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生学业表现是衡量学生发展和评价教育制度系统的重要依据。围绕学生学业表现，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和公平理论构建的整合模型，实证考察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机制，以审视新高考的育人功能以及公平性价值。通过对全国13749名经历过新高考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与传统社会支持理论不同，在新高考系统中，仅学校支持对学生学业表现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但公平感知与学习投入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另外，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证明了公平感知的教育价值。在新高考全面推进阶段，需要继续推动改革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关注学校系统的差异性；重视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资源的互动并释放更多的公平信号。
关键词：新高考；学业表现；公平感知；社会支持系统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6月，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四川、云南、宁夏、青海等8省（自治区）相继公布高考综合改革方案，至此，全国已有29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进入高考综合改革，这标志着高考综合改革从试点运行进入到全面实施阶段。新高考以“选择性”为基调，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复杂的制度设计对改革的落地和成效发挥提出了更多挑战。那么回归到育人本质属性，新高考改革是否能够促进学生发展？对于这一议题，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论。有研究认为新高考中的自由选科打破了文理分科，顺应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潮流，促进了学生高中-大学教育衔接和学生学业适应，在满足学生兴趣与选择、优化学生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批学者却持反对意见，认为“自由选科+赋分制”的制度空间造成了学生集体规避理科，出现科学素养弱化，科学思维短板效应明显的现象，桎梏了学生的发展。新高考中的走班制、选考制等也影响了学生高中学业基础，使得大学新生的学业表现略有下滑，理工科新生的大学学业表现并未得到提升。
虽然关于新高考中学生发展的研究已经受到一定的关注，但研究整体稍显不足，研究结论也存在不小的分歧，仍有深化讨论的必要：一方面，当前研究大多将大学生入学后的学业成绩和适应性作为学生发展的结果变量，但在现实情境中影响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因素十分复杂，入学前因素对大学学业表现的相对贡献度小于入学后因素，选择大学入学后的成绩作为结果变量无法排除大学环境对学生的影响。因此，为减少中间变量的干扰，本研究决定采用客观的标准化高考成绩和主观的个人认知来讨论新高考改革背景下的学生学业表现问题；另一方面，目前讨论学业表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高考改革制度带来的影响，然而，制度本身难以全然解释高考改革的成效，在实践情境中制度会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系统发生互动耦合，因此无法脱离社会支持系统去审视改革的成效。基于此，本研究依据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学生自主选科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社会支持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便更加理性地认识前3批省份改革的落地成效，并也为第4批、第5批省份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参照。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支持与学生学业表现的关系
早期的社会支持理论主要应用于调适个体身心需求与社会环境间的不平衡状态。随着生态系统理论的发展，社会支持理论逐渐与社会再生产理论结合，广泛应用于探究促进个体发展的社会因素，成为各国教育公平的重要议题。《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最早指出家庭支持是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对当时学校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主流认知造成了巨大冲击，并涌现出大量涉及社会支持系统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大量研究表明教师支持、父母支持和同伴支持等社会支持中的多个子维度与学生学业表现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对于两者关系效应的看法存在分歧。
其一，社会支持对学业成绩的作用方式存在不确定性。尽管大量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会正向影响学业表现，但也存在其他声音。具体到社会支持的子维度中，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也并非直接的正向线性关系。过多或不必要的学校服务、同伴效应衍生的群体竞争和过度的父母教育期望都有可能对学生学业表现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
其二，在社会支持系统3个子维度的影响效应中，三者孰轻孰重已成为研究学生学业发展的重要公平性议题。尤其是在新高考中学生选择的增加，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不断被强化，并对后续大学适应和参与产生影响，升学系统的选择性也进一步凸显了高考分数“资源性优秀”的特性。而从学校系统来看，不同省域、城乡、类型的学校在学生学业表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农村普通高中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在新高考背景下，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对学生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学习投入和公平感知的中介作用
感知社会支持除了对学业表现有直接作用外，也存在潜在作用。其中，学习投入是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核心要素，已有研究显示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同伴支持均对学习投入有正向影响，学习投入在社会支持和学生学业表现中的中介作用也得到验证。研究发现，学生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高，越愿意投入更多的学习时间和精力，从而带来学业表现的提升。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在新高考背景下，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分别通过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影响学生学业表现。
