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知识自觉：
环境传播研究发展脉络的回望与反思
作者｜纪莉 程筠瑶
内容提要
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传播研究从早先的环境问题发展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在此过程中，探索出一种去建制化的知识生产模式。论文完整地描摹了环境传播研究领域从2007年到2020年间的发展脉络，以关键概念为线索，进入环境传播研究各阶段知识体跃增背后的社会情境，探寻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唤起的对环境实践的问题感和自觉意识。基于去建制化知识生产模式的特征、结果和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虽源自环境问题的共同起点，但中西环境传播研究的发展因政治体制、社会场域、文化情境的差异，表现出国际学术对话上的隔阂。在比较性地反思中国环境传播领域内既有经验的前提下，该研究希望以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理念为标识，构建环境传播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为推动国际学术对话做出中国贡献。
关键词
环境传播 问题性学术 知识生产 去建制化
正文
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归宿，问题性学术的研究对象具有多元性、生动性和交叉性，能最大限度地表现学术所处时代的复杂面貌。与环境议题相关的传播问题，既呈现为宏观的全球性和历史性命题，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关乎全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后代的安危存续；又呈现为中观和微观的组织和沟通问题，与社会整体、个体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息息相关。虽然中西方环境传播研究基于环境问题的类同学术起源，但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经验性学术和领域性学术的路径分野，导致在全球性环境议题上面对着中西学术对话与交流的挑战。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知识在早期都是综合性的，学科体系是近代以来分化细化后的产物，为了解决更为复杂的学术问题，却也带来知识碎片化、视野狭窄化的结果。社会科学尤其如此，费孝通忧虑于“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研究趋向；渠敬东认为社会学越发进入到现实经验判断和文明历史构想之外的思维闭环中，缺少林耀华所说的以人性的真实状况为关照的自觉性、自省性。在文史哲领域，姚中秋也认为文史哲的研究丧失了经史之学原有的政治功能，未触及时代的大问题和大视野，因而无法为中国文明摆脱现实困境提出有效方案。
我们认为，学界当下对环境传播的共识，并非是追求李伯重所归纳的欧洲传统下“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而是认同其作为理解环境及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一种实用性和建构性的工具，在中西方皆以“经世济民”为目标，对环境传播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是整理一种社会科学新领域发展的典型样本。因此，对其研究应以时代的学术旨趣作为问题意识的参考，探究其知识生产的经纬，对其组织形式与学术标准化发展轨迹予以全面分析，以发现其在各自的社会情境与学术生态中如何展开规范化的知识生产，服务于何种需求，呈现出何种主体意识。
一、风险社会的到来与环境传播研究的问题感
环境传播研究的内核是环境危机，逻辑起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传统社会中人类面对的环境危机是干旱、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工业革命后，生产力进步催发人类对能源的渴求，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崇拜自然与敬畏自然，异化为对抗自然和征服自然。前两次能源革命中对煤矿和石油的无节制开采和使用，导致能源枯竭和自然环境恶化，威胁人类的日常生活，引发公众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焦虑。
这也推动了以原子能和核能的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能源革命。核电站的建设和核能的应用，加剧了人类对技术不确定性的危机感知，使人们在科技蕴藏的变革能量面前呈现出无力感，预兆了风险社会的到来。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引发严重的核泄漏，正式地宣告风险社会的到来。核泄漏范围波及了乌克兰、俄罗斯、北欧、西欧等国家，造成全人类对环境风险和危机事件的群体性恐慌。
此后，环境议题日益成为关涉重大的全球性议题。环境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不仅是环境危机下人与自然共存共处的关系问题，更关乎人、自然、社会、国家等构成的公共领域内多元复杂的风险性议题。近年来，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激化极地开发等矛盾，显露隐匿在环境议题下各国间的生态资源和政治利益之争，使世界格局更为动荡。当今社会与历史情境的现实建构下，环境传播研究跨学科和跨国界特质突显，唤起学者对其概念化的冲动。新冠疫情后的逆全球化潮流下，环境传播问题有望成为学界进行跨领域交流研讨和国家间开展协商合作的沟通枢纽。
