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器物与异域想象：
“全球中世纪”理念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李 腾 潘鹏程
PART 01
“全球中世纪”在世界史教学体系中的运用
“中世纪”本身是一个具有浓厚西欧中心论意味的概念，以欧洲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作为历史划分的依据。在今天的学术界，当“中世纪”一词表示大约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这个时段的时候，具有更灵活的边界延展性。然而，这个时期确实涵盖了人类各大文明逐渐走向差异，并最终形成独特风格的时代。即使在今天的欧洲，关于“中世纪”的想象也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当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切实全面把握，是无法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独特性的。
单就历史学科而言，按照时代划分的通史和地区国别史导致了一种分割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难以获得多层次、批判性的广阔视野以探究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交往、冲突与融合。北非、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历史发展、文化特性等要素常常都只是当该地区在欧洲或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时候，才会对之进行一些阐述，它们实际上并没有被真正纳入实质性的教学、讨论与研究中。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故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为学生们提供多层次的视角，向他们展现更为复杂、也更为真实的、纠葛交互的世界体系之真实面貌。这一方面是要强调在教学和研究中的跨文化视角，另一方面也要特别强调对“中世纪”时期历史文化的研习。首先，尽管该领域的研究大多较为晦涩，且涉及的学科领域较为庞杂，但跨文化视角意味着要关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的历史，亦即将整个“世界”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对象。“世界”的概念既指代地球上的山川湖海、城市乡村等一系列自然和人造的空间，更代表着不同文化对这个“世界”之观念、想法乃至信仰的总和。其次，正是从中世纪时期开始，通过传教、战争、商贸等渠道，人们客观上更多地认识到他者的存在，并在同异质文化接触的刺激下产生了对古代典籍的重新认知，进而形成了“世界观”上的突破。就这一点来看，广义的“中世纪时期”，特别是11—13世纪，可以被视为一个“新轴心时代”的展开。换言之，中世纪时期的历史不应被局限于欧洲大陆的历史，也更应注意到其他非欧洲地区的社会发展以及这些地区间的文化互动。因而，对于我国的学科体系而言，“全球中世纪”这一理念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能够进一步完善现阶段的历史教学体系。
“全球中世纪”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式探索共同塑造了这个新的研究视野。2019年，由保罗·盖蒂博物馆主持的《迈向全球中世纪：在插画抄本中与世界相遇》是最早一部极有参考价值的论文集。与一般纯文字文献相比，插图抄本能保存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也能更直观地展现前现代社会对于世界和多元文化的感知。特别是在当时，书籍的制作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的事业，这个过程中不仅涉及抄写员，更包括各种颜料和纸张（或羊皮纸、棕榈叶等其他书写材质）的制造者和采购者，以及商人、工匠、艺术家和赞助人，等等。在这部精美的论文集中，撰稿人关注的抄本囊括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群岛等多个地区，真正呈现出当下意义上的全球视野。虽然这部作品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但其中若干章节都可以在情境化后直接用于教学，其中展现的不同区域之间的贸易流通、思想传播以及技术扩散等，要比一般文献材料更为生动，也囊括了更具有延展性的信息。无论是地中海地区和朝鲜半岛在地图制作技艺的比较，还是中世纪时期印度和南亚地区手抄绘本中所体现的世界认知的讨论等，都具有非常强的前瞻性。得益于这些新兴的实物史料，历史学科的教学资源得以极大地丰富，学者不仅能够从各式各样的考古文献中发掘更多的历史信息，学生在课堂与课后也能够获得书本之外的学习资源，从而全面地认识中世纪历史。
来源：
http://blogs.getty.edu/iris/podcast-understanding-the-medieval-world-through-books/
2020年，由艾瑞克·赫曼斯主编的《全球早期中世纪指南》分别按照地理区域和研究主题进行阐述。在这部论文集中，学者们将整个世界划分为15个主要区域，并将贸易与商业、移民、气候变化与疾病以及知识连接作为四个主要的研究主题进行阐述；涉及的研究大多聚焦公元600年到公元900年的非洲、亚洲等西方学者较为陌生的领域。学者们力图跨越传统的学科界限，从不同视角对这个世界历史上相对受到忽视的阶段提供了新的见解。比如，他们关注了阿拔斯王朝和唐朝之间的冲突与交往，同时也关注沙伦德拉王朝在东南亚建立的海洋性政权。许多文章中讨论的是同一事件，但以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见解。
