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与反拨：国际传播采访框架研究
作者｜吴梅红 姜飞
内容提要
国际范围内专业性的采访作为新闻生产的重要一环，愈发体现为一种框架实践，藉由传者的修辞传播实现媒介议程设置的目标。论文通过对美国主流媒体专访中国驻美国前大使崔天凯的话语文本分析，尝试再现美媒在采访中如何使用框架与修辞手段充分主导传播过程，以至于出现“问什么”和“怎么问”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答什么”的传播现象。研究进一步提出在“合作性对抗”之下有效消解外媒采访的话语修辞陷阱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尝试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框架反拨国际传播采访的问与答战略叙事，朝向促进中外话语融通，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进行探索。
关键词
国际采访 框架 修辞 国际传播
正文
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藉由信息及其传递过程消弭分歧、凝聚共识、最大限度地消除人类生活和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应当成为国际传播对人类的基本贡献。
但自21世纪初中国政府提出媒体走出去和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战略以来，单单从传播的一个环节——国际采访来看，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今全球传播生态下，国际采访中的问与答不断再现提问方和回答方话语权极端不对称的局面，与国际传播合作、协商和情感沟通的传播目标并不匹配。
美国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对当今世界秩序发挥着重要影响，通过有效沟通与充分协商加强理解，有助于管控双方分歧，互利双赢。由此视角来看，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对重要事件和人物的采访报道过程，中国“主讲人”利用媒体传播情境讲述中国故事，本身或可视为一种媒介外交或者公共外交行为，有助于“使国际受众更深入地洞察历史和现在的中国，并对未来中国的预期和想象提供隐喻和可能的方向”。作为中国驻美国前任大使，崔天凯在任8年（2013-2021年）期间重视与美国主流媒体互动，就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点明事实，阐释观点，澄清谬误，引导舆论，既为官方信息国际披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又为中国官员应对境外主流媒体采访积累了经验。无论是考察中国驻美前大使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的频次、涉及话题的广度，还是中美政治关系和民间交往范式触达的深度，访谈的样本都对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较高的研究和实践参考价值。
一、研究文献综述
（一）框架：作为方法的框架与新闻采访话语文本的框架分析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 Goffman)在《框架分析》一书中较早提出框架理论。他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而框架“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
事实上，框架的定义不仅作为名词被指为框定取材范围的“界限(boundary)”，更作为动词“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lding frame）”。框架理论从诞生之初就与议程设置理论互为补充。罗伯特·恩特曼（Entman R.)就认为，框架就是从感知到的现实中挑选出一些方面，并在传播文本中使之显著。通过这样的方法，以便推进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关系解释、道义评价和(或)提出解决方案的建议。本文所涉及的框架分析主要从新闻文本显性或隐性特征的归纳入手，考察外媒如何通过采访强化涉华议题的高中低层次的框架及其框架表意。