学术文献是知识生产的基本构成单位，是规范化的知识成果。2007年，国际环境传播学会官方刊物《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学刊》（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创刊，正式标志环境传播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疆域，具备了规范化的学术知识生产领地。因此，本文选取从2007年至2020年环境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献为历时性分析的对象。以“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为主题词，限定文献类型为“论文（articles）”，在Web of Science核心集的SSCI数据库中检索，限定语种为“英语”，剔除无效结果后，最终得到英文文献1223篇。
学者刘涛基于1938-2007年环境传播研究相关的1041篇文献，划分出环境传播话语与权力、环境传播修辞与叙述、媒介与环境新闻等九大领域的研究问题。相比于前一时期（1938-2007年），从2007到2020年的14年里，环境传播研究文献总量超越之前近70年的存量，文献发表量随年份推移呈现规律性上升的势头，侧面证实发展脉络中核心驱动问题的存在。为客观描述该领域的发展过程，本研究辅助可视化软件CiteSpace（版本5.7.R5）实现对环境传播研究学术成果的整体把握；考虑到软件无法解释知识机理的局限，借助主题分析法进行人工编码，以完成对研究对象及其内在规律的系统诠释和理论关怀。
二、环境传播研究关键问题的发现与发展
（一）环境传播研究的主要知识群和概念演进
基于2007-2020年发表的1233篇英文文献，筛选环境传播研究中出现频次多且中心性高的主题词，聚类分析后，按聚类由大到小顺序排列为：#0环境修辞（environmental rhetoric）、#1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2基因编辑（gene editing）、#3媒介（media）、#4话语（discourse）、#5生态（ecology）、#6危机传播（risk communication）、#7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8信任（trust）、#9公共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10空间（place）。
参照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著《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分类标准，合并同类属的标识词，如合并“环境修辞”、“话语”为“环境修辞与话语”，凝练出2007-2020年环境传播研究最为经典和代表性的五大知识群（见表1）。
以五大核心知识群为框架，结合知识阶段更替中的突变词强度（见图1），推导出环境传播发展脉络中的研究转向和核心概念更迭。
依据突变词强度变化，在环境风险和危机这一贯穿始终的现实问题导向下，环境传播研究发展脉络有四次显著的概念演进：以环境修辞为理论锚点；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反思新闻专业主义，延展媒介责任的范畴；进入公共领域里对显性化的公众参与展开追问；科学传播兴起后，卷入到对技术不确定性和科学信任议题中，呈现出历时性的变化规律。
（二）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概念与关键问题的发展
1. 作为理论发展之锚点的环境修辞研究
修辞学是西方环境传播研究理论体系的知识起源。第一阶段（2007-2011年），环境传播研究以修辞理论的驱动和建构为重心，锚定最为基础且重要的概念集群。环境修辞的概念集群围绕什么是自然、如何建构对自然的表述、谁决定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化阐述：环境（environment）、人类世（anthropocene）、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痛苦中心主义（pathocentrism）、生命中心主义（biocentrism）等相关概念网罗出了环境修辞的主体知识架构。
在环境修辞中，“自然”被赋予表征化的社会话语意义，成为一个人类偏主观想象的自然。“环境”指与人类分隔开、次要的世界，既是物质的，也是社会与话语建构的，概念自身便隐含着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人类世”强调人类活动对地球产生的重大影响，认为人类活动覆盖并影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统治地位；由此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应根据其对于人类的功用而被评估，并得到相应的保护，自然和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的繁衍。
人类中心主义之外也发展出不同的环境修辞话语。“痛苦中心主义”认为重要的是自然受到的损害及人类对自然产生的同情，同情引发人类对自然的保护行动；“生命中心主义”以“自然具有生命性”这一事实为前提，认为所有生物都有生的权利，不应被任意或无来由地摧毁，大自然有其价值所在，不应将其同人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上述环境修辞对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概念界定和意义争夺，完成对自然观的形塑，此后环境修辞与话语的研究便延续着这些理念脉络，不断开拓出新议题和新视角。
2. 源自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媒介责任研究
环境新闻一直是推动环境信息在公共领域内流动的主要方式。第二阶段（2011-2015年），互联网发展促使环境新闻中媒介责任的重要性被更多地强调。突现词互联网（internet）的强度从2011年开始显现，持续到2015年。作为新型媒介生态的制造者，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环境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制造新的时空场域。一方面，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带动新的媒介议题和公众参与研究，空间（place）、表征（representation）等概念的强度在互联网出现后迅速升高至6.79和7.17，公众也更多地参与到环境信息的传播中。
