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人类社会一方面面临着堆积如山的全球治理问题,巨大风险和挑战时刻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存亡绝续;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体系是由先发工业国家主导建立的民族国家体系,先发国家一旦感觉其为全球治理付出的成本高于其收益时,便会选择逆全球化,回到自己的舒适区,而听任后发国家在风雨中飘摇。这一巨大困局,就是“21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困局”。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曾指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为何依然年轻且有澎湃的活力?作为历劫不衰的中华文明在应对人类社会历次重大危机与挑战时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集纳了丰厚中华文明底蕴的中国式现代化对21世纪人类世界的共同问题将提供哪些独到的解决方案?这一切都在这本书——《文明大趋势》中可以找到答案。
《文明大趋势》
文明内核:决定文明
形态的结构逻辑
任何一个较大的文明体,都有其内部发展演绎的逻辑,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结构性逻辑。就好比轮子的圆形结构决定其运动时摩擦力最小,三角形的三角结构决定其受力的稳定性,文明的内部结构决定其基本形态和基本功能。
任何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结构都是由四组基本关系决定的:神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每一组关系都产生一种力量,四种力量的总和决定这一文明体的总能量和演绎方向。
创造文明的进程就是创造历史的进程,而历史的进程本身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合力的结果。对此,恩格斯曾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在这里,恩格斯肯定了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意义。那么,人又是如何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呢?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文明体中的四组基本力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不总是均衡的,也不一定总是指向一致的。当这四种力量作用到社会身上时,如果指向比较一致,内耗降低到最小,即文明的熵值最低时,文明演进的力量就最大,社会进步就最快,其文明的形态表现就是文明体成员能够协同一致,生产力得到快速提升,文明的规模和能量扩展速度很快,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迸发,给其他文明体的吸引力和导向力也变得很强。按照毛泽东的描述就是,这种文明“既很强大,又很可亲”。只有掌握了文明的基本结构,才能说掌握了文明演化的底层逻辑,才能探寻到万变中的不变,才能动态地、持续地看清文明力的本质和演变趋势。本书将采用这种高度凝练的文明底层逻辑对各文明体的盛衰消长进行分析,通过这种结构化分析,各种文明能量的消长趋势就能很快清晰地呈现出来。
文明的未来:
经得艰难考验时
人类各大文明因为成功应对挑战和危机而兴盛,因为应对挑战和危机失利而衰落。
在农业文明时代,各大文明体的主要挑战是获取足够的食物、繁衍人口,以及应对外族侵略和自然灾害。获取食物的生产能力与保持人口的繁衍连续能力,决定了文明体在农业文明时代的能力。
在工业文明时代,各大文明体的主要挑战是获取更大能量、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地位,工业化的能力和保持文明根性赓续的能力,决定了各大文明体在工业文明时代的能力。
21世纪已经来临,人类文明已经步入信息文明时代,这个后工业文明时代,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生产能力和交往方式极大地降低了人类的交往成本,使得生产力的提高与能源消耗的曲线变得极为陡峭,即生产力和交往能力可以获得极大提高时,能耗可以变得极低,这是人类文明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从而使得人类解决食物危机的能力普遍增强,人类协作的效率普遍提高,全球化成为现实。但同时也使先掌握信息技术的文明体或国家实体,更容易实现赢者通吃,文明的同化成本大大降低,文明的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与此同时,能够毁灭全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被一些国家掌握,不对称的军事杀戮能力更趋于不平衡,影响人类安全稳定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扩展成本也在降低,如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传播也比以前快得多,传染性病毒因为人类交往的加快,其传播速率也在加快,并使得隔断变得越来越困难。
本书将21世纪的整体文明形态称为信息文明时代。信息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与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的数百年间相比,面临的主要挑战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概而言之,驾驭最先进信息技术并且形成最强大工业能力的文明体,更加具有辐射力、影响力和扩展能力,对其他文明体的控制力也更强,在应对人类社会共同危机方面,其责任也更大。换句话说,如果掌握先进信息技术的文明体不善于驾驭自己的能量,就会让赢者通吃泛滥,形成虹吸效应,结果必然是一家独大、别家遭殃。而文明演化的规律却是倾向于多样化的,即文明的生态必须是多样的,这样才能实现文明总体的繁荣。一家独大势必泯灭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使文明的大生态受到破坏,文明的永续发展将变得十分困难。而且,信息文明社会使得文明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关联明显增强,一荣俱荣,也会一损俱损。在应对人类社会重大危机比如环境灾难、气候变化、大型传染病和互联网病毒时,一个节点被摧毁,全体都得受损害。
