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关键词
嵌入；融合；资本下乡；村企互动
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 问题提出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倡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去，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完善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加强资本下乡引入、使用、退出的全过程监管，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对资本下乡如何有效助推乡村振兴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政策支持和获利动机的双重驱动下，资本下乡如雨后春笋般成为一股热潮。目前，学界对资本下乡持不同态度。支持者认为资本下乡能够补齐农村发展资金短缺短板，提高农民集约化生产能力，为乡土社会引入现代化生产观念等 1 ；为农户的组织化和再合作提供机遇。 2 反对者则认为资本下乡会与农争利，损害“中农”利益，挤压“弱势”农民，对农地进行非农化和非粮化尝试 3 ；榨取农户的农业剩余价值 4 ；此外，下乡资本不断吸纳村庄的正式权威村干部，让其成为下乡资本的村庄代理人，这样的角色变化不仅会消解村社组织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也会增加村社组织的政治风险。 5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业农村农民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侵蚀农民利益、阻滞农村发展，也可能与村庄社会融入一体实现共赢。如何让资本下乡融入乡村场域实现共生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二） 文献综述
有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大规模经营农业不仅竞争不过传统的小农经营 6 ，还面临“经营失败”的风险。这是因为资本下乡并非简单的投入资金、流转土地、建立农场就能实现，而是需要资本主体充分考虑农业产业的特殊性及乡村社会的熟人文化规则。农业生产本身的非标准化、空间属性、时间滞后效应等特殊性使得雇工经营的规模农场存在难以克服的监督困难 7 ；对此，陈义媛认为将土地转包给本地代管户，利用本地人的社会资源可化解下乡企业劳动雇佣、监督及村庄公共资源使用的社会困境 8 ；与之类似的是，陈靖从关联营造的视角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通过将土地分包给家庭经营以解决经营不善问题 9 ；徐宗阳所考察的案例中也采取了分包制这一方法，并成功解决了农业产业特殊性带来的问题，但同时他指出，虽解决了企业内部经营问题，但“经营之外”资本与乡土社会的互动不畅才是真正“无法克服”的难题。 10 农业生产并非单纯的经济再生产，而是高度嵌入在村庄社会中，是村庄社会关系、社会价值的再生产。因而，资本下乡必须嵌入乡村社会，处理好与村庄社会的关系 11 ，否则农民就会以“拾稻穗”和雇工中的“揩油”等行为作为“弱者的武器”进行反抗。 12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在他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他借助嵌入性概念分析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波兰尼认为，经济行动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嵌入经济活动之中。 13 借助嵌入性理论，诸多学者就资本主体如何与乡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提出了具体的嵌入策略。例如，许悦通过对117个家庭农场嵌入本地农村地区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村企互动特别是人情、与村民熟识度等非正式契约的嵌入性活动有助于下乡资本构建良好嵌入关系 14 ；蒋永甫在其研究中指出外部资本可通过尊重农民发展意愿的认知嵌入、依托村庄权威资源进入村庄并吸纳村庄精英成立生产经营管理团队进行组织嵌入以及提供稳定就业、环境保护等关系嵌入获得村庄社会的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 15 ；陈靖认为资本主体可利用“中介”“担保人”等熟人社会的关系纽带，以及人情、面子等乡土习俗，来建立与其所“嵌入”的乡土社会的精细关联，以避免下乡资本“水土不服”与“经营失败”的命运。 16