另一方面，互联网推动以报纸（newspaper）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走向数字化转型，公众对信息传播速度的需求远胜于新闻真实，引发虚假新闻的泛滥和对媒体责任的反思。媒介责任的研究多以重大环境风险和危机事件为对象，增加了对多元主体的媒介参与分析。以新加坡的雾霾危机为例，在危机发生时，环境新闻报道是关键信息及时扩散并引发人们关注的重要手段，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完全不同。有学者对雾霾高峰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发布的报道内容展开文本分析，发现大多数传统媒体提供了信息丰富的雾霾报告，以政府和当局采取的积极措施为中心，形成了危机管理的公共信息模型；新媒体偏向于不同受众自发表达的多元内容，推特上新加坡雾霾的讨论中，网络舆论以批评语气和负面情绪为主。
在媒介实践与信息环境的双重影响下，环境新闻中媒介责任的概念再定义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西方新闻学界定了媒体为第四权力，在新闻专业主义形成后，媒介责任逐渐显现其影响力。进入互联网时代，新闻专业主义在多方主体的作用力之下呈现碎片化的状态，原有的媒介责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进入到公共问题的范畴。公众对于环境信息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成为一个社会参与的问题，环境正义与社会运动也体现出一种关注环境问题的社会意识。
3. 关注环境传播多元主体的公众参与路径研究
随着对环境媒介责任探讨的深入，公众参与和环境政治展现出可见性。第三阶段（2015-2018年），突现词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的强度增加，赋予公众表达意见和观点的公共空间，公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机制也成为环境议题与政治传播的交叉地带。
社交媒体发展拉动了对公众在环境议题上公共参与的政治化、党派化和地方化的研究。线上环境参与和环保运动通过营造让公众自由探讨环境议题的网络空间，甚至能影响到部分地方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成为政治民主化的体现。如全球气候变化常与政府政策塑造的当地政治环境关系紧密，土耳其的塞拉特佩环境抗议源于对生态政策的不满，但考察其政治特征和网络参与者的框架实践，发现在抗议网络中抗议者动机已超越环境问题本身，由政治和经济因素占主导地位。
在实际的公众参与过程中，虽然社交媒体接纳了多元群体对环境政策的探讨，但组织和个人间的权力差异和结构性缺陷始终存在。学者批判性审视了环境决策中的结构和话语，认为即使是看似创新性、合作性的形式都被强大的，更有组织的团体占据，旨在促成公共利益政策化过程中的党派性；有研究调查了世界各地的气候变化非政府组织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行为，发现社交媒体调整了传统媒体框架和受众的关系，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但在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网络中，全球北方国家和大洋洲的非政府组织仍在推特上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主导关于气候变化的对话。
概言之，社交媒体促进了全球性议题的政策与公共参与的研究，指向了环境规范与环境正义的标准设立，使环境规范已成为世界政治的决定性力量，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但就社会接受和国家遵守层面而言，真正的全球环境规范还很少。有研究发现大多数环境思想和规范已陷入局部的争论循环，地方权力在价值观、自然资本和资金赞助方面的斗争不断，环境理念在成为全球规范的过程中受到了地方政治的左右。
4. 体现领域特殊性的科学信任研究
当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背后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尚在角力时，科学技术已发生新一轮的变革。第四阶段（2018-2020年），互联网、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合力使艰涩高深的科学议题不再停留于小众和专业层面，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受到广泛关注，面向未来的环境危机与科学议题的交叉研究出现显性增长。基因编辑婴儿等争议性危机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科技伦理的担忧，科学中立性、科学信任等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科学信任作为科学传播这一新兴领域的下属概念，源自心理学研究、政治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等领域交叉地带。有研究将社会人口学和心理测量学方法结合起来，细分受众为游离者、担忧者、谨慎的保守主义者、中间道路乐观主义者、自由科学爱好者和保守科学爱好者六类，证实为不同受众单独投放科学信息的必要性；试图从受众细分的目标、应用、挑战、范围等出发，基于科学问题差异、受众教育背景等因素，通过梳理不同人群的个体态度差异，实现和公众的有效沟通，构建信任关系。
科学信任这一概念的问题边界，在不断涌现的科学性环境议题中得到深度的现实延展。基因编辑引发的社会争议性事件凸显科学信任概念的冲突性、紧迫性和伦理性。有研究对推特上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进行语义网络分析，发现此类危机事件影响了用户在社交媒体讨论科学问题的方式，围绕基因编辑婴儿的情绪表达体现了公众对技术不确定性的抵触心理。社交媒体上，科学技术的不可预测性不断放大公众对科学伦理的担忧、对新技术触发未知危机的生理恐惧、对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生存焦虑。
