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 贾淑品 |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张红 贾淑品◆文
十月革命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开创了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的探索。这一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至今仍在路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绝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在实践上探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且面临着内忧外患双重压力的背景下，为了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身负领导角色的布尔什维克党必须通过自我革命实现“自身硬”以更好地推动社会革命。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既来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党的建设思想的继承创新，同时也源自于俄共（布）维护执政地位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需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语义维度主要包括自我调适、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净化和自我纠偏五个方面。这些具体举措对新时代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启示，即必须严明纪律，坚守人民立场，始终保持“赶考”清醒和定力，协同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
——张红 贾淑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政党建设方面，列宁根据新的阶段、新的任务提出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彰显着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踏上新征程之际，重温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有助于“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党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一、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形成背景
十月革命后，由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开始在实践上探索建立新型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建立坚强的工农政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未曾遇到过的新课题，没有样板方案和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列宁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承续创新，他在领导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先进理论”“革命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换言之，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建设实践的指导地位。同时，他注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和创新的重要体现。
（一）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总结
《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既是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同时也内蕴丰富的政党自我革命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严正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远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历时久远且掌握更多资源的背景下，无产阶级如何能够实现“两个彻底决裂”？空有口号肯定不行，必须实实在在地通过自我革命来摆脱资产阶级私有制观念的束缚。一方面，在理论上要进行自我革命，因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是要从“消灭私有制”的角度来深刻理解，使自己能够比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余无产阶级群众更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从而成功引导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还要在实践上勇于自我革命，成为“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谋取利益，所以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检及自身、常思己过，才能刀刃向内地向党内甘于被“腐蚀”和“围猎”的人开刀。
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革命经验进行了总结，撰写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在该文献中，他们第一次完整阐述了“不断革命”论。当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缺乏彻底革命性，在取得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后，只希望尽快地结束革命，根本不愿意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策略原则，这是指无产阶级要“自觉地对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贩卖性作坚决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推动革命前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避免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也就是说，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在一条战壕进行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强化自我革命的意识，“自觉”地认清这仅仅是一种暂时同盟的关系，逐渐形成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
此外，关于共产党执政后如何进行自我革命这一问题，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撰写的导言中有过相应的思考。他认为工人阶级取得统治权后，为了避免国家机关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需要“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此，他还提出两个办法，即实行“普选制”和建立“廉价政府”，这其中也内蕴了执政党自我革命的涵义。
（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来源于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自觉，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之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笔直的涅瓦大街，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使得这个党不得不及时调整方针、政策、策略，以自我革命的姿态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后，列宁在《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中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被迫签订和约的痛苦，但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了“坚不可摧、像钢铁一样坚强”的意志，全文流露出要把俄罗斯建设得强大又富饶的美好期待。这一时期列宁对俄共（布）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能收效的）任务”，要求党员要学会直接着手管理俄国，如开展计算和监督，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然而，国内外反动势力对这面高高飘扬着的俄国社会革命旗帜感到惶恐不安，1918年7月又将革命强加于俄国。