2021年，《全球中世纪语境，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联系与比较》出版，成为西方“全球中世纪”研究领域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教科书。全书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分别以公元900年、1300年和1500年为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其中每个时间段都按照宗教、经济、政治和社会四个关键主题进行组织。在地理范围上，包含了中美洲、北非与撒哈拉非洲、地中海盆地、东欧与西欧、中东、中亚、印度次大陆（印度洋区域）、东亚以及大洋洲几个主要地理区域。在一些章节中特别关注当下热门的性别、移民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作者们在行文中反复强调，虽然在许多名词的使用上仍然沿袭了欧洲学界数个世纪以来的习惯，但在研习和教授的过程中，学生应有明确的意识，将这种为了便利所采用的方法与其背后所内置的“欧洲中心论”区别开来。就笔者阅读所见，这部作品是目前最适用于本科或者研究生教学的教材。
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学界的教材编写与课堂教学摒弃政治—经济—文化的划分方式（这容易导致优先选择在这些方面影响较大的那些地区，即“欧洲中心论”），而是以全球化的视角注意到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冲突，并以现实世界中的热门议题为切入点，讨论这一时期的重要主题，以此构建历史教学体系。同样地，课堂教学也不应是简单地陈述历史事件与人物，而是旨在建立完整的历史思维框架，培养学生思考历史与现实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联。
PART 02
古代与现代地图的相互融汇：
以赫特福德“世界之布”为例
随着科技的发展，地图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它加速了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除了指明方向的作用外，地图也展现了人们对已知与未知世界的认识与探索，反映了人们早已形成的世界观。就此而言，地图作为一种教材，能够在教学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譬如，在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中，现藏于英国赫特福德主教座堂的赫特福德“世界之布”（Mappa Mundi）可以作为理解“全球中世纪”的极佳教学资源。在经典的“T-O”地图模式中，世界被划分为亚细亚、欧罗巴和阿非利加三个部分，这幅地图的正上方是东方，亚洲所在的区域占据了整个地图所展现世界的2/3。在下半部分，欧洲和非洲被地中海所分隔分列左右，而英格兰则位于地图左下角。
来源：
https://www.themappamundi.co.uk/mappa-mundi/
按照现代地理学的视角来看，这幅地图中有许多荒诞不经的内容，但却十分生动地展现了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欧洲人对当时世界的认知，他们神学化的宇宙论以及对地理学、动物学乃至人种学的思考和想象，得益于罗马人和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学知识，同时掺杂了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与史实。中世纪的西欧人融合了各种元素，构成了这幅整个中世纪时代拉丁基督教世界中最为重要的地图。虽然它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上的导航功能，但作为一件伟大而复杂的艺术品却具有不容小觑的历史意义。正因如此，这幅地图不仅是珍贵的图像史料，而且其中所标注的内容也一反现代人简单地按照既定的历史框架进行划分，而是原汁原味地还原了历史本貌，呈现当时中世纪人所真正关心的事物。
在理想的教学活动中，学生首先应当利用网络资源来理解在1300年前后的这幅地图中所呈现出的思想观与世界观。比如，去探寻中世纪人眼中的古希腊神话的样貌以及可能的传承途径；去发现普林尼的《博物志》对中世纪西欧人在异域族群的想象与认识方面的深远影响；去挖掘在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帝国扩张与十字军东征后，中世纪西欧人是如何开拓自身在欧洲之外地区的视野，逐渐认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地理环境、边界与城市方位的。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并将阅读所获得的知识和解释重新运用到对地图的解释上，不仅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应知识，更能帮助他们建立更加系统的认识体系。
其次，在教学中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看似荒谬的世界观上，而要在此基础上发掘这幅地图背后的中世纪西欧人是如何汲取不同文明的思想资源并构建自身独特世界观的，从而引导学生在不同的文明世界之间探索中世纪时期的“全球想象”。一方面，可以与同时代或者稍后时代的其他地区的地图进行比较；另一方面，除中世纪拉丁欧洲的作品之外，还要特别注意伊斯兰世界的相关文化遗存，这能够为理解当时不同文化区域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提供鲜明的对比。比如，由于穆斯林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必须向麦加所在的方向进行朝拜，这个“神圣方向”催生了一系列的地图绘制和测量技术。