中国有句古话:“天塌下来时,高个子先顶着。”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在信息文明时代“高个子”的角色和责任:在文明的进步中,长成高个子是刚需,因为高个子能量大、水平高、长势好,抗风险能力强。同时,高个子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天塌下来时,要先顶着,为其他人遮风挡雨。
21世纪的文明竞赛正在展开,尽管科技进步神速,但人性进步是缓慢的。一些掌握了高科技的国家或者文明体,因为其文明的根性或者固有观念的拘囿,喜欢当“高个子”,也喜欢赢者通吃,但是,却在天崩地裂之时,不愿意为人类社会承担高个子的责任,更喜欢独善其身或者把头缩下来,让“中个子”先顶着。在获得利益时,追求最大化;在承担风险时,要求最小化。这样的情景符合其文明理念——自私,却不符合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共同理念——合作共赢。
演进到21世纪的人类文明,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获取能量、摆脱饥饿、克服绝大多数常规疾病且保持生态环境基本平衡的强大协作能力,却因为文明偏见,缺乏对文明全体的平等和关爱、缺乏对人类社会整体前途的责任感,从而丧失引导人类社会共同前进的机会,这是多么大的悲剧。本书将对即将成为21世纪最大经济体和科技创新强国的中国,应当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论证大有大的责任,大有大的痛苦。
谁能在天漏时炼石补天?谁能在十日并出时弯弓射日?谁能在海浪滔天时衔石填海?谁能在巨山阻挡时移山开路?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人类文明面临着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极为严峻的全球性危机之时,最能体现各大文明体的底色和能量。这场破坏力一点都不亚于世界大战的世纪大疫情,给21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酷的挑战,其胜出者和贡献者,势必成为人类文明的中流砥柱。
只有天下型文明,
才能扛起天下的责任
当今的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一个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
一方面,当今的人类世界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全球性问题,如国际和平困局、世界性发展失衡、全球性网络治理失控以及全球气候异常、全球性疫病大流行等,这些巨大风险和挑战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些巨大的难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人类文明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世界末日的危险绝不是杞人忧天。另外,当今的世界体系是由先发工业国家建立的民族国家体系,一旦其感觉为全球治理付出的成本高于其国家收益时,先发国家便会放弃这种努力,回到自己的舒适区,而听任其他国家在风雨中飘摇。这种巨大困局,可以称之为“21世纪人类文明困局”。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巨大困局总结为“三大赤字”。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2019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讲话时,又增加了“信任赤字”。习近平指出:各国应该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提出要破解“四大赤字”: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
在这“四大赤字”当中,全球治理赤字是根源,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治理的赤字,即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和能力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层面秩序紊乱,而信任赤字,则源于原有的全球治理规则指导思想具有狭隘性和排他性,这种陈旧的指导思想又因拒绝改变而变得不合时宜。
必须看到,当前的全球治理仍然是西方主导的,出现治理失序和巨大的全球治理赤字,与西方的治理理念和思维方式缺陷有内在逻辑联系。
大航海时代以来,全世界接续出现了三个“日不落帝国”,即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它们在缔结世界秩序方面先后做出了各自的尝试,美国的孤立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运动兴起,就证明其已经基本放弃了建立包容全世界人民总体利益秩序的努力。
其实,不管这些强大的西方帝国如何标榜愿意继续领导世界,其治理世界的逻辑缺陷是无法修补的。这是由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决定的。赵汀阳等中国学者指出,帝国主义虽有统治世界的雄心,却没有一个世界利益为准的世界观而只有国家观,只以国家为最高主体而把世界看作统治对象。因此,无论帝国的支配力扩展到什么程度,其利益和价值观都仅限于国家尺度,这就是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
当今世界,正处在全球化运动的关键时刻。一方面,由于工业文明的深度发展以及信息文明天然具有的全球攸关属性,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全世界各经济体再也不能从世界体系中分离出去,全世界的民众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紧密关联的体系当中,无人可以回归“孤岛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当今的世界体系是以各民族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利益主体,国家利益重于国际利益,人类的整体利益仍然处于失管和无人负责状态。世界需要一个愿意为全人类前途命运担任领航责任的国家出来,组建为人类文明护航的联合舰队。
为了缔造永久的人类和平,康德曾主张建立“世界共和国”。康德认为,只有建立起统一的世界秩序,才能意味着“所有敌意的结束”。
雅斯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继承了康德的思想,主张将“人类交往”置于哲学思维的核心,他们不遗余力地倡导统一性的全球交往理性,努力引导人类世界朝向世界政治统一。