学界在资本下乡嵌入乡村社会的主题方面已有较为广泛深入的探讨，但实践往往是复杂和多维的，已有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论述下乡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的必要性及具体的嵌入策略上，时间上具有横向截面性，难以说明长时段资本与村庄的纵向实际发展情况，对于下乡资本是否真正融入乡村社会的后续关注尚有不足。从现实情况看，外来资本的“在地化”需要经历由“外在嵌入”到“内在融合”这两个既有相互联系又有梯度差异的阶段过程。鉴于此，本文基于一个下乡企业的田野考察，力图较为清晰地呈现其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并对文章的核心问题进行探讨：下乡资本在实施嵌入实践后是否会面临“脱嵌”困境？困境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应当如何破解困境走向融合？本文对以上问题尝试作出回答。
二、 田野点介绍
C村位于安徽省M县以南26公里处，省道203线纵穿南北，总户数1034户，4256人，12个自然庄，18个村民组。C村现有耕地面积5500亩，农产品主要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是花生、高粱。C村的产业是在精准扶贫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国家与地方政府鼓励土地流转发展多种经营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2007年C村开始吸引工商资本下乡投资，J公司作为该村第一家引进产业，得到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大力支持，至今已在村庄发展超过15年时间。
J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C村总投资近亿元，共拥有员工120余人，流转土地1600余亩，其中核心种猪场80亩，年出栏优质仔猪1.6万余头；果蔬种植900余亩，主要种植樱桃、葡萄、桃子及蔬菜等；水产养殖120余亩，主要养殖草鱼、花鲢、白鲢等；苗木基地500余亩，主要有国槐、红叶石楠等；现代化智能设施阳光棚7栋，共计20000余平米。历经15年的发展，J公司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农业循环经济+休闲农业+儿童科普教育+县域文化”的多功能现代大循环农业模式，成为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新样板。C村也逐渐改变之前“无资金、无资源、无区位优势”的贫困面貌。通过土地流转、栽植扶贫林、劳务就业、技术培训等多种模式，先后帮助100余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增收。2020年C村脱贫任务的如期完成部分得益于外来资本的进驻和带动。
三 、嵌入：资本融入村庄的初始阶段
“嵌入”是一种物体在外力作用下进入另一种物体，从某种程度上说，被嵌入的物体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过程，以此形容下乡资本进入村庄初期与村民的互动状态比较贴切。资本主体在基层政府的支持下强势入内，原有的乡村生活秩序被打破，易遭到村民的怀疑和排斥，资本主体与村庄社会基于经济理性发生关联，可将这一阶段称为“嵌入”阶段。在嵌入性理论的指引下，笔者将J公司的做法分为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组织嵌入是指工商资本在下乡之前寻觅村庄组织载体，以获取合法进入村庄的机会和渠道，并吸纳村庄权威化解经营管理困境；其后，通过土地流转资金及吸纳村民就业与村庄村民产生利益关联，形成利益嵌入；出于减少麻烦、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考虑，下乡资本主动与村庄社会建立关系网络，村庄也在获利基础上与资本主体保持往来，形成关系嵌入。三种嵌入维度构建了下乡资本顺利开展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并形成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
图1 资本下乡嵌入乡村社会的行动逻辑
（一） 通过组织嵌入获取合法地位
组织嵌入是城市资本嵌入乡土社会的重要方式，他们在进村之前寻觅组织载体，借助村庄现有组织嵌入乡村场域并吸纳村庄权威进入公司管理层，以获取开展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和社会基础。
1 、借助村庄现有组织嵌入乡村场域
在乡村社会中，村社组织既是国家“代理人”，又是农民“当家人”，同时还是集体所有权的法定行使主体及村庄社会事务的治理主体。 17 作为外来资本，行为受到掣肘使其不得不依靠村庄组织的社会关系和权威力量获取村庄资源和经营的合法性。进入村庄初期，J公司先是建立与地方政府和C村村两委的关系，依托村两委向村民宣讲国家政策、鼓励他们流转土地、签订流转合同等，在村两委的组织下资本主体向村民解疑答惑，最终完成土地流转。村两委为农业产业的经营发展整合农村资源，农村资源众多但并非“自由无主”，而是存在相应的所有者和分配者 18 ，外来资本无权使用农村资源，必须依靠村社组织这一中间结构来实现二者间的对接，以规避潜在矛盾、解决经营难题。