这种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元8世纪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使其在吸收“希腊—希伯来—基督教”宇宙论之外，又进一步受到“波斯—印度—中国”科学传统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可以和现代标准地图进行对比。在对比过程中，学生一定会发现许多有趣的问题。比如，一些中世纪时期的重要城市在现代世界中已经不复当年的重要性，这种变迁展现了怎样的历史发展趋势。又或者，一些重要的商路体系仍然是维系若干区域的要道，这又如何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此外，甚至可以和中国不同时期的《职贡图》等进行对比，探讨不同文明区域对异域存在的想象与呈现。利用这些地图的比较，学生可以深刻地理解中世纪人的世界观念，并能够建立层次丰富的历史思维框架，使其不局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洲，而是拥有广阔的思想视野，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
通过阅读不同的地图，呈现在学生面前的是由不同世界观塑造的多元文化，在多点叠加的状态下，这个世界并没有亘古不变的中心，而是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不断闪现出新的重要区域、城市、人物及其活动。正如杰里·布罗顿所言，“每幅地图都接受有一个外在世界存在的事实”，而这是几乎所有文化所共有的信念。受限于认知和技术手段，中世纪的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并不像我们今天那样完整，但他们的这些尝试背后蕴含着长久以来的历史积累，并试图为广袤无边的已知世界赋予一种秩序和结构。
有鉴于此，对中世纪时期进行全球视野的探索绝不排斥这些必要的区域研究工作。地中海研究、大西洋研究、太平洋研究或者印度洋研究等，都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引入全球视野重在提醒所有研究者和探索者，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说，他们生活的地方就是真正的世界中心，没有一个地区拥有毋庸置疑且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及意义。通过地方性深挖和全球性视野的双重结合，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在另一个维度上历史进程的不同样貌。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当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和基本规划，同时也要留出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以迎接可能出现的挑战、质疑以及灵光一现的即兴发挥。
PART 03
传说、器物与电影中的“全球中世纪”元素
用全球范围的视野重新审视中世纪时期，不仅有利于通过实证研究的建构来反对“欧洲中心论”中的错误认知，同时也能进一步改变我们对历史发展本身的认知。在这个方面，中世纪时期的思想流传和技术迁移之深度、规模与范围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知，照射出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在前现代社会中，各个区域之间的连锁反应不像当下世界这般清晰可见而直截了当。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我们却能看到异域文化的逐渐渗透和演变改造过程。与地图类似，不少传说、器物与电影或多或少地带有了“全球中世纪”的元素，也可以被视为展现这一过程的载体，成为可利用的研习资料，提高了进一步扩展教学活动边界的可能性。
首先，在中世纪时期，存在许多关联欧亚大陆两端的历史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有“祭司王约翰”和“五王”与“四天子”的传说。相对而言，祭司王约翰更多反映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五王”则更多地是以阿拉伯人的世界知识和世界想象为中心，涉及伊拉克王、突厥王、印度王、拜占庭王以及中国皇帝等；“四天子”的传说则对应着以印度为中心的世界地理观。这两种传说的相互融合与混杂传播，反映了“世界观念”在古代欧亚大陆的流动过程。此外，还有一些思想传说流变的重要事例也可以用于引导学生理解中世纪时期“全球流转”。比如，拜占庭和拉丁基督教世界所流传的巴拉姆与约瑟法特的故事实际上起源于佛陀的生平故事，且其中的诸多寓言故事并非佛经所载，而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文化结晶。在历史发展当中，这些故事辗转进入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地区，并经过摩尼教的改造，进一步演化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不同版本。从意大利到西班牙，从大马士革到第比利斯，在11—13世纪的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中，欧亚大陆西部几乎各个文化圈都出现了不同版本的“佛陀化圣”的故事。因此，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演化，古代印度的寓言故事借助佛陀生平故事的传播，逐渐波及中亚、西亚地区，并最终在拜占庭文明和拉丁中世纪文明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而且在公元4—5世纪，同样的故事还借助鸠摩罗什翻译并注解的《维摩诘经》传入了中国。
