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子之学与王者之学
二十世纪中外都是多事之秋，有太多不令人乐观的现象，这曾使我怀疑史学是否具备“资治”的功能。实际上，《资治通鉴》出来以后，中国历史似也不比以前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史学研究太让人失望，不能使政治得到“应有的”借鉴）。
后来读书稍进，乃有所悟：中国史学的基本主旨就是“守先待后”，这不仅是一种守护的责任，也帮助我们因应任何可能面临的问题。《易经》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通过“知古”，君子提高自己，是谓“蓄德”。而其目的，不仅是应对（个人和群体）面前的生活，还要“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即梁启超所说的“慧观”）。简言之，“守先待后”意味着一种通透的长程眼光，不忘过去，关注现在，同时还面向未来。
时间的意识，通观的眼光，是史学的要素，可能也是史学对其他领域最能提供帮助的地方。故所谓“资治”，不仅是告诉读者历史上发生过的经验教训，为后来人之借鉴，更多是提供一种上述的长程眼光，可以继往开来。
线装古本《资治通鉴》
“资治”针对的当然是“治者”，故《资治通鉴》就是写给皇帝和官员看的；或用今天更好听的术语说，是给政治家看的。政治家最宝贵的，当然是有长远的眼光。即使处理当下面临的问题，一个心中有过去和未来的政治家，与一个只看眼前、就事论事的官员，是非常不一样的。“资治”思路真正的优点，就是让政治家知道过去和未来，把当前的问题放在所谓的历史长河中来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一定会比只知眼前者要好很多。
实际上，一时代的整体政治主要参考和借鉴什么样的学问，基本也能反观那一时代政治的风貌。若借鉴经济学，则最大限度地追求当前利益；借鉴法学，则事事以防弊为先，注重程序的公正；借鉴史学，则眼光长远、知所先后……
二〇一四年，两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历史宣言》（Jo Guldi ＆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nalee Newitz写了一篇书评，题目就是“为什么二十一世纪史学应取代经济学”。根据那本书的研究，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都还是史学给政治提供指导和参考，从那以后则变成了经济学。而经济学首先要追求利益，而且是追求眼前的快速回报。当这样的原则成为决策的惟一思路，连公众也会关注和期待立竿见影的“回报”，治国者乃不得不随时证明其决策的“正确”。在此世风影响下，史学也变得倾向微观和短程。作者以为，史学应重新回归长程思路，以为今后决策者所借鉴。
原来西方史学也一向“资治”，且也体现在提供长程眼光之上。不过在中国传统思维里，“资治”是第二位的，“蓄德”才是第一位的。根据上面所引《易经》那句话，史学可以说就是君子之学。若就方法言，史学也可以说是王者之学。
盖史学与道家关系尤深，而道家向为帝王说法。我在《宰相之学》一文中说过，帝王之学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要自己无为，自然而然成为“万物主”。君主对臣下不是靠控制，而是靠自己的空虚开放，顺其所长，让他们各自发挥聪明才智，于是“群臣并至，使各自明”。如《吕氏春秋》所说，“因者”是“君术”，“为者”是“臣道”。王者自己主要务虚，而让被王者领导的人做事。领导若事必躬亲，每天累得吐血，事情还不一定做得好；其实无需自己太累，要在能调动众人的积极性，让大家的才能都发挥出来，就是领会了“王者之学”的好领导。
史学方法亦然。史家最主要的功夫就是运用史料，其法与“王者”同，就是要驾驭、统整和使用史料。治史者先要自身能虚，然后可因；无成心，去我执，方能究史料之情。循其常情，顺而用之（而不是自己为史料先、为史料后），则史料亦如“群臣并至”，进而能“使各自明”，于是史意不呼而出。达此境界，始称上乘。
故史学就性质言是君子之学，就方法言是王者之学。它首先让人成为君子，进而可以资治，最适合用来培养领导干部。若领导都成了务虚的君子，被领导者不仅积极，行有余力，还可能转化为创造性。
二、学习共处：历史学可以提供的启示
据说变动快的时代往往让人怀旧，“历史”的重要性因而得到凸显。电视上历史剧的“热播”和书店里古籍今评的“热卖”，都提示着社会对历史的关注。实际上公众对往昔的兴趣和需求始终是存在的，李济就曾说，“想要知道我们祖宗的过去，是人们很普遍的兴趣”。从个人到家庭、族群以至国家，知道过去始终是确定自我的基础。
历史影视剧《大秦帝国之天下》海报插图
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学在确认“我你他是谁”一方面，实在是太重要了。由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这样的话，固不免有“老王卖瓜”之嫌，但也没什么夸大——电影上常可看到一个人出了车祸之后失去记忆，便不能知道自己是谁；而当其和自身的“历史”断开之后，其他人也无法识别此人，因而很难与其交往。的确，认识自己固离不开历史，了解他人亦然；不论个人、族群、国家，等等等等，凡人进入所谓群居的社会后，都不能不与人共处。与人共处而不知其来历，自难认识其特性。历史学的一项主要功用，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和他人的“过去”。
不仅如此，历史学还以一种充分承认距离并保持距离感的立场，提供着认识我们所不熟悉的事物之取向和方式，这才是我想说的“历史学可以提供的启示”。现在人类从生态到社会都面临遽变，不免引人惶惑。鲁迅在民国初年所说的人人都“互相抱怨着过活”这一状态，于今尤甚。近来中外很多地方的人都有些容易激动，固然各有直接的原因，部分也让人想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古话。这里的“远近”同时蕴含着时间和空间两重意义，最能体现史学的特色。
史家陈寅恪曾提出一种“以观空者而观时”的治史取向，同理也完全可以反过来，“以观时者而观空”。近年就有西人说“过去就是外国”，也可以说“过去就是他人（the other）”。据宋人曾巩的看法，古之所谓良史，“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史学研究者长期致力于认识和理解异时代的“他人”和“他人之事”，同样的取向完全可以转用于共时性的环境之中。
我们已生活在一个空间意义与往昔大不相同的时代：一方面是同居一幢楼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另一方面是千里之外的异地之人却常会面聊天（不只是打电话或用e-mail联络而已）。今日社交圈子的变化频仍已成常态，聚在一起吃饭喝茶的小社群几年间可能大不相同。很多时候，社交范围的变化未必是个人主动的，有些交往是我们非常愿意或努力追求的，也有不少时候我们确实面临要与不熟悉甚至不愿意交往的人“共处”的局面。