科学信任的内核是沟通问题。环境传播学界在基因编辑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人类、环境、基因编辑间的复杂性需要不同公众之间展开有意义的、包容性的沟通和参与，基因编辑首先是一个沟通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技术、社会和政治问题；作为一门面向公众参与的科学，基因编辑没有单一的正确答案，也不由唯一的群体来决定这个答案。有研究分析美国转基因食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舆论动态，发现对科学家动机和来源可信度的看法可能是两极分化的，与公众自身对转基因食品的看法有关；探讨基于共识的信息作为转基因食品沟通策略的有效性。可见科学信任概念由环境修辞、媒介责任、公众参与的脉络缠叠，共塑了驱动环境传播研究发展的合力。
三、环境传播研究知识生产的去建制化模式
（一）环境传播研究出现了规律性的知识增长
从环境传播研究的文献增长幅度来看（见图2），大致经历了起步期、成长期、成型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2011年），环境传播研究处于萌芽期，知识增量有限且增速较缓，尚处于学术边缘地带；第二阶段（2011-2015年），环境传播研究进入成长阶段，文献数量出现螺旋式递增趋势；第三阶段（2015-2020年），环境传播研究逐渐成型，文献数量进入陡增状态，已然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新兴领域。
相较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业已定型的成熟学科范式，如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环境传播研究吻合了建制化知识生产的特点之一：实现了知识生产的规律性增长。不过，相比于建制化导致的学科成果规模化、几何式递增的高速度，虽然《环境传播》这一专业期刊的创立符合学科建制的基本条件之一，但环境传播研究在知识体总量上仍是有限的。此外，环境传播研究区别于建制化的标志是未出现建制化的学院和机构，也并未走向专业化和学科化。
环境传播研究走出了一条极为少见的去建制化的知识生产路径，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也反面论证了知识生产和建制化之间并不必然发生关联。这种去建制化的知识生产模式，以学术期刊的创立为标志，从环境修辞理论架构出发，经由媒介责任、公众参与、科学信任等概念驱动环境问题的集群式爆发，继而在实践和应用中逐步形成一个研究领域。
2011年和2015年是环境传播研究中两个关键的时间转折点。结合历史情境，2011年互联网的发展使环境传播研究进入媒体报道大众化阶段，环境议题的重要性和传播范围扩展带来的复杂性显露；2015年社交媒体驱动平台化出现，使公众线上参与的现实可见性和影响力增强。这体现出环境传播知识生产的学术发展旨趣：文献发表量与传播技术发展、媒介生态变化紧密相关；社会情境促发了环境传播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自觉意识。
（二）跨学科研究共同体的建设拓展了知识疆域
虽然未出现建制化的学院和机构，但伴随知识量的累积，环境传播研究经历了从圈定期刊阵地、横跨不同期刊、学者共创学会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跨学科、跨国界合作的学术研究共同体。
学术期刊是知识生产、扩散、碰撞与综合的重要阵地，期刊共被引分析（JCA）确定领域内的核心期刊，共被引频次和节点大小与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正相关，能帮助判断学科属性和领域结构。
创刊于2007年的综合类期刊《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具有标志性意义，意味着环境传播研究已圈定了独立的知识阵地。作为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期刊（422次），该期刊的总发文量居于首位（549篇），中心性最高（0.19），说明在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扩展上，这一高水平期刊的建设发挥了极为有效的学术带动作用。
结合被引频次排名前十位的核心期刊（见表3），环境传播研究所分布的期刊体现其作为交叉学科的亲缘关系。
参考《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对核心期刊的分类标准：五本为专业类期刊，隶属传播学、科学、心理学；五本为综合类期刊，涉及环境研究、科学哲学、地理学、公共健康、大气科学、气象学等方面。总体上环境传播研究领域多学科交叉的现代性明显，体现出美国作为早期研究国家的社会科学范式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专业类期刊中，三本为传播类期刊，两本是科学类期刊，一本是心理学类期刊，说明环境传播研究学术亲缘关系最密切的是传播学学科，其次是自然科学学科与心理学学科。值得注意的是，《传播杂志》、《传播学研究》、《科学传播》、《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均为各领域内顶级期刊，说明环境传播领域内交叉研究水平极高，环境传播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发展的背后有一批来自不同专业的高水准、重量级学者和团体的认可与学术支撑。
围绕环境传播中的学科交叉议题，这些学术团体内的研究者们还积极地组织了各类跨学科交流的学术会议。21世纪初，西方传播学界四大传播学会——国际传播学会（ICA）、国际传播研究会（IAMCR）、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全美传播学会（NCA）均设立了环境传播的分会场，定期举办“传播与环境”年会，促进了多元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共识的达成。环境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致力于提供一个全球连接和对话的场域，推动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和实践者基于自然和文化展开探讨，构建出跨学科、跨国界、理论与实践的对话。