2 、吸纳村庄权威进入公司管理层
村庄权威一般是指村干部和村庄精英人才，城市资本吸纳其进入公司管理层进行乡村嵌入有如下考虑：一是可节约生产、经营成本。农业企业的运行需要既有农业种植经验，又有领导才能的中层管理者，相比从城市引进人才，村干部和村庄精英常驻村落，他们更懂农业规律，也具备管理经验，是农业公司管理者的最佳人选，可节约直接经济成本。二是化解农业经营过程中的社会困境。村干部和村庄精英在村庄拥有一定的权威和号召力，纵向上看村干部代表的是村庄权威，横向看是村庄熟人，资本主体可以借助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权威力量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监督管理问题，化解资本下乡普遍遭遇的社会困境。 19 还可间接节约与众多农户打交道的交易成本，J公司吸纳当地村庄干部两名、农机手两名及农村女性精英一名，这五人在当地农村享有较高声誉，在管理雇工上较资本主体具有乡土优势，且具备“润滑剂”作用，能够减少资本与乡土社会的互动不畅问题。
（二） 通过利益嵌入强化经济关联
利益嵌入是资本主体在获得土地经营权、顺利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上，为村庄村民带来经济利益，尤其是对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利益保障，常见途径是土地租金和带动周边农户就业。
1、 补偿土地租金进行利益嵌入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城市务工，家庭内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形成半工半耕模式，青壮年劳动力通过打工赚取家庭主要收入，土地由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妇女作为家庭补偿性收入进行耕种。资本下乡兴起后，土地流转成为普遍现象，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按照依法有偿自愿原则，允许和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承包者的农户对土地进行流转后可获取土地收益。 20 2007年周边土地的流转价格在300—350元不等，J公司以高于市场价的流转费给予农户每亩每年400元以作补偿。在此阶段，土地出让后所产生的收益和亏损均由J公司享有和承担，与流出农户无关。
2 、带动村民就业进行利益嵌入
J公司内部吸纳有维持企业日常经营所需的合同工以及农忙时负责采摘工作的临时工，这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并增加了他们的收入。通过访谈得知，合同工（多为贫困户）一年收入约2—3万，临时工收入约1000—5000元。对于J公司来说，吸纳村庄的留守劳动力可以免去聘请外地员工的额外花费，如住宿、餐饮等费用，节约成本；同时也是J公司嵌入村庄的一种方式。据公司负责人介绍，每年发放给村民的工资可达200万。部分既参与流转土地又在此就业的村民，其经济收益由土地租金和工资性收入两部分组成，相比原有单一的家庭种植，他们表示年收入有所增加。
（三） 通过关系嵌入扩展人际网络
人际交往中人们会根据对方与自身关系的不同而选择相应的行为方式。作为外部力量嵌入乡村社会的城市资本，从事规模化经营高度依赖村庄社会环境，因而需要与地方政府和村庄社会近距离互动，努力建立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
1 、与当地基层政府的关系嵌入
对于当地基层政府来说，引进资本不仅能够满足政绩需求，发展良好的农业企业还有助于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因而对资本下乡持欢迎与接纳的态度。同时，下乡资本也渴望从基层政府获得政策帮扶项目、惠农补贴等，因此二者之间的结合比较顺利。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嵌入一方面体现在产业统筹上，J公司依据其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当地的地域条件对乡镇的产业布局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体现在公益事业上，J公司以企业名义陆续向M县红十字会、镇政府和C村共捐款10余万元人民币，2020年疫情发生后，带头捐赠5000公斤消毒液、200箱食品等3万余元的疫情防控物资。与当地基层政府的互动与协作构建了良好的信任关系。
2、 与村两委的关系嵌入
