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在五四一周年时推出了“一年来学潮之回顾和希望”的专辑,第一篇文章是蔡元培所写,大概有些定调的意思在。他在文章中先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各种成绩,接着笔锋一转,说:
学生界的运动虽然得了这样的效果,他们的损失却也不小。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损失,还好计算么?况且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工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就是不罢课的时候,除了若干真好学的学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所以从罢课的问题提出以后,学术上的损失,实已不可限量。*
不仅如此,蔡元培进而指出,“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著实不小”。他的结论是:用上述“功效和损失比较起来,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因为“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现在“他们的责任,已经尽了”。而“一般社会也都知道政治问题的重要”,必要时自会因应,“不必要学生独担其任”。故学生当时“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他希望学生以五四周年纪念日为契机,把以前的成效和损失视为过去,现在则“打定主义,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蔡元培在五四当年结束辞职回校以前,曾先发表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文,指出学生“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他虽赞同学生继续从事平民讲演和夜班教授等指导平民的社会服务工作,但也只能到此为止。学生首当“注意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蔡元培并温婉表示,既然学生在给他的电报中表示要“力学报国”,他与学生可以说已就此达成共识。*这个认知显然有些过于乐观。此后近一年的事实表明,至少相当一部分学生并未接受这样的共识。故蔡元培在五四周年的文章中,口气已比此前直白和严厉得多。
与此相类,朱希祖在这一专辑的文章中,同样先对五四运动予以肯定,他给学生的定位,也不仅是求学,故其对全国学生的“劝告”是:“运动是仍旧要继续的,一致牺牲的精神是仍旧要坚持到底的。”不过,“运动的方法要复杂,要经济,要多方面”。后者才是他真正想要表述的,即“现在学生的运动太单纯,太不经济,方面太少”;具体表现在“学生运动以罢课为利器,其余只有运动工商、游行演说、打电报为辅助品”。*
上述行动“是只可偶为不可常行的。常行是不灵”的。因为“罢课等事,只能耸动社会的耳目,使人因此奋兴、自动”。但兴奋剂不能有“滋补的远效”,故五四当年的第一次罢课,还能“有罢市罢工等响应”;到“一而再,再而三,连罢市罢工的举动都兴奋不起了”。而且,“农夫不到大难临头,断不肯把田圃停耕种;学生不到大难临头,也断不可把学校停功课”。虽然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吾国民众一线的希望,全仗这种精神”;却也要认识到,“学生的学课,就是国家的滋补品,就是一种最大的运动”。后一语最能体现当时老师辈说话的不得已,连上课也必须说成是“运动”,而且是比真正的运动更“大”的运动,才能增强其正当性和说服力。
朱希祖的实际建议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可以继续“做普及教育的事业、地方自治的联络,发展有益的实业,传布文化的文章,研究精深的科学*,组织有力的团体,监督政府,指导社会”。而其余在校生则不妨“一面恢复学业,永不罢课,为积极的运动,储根本的实力;一面多出报纸,传布思想,制造舆论,批评群治,转移人心。政府朝禁一报,则学生夕出十报。又与各处学生及毕业生连络一致,劝告讲演多方并进,成就必较现在宏大”。他希望学生利用五四运动的周年,就此“清算账目,重整门面,明后天就可以开课”。把运动“换一种方法进行”,以获取“最后的胜利”。
在一般认知中,朱希祖远比蔡元培更限于“书斋”;而他对学生的“社会服务”范围,却要开放和宽广得多。蔡元培对学生的社会服务只开放到夜校一类的“指导平民”的程度,且是在求学有“余暇”时进行。朱希祖则除了游行罢课一类直接抗议活动外,几乎赞同并鼓励其他所有的非求学活动。所谓“政府朝禁一报,则学生夕出十报”,更是想象力十足的鼓动。照这样做去,黄日葵所描述的“猎学”而非“修学”的状况就会无限延续,哪里谈得上“储根本的实力”。恐怕正因其接触学生不多,朱希祖才能如此驰骋其想象。这种基于“无知”的想象性表述,却也揭示出当年的士风与世风。