这种倡导对话的非建制化路径也能从《环境传播》的创刊理念中找到踪迹：“环境传播发挥了纽带功能（function as a nexus），即一种连接的方式、一种链接或关联（a means of connection; a links or tie）。”在《环境传播》编辑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上：成员选自研究过环境议题或环境项目的学者，学科背景有文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地域分布涵盖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等，力求产生跨越传统学科和地理区域限制的对话与合作。
由此，环境传播研究开拓出社会研究领域一方“学术广场式”的公共领域，在各种学科逻辑的交融和影响下，多元学科以环境问题为核心达到理念、方法和应用的平衡。这也使环境传播研究在发展中形成了以环境问题为基点的多视角交汇地带，成为跨学科和跨国研究交叉的学术港口。不过，学术理想召唤下环境传播的去建制化实践，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美国社会科学范式的主导。
四、环境传播研究去建制化模式的结果和问题：知识地貌分布不均衡
（一）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决定了环境传播知识生产的分布格局
结合国际合作网络图谱中的地位可视化结果（图3），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仍集中于极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一种力量失衡且趋于极化的众星拱月地貌，整体学术生态处于亚健康状态。
美国作为全球环境传播的起源，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发起者和发达国家阵营代表。在美国的主导影响下，环境传播研究的知识分布呈现出国别性、经济性、区域性的特征：一是美国在发表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占据全球发表量的一半多，与排在后面的英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之间出现断崖式的学术差距。二是出现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少数发展中国家为辅的知识生产格局。三是发布区域集中于北美地区、北欧地区、东亚地区和大洋洲地区。
因此，环境传播研究去建制化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是：早期的主导国家决定了知识生产的分布格局，并作为知识生产的起源地占据知识生产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二）西方知识生产体系定义了环境传播领域的研究议题和知识框架
知识生产分布格局的实质是知识生产话语权的高低。结合环境传播领域内文献发表量排名前十位国家的情况（见表4），西方国家占据了主要话语权。中介中心性是测量节点的合作网络重要性的指标，与国家在学术网络中的地位密切相关，中心性越高，学术地位越核心，跨国合作频繁且密切；反之地位较边缘且影响力较小。中心性大于0.01的节点即关键节点。
作为主导国家，美国的中心性数据最高，达到0.82，环境话语权极大，在全球环境传播学术圈中居于超一流的核心地位。自1972年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美国推动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政治议程的核心。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议题的建构上，即使美国气候立场常因政党政治因素发生摇摆，美国仍长期占据全球气候政治舞台的中心。而气候治理作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与国际政治领导力密切相关。
英国、瑞典、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中心性排名在美国之后，虽同属于发达国家阵营，但环境话语权却远不如美国。欧洲国家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先行者，更多地被看作是环境保护领域的领导者，气候政策比美国更具实质性。在欧洲，气候变化被广泛视为最紧迫的优先事项，除英国之外，一些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也在主动地参与全球环境议题的建构：一是以瑞典、丹麦、挪威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二是以德国、荷兰、比利时为代表的西欧北部国家。不同于英美国家，这类去意识形态化特质明显的国家，表现出通过推动全球环境对话来积极获取国际话语权的意愿。
气候危机等环境议题对本国政治影响较为强烈的发达国家，也陆续加入到第三方国家阵营中：如东南亚国家中的新加坡，东亚国家中的日韩等。受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这类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环境脆弱国家都活跃在极地科研考察和资源开发的一线，积极倡导极地资源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重要性，突显出环境议题面向全球公共性的积极征兆。
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中国，虽然英文文献发表量上略高于瑞典、德国、荷兰和新加坡等国家，且英文文献数量正稳步增加，但中国的中心性只有0.03，意味着学术地位和话语影响力远不如第三方国家，在国际学术影响力、国际合作和全球对话上的影响力甚微，这与中国在环境领域的投入和所期望建立起的国际影响力不符。
