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洁民，法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摘要
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是理解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关于二者关系的争论几乎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但理论争鸣反而强化了实证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语汇中的实证科学与唯物辩证法，根本上是理解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革命和方法论内核。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吸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通过方法论革命创立唯物史观。现实的社会历史是唯物史观的立足地，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构成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内核：一方面，唯物史观以经验事实为基础，通过科学抽象把握现象背后的规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从方法论层面“倒置”黑格尔辩证法，以科学理论和经验事实为依据揭示自然、历史和认识的辩证性质。方法论革命使唯物史观摆脱思辨而获得彻底的革命性，在科学认识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提供了新哲学。唯物史观既不是实证主义，也不是追求某种至高存在的思辨哲学，更不是对二者的调和。
实证科学和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以阐释唯物史观的基础概念。但20世纪20年代后，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却将实证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置于对立的位置，还相应地设置了科学与哲学、经验与思辨的对立。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思辨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否认唯物史观的实证科学之维，强调“辩证”和“总体”。以德拉-沃尔佩和卢西奥·科莱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力图阐明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双重断裂，发展出实证人本主义路线。也有学者（如罗伯特·海尔布隆纳）直接将实证科学与实证主义等同，认为马克思与实证主义关系暧昧，甚至认定马克思在晚年倒向了实证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西方社会思潮、自然科学新发展和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在中国学界受到热议。1990—1991年，孙正聿以三篇论文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主义、实证科学之间的关系。1997年，针对国内兴起的人学热、实践哲学热和类哲学热，孙伯鍨、张一兵和仰海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其理论变革的实质是以科学的方法论“冲破了体系哲学的牢笼”。进入21世纪，中国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理论性质的辩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并在政治哲学热的推动下走向风口浪尖。
唯物史观与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几乎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但理论争鸣反而强化了实证科学与辩证法的对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也分化出两种相反的甚至难以对话的趋向，即思辨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前者长于从文本和概念出发阐释纯理论问题却短于立足经验材料解剖现实，后者则正好相反。两种趋向的对立固然与“术业有专攻”有关，但也反映出唯物史观的两个方法论要素——唯物辩证法和实证科学——的分离和对立，以及人们对这两个方法论要素的误解。张旭和常庆欣对《资本论》哲学化研究倾向的批判，正是为相关理论研究纠偏而做的努力。
理解唯物史观与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根本上是理解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革命和方法论内核。这关乎对唯物史观理论性质的理解，更关乎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学界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通常在西方哲学的视域内展开，而对马克思恩格斯受到的来自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则关注不够。因此，有必要以更宽的视野重现唯物史观的诞生及其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考察唯物史观与19世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19世纪堪称“科学的世纪”。一方面，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日臻成熟并逐渐形成较完整的系统；另一方面，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意识地将自然科学方法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使社会科学迅速成长。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使彻底的唯物主义成为可能。如恩格斯所言：“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理论变革本质上是方法论革命。这一革命以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为双足，现实的社会历史则是其立足之地：一方面，唯物史观是在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建构的；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是以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为原则研究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论。
一
方法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考察唯物史观中的实证科学与唯物辩证法，应立足于唯物史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这一背景在现实上主要是政治-社会背景：工人的悲惨境遇与革命需要、尖锐的社会矛盾与人们对进步的普遍渴望。在理论上主要是科学-哲学背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传统哲学走向终结和转型。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理论与现实表现出以下矛盾：理论进步的步伐滞后于变革现实的需要，社会历史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在思维和方法上受制于传统哲学；部分哲学家仍未放弃建立大一统的哲学体系的努力，以德国尤甚。在19世纪的欧洲，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诸多社会群体都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变革现实，而亟待变革的理论却多流于空想或在实践中陷入困境：青年黑格尔派作为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虽然关注现实，但在方法上停留于思辨，其理论无法转化为实际革命行动；经验主义既没有彻底摆脱思辨，又容易停留于感觉论和现象论；实证主义尽管影响深远，但孔德非辩证地将对“原因”（本质）的探求视为形而上学，在社会历史领域则将精神与情感因素放在首位，晚年又将其学说塑造成宗教；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多以道德情感、价值观念为基础，因而无法“揭开那种真正的实证力”。在社会现实的风云变幻、传统哲学的巨大惯性和新兴科学的思想冲击的交织之中，“改变世界”的道路被芜杂的思想与现象遮蔽，种种社会历史理论虽有“改变世界”之心，却无“改变世界”之力。“改变世界”的努力如不想陷入空想或盲动，就必须以科学地“解释世界”为前提，“解释世界”则依赖一定的方法论。当不断试图革新的理论受制于方法而无力面对现实时，变革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摆在马克思恩格斯面前的根本理论问题。