除基层政府之外，资本下乡与村两委的联系最为紧密，农业产业的经营发展需要得到村两委的支持与合作。对于村两委来说，资本下乡能够为村庄带来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理念和丰厚的资本，有助于改变乡村发展困境。与村委会的关系嵌入体现在：积极向村委会了解、讨论乡村发展规划；针对贫困家庭情况制定具体的帮扶方案；优先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以企业名义对农业灌溉、农机设施等生产资源的资金再投入、乡村主干道的修建；积极为新村建设、道路亮化、环境治理、改善村民生活条件献言献策等。此外，J公司也注重与村庄致富带头人等新乡村权威进行关系往来，借助他们的乡土身份获取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源。村委会和村庄精英作为农村发展的代表性推动力量，与其良好关系的构建在潜意识中改变着村民对资本的态度，并对农业企业及乡村发展起到积极成效。
四、 困境：资本嵌入村庄的融合张力
“嵌入”对于资本顺利下乡、“落地”农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单纯的“嵌入”具有片面性和浅层性，其直线单向式的行动逻辑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排异和消极应对，“落地”未必能“生根”，导致下乡资本呈现出“半悬浮”于村庄社会的样态，真正扎根乡土社会还面临诸多困境。
（一） 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
虽因国家政策鼓励“资本下乡”从而较为顺利地嵌入地方行政体系获得合法性，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并依靠村庄权威这一“中介”力量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监督难题等社会困境，但下乡资本主要借助行政力量这一单向路径嵌入乡村社区，将各种事项借助村干部与村民进行沟通联系，缺少与村民之间直接的、持续的互动，不符合村落社会的运行逻辑，无法建构与村民的稳定关系及在村庄的社会基础，与村民之间“悬空”的关系状态使其难以获得情境合法性，最终导致自身身份模糊和处在乡村社区的边缘，脱嵌于村庄社会。J公司的农业雇工交由村干部这一中层管理者负责，因而在选取雇工方面，除了参与流转土地的农户和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农户外，村干部还会迫于村庄脱贫致富的指标压力而选择贫困户作为雇工，这引起了其他普通村民的不满，并将矛头指向下乡企业。此外，村干部与资本的密切结合，容易形成“资本-权力”间的利益同盟。在C村村民看来，J公司能够进入乡村，并让某村干部进入公司做管理层，是利用其职务之便从中谋取私利的原因。“他们一定拿了不少钱”是很多村民的疑惑，这一观念在C村村民之间成为“共识”。因此即便有村庄权威的“加持”，能够解决部分社会困境，但在乡村这个社会关系中，资本主体并没有把农民这一具有特定行为逻辑的“社会人”放在突出位置。只有为村庄和绝大多数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保障他们的主体地位和切身利益，助力乡村振兴，才能获得情境合法性。
（二） 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
土地流转租金和带动就业推动了下乡企业在形式上实现与村庄社会的利益联结，但低酬的季节性农业雇工对流出土地农民的就业作用有限。 21 这是土地大规模集中流转后农民和企业间的关联机制具有的普遍现象：土地租金和少量就业机会是二者间最通常的关联，其他关联则非常薄弱。 22 乡村社会从整体上依然被排斥在资本下乡的产业红利之外，阻滞了村民在生活、生产空间中共享发展成果，且企业提供的涓滴效应很可能无法弥补村民因失去土地经营权带来的经济损失。当村民与企业之间的经济互动褪去了社会交往的属性，转变为纯粹的市场交易，双方都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原则参与互动，分歧就变得不可避免。 23 J公司最开始付给村民每亩每年400元的土地租金，但由于各方面物价上涨，土地租金的市场价格已经上浮至900元左右，对此村民要求公司提高租金，多次协商无果后，部分村民开始采取拆墙、偷盗等“集体无理性行为”以示反抗，最终J公司无奈妥协。从这一冲突可以看出，J公司既未主动将土地租金调整至市场价，甚至当农户提出调整租金时，依旧找理由“搪塞”村民，可见并未将农户的利益真正放在重要位置。资本主体出于自身利益和礼节性的考量做出形式上的安排忽略了小农经济伦理和乡土社会中的人情互动；乡村社会同样出于礼节表面上接受资本主体，但双方无法真正互相接纳，难以形成实质性的融合，是一种“油水关系”，导致出现经济纠纷时，二者关系又重新陷入僵局。下乡企业不仅要做到形式上的嵌入，更需要实质意义上的融合，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三） 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