面临全球性环境问题和气候危机时，英美国家、第三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研究旨趣、切入视角和概念界定上各有不同。西方国家所聚焦的气候变化如何逐渐演化为全球性环境危机，并受到其他国家知识生产者的关注，背后是国际力量的驱动。从环境传播研究的知识地貌和议题分布的结果来看，虽然知识生产存在着去建制化的可能，但去建制化的过程中，却再次应验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存在。
（三）中西环境传播知识生产在环境危机应对策略上产生路径分野和对话困境
环境危机和风险议题贯穿了环境传播研究的全脉络。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定义了什么是环境风险，如何界定环境危机的知识框架，作为后来者的发展中国家，只能顺应这种既定的知识框架展开研究。但基于西方圈定的危机议题，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却出现了明显的路径分野，造成了国际对话的阻碍。
1. 作为典型代表的中美两国在知识生产中的经验对象分野
作为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美国的研究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为主，发表数量多，被引频次高。在气候议题应对上，美国学者发表的高被引英文文献已将目光投向隐含情感倾向的视觉与图像隐喻，从气候变化图像学探究如何促使公众理解气候变化的不良后果，产生环境威胁下的恐惧情绪；或研究如何重新定位气候变化沟通，以实现有效减缓气候变化，推动人们采取环保措施，促进基层参与；或基于用户社交信息，在环境倡议中何种对话策略能提高被访者参与度。
这些研究切入视角各有新意，但具有显著的共性：关注以公众参与为代表的社会主体力量。这和古希腊古典民主制影响下的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有关：在国家和社会之间，通过公民参与稳妥地矫正政府行动与公民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政府的职能平衡。
相比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侧重强调本土情境下环境保护与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结合社会历史情境，发展中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案例，进入21世纪后，中国制造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了严重的生态污染和环境问题。生态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议题的现实紧迫性，推动学者投身于雾霾、水污染等危机议题的应对研究。
在中国学者向外对话的英文文献中，关键词图谱显示议题聚焦于“空气污染”、“气候变化”、“行动主义”、“冲突管理”、“建设项目”等方面，侧重中国情境下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与本土诉求。这些英文文献从组织行为、居民社会等议题切入到环境正义范畴，关注中国弱势群体的权利与现实处境，更贴近于美国早期的环境抗争与环境正义运动。
在中国应对危机的经验中，国家治理模式被频繁提及，这与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现阶段，中国主要采取了行政指令和治理导向型的环境政策，来约束环境污染现象并调配环境资源这一公共品。
在西方学者以中国议题为研究对象的高被引文献中，作为比较对象的中国环境政策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但沿袭了公众参与的分析路径。有研究以微博为对象分析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审查与公开辩论，探究平台存在的各类公共领域的潜在类型；或研究中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如何建立关系、影响媒体议程、收集和传播有关公民的信息，发现这些组织在公众参与环境社会运动方面行动很少，存在激进主义，提供了中国环保运动早期的图景；也有研究以气候变化为背景，比较中美风险信息搜索的意图，发现中国风险信息的寻求意图受环境态度、风险认知、负面影响、信息不足和行为信念的影响较小，这一模型也在解释两国风险沟通行为上具有跨文化适用性。
2. 学术研究陷入缺少学科立足点的个体间对话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自身的特殊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未得到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说明环境传播研究国际场域存在话语失衡结构。中国政府明确提出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这一碳排放的积极承诺与负责任的态度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但国际学术场里尚未对此有更多探讨。
从国家层面上看，中国正以行动突破西方国家定义的修辞话语桎梏，进入修辞争夺的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环境传播领域中提出的中国概念，旨在从修辞范畴与西方开展平等对话。第70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中，中国提出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性知识生产话语体现出东方哲学的独特性，思想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朴素的环保思想。和西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态达尔文主义不同，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天与人、自然与人是一体的，人要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体现出自然观和认识论上的整体性。