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到公元2—9世纪的丝绸之路，就会发现“全球史观”旨在打破的“欧洲中心论”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在这一大片地区的许多国家、民族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甚至没有形成独立而延续的自身历史发展框架，但却仍然在文明发展、宗教传播、技术和物种交流等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粟特人。从政治上看，粟特人似乎一直依赖于其他更为强大的帝国，包括波斯、突厥、唐朝以及后来兴起的阿拉伯人，但他们却由于自身生活传统以及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对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全球中世纪”的视角正是希望学者们对这些流动传播中的文化、思想予以更多的关注。
其次，通过器物研究，特别是结合考古发掘，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技术发展与商贸传播。在这个方面，以中国为重要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更加大有可为。比如，从唐代以来，中国的瓷器出口在整个亚洲的远洋贸易中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世纪后期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打捞出来的一艘9世纪阿拉伯沉船，就向我们展示了唐代中国为国际市场大规模生产商贸用陶瓷。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详尽记载，但借助水下考古所获得的实物与零散的文献相结合，就能够重新构建起当时跨洋贸易的大致面貌及规模。对于传统的中世纪历史和研究教学来说，考古发现能够极大地拓展资料来源，甚至能够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在聚焦于器物的研究中，我们也能够对过去艺术史研究中以西方审美为标准的陈旧范式进行纠正。比如，在荷兰的贸易帝国走向鼎盛的17世纪，荷兰人从美洲、亚洲等地获得了许多新奇的物种和工艺品，这些具有浓厚异域情调的事物在当时荷兰的静物画中有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展现，这些作为点缀的要素展现了艺术、经济与政治的多重纠葛。在中世纪时期，手抄本插图中的异域想象虽然没有静物画中那样清晰，但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感知与在地化重塑。因此，在教学活动中，通过考察这些文物可以直观地展现历史的真实样貌，呈现中世纪时期不同文明间的交融与互动。
最后，电影电视剧作为当下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可以被纳入教学当中，并从中探讨“全球中世纪”的要素，比如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权力的游戏》《长安十二时辰》等剧集。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仿照着中世纪历史发展脉络展开的，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设定都有着非常明确的中世纪渊源。后者则有大量关于“景教”的历史内容，借以指导学生探索唐代的“景教”在中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关于基督教的神学争论、伊斯兰世界的拓展、波斯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融合乃至唐代中国的开放等内容都可以串联在一起。更进一步，在教学中还能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华和第一次西学东渐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在全球中世纪史的教学过程中，将中国、印度、波斯直到西欧的各种文明结合在一起来进行详细阐述，使学生形成更为系统且立体的历史观念。当然，由于创作需要，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存在着不少虚构与扭曲史实的部分，一些剧情设置明显有悖于历史的真实面貌，甚至混杂了创作者的个人立场。对此，研究者与学生应谨慎予以分辨。一般而言，采取探索式教学的方法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同时也能进一步训练他们查找资料、比对信息以及建构逻辑论述框架的能力。
在“全球中世纪”的教学方面，整个国际学界基本上处于相似的起点。最近美国现代语言学会邀请杰拉尔丁·亨主编的《教授全球中世纪》作为教师课堂教学所使用的参考读本，其中涉及一些教授中世纪时期全球范围内的文献和文化的技巧，并提供了在英语世界较为易得的主要研究书目。然而，仔细查考其目录，这本书整体上仍然更侧重传统的丝绸之路、蒙古帝国，以及亚历山大和祭司王约翰等传说，与当下我们的认知基本相当。如同我们在前文中特别提到的，从古代中国的历史遗存、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等角度出发，不仅能为理解“全球中世纪”这一理念提供非常不同的视角，也能使中国学者积极地参与到这个方兴未艾的理念之建构过程中，真正使我们的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在与国际接轨的基础上呈现出中国学派的风格与特色。
作者简介
李腾，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研究员；
潘鹏程，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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