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体现的是一种心理建构，是“我们”与“他们”的一种符号，资本下乡不是单纯的社会身份向农村社会的迁移，产业要在乡村长久持续下去，不仅是地理空间上距离的拉近，而且要习惯适应当地的村规民约、风土人情，向乡土身份转变，从“外来人”的身份转变为“乡村自己人”。置于乡村场域中，乡土身份能够为资本主体的行动赋予“合法性”。从现有的关系嵌入看，下乡资本存在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偏离的困境，这从生活事件中可以看出。农村对婚丧嫁娶方面的传统习俗非常讲究，有句俗语叫“喜事不请不到，白事不请自到”。意思是说村里人办喜事，受到邀请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才会参加，白事则相反，碰到某家老人去世了，村里的左邻右舍需主动前去帮忙。看似不起眼的乡村红白喜事，背后体现着丰富的熟人文化和人情伦理，人们通常借此事件建构和维系自己的社会网络。调研中村民透露，村里人办事一般不会邀请J公司的人（这里指外来的老板、管理层一类）。由此可以看出，J公司与村庄的关系嵌入有限，他们虽工作生活在乡村，但与村民之间缺少深层次的人情往来，身份“剥离”现象严重，与乡土社会若即若离，下乡资本被限制在村庄熟人社会的文化圈层和信任结构之外，制约其嵌入乡村社会的深度，产生悬浮性游离。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之间的张力影响着下乡资本从嵌入走向融合的实践进程，如何化解两者之间的悬浮成为下乡资本融入村庄的关键。
五 、融合：资本融入村庄的更高追求
“融合”在心理意义上指村庄场域内的不同个体或群体，通过接触、碰撞、交流、适应和同化，将各自的认知、情感和态度融为一体，形成共同的社会心理意识和行为模式。资本下乡正在解构乡村资源、利益分配结构和重构乡村的产业形态、农业结构及农户的组织化。嵌入的过程是对原有模式的解构，融合的过程是进行重构。“融合性发展”是资本下乡新的发展方向和更高追求，它并非简单地将下乡资本作为外部力量，而是将其外部优势与村庄内生力量充分结合，深入契合到乡村社会中，真正成为乡村社会的一员，其行动逻辑与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存在区别。循环互促式的融合路径首先建立在资本主体与村庄社会紧密的利益联结基础上。利益已成为现代行动的逻辑起点，成为决定关系亲疏的最大砝码，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首要因素是互利互惠。因而资本主体在利益融合上采取了与村庄农民互利共赢的股份合作制模式，共享增值红利是村资关系走向融合的前提和基础。在此过程中吸引更多普通农户入股，扩大产业规模，改变以往分散的小农经营，形成有组织的农民群体，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得以提升，同时激发农民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由单一的种植产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构转变，最终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目标。 24
图2 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融合的行动逻辑
（一） 利益融合：构建联股联利共同体
流转租金和提供就业岗位形成的利益关联更关注于以市场规则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浅层嵌入，农民主体性与自身权益难以保障；融合则更注重以社会交往属性和带动乡村发展为目的、实现村庄共享产业红利的深层互惠，致力于突破嵌入带来的“悬浮”“形式主义”等问题，努力建构村企融合的平衡样态。“股份合作制”模式是由相关利益群体参与的股份合作机制，主要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模式，突出强调企业与村庄间的要素互补和联动，推动农村资产股份化，结成联股、联利的共同体，实现产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的“双赢”。针对不同农户，J公司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
1 、小农土地入股：“地租+按股分红”模式
部分农户土地流转出去后，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技能制约，无法在城市找到合适工作，仅靠地租难以为继生活，出现“贫困转移”带来的社会综治问题。土地股份合作模式通过积极吸纳当地普通农户自愿以土地经营权当作资本作价入股，以“地租+分红”方式进行保底分红并依据土地股份派送流转收益 25 ，推动土地由分散经营向统一经营转变，实现土地“资源”变“资本”，共享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J企业与农户签订每亩900元的保底协议，年底根据经营利润按股份享受分红，一亩地共可达1400元，与普通稻田一季收入的千元对比增加400元左右。同时农户还可从事非农生产获取务工收入，实现多元化增收。截至2022年，J公司已有150余户农户参与土地入股。此外，在这些入股的农户中推选股东代表进入企业董事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农民收益兑付的监管职能，农户组织化程度得到增强。
2 、职业农户技术入股：“工资+按股分红”模式