为了保护十月革命成果，列宁提出“我们只有拿出最大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列宁将全党的中心任务及时调整为“军事任务”，调动一切力量为前线服务，包括将后方优秀共产党员派往前线，即使这会让某些机关受到不利影响也在所不惜。为了增强共产党的力量，俄共（布）一方面进行党员登记，摘除影响党肌体健康的“坏细胞”——混进党内的贪生怕死和谋取私利之徒，另一方面举行征收党员周以充实党的力量。国内战争胜利后，俄国又由于粮食歉收、交通受阻、燃料不足以及俄共（布）对军队复员工作的困难度估计不足等因素，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而且“党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就多少会反映到党内来”，列宁发现当时党内一些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也发生了动摇。在认真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后，列宁认为党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整战略思路，制定新的方针政策。1921年3月，列宁主持召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抵御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俄共（布）的影响，克服狂妄自大、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等影响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列宁还从强调民主集中制、维护党内团结统一、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加强党内监督等方面带领俄共（布）进行自我革命的实践探索。
二、列宁带领无产阶级执政党开展自我革命的实践呈现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是随着实践的推进而逐渐丰富的，虽然不同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具体举措各有不同，工作重心各有侧重，但蕴含的精神内核却是一以贯之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在检视自身中直面问题，进而纠错革弊；其二，治标又治本，通过主动“强身健体”来防止蜕化变质；其三，加强前瞻性思考，及时作出调整以科学防患“治未病”。具体来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主要包括五重语义维度，即自我调适、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净化和自我纠偏。
（一）准确把握时与势，以自我调适推进自我革命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适合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当形势出现了不以政党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时，列宁认为不能执拗于一劳永逸的模式，而是要根据“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这种环境下“直接产生的任务”进行自我调适，为“破立并举”的社会革命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斥责“左倾”学理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懂得与时俱进，固执地绝对否定旧形式，没有学会掌握一切形式去适应新情况。
1918年世界帝国主义企图借武装干涉者和俄国反革命势力之手扼杀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被战火包围，处境极其困难，多达四分之三的土地被占据。为了保护十月革命成果，列宁认为此时党需要的是“严格的集中制和严格的纪律”，因此将党的组织形式从原来的民主集中制调整为“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的集体机关的紧缩”。党的工作方法也趋向于军事命令式，对于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党员不得加以讨论，需要做到先加以执行，待执行后，才可以向有关的党机关提出申诉。应当说，这种自我调适是十分正确且必要的，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时，总结道：“只是因为党随时戒备，因为党纪律严明，还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才出现了今天这样的奇迹。”当国内形势由战争向和平转变时，再延续原来战争时期应激情况下采取的措施就显得不合时宜了。1921年2—3月，喀琅施塔得地区发生了反革命叛乱，这一事件反映出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和在政治上的动摇。究其根本，俄国仍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破坏了工业和农业的正常联系，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结合，最终也伤害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直接影响到了俄共（布）的执政基础。基于这一认识，列宁果断抛弃了过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出了改行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随着国内外经济政策的调整，党的任务和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草案认为当前党的首要任务是严格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指令草案，重要任务则是要在各类报刊和大会上阐明与研究地方及中央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实际经验。党的组织形式调整为工人民主制，从而保证所有党员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党的生活和党的建设中来，可以参与讨论党面临的一切问题。
（二）强化忧患意识，以自我警醒推进自我革命
古语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传·系辞传下·第五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更复杂、更持久、更具有危险性的战争，更加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洞察党内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袖，列宁在整个执政过程中始终保持警醒的状态，及时地为俄共（布）指明潜在的危险。
1920年莫斯科市委会及其全体工作人员都很想庆祝列宁的50岁生日，于是在4月23日举行了由党内积极分子参加的纪念晚会，他们将其称为“共产主义晚会”。由于列宁曾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表示会反对庆祝这一日子，莫斯科市委书记亚·费·米雅斯尼科夫在晚会开始时才通知列宁。列宁拒绝出席正式的庆祝会，他在临近晚会结束时才到会讲话，在讲话中他提醒道：“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同时，他郑重地对全党提出要求“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再如，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党内围绕着工会问题发生了争论，显示出派别活动征兆。列宁意识到派别活动将对无产阶级政权构成“直接的政治危险”，如果放任自流，“必然要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于是他及时向全党指出：“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因为派别活动会让国内小资产阶级更加动摇，会被混进党内的敌人所利用，敌人们会通过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最终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再次敏锐地觉察到危险，他提醒道：“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而且，他认为相较于解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解散立宪会议问题时面对的政治危险和内战时期的军事危险，如今的危险性显得更大。在这里，列宁所指的危险在党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员蜕化危险。在允许资本主义部分复活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活跃起来了，这种自发势力会像空气一样渗入到无产阶级内部，引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危险，那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蜕化的危险。二是缺少本领的危险。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到了工农群众对共产党员朴实却致命的批评：“你们这些人倒是很好，可就是不会干你们所抓的事务，经济事务。”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经营方面，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可能还不如一个受过商业训练的资本主义店员。这一情况的危险之处既在于“如果我们不能在最近一年内证明我们会经营，那苏维埃政权就无法生存下去”，同时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党员都对这一困境有清醒认知，他们往往不仅不懂行，而且不知道自己不懂行，也不知道因此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显得狂妄自大又令人讨厌。