另外，公平理论认为公平感知通过测量个体产出低于期望的差异值来预测个体的态度和行为结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公平感知更多指向个体基于自身的公平准则产生的对不同社会情境下公正与平等的主观感知与评价。而高考作为一项高利害、高风险、高竞争的活动，与其相关的政策调整不仅关系到广大学子的切身利益，也将触动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高考制度实践中的公平感是评价高考改革公平性难以回避的因素。公平感知作为个体价值判断，既能反映高考改革的制度运行规则对自己或他人是否公平，也是反映个体对分配的相对感知，因此，有必要将公平感知纳入社会支持系统对学业表现的影响研究中。此外，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社会环境、个体主观认知及个体行为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同时，多数研究也承认个体对组织公正与平等的主观感受会影响其对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投入程度从而间接影响其行为结果。可见，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在社会支持与学业表现的作用中并不总是独立存在的，而当前研究缺少对四者因果关系链的整合。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在新高考背景下，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分别通过公平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学生学业表现；
H4：在新高考背景下，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可以通过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学习表现。
综上，本研究聚焦于新高考学生发展的议题，以社会支持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公平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在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社会支持、公平感知、学习投入与学生学业表现的关系模型。（见图1）
三、数据的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22年底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考试招生改革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研究”课题组发放的《关于高考改革的调查问卷（大学生卷）》。本次调查面向全国，全面考察了高中生、高中教师、大学教师、大学生以及家长等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改革的看法，共回收125842份电子问卷，其中大学生卷37412份，剔除掉缺失值和无效样本5401份，问卷有效率为85.56%。另外，根据研究主题对问卷进行了更细致的筛查：首先，根据学生回答选考模式，仅保留“3+3”模式和“3+1+2”模式的考生作为研究的主体；其次，根据高考改革省份和首年入学信息，进一步剔除有明显填写错误的样本，最终保留了13749份样本。（见表1）
（二）变量及测量
1. 社会支持。已有研究往往将获得的社会支持（他人支持的行为和频率）和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个体可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观测变量，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感知社会支持比个体实际接收的社会支持更能影响个体行为和发展，因此，本研究选择将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观测变量。其中学校支持包含3道题目，测量学生感知到来自学校教学资源、学校环境以及制度的支持；家庭支持包含3道题，测量学生感知到的来自家庭的经济资本支持、教育参与和教育期望程度；朋辈支持包含3道题，测量来自朋辈的心理、信息和情感支持。测量题目均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题目得分越高，说明感知到的支持越大。
2. 公平感知。本研究对公平感知的测量主要包含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信息公平3道题，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认为新高考政策越公平，对新高考越认同。
3. 学习投入。学习投入是一个多维的概念，该领域较常采取弗雷德里克斯（Fredricks）等学者提出的学习投入三维度理论框架，包括学生在行为、认知、情感等方面的投入程度以及付出的时间、精力等。本研究围绕上述三个方面，结合高考背景进行了改编。学习投入的测量主要包含5道题，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学习投入越大。
4. 学业表现。学业成绩是学业表现的重要衡量指标，但在高考背景下，对于学业表现的测量是微妙复杂的。一方面，学业成绩作为学生发展的代理变量，忽视了学生其他层面能力的发展，也片面化高考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不同省份高考模式不同，学生的成绩因计分方式的不同客观上存在差异，学生成绩包含的信息量有限，即便是标准化后的高考成绩，也存在自由度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引入学生的主观感受来观测高考改革带来的学业表现变化。本研究的学业表现主要通过跨省、跨年度标准化的高考成绩和主观变量“我认为高考拓宽了我的知识面”“我认为高考提高了我的学习能力”“我认为高考促进我的思维发展”的平均值来测量，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的学业表现质量越高。
（三）数据分析
首先，使用Amos 26.0对本研究使用的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次，使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接着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社会支持系统和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最后，采用偏差矫正百分位的非参数Bootstrap法探讨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在社会支持和学业表现之间的中介作用。在正式数据分析之前，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将公因子数设定为1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无法拟合，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问卷信效度检验
根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值（n=13749），（见表2）朋辈支持、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公平感知、学习投入和学业表现的因子得分范围均在3.426~3.966之间，高于理论中值3分，可见，在新高考改革的社会支持方面，学生对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保持比较肯定态度，其中，家庭支持（M=3.941）得分最高，学校支持（M=3.755）得分次之，朋辈支持（M=3.426）得分最低。在公平性方面，学生对新高考的整体公平感知评价较高（M=3.966），这说明学生对于新高考的制度安排、机会分配机制和改革效果较为认可；在学业表现方面，学生对学习知识、技能和思维的提升评价偏正面（M=3.754），但仍然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另外，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能够进一步检验假设模型。
通过对假设模型的各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发现：（同表2）各题项的载荷系数均大于0.6且均显著（p<0.001），表示题项具有理想质量。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表示问卷组合信度达标；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基本处于0.5之上，表示题项具有较良好的收敛效度；CR与AVE均达到标准值，表示此问卷具有良好的构面效度。AVE的根号值都大于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区别效度良好。
（二）结构模型检验与分析