作为方法论要素的实证科学与唯物辩证法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方法论革命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理论路径形成于对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批判吸收。对于19世纪的思想家而言，哲学已不再是研究社会和探寻真理的唯一选项。科学的巨大进步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内在统一性，并逐渐将自然科学方法吸收并应用于哲学社会科学中。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神圣家族》，在唯物史观尚未成熟时，马克思就已认识到纯粹思辨不足以真正批判现实，彻底的批判必须“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并认识到自然科学正“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以及应当使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而不是让二者继续疏远。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恩格斯已清算旧的哲学信仰，与思辨划清界限，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观点和经验材料引入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实现方法论革命。
研究社会历史首先要立足于历史和现实。若不离开“哲学的基地”，批判就无所谓科学性，因而突破传统哲学的思辨桎梏是方法论革命的第一步。在如何解释和改变世界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开辟了新路径：一方面，他们批判吸收自然科学方法论，并依托经济学、历史学等新兴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与材料，以实证科学取代“独立的哲学”，同时反对走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辩证法可以弥补当时科学界实际上并未摆脱的形而上学思维，是德国古典哲学对17世纪形而上学“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但其合理性来自自然科学和工业的证明而非理念的自我运动。正是在日益进步的人类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逐步形成关于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自觉，进而建构了社会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唯物史观。
实证科学是一条与“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德国哲学”完全相反的路径：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寻找历史过程的规律。伴随着马克思的思想转型，实证科学成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前提，这一过程离不开自然科学、近代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其一，实证科学以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为前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肯定了自然科学与工业是科学的历史观得以建立的前提；尽管思想尚未成熟，但此时他已明确历史观与自然观、哲学与自然科学应当是统一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未接受过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但他们的著作、书信和手稿表明他们终其一生都在批判吸收当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对自然科学的极大兴趣和批判吸收是19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普遍倾向，马克思恩格斯也不例外，这也正是有学者误以为马克思或恩格斯在思想成熟后转向实证主义的重要原因。其二，方法论革命深受近代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近代英法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发现唯物主义“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费尔巴哈为“经验”的正名是马克思恩格斯方法论革命的理论先导。费尔巴哈反对“哲学与神学的错配”，主张以自然科学改造哲学，认为任何学说在得到自然和经验的确证前只能被视为假说。“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其三，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经验实证的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还向读者保证其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英法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对挣脱大陆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定式具有积极意义，马克思也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中理解了理性与经验的关系，不停留于表面现象之间的联系，而是去探寻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本质。
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不仅展现了世界的唯物主义图景，也展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辩证性质。近代辩证思维是在自康德的星云假说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起来的，至黑格尔辩证法达到顶峰。但黑格尔辩证法以纯粹思辨和绝对抽象而不是自然和社会历史事实为基础，并被黑格尔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用思想体系强行统一历史。费尔巴哈虽然主张哲学的最高任务是按照存在物所是的那样去认识它们，并要通过实现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来改造哲学，但他用经验否决了辩证法，以直观经验追求哲学的“确定性”而忽视科学抽象，也没有认识到直观经验的背后正是被经验事实所证明的自然和历史的辩证性质。相比于黑格尔，唯物史观以经验的前提取代了先验的思想体系，从而使辩证法获得了科学的形式和内容。相比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识到不能脱离人与社会去认识对象；另一方面，要将对象作为联系和过程中的对象，也即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加以理解和研究。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和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历史与认识的发展之中揭示了世界的辩证性质，使辩证法立足于科学而不是思辨。