职业农户一般是当地的中农群体，具备丰富的种植经验和种植技术。资本下乡之前，他们通过低价流转亲朋好友及邻近村民的土地，依靠自家劳动力或少量的临时雇工经营小规模的农地。资本下乡后该群体失去了以往低价流转土地的机会，导致其利益遭受冲击，因而在嵌入阶段极力排斥资本主体。对此，J公司采取技术入股这一方式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能发挥职业农户的优势来获取利益保障。职业农户以自身成熟的种植技术入股，与农业企业之间采取“保底工资+分红”的分配方式，确保职业农户以技术入股获得基本收益后，再根据公司的剩余利润参与分红。职业农户选定种植区域模块，企业赋予其生产管理权，全权负责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指导和具体劳作，每月发放固定的保底工资，达到规定的产量效益后，再根据企业利润按约定的比例分成；若经营过程中出现亏损，则以同样比例进行分摊。这种模式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通过专业分工及紧密的利益联结形成职业农户与资本主体之间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26 土地产出状况与职业农户的收益直接挂钩，有效激发了职业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意识。此外，J公司设有“风险保障金”，可为职业农户提供风险保障。即受不可抗力等特殊因素导致种植经营出现亏损时，按照一定标准对其发放补助。2019年技术入股J公司的职业农户还不足10人，到2022年已发展为20余人，且人均收入约10余万元。对于不用离家，在农村工作的村民来说，这个收入已经很可观。农户与企业之间存在共容利益是村企关系走向和谐的关键，土地和技术入股为农户持续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提供了可行途径，增加了农民收入。双方进行利益互惠的过程中，交往交流日渐增多，信任关系也逐渐建立起来，情境合法性及社会身份难以转换的困境得到缓解。
（二） 关系融合：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
所谓“村民化”是指外来资本进入村庄后，应在行为习惯、传统习俗等方面与村民们保持一致，日常生活中与村民和谐相处，并通过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淡化其外来者的身份。传统乡土社会是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结构的熟人社会，遵循在场性的熟人文化规则和行为逻辑，“情理”“关系”等言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互动的价值目标指向，是人们普遍遵从的“为人的哲学”。 27 以往的关系嵌入主要着眼于村庄整体利益，大多停留在单一的经济维度。企业获取情境合法需要遵守“人情往来”“守望相助”的社会交往准则，与村民个体保持多维社会互动、建立情感联系，融入熟人社会网络，以此摆脱“悬浮”样态，实现“村民化”。
1 、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关系融合
企业的经济价值与社会责任融合是资本下乡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下乡资本依托农村土地发展农业产业，在农村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需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回馈农村社区，拉近与村庄社会的关系。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是改善农村面貌、提高村民生活幸福感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相比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尚不健全，尤其是贴近生活的医疗和教育。J公司通过实际行动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该产业园区内部设有休闲公园、桃花园、人工湖泊、烧烤露营地以及儿童游乐设施等，用以发展乡村休闲观光旅游，这些景观使得村庄的生产形态和单一面貌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每年桃花盛开时节，与山水田园结合一起，颇有“世外桃源”之美感。然而这些美丽的风景在最初的嵌入阶段却与村民没有太大关系，村民需购买园票才可入内观赏风景，园区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村民处于隔离状态，引起了村民的不满。意识到这一点以后，J公司改变了做法，免费对本村村民开放，将其作为村民日常休闲的去处，让村民娱乐有处可寻，改善村民以往枯燥乏味的生活状态，提升村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2018年J公司开始投资乡村教育文化设施，助力提高教育水平，如翻修学校、建立图书室、教室安装多媒体屏幕等；设立“大学奖学金”奖励考上大学的农村学子，以营造浓厚的教育文化氛围，通过积极承担农村社会责任是下乡资本摆脱形式嵌入、走向实质融合的可行路径。