曾经留学也资助他人留学的穆湘玥从实业家的立场说,救国之目的同,而其“道不一”,可以“有政治、教育、实业及种种方法,并行不悖”。各界当尽各自的责任,“青年当求学时代,故青年最大之爱国表示,尚在来日。而来日最大表示之豫备,在乎专心向学,作他日献身社会之整备”。学生研究学术之余,也可发挥其爱国热诚。“如前此之爱国运动,偶一为之,本无不可”。但他对青年的“忠告”,仍是“爱国热诚,宜深蓄而不宜轻泄,俾日后蔚成大材,为国效用”。*
与他们相比较,陶履恭此时仍以为“学生运动太重视学生自身,忘却自身以外之社会”。他说,学生中真正“有觉悟有理想而从事运动者”只是少数,其整体上“仍然不与社会相联络”。学生多“出身中等阶级上等阶级,他与农人、工人、商人、军人,是完全没有社交的关系,没有相联的思想”。他们“自居为主人翁,却忘了那在中国坐镇几千年的乡下老、小工人、小商人”。其实,“中国的实力不在那一部分的受了肤浅的新思潮的学生”,而在那“不扬名不出风头终日勤苦耐劳的农工商的劳动者”。若是“乡下老一旦真全急了,政府也要束手的”。他希望学生“千万不要忘了中国的中坚国民,要把新思潮灌输在他们的脑里”。说了这么多鼓励学生走向社会的话以后,或许为配合蔡元培提出的基调,他才扭捏地说了一句“螳臂当车是一个最笨最无用的方法,荒废学业也是不经济的方法”。*
然而,对学生逐渐形成社会服务为主和读书为副的行为模式,曾经非常鼓励学生的蒋梦麟此时已有不祥之感。在五四周年之际,他和胡适联名发表文章,说得比上面的人都更直白干脆。两人明言,一年来“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一年以来,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平静的,整整的一年光阴就在这风潮扰攘里过去了”。他们承认,“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产生出不少好效果,“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不能不认为是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但其强调,“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所以只能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
两人以为,综观古今中外的学生运动,没有一次“用罢课作武器”,故这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因为“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造成的大损失,即养成了“依赖群众”“逃学”和“无意识行为”的恶心理和恶习惯。由于多数“学生把罢课看作狠平常的事”,导致“社会也把学生罢课看作狠平常的事”,结果已没有“什么功效灵验”,却仍在无意识地重复。“学生运动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荣誉,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他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对比半年前蒋梦麟还希望学生在图书馆试验室里边不要忘了外在的社会,这些老师辈的态度真是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正基于他们“对于现在学生运动的观察”。此文是胡适起草,那年3月,已回国的梅光迪曾致函胡适,认为“今之执政与今之学生,皆为极端之黑暗”。而“学生之黑暗,足下辈之‘新圣人’不能辞其责”。盖“今日倡新潮者尤喜言近效,言投多数之好,趋于极端之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对当时很多读书人而言,政府本已无望,“若学生长此不改,亦终无望耳”。*梅光迪的文化立场与胡适有些对立,但老友的指责,恐怕对他仍有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蔡、蒋、胡三人共同提到了学生对他人的“依赖”。五四前蒋梦麟还认为“依赖成性”是中国青年最大恶德之一,其特点正是“事事随人脚后跟说话”,非常不利于“新事业之创造”。所以他那时特别强调青年必须“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五四后蒋氏一度以为青年在这方面已有较大改变,现在他似乎又收回了这一看法。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罢课等集体行为既有所谓“群体觉悟”的一面,也可视为对个人独立精神的一种放弃;这究竟体现出传统的惯性,还是一种因“运动”而新生的动向,或是两者无意中结合的结果,对时人和后之研究者,恐怕都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没有参加这次《新教育》专辑写作的鲁迅,在五四周年那天写信给一位过去的学生,就分享着共同的担忧。他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但在他看来,学生们“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鲁迅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故“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