距离感常常可以使人冷静。
史家钱穆曾说：“治史贵能平心持论。深文周纳，于古人无所伤，而于当世学术人心，则流弊实大。”治史学者是否皆能做到“平心持论”是一事，从努力想要“平心持论”到养成尽量“平心持论”的思维习惯，则不仅于史学有益，且有益于人生。有此思维习惯，对我们所不熟悉甚或未必喜欢的“他人”，也尽量避免“深文周纳”，必能使人与人的相处更为和谐，此又史学对人生社会之贡献也。
在今天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出现大大小小新社群的时代，群体认同其实也在迅速转变。各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群体之间不得不相互接触和适应的社会过程，反映出一个新的社会需求，就是要“学会共处”。今后的社会变动可能还会更剧烈，尝试学习与不习惯的社会行为“共处”，或与观念不同的群体“共处”，恐怕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得不经之路。要避免人人都“互相抱怨着过活”这一大家都极不愉快的状态，特别需要对非我的“他人”予以更多的尊重。而长期与“他人”交往的史学，可以提供很多借鉴；史学的训练在这方面有着特别的适应性，可以在当前和今后世界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三、史学最需想象力
以我的陋见，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学生的想象力装上翅膀，可以翱翔于学术、知识和思想的宇宙之中。在各学科中，历史学尤其需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遗憾的是，一般人的看法，史学恰是既不需要也最缺乏想象力的（一位史学出身的杂志主编即曾如此对我说）。这是我们大学历史教育失败的表征，应该引起我们这些教史学者深自反省。此事要紧，我只能多引一些通人的见解，看看过去关于史学与想象力的关系有些什么看法，以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史学无需想象力的看法素为非史学者所相信，钱锺书曾半带挖苦地说：“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这是“它的艺术的责任”。简言之，“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史学四大家”之一。
钱先生是读集部书的大家，今日也有人在发掘其史学方法。然而集部书中究竟“文学”成分多些，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尤为钱先生最所擅长。不过，当年学了惟物史观的郭沫若曾特别强调，他们的古代“批判”与胡适等人的国故“整理”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们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们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不论郭沫若对双方的判断是否准确，史学不仅“断定已然”，更要探寻“所以然”，应当是不错的。
梁启超的立场相对中立而偏史学，他说：文学和史学，看似关联密切，其实两者“各走不相同的方向。史学最重科学精神”，而纯文学则“都是超科学的，都是全靠想象力”。正因“文学家最重的是想象，神经太健康的人，必不易当文学家”。在梁启超的时代，“科学”受尊仰的程度不输于今日。梁氏自己也曾提倡小说革命，并写过小说，后来则更多从事史学。以常人的眼光看，“神经太健康”而近于“科学”的人，恐怕太过无趣，却正是一些史学中人和史学之外的人对史学的“想象”。
换言之，说史学无需想象力，不一定是负面的看法，有些毋宁是正面的肯定。他们认为，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凡事能证实即可。不过，实证的基础是史料，而实际遗留下来的史料，可能不过是原初材料的千百万分之一。古代史不用说，研究近现代史的人，每觉史料汗牛充栋，常有被史料没顶之感。然而真到了论证具体问题时，立刻产生“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感。盖史料不足是任何史家始终面临的常态，有此不足之感，则立言或能不失分寸；那些每觉史料充足而勇于立言者，除表明自身的胆大敢言外，也婉转道出其尚未入流的消息。
明确了史料不足是常态，就需要重新思考史学之所能了。根据史料以实证的方式“考定已然”，恐怕只是史学的第一步。孔子曾说：夏殷之礼，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所谓“征”，一般的解释就是以史料证实之意。但不足以证实的，也还能有所“言”。这一点至关紧要，可惜过去的人不够重视。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是慎言，而非不言。
胡适就说：“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前者用以“严格的评判史料”，近于科学；后者则偏于艺术。正因“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有时“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由此看，胡适并不满足于“知其然”，郭沫若显然误解了他。
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史无明文，便以为实无其事。作曲者可以于无声处表意，画家可以不着笔墨而传神，史家亦然。若因史料的空缺而主动“湮没”一段历史，历史就真正被割断了。后人了解历史必须依靠史料，但不意味着存留的史料就是过去的全部历史。用蒙思明的话说：高明的史家，“不仅能够根据史料知道历史，更能由有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去知道那无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他的哥哥蒙文通，也特别提倡从历史记载的蛛丝马迹寻觅往昔的真相，以连接那些可能割断的历史。
文章来源：选自罗志田著《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版。主标题为编者所拟。转自漫道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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