关于框架分析的路径，中国台湾学者臧国仁提出：“每一种真实的框架中，都有类似的结构，分别由高层、中层以及低层环节构成。”高层次框架是对某一事件主题的界定，不仅告诉受众是什么，也包含了对事件属性、价值观的界定；中层次框架由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环节构成；低层次框架则指框架的表现形式，由语言或符号构成，包括字、词、句以及由这些基础语言所形成的修辞。这基本对应美媒采访背后的框架设置，即通过底层的修辞运动诠释涉华相关议题，进一步推动媒体对议题前因后果以及价值观界定、历史视角逻辑性覆盖的中高层次框架架构，实现议题框架设计的有效实施。
（二）修辞：话语实践层面的框架建设直接作用于采访
如前所述，修辞作为框架的微观层面设计，通过符号传达框架的核心或上层意涵。但框架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此。修辞作为积极能动的语言运用行为，其主要目的是说服受众根据修辞者的观点意志形成态度或者展开行动。有学者指出，在多元主体实践中，一个成功的修辞实践不仅包括话语思想层面的“内容建设”，还包括话语实践层面的“框架建设”，而后者本质上对应的是一个修辞学问题。
亚里士多德所著的《修辞学》是西方史学家公认的第一部系统、科学的修辞学（说服学）著作。亚里士多德提出，修辞就是让人们“在任何特定的情境下都能发现可资利用的说服手段的那种能力”。亚氏提出的三大说服手段至今仍被普遍关注和运用,即在话语修辞上“诉诸道理，通过理性论辩以理服人；诉诸情感，通过情感动员以情动人；诉诸人格，通过人格威信以威感人”。
到了近现代，修辞的内涵发生了极大变化。新修辞学的杰出代表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指出：“人的体验性使得不同的修辞者对同一事件具有不同的阐释框架，从而折射出不同的动机”。这里的“修辞动机”指人们对情境的简约式的表述，属于语言学而非心理学的概念。可见，修辞受既有对事物的理解框架影响，反过来通过语言编码的生成和结构进一步影响理解事物的框架，并向上形塑框架。
伯克提出，修辞活动的目的是“同一（认同）”,而“如果人之间不是分离的，那么修辞者就没有必要宣称同一”这暗合了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提出的修辞情境——修辞情境是由存在着的或者至少是潜在着的不同意见造成的。赫尔玛格拉斯将修辞的四大核心争议点归纳为：“事实(fact)”、“定义(definition)”、“品质(quality)”和“程序(procedure)”。其中，“事实”是围绕着事实认定发生的意见冲突，“定义”是在排除“事实”争议的前提下，围绕着事物的本质属性的界定而发生的意见分歧。如果两者都不存在争议，则应关注影响人们对事件看法和态度的各种相关因素，即“品质”争议点。“程序”争议点则将争议焦点转向如何处理分歧，包括处理事件的规则、标准等。四大争议点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关系，修辞上相互呼应，逻辑上相互阐释，构筑了犬牙差互、纵横交错，同时又万变不离其宗的传播情境，悄悄指向传播目标。
钟蔚文、臧国仁(Chung & Tsung)强调，框架其实就是符号世界的抽象意义，代表了言说的高层结构，而此种结构可透过言说（论述）分析取得。换言之，修辞意义上的国际传播采访话语文本分析可以作为探索和揭示国际媒体采访框架及其意义生产的路径。以往国内学者关于采访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实践层面的具体方法，淡化了采访作为新闻意义建构和媒体议程设置的关键一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将采访放置于框架分析与修辞传播的视阈中进行深度考量。
（三）国际传播：采访实践中的框架意义生产机理亟需厘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发表重要讲话，饱含着传播的实践哲学。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于运全、朱文博提出，“融通中外”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即：要在客观实践基础上，推动中国话语在国际传播中做到共情、共通、共享。“从情感上的‘共情’，到道理上的‘共通’再到价值上的‘共享’，构成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直至形成正确判断与相互认同的具体过程”。在价值共享的层面上，很多学者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杨宇、朱殿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将摆脱以西方话语为核心的全球话语规则，打破以西方现代性为核心的叙事视野的桎梏”，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国际传播应“树立以多向价值为基础的多元价值思维，实现共同体内不同价值的多元共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话语分析是本领域较常见的研究方法之一。