2、 通过人情互惠促进关系融合
乡村是农民的乡村，农民不欢迎工商资本，就难以有生长的土壤，这是乡土社会的发展逻辑。 28 差序格局下的乡土社会讲究面子和人情。人情的要义在于熟人社会成员之间无法清算彼此的所得与付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29 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互动的成功，关键在于资本可以利用村庄社会的“人情”和“面子”，从而避免遭到“歧视”。 30 雇佣当地农户就业的正式契约互动仅是为了维系各自的利益目标而交往，而非建立深厚的情感关系。 31 相比之下，非契约互动在兼顾利益的同时更能体现乡土社会中的情感往来。它表现在向本地村民呈现出乐善好施、回馈乡里的姿态，如在草莓、葡萄等作物收成时节主动馈赠村民、逢年过节时登门拜访并向贫困村民发放大米粮油等；公司负责人不定期带领企业员工到周边敬老院、老年公寓、贫困家庭开展“敬老、爱幼、助学”等公益活动，用公益情怀拉近与村庄社会的关系；在村庄红白喜事上，以应邀参加喜宴、主动参加丧宴的方式“做人情”。下乡资本与当地农户在“做人情”与“还人情”之间相互往来，各自履行着“熟人社会”中所需承担的人情“义务”，来来往往的人情互动和交换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私人情感的同时，也在促进和维持企业与村庄的团结与互助。通过长期维持的互惠关系可以消除村民对资本主体的陌生和疏离，并逐渐将其视为乡土社会中的一员，为在实质层面上与当地社会融为一体提供契机。
（三） 组织融合：助农增能“化村民”
“村民化”和“化村民”是两个前后相连的阶段，“化村民”是指资本下乡通过赋权于农，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并凸显其主体性，将对农户的外部带动转化为农户的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和自我“造血”能力，以促进村民致富的持续性。以往的组织嵌入呈现出机械性和单向性特征，主要借助于行政力量达到嵌入乡村和化解社会困境的目的，村民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与村落的乡土逻辑相背离，即使获得程序上的合法但嵌入效果不佳；组织融合是在嵌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契合到乡村社会中，具有有机性、双向性特征，力图改变单向嵌入现状，向双向融合转变。
1、 提高农户组织化，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传统小农户多以相对独立的家庭经营为主开展农业种植活动，存在生产弱势、市场弱势及政策弱势等问题。资本下乡后发挥其特有优势，把小农户组织起来，向他们传递政策精神、市场理念和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技能，加强农户间合作意识，做乡村产业发展领头人，让农民力量“1+1>2”。J公司作为县级“双培双带”示范基地，专门设有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面向大众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新兴技术培训。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难题，是国家意志通过企业传输到农业农村的体现，秉持从“汗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的理念向农户宣传、培训现代化智能设施棚、生猪现代化养殖等新技术，向村民讲解、介绍企业内部“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新模式以替代单种单养的传统模式，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此外，联合企业、高校、农机专家等优势资源组织县内种养殖大户开展培训活动10余次、面向社会开展优质农业技能培训15期，以提高县域百姓的种养殖水平，减少生产环节损耗，间接增加农户收入，帮助他们实现从技能扶贫、资金扶贫向自主脱贫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全面提升。针对村庄内部留守妇女多的现状，J公司已连续三年举办妇女创业培训班，帮助她们掌握实用技术、提高自主创业能力，充分发挥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半边天”作用。通过赋权于农，将对农户的外部带动作用转化为农户自我带动的产业致富的内生能力，把“授人以渔”的精神落到实处，以此树立资本主体的社会声望，从而获得村庄社会的支持、尊重和认可，加速融合进程。
2 、培育农民主体性，重塑乡村治理样态