总而言之,世界的问题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参与才能解决,这就必然要求一个能够超越本位主义,愿意将自身的利益与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融合发展的国家或者文明体挺身而出,为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付出努力,而这一切又是西方文明无法提供的。所以,包括汤因比、罗素在内的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
中国自古以来并不是一个西方定义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天下型国家。自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西周时代,中国的先贤就确立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天下型文明的特质,以天下主义为指导,主张“以天下为天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并催生出能够贯彻这一主义的天下型国家形态——大一统国家,直到近代,中国作为天下型国家被迫转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因为拥有数千年的天下型文明传统,在新的全球化运动中,必将焕发其固有的天下情怀,催生出新天下主义,即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世界主义。这一文明演进过程,是由中华文明精神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即世界主义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运动方向。
概而言之,中国在21世纪担当起新的全球化运动的旗手角色,具有内在的逻辑规定性:
其一,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一定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奥尔森的理论,部分占整体的比例越大,其与整体的利益相关度也越高。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在21世纪将占据全球最大的份额,即使从自己的本位利益出发,中国人也应该比其他民族更关心全球事务。更何况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巨大文明体,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将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发展,这些都决定中国必须为21世纪人类社会整体命运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其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下型文明国家,这一国家形态与其文明天然重合。正如白鲁恂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也就是说,中国原本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天然包含世界主义的天下型国家,其国家形态早已超越了民族、宗教和主权边界的范畴,是一个能为天下人共同利益而奋斗的文明体,这一文明体的治理体系简称“平天下”,历史已经证明其可以包容一切人和一切的利益相关方,即协和万邦,四海一家。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体,以天下主义为指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按照天下主义指导而建立的天下体系,可以做到“天下无外”,即进入天下体系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受益,并且没有人会受损。这一崇高的人类理想被中国人称为“天下大同”。中华文明的演进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为实现天下主义而不懈努力的奋斗史。
其三,面向21世纪,作为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了解决人类文明的21世纪困局,已经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这一伟大倡议秉承的就是中华文明古典的天下主义,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既是这一伟大倡议的提出者,也是这一伟大倡议的践行者。中国智慧在未来融合世界智慧,必能创制出一个引领人类文明的“新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必将是符合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在这一新的文明建设思路引领下,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倡议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深受其益。即使一时间持观望态度甚至逆反态度的,中国智慧也将一如既往地秉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态度,对其保持耐心和友善。中华文明的特质决定了其非霸权特性,在21世纪也必将成为世界霸权的终结者。“新天下主义”引导下的人类世界,将以增进合作、促进共赢、共同缔造人类美好生活为蓝图,让全人类共享信息文明社会的成果,将人类世界带到一个超越狭隘利益博弈、争取创造更大共同福祉的新境界。
世界有困难,中国有方案。
世界有困惑,中国有经验。
概而言之,经过数千年的演进,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天下型文明,与全球化运动已经深度融合,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关联。21世纪的中国,必将在服务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求得自己更加美好的前程,而世界也将因为中国之贡献而呈现出更加光明的新样式。犹如百川归海一样,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虽然百转千回,但也因此汇聚了千百江河,凝聚成了浩瀚的势能,在21世纪汇入世界文明的海洋中呈现出永恒的价值。这就是文明的大趋势,也是人类精神运动的新高度。
【今日荐书】
书名:《文明大趋势》
作者:周兴旺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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