例如，赵欣以考察习近平作为“第一主讲人”在国际外交场合分享人类命运共同体意涵的文本，揭示国际传播视野中中国故事的意义建构功能和叙事表征，提出融通中外的故事具有“对话性”和“主体间性”的叙事特征。张广昭基于习近平2012-2021年间涉外演讲文本的政治话语分析，提出：“话语并不仅仅是文本性的，更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分析中国如何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语境构建融通中外的政治话语，讲述中国故事。
总之，诸如此类建设性的学术探讨举不胜举。有一点似乎是国内外学者关于国际传播的研究并不太回避的预设性话语，即“国际传播天生就是一种国际话语竞争……是足以影响公众舆论并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的软实力工具”。话语不仅是本土的原生，放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中，亦是国际语言的衍生。只是关于国际传播以及国际话语的研究如何不仅仅停留在“上层建筑”的宏观话语体系中，而是走向微观的“解剖麻雀式”的深度话语剖析以揭示其意义生产机理，或是当下研究应持续深度发力的地方。而这一切需要回到新闻传播的实践中寻找研究的命题，因为离开了实践，一切认识活动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从话语文本出发重回新闻采访实践的起点
本研究通过搜索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方网站的“大使活动”专栏，收集崔天凯在任期间接受中外媒体采访的样本。本文认为，经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方网站报道和呈现的大使访谈，是该传播实践重要性与影响力的注脚，其采访文本具有研究与分析的价值。在剔除了媒体集体采访（无法呈现较稳定的时空情境、单个媒体采访文本量有限）、中国媒体或者有中国背景的媒体采访（非本文研究对象）以及“播客”等非传统媒体（非本文研究对象）的数据后，本文共锁定26条崔天凯接受美国传统主流媒体专访的信息并进一步确定了样本的代表性。首先，访谈涉及的议题集中并且具有很强的辨识度。采访选题以当年度舆论焦点话题为中心，比如2021年的涉疆议题、2020年的涉新冠肺炎疫情议题，以及更早之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南海议题等。其次，媒体机构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专访涉及了美国诸多一线主流媒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华尔街日报》（WSJ）、美国公共国家广播电台（NPR）、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彭博电视台（Bloomberg TV）、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等。其三，访谈的提问者具有很强的IP属性和话语权。无论是CNN国际首席记者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还是福克斯新闻当家主持克里斯·华莱士在美国都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人，其采访修辞或可视为传播研究典范。在具体的话语文本分析中，本研究尽量采用官网中有中文采访全文实录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以避免个人在语言转化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信息误读或者文化折扣等现象，最大限度地接近采访的真实。为方便后续文本分析，本文按照时间倒序将采访编号为1-26（见表1）。
如此，本文从美国主流媒体专访崔天凯的话语文本分析入手，尝试再现美媒在采访中如何使用框架与修辞手段充分主导传播过程，进而探索规避外媒采访话语框架陷阱并有效应对外媒提问的策略，期冀对中国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善用媒体并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借鉴。而这一切，需要从识别美媒涉华采访框架，揭示其框架化意义生产的特点入手。
三、美媒涉华议题采访框架呈现中层竞争、高层融合，稳定且隐蔽的特点
西方主流媒体涉华官员采访所聚焦的问题大多属于高门槛议题。这类议题的特点是距离普通受众生活遥远并且抽象度高，似乎难以通过常识积累去简单化理解，因此留给媒体无限发挥的空间。