（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我否定推进自我革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尤其是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其面对的领域之广、任务之重、矛盾之多、考验之大，可以想见，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弊当革，有疾当治，列宁曾指出：“必须学会切实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并且学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改正这些错误。”这句话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要正视错误和坦承错误。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特别是在从事“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由于之前并未做过这样复杂的事情，没有经验而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不必为此惴惴不安或者悲观失望。其次，要认真分析错误。列宁曾指出：“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之所以要认真地分析每一个错误，因为“每个错误都会给人以启迪和教益”。再次，要学会改正错误。列宁认为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的错误不大，并且能够迅速地纠正错误。在《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一文中，列宁明确指出工农检查院的任务是“善于及时地纠正”，他严肃批评了报告初稿的缺点，即没有指出纠正的办法。最后，要持之以恒地改正错误。“一步一步地”是指既不张皇失措，也不急于求成，而是坚持不懈地持续改正，并且不怕困难，相信一定能够成功。
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列宁率先垂范，比如在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时，他不妥当地使用了“荷兰论坛派”一词，后来特地在《增补》中公开自我批评，并改为了“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1920年4月14日李可夫参加专门委员会会议迟到了半小时且没有充分的理由，列宁以专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对李可夫的处理决定。据工作人员回忆，列宁是一个非常有时间和纪律观念的人，每次人民委员会开会，他都会提前十到十五分钟坐到会场，假如开会前人员没有到齐，他会因为会议组织得不好而对秘书进行严厉批评。除对党员个人进行批评外，列宁还批评了党在重新登记党员方面“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严重的形式主义的做法”，他也曾斥责党内存在着奥勃洛摩夫习气，不懂得去实际地执行决定和检查执行情况，反而整天开会、设立委员会、制定计划、撰写公文。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他继续揭露：“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还对如何开展批评作了深入思考。一是在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该提交给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讨论和决定，交给全体党员讨论，而不是交给某个派别集团。二是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要考虑到党所处的实际情况，让批评有内容有实质，不能让批评被党的敌人所利用。三是要有广泛性，在俄共（布）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都提到可以采用创办《争论专页》的方式来更经常、更广泛地开展党内批评。
（四）清除党内有害因素，以自我净化推进自我革命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其纯洁性和先进性直接关系到能否成功领导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列宁一贯高度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但是，十月革命后党内社会成分复杂起来，再加上一些党员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在资产阶级和俄国旧文化的腐蚀下逐渐丧失党性沾染上了不良风气，列宁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第一，通过重新登记和“清党”与不良分子划清界限。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列宁意识到执政党的吸引力会让形形色色的渣滓想尽办法伪装自己而加入队伍，比如“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由于大量新党员的涌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党员总数已经达到31.3万人。为了“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共（布）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对全体党员开展一次普遍的登记，重点是对1917年10月以后入党的党员采取特殊的检查办法。经过这次的重新登记，人数锐减至一半，但是党的战斗力却大大增强。之后又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进行了“清党”。根据资料显示，此次约有17万名党员（约占总数的25%）被除名。在此期间，俄共（布）采取了多种灵活方法，包括动员上前线、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举行征收党员周等来清洗那些“徒有其名的党员”。
第二，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对官僚主义的认识存在着由浅入深的过程，第一次比较多的论述是在1919年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当时列宁认为官僚主义仅存在于苏维埃内部，主要是利用了旧官僚机构和旧官僚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宁对官僚主义的认识逐渐深化，并“把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他一是意识到官僚主义存在的范围更广，不仅存在于苏维埃下层，上层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同时，连党的机构中也被传染了官僚主义，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二是意识到官僚主义的危害更大，官僚主义不仅会造成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同时还会破坏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党群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官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比如在执行《全俄电气化计划》时，那些官僚主义者不去认真执行，反而一味起草新的计划以及空洞谈论甚至争论，列宁对此十分生气，批评他们“就是用纯粹的官僚态度葬送实际工作”。列宁以极大的历史耐心与官僚主义进行长期斗争，主要措施包括改革国家机关、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强化民主和监督、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等。
