面的学术研讨会，等等。此类会议集中阐发恩格斯的生平与思想，推进恩格斯研究，也使历史记忆得以集中展现。恩格斯学术研讨会这一纪念形式是“文革”后才在中国出现的新方式，而在国外出现相对较早，如1955年纪念恩格斯诞辰的理论会议即在柏林举行。
该时期还有关于恩格斯著述发表周年的纪念文章。1976年，科学界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自然辩证法·导言》写作100周年，北京动物园工人理论小组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学史组发表了《光辉的文献，锐利的武器——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北京动物园工人理论小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学史组：《光辉的文献，锐利的武器——纪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写作一百周年》，卢继传发表了《自然科学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纪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写作一百周年》，卢继传：《自然科学在阶级斗争中发展——纪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写作一百周年》，根据时代需要阐发了恩格斯的思想，深化了恩格斯的相关历史记忆。恩格斯思想现时化的同时，其实也是恩格斯记忆的现时化。
1980年，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100周年，也有多人撰写文章以示纪念，如林卓才《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根本条件——纪念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作一百周年》。1984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100周年，因该著述的影响力巨大，各界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纪念，初步统计有数十篇之多，从多个方面对该著述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以及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进行了阐发。此后关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120周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120周年，《致敏·考茨基》写作100周年，《费尔巴哈论》发表100周年，《法兰西内战》发表100周年，《精神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发表100周年，《自然辩证法》发表9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50、160、170周年等，均有纪念文章。关于恩格斯著述发表的纪念也肯定和强固了恩格斯作为学者的记忆，强调其学术思想的阐发和影响，使得恩格斯的学术记忆绵延流长。
恩格斯纪念的多样化还体现于其他纪念方式的出现。如为纪念恩格斯逝世9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建造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1985年8月5日，我国第一座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在上海复兴公园揭幕。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编译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新版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弗·恩格斯画传》。
该时期各种纪念方式以阐发恩格斯的学术记忆为主，大都以呈现恩格斯的学术思想作为根本出发点。学术记忆较之政治记忆而言更具理性成分。理性记忆逐渐占据恩格斯历史记忆的主体，显然是时代与社会变迁的结果，其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与学术环境越来越良善不无关系。恩格斯更多地被视为一位学者，恰恰是中国社会渐趋稳定，国家繁荣富强的体现，理论创新依旧必要，但恩格斯提供的是理论资源，其身份并非政治运动的旗手。
三
记忆的特点
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滋养和基石，在现代中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皆未设置与恩格斯相关的固定的纪念日。当然，这与中国共产党较少专门纪念某位外国人物的传统有关。中共对于马克思、列宁的纪念较多，且相对固定。每逢相关纪念日，便会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国家层面的领导人亦会撰写纪念文章。与马克思和列宁相比，恩格斯的纪念活动相对较少并略显单一。虽然恩格斯纪念并未纳入国家纪念活动范畴，但纵观中国近百年恩格斯纪念也呈现出某些特点。
其一，从文字纪念到多元的纪念方式。文字纪念历来是各种纪念的主要形式，也是最能表达纪念意涵的方式。发表纪念文章、进行纪念评述、布置纪念场景等，文字在其中皆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早期恩格斯纪念与记忆的表达也离不开文字，零星的记忆更是用文字进行描绘。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关于恩格斯纪念出现有多种纪念方式，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发行纪念邮票以纪念恩格斯。1955年和1960年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35、140周年，发行有纪念邮票。到了改革开放后，更是涌现出新的纪念方式。除了前述所言的纪念形式外，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介的发展，还出现了网络空间的纪念，在互联网上发表纪念文章，通过一些有趣的
进行深刻意象的表达，同时也赢得网民关注。百度百科、360百科等都有恩格斯诞辰纪念日的普及和介绍，讲述恩格斯生平及其成就。近些年，微信公众号的普遍流行，也迅速传递着恩格斯的形象和记忆。这些新型纪念形式配以学术论文、研讨会等学术研究，更广泛而快速地传递了恩格斯记忆。
其二，从政治记忆到丰满的记忆内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恩格斯的记忆主要服务于时代与政治的需要。所以，恩格斯思想的阐发有其侧重点，以政治记忆为主，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服务于国家危难，试图利用恩格斯思想指导抗战，指导中国人民的国家建设。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则主要侧重于革命记忆，将恩格斯视为革命导师、革命战士，阐发其革命精神。如此自然限制了对恩格斯的认识，多数强调恩格斯某方面的思想与事迹，记忆也显得单调。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对恩格斯的需求不再局限于政治，恩格斯的各方面思想被逐渐发掘出来，恩格斯记忆也变得越来越丰满，社会形塑下的恩格斯形象逐渐回归平凡与日常。此种变化主要源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化，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使得恩格斯记忆亦随之多元。相关阐释不仅注重其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也强调他的经济思想、治学态度、美学原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贡献，使立体而多维的恩格斯记忆成为显示。
其三，从感性记忆到客观的理性记忆。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恩格斯记忆是偏于感性的，主要依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发掘恩格斯思想，使记忆更偏重随意性。并且当时关于恩格斯的纪念与记忆较少，很多还属于一般性介绍，以及恩格斯自身文字的呈现。感性记忆也意味着当时对恩格斯的认识有限，或者根本未将恩格斯作为独立的重要人物，更多属于马克思的挚友和战友。从感性到客观理性也符合一般事物的认识规律，社会稳定下学术事业繁荣，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越来越全面客观，成为恩格斯客观理性记忆的基础。要说明的是，客观理性记忆的说法是指恩格斯更多地作为“学者”，而不仅仅是“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客观理性的恩格斯记忆使恩格斯获得了自己应该具有的地位，当然，历史记忆也是随现实环境而动，某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反映，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许还会发掘出关于恩格斯更多的历史记忆。不难理解，恩格斯记忆就普遍意义而言是根据现实需要制作的历史记忆，强调“当下的关注决定了我们记忆过去的内容及其方式”。当今社会更趋于一个理性的社会，如此才能有理性的恩格斯记忆。
从历史记忆与事实情况而言，今人关于恩格斯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这一情况或与域外记忆资源如何实现中国本土化有关，包括恩格斯在内的诸多国外著名人士的历史记忆，哪些人物的记忆应该中国化？应该中国化哪些部分的记忆？如何实现这些记忆的中国化？等等。诸多相关问题皆值得深入探究和思考。域外记忆资源的中国本土化问题有其特殊性，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使人们对域外记忆资源的认知往往难以深刻。整体而言，恩格斯记忆没有国家层面的高层次纪念活动，多半被马克思的光环笼罩着，“马恩”虽然并称，但中国共产党往往只在纪念马克思时述及恩格斯。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谱系一般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序，就这些经典作家而言，恩格斯应该是其中被现代中国最少关注的，或许也是其中唯一未被独立纪念与记忆的。纪念活动是历史记忆的重要表达方式，恩格斯的纪念活动整体上略显单调，这也留下了诸多可以继续提升的空间。应该相信，未来的恩格斯纪念与记忆能够，也应该更为丰富和深刻。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0年第4期
转自：“东南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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