纵观崔天凯8年间受访的焦点，无论是中美贸易摩擦还是南海局势，无论是涉疆还是涉藏话题，都在获得国际媒体饱和报道和自由发挥后演变成系统性媒体议程。分析发现（表2），媒体在采访提问这一新闻内容和意义生产的过程中基本采用了主流式的新闻框架，其中层结构，即在相关议题的历史由来、前因后果、影响评估等环节会伴有多种定义彼此表面性竞争，而这种竞争常态虽使得框架之间看似时有不同音调（keys），但实则融合成为更高层次的意义建构。而这一切的背后似乎有一支看不见的指挥棒，确保国际媒体采访框架的稳定性、隐蔽性而不易让人觉察。
一方面，不同媒体在同一涉华议题的中层采访框架设置上虽各有侧重，音调不同，但高层框架意涵趋同，对抗的态度明显；另一方面，即便是在不同的涉华议题中，美媒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和重组机制为不同新闻事件赋予意义，框限了事件的属性及其政治历史边界，从而在共时和历时的经纬度上持续生产对华“传统视角”：一种充满“偏见”（bias or prejudice or tendency）的负面框架建构。
众所周知，选择与重组是框架的基本机制。仅从消息来源的选择机制上，美媒采访几乎是一边倒地选择了与中国利益相悖的信源，而对来自中国的声音或弱化，或忽略。例如，在涉疆议题上，记者选择的信源既有美国及其盟友高级官员的观点，甚至动辄以“国际社会”编码各国民意，消除多元声音，又有援引美国官方或民间的相关报告，但回避了不同机构背后的政治诉求和动机及其对事实、数据可信度的影响。在话语交锋的有限时空中，这样的框架处理对于普通的受众而言往往隐而不见，但却有很强的修辞动员能力。此外，框架是动态且变化发展的，崔天凯在任期间经历过多任美国总统主政，其接受采访的主流媒体也具有不同政治代表属性，如果将国际传播中的采访置放到其对应的时代、政治和文化根本主流脉络，亦可以用来洞察美媒框架背后的意义生产机制。
事实上，对外媒记者而言，这套采访装置往往是习焉不察的。框架首先源于记者在诠释客观事实时过去的经验，并且受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有研究认为，新闻工作者是按照某种常规和惯例，将复杂的社会事实简化并包装成新闻报道以组织和呈现新闻事件。记者根据习惯就可以生产出主流式的新闻框架而无需考虑它的合理性，框架对于记者来说是“隐含的、固定的、不言而喻的”；更深层次上讲，框架作为一种“无意识认知方式”，本质上是在经过特殊意义管道“挤压”后形成的一种极为稳定的话语，“它的功能就是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进行锚定和规约”。“如果顽固的框架跟事实不相吻合，那么，人会抛弃事实，保留框架”。受众如此，新闻记者亦然且其影响更甚。
由于框架难以自觉并且顽固稳定，本文发现，美国媒体记者的采访本质上可视为一种强化媒体涉华议程设置的手段，影响受众在既定框架的视角下“想什么”的同时引导着朝向“怎样想”，甚至“关联哪些议题”，加之主持人的修辞技巧和中外“修辞沟”（修辞方式和历史差异）的存在，带来的结果往往是“问什么”、“怎么问”或比“答什么”更加重要——对受访者，尤其是中国受访者来说，当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相对于采访者及其背后庞大的传播机器，采访本身更像是国际传播情境下一种必要的对话但实则各自言说（论述）的存在。至于传播的目的，当采访还在进行的时候，报道内容似乎已经部分预先生成了；这样的传播过程，受访者似乎就成了既定框架下的“填空”，对深度影响海外受众有关中国事实的认知、态度、行动乃至情感，最终影响中国国际形象传播似乎未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
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角度而言，解构国际媒体采访框架的意义之一在于提示我们要提升国内记者的文化和新闻素养，其突破口或许就在于对议题的深度把握和采访过程的战略运用上。特别是对于高门槛议题，如何牢牢把握传播过程主导权，深入开掘，避免问题简单空泛，既不回避争议点，也确保所采集到的信息在特定传播情境中必要的张力显得非常重要。换言之，国内记者采访的思路某种程度上尚未跟上国际传播节奏，对新闻框架的解构以提升记者采访能力任重道远。
然而，框架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构造物”，因此有必要回到修辞的微观层面进一步探研应对外媒采访议程设置的策略与方法。
四、美媒采访的张力源于“成功”的修辞实践，向上形塑媒体涉华框架
框架总是伴随着特定的话语实践出场，因此接近并把握框架的直接途径就是观察其在现实世界的各种“表达”。中国嘉宾与外国媒体在访谈的时空中遭遇，由于主体间利益、价值、目标、信念或期望的多元化和差异性，话语冲突在所难免。深度把握国际媒体通过框架建构以影响受众对于涉华议题的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第一步是回到修辞本身，识别其提问中常用的修辞方法，或可能解构外媒框架，在争议宣认（argument claim）中争取主动，再视情况逐步上攻中高层框架，具备重组框架的意识和能力、修辞和话语。