第三，和贪污受贿现象作斗争。由于俄国贪污受贿现象“处处可见”，列宁将其列为政治教育委员会“三大敌人”之一，因为贪污受贿“不仅损害党的声誉”，还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实际损失”。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共（布）相继制定《对惩治受贿的法令草案的修改》《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关于贿赂行为》《苏俄刑法典》等法律法规。同时，列宁要求对党员要更加严格地执法，绝不允许发生包庇行为。比如1922年在处理莫斯科苏维埃中央房产局舞弊一案时，莫斯科委员会试图包庇犯有徇私舞弊罪的党员，列宁得知后，要求给莫斯科委员会严重警告处分，并把那些企图包庇他人的党员们开除出党。此外，他还要求加强政治教育，如扩大党校网、配备专任讲师、改善图书馆、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班、成立理论研究小组等，因为“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清党”还是与党内不良作风作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更好地推动自我革命。其一，将人民利益作为自我革命的价值旨归。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谈到清除一切官僚主义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其二，重视非党群众的意见。为使“清党”获得最大效果，列宁指出要重视非党群众的宝贵意见，因为“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其三，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比如通过非党工农代表会议选出工农代表并输送到工农检查院等一切国家机关以监督整个国家机构，从而把官僚主义赶走。此外，“为了同拖拉作风作斗争，为了更有成效地揭发营私舞弊行为”，根据列宁的提议，还成立了人民委员会接待室，并且规定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接待群众来访日期和时间的告示，同时充分考虑到农民不用通行证就能进入。其实早在成立人民委员会前，列宁就在工作中亲自接待了大量的来访者，特别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因此他的接待室曾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
（五）纠正错误名称和错误倾向，以自我纠偏推进自我革命
党的名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叫法问题，而是体现党的阶级性质的重要载体，能够为政党执政指明正确方向。可以说，党的名称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方向是否正确。与之类似的，还有如何对待党内错误倾向的问题。尽管党内倾向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流派，是一种可以纠正的东西，但是它的危险性不容忽视，处理不当甚至会造成党的分裂。
第一，更改党的旧名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纷纷转向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坚决果断、明白无误”地和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因为，名称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名词，而是和纲领、策略、行动一样，是群众判断一个政党的重要依据。一个合适的名称应当做到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并且在政治上是能帮助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讨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俄共（布）紧急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抓住这个契机，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详细论证了更改名称的必要性，并提议将旧名称“俄国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工党”改为新名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最终几乎没有争论地通过了该决议。
第二，批判党内错误倾向。虽然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俄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国家，生产和科学文化相对落后，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长期与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斗争。以列宁与党内“左”倾反对派的斗争为例。1918年1月19日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主张要争取和平，和德国缔结合约。但是这一主张遭到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反对。为了纠正“左派”的错误，列宁利用各类会议上的机会阐述观点和回应反驳，如2月18日中央委员会会议、2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2月20日同莫斯科苏维埃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2月2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2月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等。同时列宁还在理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左派”的错误观点给予理论上的分析和回应，认为他们是“革命空谈”，主要包括《论革命空谈》《论疥疮》《和平还是战争？》《不幸的合约》《错在哪里？》等文章。在列宁的努力下，最终“左派”和托洛茨基失败，布尔什维克党作出了正确选择，为恢复经济、建立红军赢得了喘息时机。在新经济政策实行阶段，“左派共产主义者”责难布尔什维克党是右派的妥协，背叛了社会主义。列宁撰写《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从俄国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成分出发，进而分析为何要实行粮食税、贸易自由和租让制。在《关于租让和关于发展资本主义》以及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解释了容许租让制存在的意义，比如租让有利于加强对外经济联系，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以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正是列宁坚持与党内反对派进行斗争，才保证了党和国家行进在正确的路线上。此外，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全党开展了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派别表现出了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列宁指出这也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党内影响所致，并亲自起草了《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详细分析这些倾向存在的理论错误，如“生产者”的概念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不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等。同时，他认为这类倾向也是重大的政治错误，甚至会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存在，必须加以纠正。如有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可以采用一切处分办法，包括开除出党。当然，在与错误倾向作斗争时，列宁并不是一味地否定这类斗争，而是坚持辩证地看待，认为党是通过清洗自己而得到巩固的，经过了思想荡涤后，党的肌体会更加康健，将以更绝对的统一赢得更大的国际胜利。
三、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当代启示
尽管时代背景不一样，但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在新时代依旧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尤其是在国际形势更加波谲云诡、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风险挑战更加层出不穷的新发展阶段，认真研究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并汲取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扎实推进自我革命的应有之义。
（一）用严明的纪律为自我革命保驾护航