使用Amos 26.0软件将数据拟合到图2中的假设模型，经过修正后，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χ2/df=63.678，绝对适配度指标GFI=0.936、AGFI=0.909，大于0.9；RMR为0.049，小于0.05；RMSEA值为0.068，小于0.08；增值适配度指标CFI=0.947，TLI=0.932，IFI=0.947，NFI=0.946，均大于0.90；精简配适指标PCFI= 0.743，PNFI=0.742，均大于0.50。以上指标均达到拟合标准，该模型的结构效度良好基本可以接受。图2显示了建模的结果。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首先，学校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表现（β=0.31，p<0.001），但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的预测力不显著，假设H1部分成立。这说明随着高考新政的推进，学校教学资源、校园氛围和制度支持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业表现，而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对学业表现的提升作用有限。其次，学校支持（β=0.15，p<0.001）、家庭支持（β=0.19，p<0.001）和朋辈支持（β=0.28，p<0.001）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同时，学校支持（β=0.31，p<0.001）、家庭支持（β=0.24，p<0.001）和朋辈支持（β=0.30，p<0.001）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公平感知。在新高考中，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越多越倾向于认为新高考制度越公平。此外，公平感知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β=0.44，p<0.001）和学业表现（β=0.43，p<0.001），学习投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学业表现（β=0.22，p<0.001），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是否在社会支持与学生学业表现中有中介作用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使用Amos 26.0软件通过Bootstrap法（抽样的次数设定为5000次）对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在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可能影响学业表现的9条间接效应路径中，各路径的95%置信区间都没有包括0，且p值均小于0.05，表明9条间接路径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中介效应值依次为0.136、0.033、0.030、0.104、0.041、0.023、0.129、0.063和0.029，验证了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在学校支持、家庭支持、朋辈支持和学业表现之间的独立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假设H2、假设H3和假设H4均成立。
具体来看，学校支持能够正向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也可以通过学习投入和公平感知间接影响学生学习表现；类似地，国内外研究发现，学校时间资源配置和教学强度的合理安排可以提高学生课后学习努力程度以及学业成绩。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占比发现，学校支持通过公平感知的中介路径的效果量为68.34%，通过学习投入的中介路径的效果量为16.58%，通过他们两者的链式中介路径的效果量为15.08%。可见，在新高考改革中，学校支持系统依然是影响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社会支持源。
在家庭支持方面，家庭支持直接影响学业表现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家庭支持只能够完全通过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的独立中介作用，以及通过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学业表现。这可能是因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更为复杂，选择渐趋多元化，从而更加凸显了升学信息占有量对高考学业增值的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占比发现，家庭支持通过公平感知的中介路径的效果量为61.91%，通过学习投入的中介路径的效果量为24.40%，通过他们两者的链式中介路径的效果量为13.69%，可见，公平感知在家庭支持与学业成绩中的作用值得进一步讨论。同样的，在朋辈支持方面，朋辈支持直接影响学业表现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在朋辈支持对学业表现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进一步对比3个社会支持系统的中介作用发现，公平感知对家庭支持影响学业表现的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都最大，学习投入在朋辈支持影响学业表现的独立中介效应最大。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中的学校、家庭和朋辈要素探讨其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机制，融合了社会认知和公平理论的内容，构建了新高考选科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支持、公平感知、学习投入与学业表现的关系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部分验证了本研究的研究假设。总体来看，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只有学校支持系统直接影响学生学业表现，公平感知和学习投入受到学校、家庭和朋辈支持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学业表现。链式中介进一步证明了学生感知到越充分的学校、家庭和朋辈支持，对新高考改革公平性的评价越正面，投入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多，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业表现。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新高考改革成效较为显著，但还需要进一步巩固、深化。研究发现学生对改革后的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公平感知都具有较为正面的感知，学习投入和学业表现水平整体较高，这说明前3批改革省份已经平稳落地，学生对新高考改革带来的变化适应良好，新高考的育人功能得到彰显。但这5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还达不到满意的程度（5个观测变量中都低于4），反映了新高考还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改革前期，扩大学生选择权冲击着普通高中教育旧的教学秩序，对高中课程体系、教师结构、教育教学体系、制度支持体系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尤其是早期的“3+3”模式制度设计未跟上，一度引起师生、家长的“恐慌”。第三轮改革省份开始调整思路，在选科上实行“3+1+2”模式，出台选考科目指引，另外，教育部和各改革省份也开始大力推进高中育人方式、教学组织和学生发展指导等配套改革措施，加大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资源支持，保障新高考的顺利推行。随着第4批、第5批改革省份的加入，考试模式基本形成了“3+3”和“3+1+2”两条改革路径，未来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强协同，推进配套改革和基础条件建设，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充分发挥改革对学生发展的保障和引导作用。