框架须透过语言或符号表现，包括由字、词等组合而成的修辞与风格，接近梵·迪克(Teun A. Van Dijk)所称之言说或论述微观结构，如语句句法结构及用字技巧。诚然，修辞方法不一而足，但常用的修辞方法既包含了“隐喻、举例、标语、叙述、视觉图像等象征符号”，也包含了句法结构、情节结构、主题结构等表意元素。以涉疆议题采访为例，我们选取美媒记者修辞的如下例证，试图领会记者采访话语实践的力量（见表3）。
可见，由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深层边界或难以调和，或不可调和，采访中的问与答势必是在观点表达上互不相让，在事件事实呈现上各说各话，在话语框架碰撞上纵深争夺。一次高端采访下来，不亚于打一场战略性战役，深远影响难以估量，正如阿曼普在采访（采访1）结束后总结道：“我知道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能有点进展也很好。”在此，由国际传播理论出发对于“进展”的定义变得无比重要，决定了一次外媒采访的效果意义。遗憾的是，这里的“进展”某种程度上或可视为再次强化了西方媒体在涉疆议题上的框架与议程。
然而，考虑到西方主流媒体这一修辞场域的影响力和价值，我们理应进一步思索并厘清应对西方媒体采访提问的道与法。“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道德至高点，其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欧倡导的“多元主义”的超越值得注意，也是当下中国修辞传播的“最高框架”。如果国际传播或者所有国际交往的目标都能在行为之初、过程之中有意识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修辞的最高指向，哪怕是朝向这个至高点的惊鸿一瞥，都或可能对国际传播中的戾气有所冲抵，激发受众反思采访和传播过程，朝向合作和发展创设更多机遇。
五、框架争夺：合作性对抗下的修辞反拨以及话语实践元框架的回归
围绕争议点的修辞争夺，“本质上体现为一场框架争夺”。尽管西方媒体涉华议程往往被框架化，但只要和平的传播生态一息尚存，理论上说与其协商对话的空间张力依然存在，前提条件是在识别框架，理解框架的基础上探索框架修订、框架软化、框架重构的路径。任何边界都是相对的、柔性的，既需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胸襟，也亟需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发展的眼光予以研究和处置。
对抗不是传播的目的。美国学者格鲁尼格（James E. Grunig）提出了“合作性对抗（cooperative antagonism）”的概念，强调对抗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僵局或敌人，而是从大处思考，以战略沟通寻求合作。伯克也指出：“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分歧是修辞的基础，人类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同一的过程之中，因为同一能够补偿分歧、消除隔阂”。也可以理解为，是因为某种“同一（性）”期待的存在界定了分歧的存在和形式；也是因为这种“同一（性）”的期待，我们应将每次采访和受访都视为一次信息和观点再传播的重大机遇，积极从修辞和框架的上述视野中探寻有效消除对抗，提升认同的回应策略和思想。
（一）在修辞争夺中寻求国际传播话语实践的主动权，在争议宣认与反宣认中消解框架陷阱
如前所述，西方媒体涉华议题都带有争议性，但争议并非没有意义或者将其归入未来学的论辩，而是历史性地将其视为一种传播生态，藉由一种极端化的争议呈现方式提示研究者更大的超验的框架之存在，也创设了特定的修辞传播情境，使人们有耳可听，摒弃先见、成见、偏见，接近不同言说主体的言语、修辞、话语框架及其深层诉求的相对正当性，进而在某种传播美学共通性基础上自审和正视文化他者，朝向美的传播有所“进展”。前文提及修辞具有四大核心争议点：“事实”、“定义”、“品质”和“程序”，而一旦修辞者能够确认中心争议点，就很容易发现或发明出针对问题的说服手段。事实上，修辞争夺在崔天凯应对美媒的访谈中随时上演并在争议宣认与反宣认中不断赋予其新的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与中国无关的问题上，受访者巧妙拆除框架，不做争议宣认，而是借用修辞情境阐释中国的立场，发出中国声音，引领议题。例如，在阿曼普（采访1）以及扎卡里亚（采访2）的采访中，主持人均让受访者评价或者对比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国素来秉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这样的问题本身并非争议焦点，故崔天凯大使回避了该问题，巧妙利用修辞情境传递了“中国的发展目标很明确，就是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的发展目标不是同任何其他国家竞争或者取代任何国家，这从来不是我们的国家战略”诸如此类的中国声音，貌似答非所问，实则深谙传播规律下显示出极大的政治智慧。