列宁在推进政党自我革命时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内的纪律建设。党章是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专设“党的纪律”一章，并指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在反对党内派别活动时，列宁重申民主集中制纪律，并强调可以采取一切处分办法，甚至是开除出党，体现出列宁要在党内严明纪律的决心。在反对党内腐败行为时，列宁不仅领导俄共（布）相继通过一系列反对腐败的法律和法令，还明确指出对党员要加倍严厉处理。
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重视纪律的政党，纵观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无论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服从”“两个务必”还是中央八项规定，铁的纪律一直都是自我革命的一剂良药、一把利刃，为深入推进自我革命提供有力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初建之时就在一大纲领中对党员的财务纪律作出了规定：“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党内纪律约束，1949年成立中央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1955年又成立了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来代替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实际工作中，监察委员会的检查范围更广，监督意味更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规定》等多项法律制度，进一步将严明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中央两次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其中新增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助于各级党组织将纪律戒尺牢记于心，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实”。同时，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以党内专项监督、日常监督、基层监督的形式从严从实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二）在自我革命中必须站稳人民立场
人民群众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列宁将群众观创造性地运用于自我革命中，他深知“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为了保持俄共（布）的先进性，列宁领导全党开展自我革命时十分重视群众的意见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生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如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其中明确规定要“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党的宗旨，创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自我革命的遵循和准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又进一步对全党提出要求：“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中央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出发，推动党的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号召力大大增强。
（三）推进自我革命需要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定力
在带领俄共（布）取得政权后，列宁并未有过一丝一毫缓劲歇脚的想法，而是对当前的形势保持更加清醒的认知，他认为现在是“必须表现最大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摇性的时刻”，“现在摆在我党面前的任务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困难也是很大的”。在之后的国内战争和经济建设时期，他又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增强忧患意识，及时洞察隐患和防范风险，为俄共（布）把准前进“航向”。当然，由于这是一个年轻的执政党，偏航的情况时有发生，列宁以顽强的政治定力与党内错误倾向和不良风气不懈斗争，既不听之任之，也不操之过急，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韧性。
这份政治清醒与历史定力同样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自1949年3月23日带着“两个务必”的告诫“进京赶考”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赶考”的清醒，敏锐洞察“赶考”考点、适应多变“赶考”环境、注重总结“赶考”经验，不断淬炼初心，练就过硬本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伶官传序》），踏上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共产党仍保持着高度的忧患自觉，着力防范化解自身建设领域的“四大考验”“四个危险”。同时全党以“钉钉子”精神坚决、及时、长期地纠正行动偏差和自身退化，始终牢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主动克服承平日久而可能出现的精神懈怠，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四）自我革命需要与社会革命协同推进
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环境复杂多变，为了更好地巩固新生工农政权，列宁带领俄共（布）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呼声，及时调整任务、策略、方法，让党变得更加坚强有力，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从而在重重困难和危险中领导工农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同样善于把握“两个革命”的辩证关系，将二者统一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建立军民鱼水情，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转变以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此时党主要考虑的是保持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尽快成长为合格的执政党，于是分别在1950年、1951—1954年、1957年和1963—1966年开展了4次整风运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革命的任务是要尽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人民富裕起来。如何使党既有改革的勇气和活力，又能抵制住市场经济下的各种诱惑，保持严明纪律和公正廉洁？中国共产党人在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道路的同时，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从严治党，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党面临着如何让百年大党初心不改并实现长期执政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之，在新的赶考路上，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坚定不移地推进自我革命来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党只有一刻不放松地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以硬肩膀扛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列宁作为首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袖，在政党自我革命方面进行了许多创新性探索，我们要深入挖掘并用好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深刻启示，将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以“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姿态成为人民的好公仆、民族的主心骨。
文章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文章作者：张红 贾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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