那时即使政治倾向偏于激进的老师辈,也未必赞成学生罢课。在上海正与共产主义者密切接触的陈独秀就致函胡适,主张既要反抗“政府的强权”,也要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他建议胡适“邀同教职员请蔡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对那些“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胡适自己那时也甚感学生已经静不下来了,稍后他对蒋梦麟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言新。”蒋氏借此劝导学生,“此后总要立志定向,切实读书”。*
爱国的基础在于自己有“学问”,承担着救国重任的学生本身要有“文化”,这些都只能从未必轻松的“求学”中得来,大致是那时多数老师辈的共识。然而那时的学生辈,却未必分享着这一共识。而老师辈自身对于青年在救国和读书之间怎样两全,看法也不那么一致。
从各文所论看,《新教育》的专辑似有预先的安排,至少在京之人很可能事先有过讨论。整体言,他们都在肯定学生运动重要性和贡献的同时,试图对学生有所规劝。且平时越接近学生的,说话越直白。蔡元培明言运动的损失大于功效,胡适、蒋梦麟则说出频繁罢课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像朱希祖这样与学生相对疏离的老师,在劝导时就要尽量多表彰,即使带批评性的建议,表述得也非常委婉。而在学界之外的穆湘玥,说话就更显温和。专辑中还有老辈黄炎培的文章,主要说了些成不自满、败不灰心的鼓励话。他也提到“根本救国,必在科学”,需要“有人肯用冷静的头脑切切实实在科学上做工夫”;却仍不忘说“劳工神圣”,要学生从知识和待遇上救助“可怜的工人”。*只有陶履恭一人例外,仍以鼓励学生外向为主,而以不荒废学业为点缀,或借此表示不与其他人异。
“劳工神圣”是当时学界的流行语,但像黄炎培这样理解为“可怜的”救助对象,实在有些别出心裁,既提示出老辈读书人想要“预流”的从众心态,也表现出他们与时流的距离。而黄氏所说,却是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所能接受的学生社会服务的上限——他们只希望学生继续平民夜校一类的教学活动,其他活动都要放弃,以回归校园。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蔡元培频繁而持续地表述着这一主张。*不过,那时的世风似乎并不在这些老师一边。专辑的所有立言者都反对继续罢课,但他们都首先认可学生运动的正当性,然后众口一词地从“不经济”的功利角度立论。就连说话最直白的胡适和蒋梦麟也强调:
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是变态的社会里一种不可免的现象。……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蒋、胡二人以为,“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有益有用的路上去活动”。问题在于,如果“变态的社会国家”并未改变,“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又没有希望,“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已是“不可免的现象”,再加上几乎所有人都把未来的“大事业”寄托在青年身上,他们除了责无旁贷,还能怎样?
学生辈的黄日葵有着几乎相同的认知,他也发现,外国的各种运动,常是“很有学问、很有经验的先辈指导着经过训练的少壮派”去从事的,但“现在的中国怎样?凭你怎样找不出一个有学问、有经验,能够立乎社会之上,做指导我们的前辈,害得做预备工夫的也是我们可怜的青年。指导者、运动者,一起要我们青年包办”。这个年轻人虽然有些彷徨和忧虑,但义无反顾的责任感却很明确:
登上了二十世纪大舞台的青年怎样?一方要填前人遗下来的缺憾,他方要带着四万万同胞上水平线上,朝着光明广阔的路走。这样双重的责任,要担到我们的双肩来了。*
两相对比,师生两辈对现状的认知和思路非常接近。套用一句成语,黄日葵代表青年学生的表态可谓掷地有声。在逻辑上,胡适和蒋梦麟对现状的认知,基本已决定了其规劝的无力。*进一步的问题是,既然学生辈已经重任在肩,并同时充当指导者和运动者,他们还需要老师辈的指导吗?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够接受老师辈的指导?
实际上,胡、蒋、黄等师生两辈的认知多少还有些传统士人的“书呆子”气味,他们基本都还维持着读书人既有“澄清天下”的责任,也有这方面能力的旧观念。如上所述,学了社会学的陶履恭就有了社会分析的新思维,所以并不这样看问题。而曾经身与革命的蔡元培也不这样看,他此时和此后反复申说的一个主题,就是学生只负有“提醒”社会的责任,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社会”本身。这是困扰着那个时代许多读书人的大问题——救国真必须有“学问”吗?当时中国的局势,还容许学生静下心来求学吗?