国际传播受访者需要谨慎的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有被剪辑利用的可能与空间；任何回答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要引发更多更大的问题；所以，修辞的价值就在于既要考虑前后的连贯性形成修辞的合力，还要思考回答可能被“强拆”（编辑）带来的新的边界交错以及争议点。尽可能地预知或者规避这样的争议点是修辞运动积极致效的正解。
（二）回归话语实践元框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框架下探求融通中外的战略叙事框架，反拨对方修辞，寻找“认同”建构的踪迹与可能
刘涛认为，在话语实践中，定义框架、知识框架、价值框架和情感框架构成了四种普遍存在的元框架形态。定义框架揭示争议的本质属性，知识框架揭示争议的科学逻辑，价值框架揭示争议的心理过程，而情感框架揭示争议的道德语法。由此启示我们在面对国际媒体的采访及其设定的主流框架下，亟需辨析定义历史和框架本质，大量搜索和储备国际和中国历史知识框架元素，明确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价值框架，在上述基础上，高度重视情感框架的修辞和政治智慧。长期以来，在对外话语传播中，我们似乎更注重“说理”维度上的理性诉求，包括了定义、知识和价值三种框架，而淡化了修辞实践中的情感诉求及其对应的道德语法问题，更多是晓之以理，淡化了动之以情，尤其是“情”中的“共情”元素。也就是说，“定义”有区别，“知识”有多少，“价值”有高低，但“情感”是分彼此的。有学者指出，“共同情感能够成为消除个体差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因此，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建构首要任务之一是共情基础上的战略性叙事。一方表达的情感或者想要对方理解的情感要素，在他者意识前提下，还要知道对方的情感要素和情感诉求，才能在跨文化比较下有效拿捏情感框架的尺度和边界。比如西方媒体的涉疆议题框架里包含了对受众大量的情感动员，包括所谓骨肉分离、妇女被迫节育等，需要有针对性地寻找真实的故事与情节进行回应，解构特定采访中对中国事实的道德和道义绑架，也借助修辞和逻辑释放和重构普通西方受众对此类议题的忧虑、恐惧、愤怒等情绪。从文本资料来看，这样的情感动员及战略叙事框架设置能力仍然有待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国际传播素养培训方面进一步加强。
综上，本研究通过解构国际传播中的采访框架，意在点明采访者所依赖的主流式框架的稳定性、隐蔽性及其对中国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在修辞争夺的情境中，受访者如何回归话语实践的元框架并构筑于我有利的新框架。换言之，中国的讲述者应该从“新”出发，跳出问与答的羁绊，识别“问什么”、“怎么问”背后的框架逻辑，必要时甚至可以答非所问，利用传播情境在“答什么”的问题上做好中国自己的文章，生产对于议题的中国式意义阐释、建构与传播。除了“答什么”，“怎么答”同样重要。简言之，中国的讲述者有必要增加修辞知识要素积累，增强修辞运动过程辨识能力，将“讲故事”的基础手段从修辞辩论（本能反应）层面，提升到中、高框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最高框架下进行战略叙事，消解外媒采访中设定的修辞包裹，用更多的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行反拨并建构积极修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形成逻辑互动，强调中国发展目标与世界的同一性，由此引发国际受众更大的认同感和情感共鸣，不仅有效反拨外媒采访的负面修辞框架，或可朝向建构国际传播采访的中国特色框架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4期
转自：“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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