遵循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历史及观念，完整描述事物及事物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社会历史理论才能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二
作为唯物史观方法论内核的实证科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实证科学”作了经典概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方法论维度将唯物史观界定为实证科学的。实证科学直面现实，立足于经验事实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抽象和概括。与之相反，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独立的哲学”则基于思辨建构理论。黑格尔哲学尽管在家庭、社会、国家之中进行“实证”，但却“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因此这种“实证”“只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而不是科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其方法论的论述及对错误方法论的批判，“实证科学”就是基于经验的抽象与分析方法，自然科学是其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第一，实证科学以自然科学提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重要基础，但并没有将自然与社会历史混同。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形成和运用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近代唯物主义的助益。譬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吸收了物理学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像物理学家研究物质世界规律那样，不是直接分析复杂的现象，而是首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抽象，研究其“纯粹形态”。这种简化、纯化研究对象以揭示一般规律，再附加更具体更复杂的条件以研究更接近现实的情境的方法已普遍应用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不是把自然科学理论或唯物主义自然观照搬到社会历史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因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而盲目乐观于人类理性，他们认为科学理论都是有待发展的，因而不将现成的自然科学理论视为唯一准则，“在接受新的科学进步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同时也认识到社会与自然并非简单统一的，故反对毕希纳、福格特那种把人类社会简单类比于自然界，并将二者都简单化和理想化的做法。
第二，实证科学立足于经验事实和感性直观。对自然科学和近代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吸收意味着理论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经验事实基础之上。一方面，实证科学始于经验。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作为传统哲学的代表）在面对自然科学时暴露出两大根本缺陷，即“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而任意编造体系”。经验事实是科学理论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以预设的范畴和大一统的哲学体系“解释”历史则与科学背道而驰。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依托于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验材料，这使得唯物史观建立在实证的而不是想象的基础之上。如果现实材料尚不充分，马克思甚至宁愿推迟《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因此唯物史观的可靠性是由经验事实和科学方法去保证的，这与依靠思辨建构体系的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熊彼特亦有论述：“他（指马克思——引者注）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词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入形而上学的歧途……分析他的观点，你不能证明其中有他自己的想象，他的主张都不是源于哲学领域，而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的。”另一方面，实证科学的抽象始终不能离开其前提即经验基础。正如经典力学只能用于处理宏观物体的低速运动问题，唯物史观的抽象是有条件的抽象，只能应用于特定的、具体的对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抽象的基础是经验，最终也要得到经验的确证，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但也不应霸占对方的领域。将抽象（理性）引向极端的思辨哲学与将经验引向极端的经验主义，都不是科学的做法。在当时德国思想界极有市场的历史哲学理论以思辨为基础，抹杀了抽象的前提和条件，对社会历史给以超历史的终极解释，黑格尔体系正是典型。对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唯物史观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唯物史观既是基于西欧的“历史概述”，也提供了研究社会历史的“钥匙”即方法论，这把“钥匙”要求研究社会历史立足于具体“历史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则自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其“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有条件有前提的科学抽象决定了唯物史观既不是永恒真理，也不是普适法则，而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和理论。
第三，将感性经验上升为抽象，用思维把握“具体总体”，探求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原因。在经验与抽象、现象与本质的问题上，实证科学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严格区分。相比于经验主义，一方面，感性经验并不足够。经验主义止步于经验材料和“归纳-演绎”，“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对此，马克思认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证明，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必须结合经验和抽象，“观察到的材料是科学方法的出发点；但是它们并不就是科学方法的一切。它们要得到数学解释的补充，而数学解释则是远远超出了对于已被观察到的事物的陈述的……单只是观察到的事实的收集，一如培根的归纳表所呈示的那样，是永远不能引导科学家发现引力规律的”。另一方面，感性经验并不可靠。直观经验感知不到不等于不存在，譬如剥削；经验感知到的不一定是真相。实证主义虽然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反对神学和形而上学对所谓终极原因的“探求”，反对谈论纯粹抽象和纯粹概念意义上的“本质”，主张发现现象之间的关联；但孔德将科学局限于现象层面，认为人们因其感官限制而只能研究现象以及现象层面的规律，否认探求原因或本质的可能。现代实证主义虽然克服了孔德的部分缺陷，但仍非辩证地将事物的本质规律划归形而上学领域。与实证主义不同，实证科学是辩证的，致力于克服现象和“常识”的遮蔽性，探求对象内部的联系和本质规律。