然而，与中国生态概念相关的英文文献在发表量和影响范围上却未达预期，不符合中国政治生态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强驱动力。这也体现出环境传播去建制化模式的另一弊端：由于中国和西方都不存在一个建制化的学科立足点，所以环境传播研究的学术对话很容易从宏观上的国家层面的探讨，弱化为微观上的个人和团体层面的交流。
虽然中西环境传播研究几乎同时起步，但相比于西方环境传播研究依托期刊、学会、学者团体所建立起的强凝聚力的跨学科学术共同体，中国环境传播研究的共同体仍处于少学者、近传播、未独立的零散分布状态，这也导致了中国学者很难与西方学者开展对等的学术交流。
一方面，中国学者人数少，未出现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者，导致英文知识生产成果总量较少，仅58篇且议题涵盖范围有限。另一方面，中国学者跨国合作网络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国际合作发文总量仅19篇，合作对象中也没有高知名度的西方学者；在跨学科合作上，中国环境传播研究仅与传播学保持较为亲密的学术亲缘关系，尚未出现“环境”与“传播”结合的刊物，缺乏共同体平台，跨学科合作受限。由此，中国的环境传播学者也无法形成在环境传播前沿领域的国际对话能力。
五、结论与反思
从现阶段看，中国本土情境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化的经验，能开辟出一片新的试验场。中国的环境传播研究以突发事件和对策研究为主，气候变化、雾霾治理、垃圾分类等现实议题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本土诉求，又延续了中国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学科传统，从问题出发，进入到组织管理、行政机制的实践范畴中，与社会历史情境与制度环境紧密相关，积累了独特的中国经验。
在环境传播范畴内引入中国议题的先导性和经验性研究，能为世界的环境传播研究做出中国贡献。但中国学者对学术问题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抽象凝练不够，难以提出具有想象力和深刻性的理论框架，该领域的学术探索停留于现象化的层次。理论的匮乏导致环境危机事件的应用研究成为无源之水，对本土社会情境的问题性思考不够，限制了学术视野和学术共同体的拓展，弱化了与国外学者开展对等学术对话的能力。
由此，在未来探索中如何凸显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如何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学术对话都存在需克服的挑战。中国学者面临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要立足本土，建立自主知识体系；也要向外对话，构建起一个多元、平等、对话的学术共同体。中国特色传播学探索的基本思路是开展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除了在与西方对话中“发现中国”，传播学研究亟需回应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系列特色议题，如此才能在重大社会“场景”和实践“熔炉”中识别和确立传播学的理论身份和战略位置。
一方面，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成为整个世界能够理解的知识，开拓出一方独立的话语空间。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中指出生态体系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这一生态话语体现了东方哲学的独特性，彰显出政治智慧的远见性。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视角有助于处理气候合作上各国责任与义务的统一，以全局性的策略应对人类的气候灾害与环境危机，摆脱大国权威的压制，构建起各国开展环境传播交流、达成生态共识的桥梁。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蕴含先进的学术旨意，抛开了西方学科分野导致的分割与遮蔽，重返文明和思想的内在脉络，在贯通性的路径、概念和视角下，理解文明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存在，并富有想象力地构建未来。
另一方面，在学术问题化过程中，中国学术界内部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欠缺，未围绕环境议题形成多学科、多领域凝聚的学术共同体，因而在挖掘本土情境中系统性、整体性学术问题的水平上有所足，阻碍了过渡到问题学术化阶段的进程。在未来环境传播研究的探索中，中国环境传播要借鉴西方跨学科、跨领域学术共同体的模式：一是要鼓励不同背景、交叉学科的学者在问题学术化和学术问题化的深入与融入，基于中国情境和东方哲学的知识智慧展开创新性研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坐标，在中国环境传播发展领域中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框架；二是要积极向外开展与国际环境领域的学术对话，扎根环境成熟国家的实际经验，借鉴与融合环境政治学、环境社会学等研究的学术前沿发展，在国际传播与对话的实践上推陈出新，打破西方既有理论体系主导的单一模式，探索“以中国为方法”的路径可能，为全球环境传播的学术探索与实践进步确立中国视角与东方智慧的应有地位。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4期
转自：“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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