第二，学校支持对学业表现至关重要。前3批改革已经证明了学校支持对高考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性，但在改革全面推进阶段，随着越来越多中西部省份加入改革的行列，学校支持功能的发挥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早期改革省份的基础教育体系教育教学条件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即便是在这些省份中，办学资源结构性短缺、管理组织机制不畅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而中西部地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整体落后于东部地区，其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教育情景。已有研究显示第4批、第5批改革省份的教育经费、教学场所、仪器设备等条件难以支撑高考改革持续稳定进行，中西部地区的县域高中的非均衡发展、教师结构性短缺和学校管理落后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西部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可见，在新高考背景下，这些资源限制问题将会更加突出，有必要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学校的资源和经费投入，进一步提升师资以及教育教学管理水平。
第三，家庭支持与朋辈支持对学业表现没有直接影响，其间接影响机制值得关注。与已有的社会支持研究相比，在新高考系统中，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对学生学业没有直接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新高考背景下，高考制度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同时，更加突出能力素养和思维品质的考核要求，从而对学生的学习方式、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得过去简单依靠家庭经济文化优势的学生通过补习与刷题的收益不断降低，从而带来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在学生学业表现上直接影响的消失，学业投入的中介作用也进一步佐证了在新高考中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投入程度的重要性。另外，新高考选科、走班、志愿填报以及录取模式等复杂的制度设计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对学生学业表现的直接影响，即便是优势阶层的家长也难以凭借自身经验、知识结构发挥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增值效应。同时，改革省份有组织地实施走班制使得高中学生学习情境更加复杂多元，原本师生、朋辈的互动空间开始向外延伸，朋辈间与师生间的互动频次和深度交往被抑制。这些因素都可能是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对学业表现的直接影响效应消失的原因。
第四，公平感知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研究发现公平感知不仅在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中发挥着独立中介作用，还通过学习投入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公平偏好理论认为资源占有量会极大影响个体对制度公平性的感知，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行为选择及结果。在新高考背景下，尽管优势阶层父母通过购买高考服务、重点中学朋辈中“弱关系”的扩大可以增加个体信息和资源的获得，但在升学系统日趋复杂、选择更加多元、信息质量差异扩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信息和资源并没有直接转化为学生学业表现的增值，这也恰恰说明了家庭因素和朋辈因素对学生发展的作用正在不断减弱，个人因素在学业表现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的现实。事实上，新高考制度越来越强调个体的发展需要和能力素养以及学校资源的支持等，从而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发展可能，制度设计的复杂化、考试内容的变革以及考试难度的增加更加凸显高考的“选拔”功能，学生也清晰地感知到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正在式微，自身的学业表现越来越依靠个体的能力和努力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对于新高考公平性的认知，而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正是通过这种认知影响到了学生的投入行为和学业表现。可见，高考改革的公平性取向在诸多制度设计中得到了落实，而且公平感知还具有促进学生学业表现的教育价值。
本研究认为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在全面推进高考改革的同时，注重完善改革相关配套机制。高考改革绝不仅仅是招生考试制度本身的改革，更是关系到教育系统内部资源、机会乃至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分配。因此，高考改革需要继续推动高中教学系统、课程系统和管理制度改革并行推进，深化考试内容改革、严格规范招生考试管理、改进招生名额分配方式，优化高考改革的育人系统。
第二，学校系统的差异性是未来改革关注的重点。高考改革的推进需要重视学校资源供给的作用，加大对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学校的资源支持和制度支持。在改革过程中，制度设计要充分理解公平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充分考虑城乡、省域和校际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和文化条件的差异，因地制宜、因校制宜规划选科走班规模和方式，并以高考改革为契机，引导、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最大限度地释放普通高中的育人潜力。
第三，重视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交互补偿功能。既要重视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对学校支持系统的补充作用，又要重视学校支持和朋辈支持对家庭支持的补偿功能。我们必须承认家庭对学生学业支持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已有研究证明了高中所提供的升学指导、生涯管理以及来自朋辈的“弱关系”能够发挥补偿效应，提升其学业自信和学业投入，但目前本研究只关注了学校支持、家庭支持和朋辈支持3个系统的独立作用，未来可将三者的交互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中，进一步讨论制度性支持和非制度性支持对学生发展的共同作用。
第四，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关注学生的公平感知十分必要，无论是聚焦于改革的顺利推进还是学生学业发展，高考改革的公平性价值都蕴含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因此，高考改革需要释放更多的公平信号，在制度设计上保证每个人公平竞争的机会，降低个体因资源和信息分配不合理而产生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以及由此给学生学业表现带来的双向负面效应。
【覃红霞，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郑铭敏，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科研助理；方芳，通讯作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6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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