只有坚持实证科学，才能协调科学性与阶级性、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
其一，实证科学与阶级性并不相悖。马克思恩格斯固然将唯物史观视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理论，但同时也强调其理论“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但区分了理论的阶级性（无产阶级的理论与资产阶级的理论），还区分了具有相同阶级属性的理论在科学性上的区别（科学与空想论）。无产阶级学说并不必然是科学理论。在社会历史发展到必要的程度以前，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在历史条件和方法论的局限下他们不能也无力使其学说成为科学理论。任何一种学说要想成为科学理论都必须依赖科学方法，不论其是否以解放无产阶级为目的。
其二，实证科学并不排斥从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的角度批判现实，但道德与价值不应介入实证科学本身，也不应被用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马克思虽有人道主义情怀并对无产阶级满怀同情，但在思想成熟后就不再以此为依据从事批判。思想成熟后的马克思固然不乏出于情感与道义而作出的批判，但这些控诉并不是历史分析和经济分析的依据；即使排除这些道德评判，也不妨碍唯物史观（及其应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完整性。对此，恩格斯亦指出马克思从不将其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道德情感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道德情感与价值观念固然折射了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但终究不是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本身，因此马克思在方法上严格区分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意识，并避免价值判断干涉事实判断。永恒的道德或正义观念只是一厢情愿的意识形态，不能提供对作为过程的现实世界的科学解释，因而马克思反对以道德或正义为出发点研究宏观的社会历史或资本主义生产，并批判蒲鲁东从预设的永恒观念出发，在方法层面上与神学并无二致，在面对现实时同样疲软无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是将资本家与工人理解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将经济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并申明其理论绝非那种要求现实生活中的资本家为资本主义体制负责的肤浅观点。遵循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与以感情或道义进行评价是两码事，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超脱道德与情感之外，但是科学理论不能也不可能靠价值观念去建立。
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学说的定性定位，还是基于其文本，实证科学都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前提，并使唯物史观在根本上不同于一般哲学理论。
三
作为唯物史观方法论内核的唯物辩证法
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脱离经验的，因而将辩证法弃置一边；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黑格尔以错误的方法部分地揭示了自然、历史与思维的辩证性质，因而在科学基础上重新“发现”了辩证法。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是唯物史观得以立足于现实的关键。误释唯物辩证法极可能导致像卢卡奇那样将革命性寄托于黑格尔式的历史理性，也可能导致将实证科学引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或者像德拉-沃尔佩和卢西奥·科莱蒂那样片面追求辩证法严格的科学性，把辩证法归结为现代实验科学的逻辑，从而消融在“归纳-演绎”之中。准确理解唯物辩证法，一方面须认清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边界，另一方面须识别唯物辩证法与人类实践的关系。
第一，唯物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是一种“颠覆”，在方法和内容上都不存在“连续性”。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坚持“决不是要捍卫黑格尔的出发点”，“也谈不上保持黑格尔体系的独断的内容”。黑格尔体系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但方法和内容却都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根基是哲学思辨，唯物辩证法的根基则是近代科学与社会历史事实。前者的“合理内核”仅在于其从运动从而在否定性上、从关系从而在相互作用中理解对象。对黑格尔而言，整个哲学都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其辩证法服务于唯心主义的预设和体系，与黑格尔哲学体系内在统一。因而黑格尔辩证法绝非可以从黑格尔体系中直接剥离出来的“无辜者”。唯物辩证法无疑受到黑格尔的深刻影响，但前者的理论前提并非后者，马克思在强调其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血缘”的同时也强调了二者的根本区别。对此，海尔布隆纳亦指出唯物辩证法颠覆性地保留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能动性思想”，但前者的基础却是物质世界而非精神世界。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是黑格尔的“学生”并把颠倒的黑格尔辩证法“倒过来”，但这绝非简单的倒置：如果不以经验事实和科学方法为基础和内核，那么倒置后的辩证法在方法和本质上仍是黑格尔辩证法，不过在形式上用“物质”置换了“观念”而已。
第二，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反对还原主义的科学方法。黑格尔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超越了康德的二元论，但其辩证法是一元决定的、还原主义的辩证法，将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还原为理念，自然和历史都在理念及其自我运动之下获得解释。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与旧形而上学的共通之处在于都需要为自然或历史寻找绝对的逻辑起点。唯物辩证法从联系从而在相互作用之中，也就是在系统中认识对象，扬弃了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之间的对立。社会历史也必须在联系中被考察和认识。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时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因此，唯物辩证法不需要第一原理、上帝或绝对精神，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形而上学看来毫无意义的历史描述：人类史的发生以生产为标志，生产以其物质条件和交往为前提，物质条件本身也是由生产创造的，交往的形式也是由生产决定的。而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种种扭曲的认识就获得了科学的解释：人类实践的欠发展导致人与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一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的）狭隘的关系；社会的狭隘的关系又反过来决定了人、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这种解释没有给出一个绝对范畴作为“终极答案”，因为在相互作用之中，原因与结果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渗透的，经济或生产并不是唯一积极的、直接决定一切的因素，其他因素也不是仅作为经济的结果消极地存在。在对社会历史的辩证认知中，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实践与理论之间就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功绩最初来自黑格尔，而真正实现于马克思。