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老师辈看到的问题是实际存在的,特别是蔡元培指出而胡适和蒋梦麟详论的“精神上的损失”,明显已体现在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之上,且仍在发展之中。然而这些确实可以说改变了历史的学生,在五四前后也曾得到不少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且不说这时还有其他继续鼓励学生投身救国事业的老师,即使想要规劝学生的老师,现在似乎也不能采取直接指教的方式了。近代新学制虽与传统规则大异,但老师明知问题所在,仍要如此谦恭地向学生进言,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
这一现象最能凸显五四后学生地位的空前上升,尤其是那种无形中可以约束他人言说的影响力(包括师长在内)。蔡元培对此有很清楚的认识:“‘五四’以后,全国人以学生为先导,都愿意跟着学生的趋向走。”*全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如此且不论,“老师跟着学生跑”后来的确成为20世纪中国一个持续发展的趋向*,而五四就是这一趋向形成的里程碑。当时中国舆论的普遍认知是局势危迫,时不我待(其实至少国际局势相对平和),而政府已失去“舆论”的信任,如果“救国”的责任在“社会”一面,则既存各社群中,似乎还只有学生显得最有希望。
这就出现一个诡论性十足的问题:那个被赋予救国重任,也决意自己想、自己说而无须古人或外国人替他们想、替他们说的学生群体,仍处于求学的阶段,他们有承担责任的意愿,但对承担这一责任是否已准备充足?这个问题后面隐伏的预设是相当传统的,即学术与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至少知识与救国直接相关。从当时的社会区分看,《新教育》这一专辑的作者都是所谓新派,他们中的多数却仍维持着这一传统的认知,所以希望学生回到课堂中去。只有懂得社会分析的陶履恭一人多少延续着清末以来的反智思维,确认那“不扬名不出风头终日勤苦耐劳的农工商的劳动者,才是中国真正的实力”。所以学生的任务不过是“把新思潮灌输在他们的脑里”,使后者能有举足轻重的行动。*
上述问题后面还有一个隐伏的问题:假如救国真要指望学生辈,中国的局势到底是已经危迫,还是相对平和?若是前者,便不容学生继续以求学为主,他们只能立即走向社会;若是后者,则像蔡元培所说的,中国的“大问题”现在尚不能解决,只能将来解决,其潜台词是学生还有准备的时间。稍后他明确对学生指出:“这时间父兄可以容我们用功,各方面都无牵制,所以用功是第一件事情。”*
其他多数作者也都持相近的看法,即爱国救国确实靠学生,但他们也需要学养的预备,而且局势也还允许学生回到课堂进行这方面的预备。朱希祖把学生上课视为“国家的滋补品”,最能体现这一思路;但他把上课表述为“一种最大的运动”,又已充分说明时势的特殊性——即使常规的主张,也要以非常的方式表达出。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是那个时代的口头禅,而学生的兴起是五四后特别明显的现象。上面几位老师辈的心态和言说其实都很矛盾,他们把国家前途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又已经看到持续的罢课不是办法,盖其对政府的实际威胁并不那么大,而学生自己的学业倒荒废了。但这些老辈的态度也不甚一致,如陶履恭就仍侧重学生的外向性努力,其他人至少隐约感觉到,由于学生未必能认清罢课等方式究竟有用到何种程度,他们可能无意之中被自身的行为定式所束缚,甚或被其“裹挟”而去。关键在于,一旦社会服务为主和读书为副成为定式,并养成了以抗争为表述的习惯,学生是否还能宁静地回到课堂从容学习,恐怕已成未知数了。
无论如何,身为教育者的蔡元培,既然看到了问题所在,仍在继续努力,想要扭转学生的发展方向。这一次,他采取了更温和的规劝方式,重在强调学生要能律己,才有希望实行“自治”。
本文节选自《激情年代：五四再认识》（罗志田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5），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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