第三，唯物辩证法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从过程中理解对象。一方面，辩证法从联系之中认识事物，就意味着认识到事物在其内外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处于变化或稳态的过程中。在过程中理解对象，自然和社会就“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另一方面，任何科学研究本身是一种辩证过程，唯物史观亦然。唯物辩证法也是关于思维规律的科学，其批判性和革命性不只在于变革现实，还在于其本身也是变革的对象。作为历史实践和历史认识的思维产物，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科学理论体系总是不断发展不断否定自身的，形而上学则“努力想获得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这样它就被导致去构造一种哲学体系”。即便是将辩证法融入思辨的黑格尔，其仍陷入了辨证与体系间的矛盾，无法摆脱传统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窠臼。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基础、方法和内容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覆，使唯物辩证法以科学为根基生长出真实可靠的批判性和革命性。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求革命性于何处”——什么样的理论才能真正认识社会历史并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脱离科学的辩证法是无力的，卢卡奇引领的抽象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因而德拉-沃尔佩极力强调一种实证的人本主义，尽管他片面化了科学也曲解了辩证法。辩证法的革命性不是来自某种观念的本性，也不是基于道德、正义、人道主义或者对既往历史中温情片段的怀念，而是基于对实践基础上自然与历史提供的经验事实的科学总结，是物质世界和社会历史的客观性质。脱离唯物史观的实证基础而仅向哲学甚至美学层面的辩证法寻求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就如同气球一样飘在空中，无力转变为现实的革命力量。
作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前提，唯物辩证法只是有限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二者在方法和内容上则截然对立。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为唯物史观提供了可靠的革命性。
四
唯物史观是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有机结合
革命的时代需要革命的理论，解决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论问题是完成这一革命任务的重要前提。与17世纪自然科学革命不同的是，由于近代科学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19世纪的思想家与科学家具备自觉选择科学方法的理论条件，这为唯物史观奠定了方法论革命的基础。方法论决定理论结构。实证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使唯物史观获得了与以往的历史、哲学理论完全不同的性质，而不再是“智慧”或“思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思想家们“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奥秘”，这句话直击唯心史观的要害，批判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便根深蒂固的思辨传统，即认为只有那些知晓万物终极原因的哲人才能揭示真理。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在唯物主义中的结合排除了独断论与目的论，即被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或神秘主义的东西。
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这一论述揭示了两方面内容。
其一，辩证与实证相融而不可分割。不能简单地将实证科学等同于科学，认为实证科学保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也不能将辩证法归于哲学，认为辩证法保证了唯物史观的革命性。对于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证科学与唯物辩证法可以被视为同义语：辩证法唯有以经验事实和科学抽象为基础才不至于沦为“精神的货币”；真正的实证科学必然承认自然、历史和理论自身的辩证性质，既不是停留于事物表面的也不是封闭完满的。二者的统一使革命理论真正植根现实并直面现实而获得科学性，也使革命理论在科学解释现实的基础上获得真正的、彻底的革命性。唯物史观既不是从某个范畴出发进行概念演绎，也不是依靠纯粹经验和既成事实毫无抽象地描绘被观察到的事物，其科学性在于其以经验事实和科学方法为准则，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发展理论；其革命性来自理论的科学性，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保证真实可靠的革命性，从而避免虚妄且无力面对实践的革命性。唯物史观来自对人类实践的科学把握，这样，立志于改造世界的革命理论才能直面实践。
其二，哲学与科学应当是共生于人类实践基础上的，有别而不相斥。在19世纪，哲学家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科学”不再仅是黑格尔式的“Wissenschaft”，那些在黑格尔看来甚至算不上真正的“Wissenschaft”的内容越来越不可动摇地成为知识发展的新趋势；而哲学也日益丧失对整个知识体系的宗主权，必须以科学为基础改造自身。西方哲学在19世纪的转型与变革表明，任何学说的发展都不能脱离人类实践，也不可能超脱于人类实践的发展而成为超历史的学问。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一般地否定旧哲学，而是否定了形而上学，并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全新的哲学。这种新哲学不是独立的、高高在上的、虚无缥缈的或无所谓对错的，而是产生并渗透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伴随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
实证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奠定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实现了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革命。实证与辩证的结合意味着唯物史观本身是有条件、有局限、待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历史的认知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实践的最新成果。如果抛开实证与辩证，把唯物史观当成封闭的哲学体系或“一般历史哲学”，就会使唯物史观“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西方古典哲学的体系崇拜传统使19世纪的哲学家们总是试图创造大一统的封闭哲学体系。体系哲学使经验、事实和方法都沦为自己的奴隶，甚至引起科学界的强烈排斥和哲学界内部的批判。在黑格尔体系解体后很多年，依旧不乏共产党人将唯物史观奉为传统历史哲学式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反复澄清这种误解——尽管处于思维惯性之下的人们总是寄希望于以一种完美体系打败另一种体系，但唯物史观终究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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