下乡资本作为逆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势在于其拥有现代知识、专业技能和开阔视野，能带来思维转换与治理资源，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民主治理、政策宣传、秩序再造和民主监督等功能。 32 下乡资本参与乡村治理进一步实现了向乡土身份转变，化解情境合法性困境。一是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农村村干部大多呈现老龄化趋势，思维模式固化，缺乏创新意识，下乡资本以能力资源和现代观念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如在村庄大小事务上（环境卫生、乡村贡献、参加集体活动等）实行积分管理，规范村民日常行为，打造文明乡村；开发手机APP，村民可在线办理便民服务，不仅方便外出务工村民，且加速数字乡村建设，获得了村民的认可和信服。二是激活村民治理意识。传统乡村治理主体结构单一，普通村民难以真正参与其中，随着传统村庄共同体逐步衰微，原本互帮互助的集体生活趋于解体，原子化状态下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导致村庄治理的内生性不足。J公司号召村民组建村规民约宣传队和矛盾调解队，宣传乡贤文化，依托微信群创建村庄公共问题反映队伍、构建村务信息交流平台，以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和治理主体意识，推动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提升村级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促进村级组织的健康发展。从“授人以鱼”转向“授人以渔”，让村民在参与村庄社会、经济、政治事务过程中深刻感知资本下乡带来的乡村面貌变化，资本主体进一步实现从“进场”到“在场”的蜕变。
六、 结论与讨论
资本下乡从事规模化经营需要采取适当方式以对接和适应乡村社会，实现资本与村庄融合发展。本文从村企互动角度分析下乡资本融入乡村社会的进程，在复杂的乡土社会环境中，单纯的嵌入无法真正达到资本主体扎根乡土的理想状态。作为外部嵌入乡村社会的经济力量，想要实现企业经济目标和真正意义上的“落地生根”，其经营活动的展开需要契合乡土逻辑，以平衡好追求盈利与扎根乡土的张力问题。在嵌入基础上，融合为下乡资本扎根乡土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前进目标，其路径发生了转换与递进的优化升级。在路径转换上，资本主体嵌入村庄社会的行动逻辑是直线单向式的，即先由组织嵌入获取合法地位，再到利益嵌入构建与村庄的经济关联，最后到关系嵌入，确保后期发展过程中可获取的各种资源；融合的行动逻辑是循环互促式的，首先注重以“股权合作制”达到利益间的融合，使其助推与村民关系融合，再在资本“村民化”基础上驱动“化村民”的组织融合。在路径递进方面，资本从有限的流转租金、就业岗位的浅层经济联系转变为股份合作、利益共享的深层关联，从借助组织力量转变为培养农民组织群体，从脱离村庄发展的“飞地”到更多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从与当地“权威人员”互动到与广大普通农户的直接交流，从市场逻辑到乡土逻辑，这一转换、递进、升级的进程，是下乡资本逐步扎根乡土、实现与村庄互利共赢的良性过程，是从“油水关系”演化为“鱼水关系”的过程。
推动资本下乡从事适度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个重要举措。出于资本逐利本性的考虑，部分学者容易将资本放置在乡村的对立面，认为资本下乡或是为了套取国家政策补贴而无意经营农业，或是从事“非粮化”“非农化”经营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但也有一些诚意深耕农业农村的下乡资本，力图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实现与村庄的融合扎根以寻求持续长远的发展机遇。这类资本对于回答资本主体是否应该进入乡村、如何扎根乡村具有借鉴意义。本文的调研对象是一个已经在农村生产经营了15年的下乡资本，有一定的典型性和说服力。同时，对于一些学者担忧的城市资本进入乡村地区从事规模化经营将会消灭小农，使家庭农业走向消亡，然而在融合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体和村庄个体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共生发展，企业与村民、村庄形成一种平等地位的非依附性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内生动力，盘活并激发了资源要素的价值，焕发了乡村的生机活力。农业总体上属于利润较低的“半公益性”产业，下乡资本在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中依然面临不少困境，对于着意深耕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资本，除了努力实现自主融入村庄之外，政府应该给予更多关注和政策引导，为实现外部资本扎根乡土、与乡村融合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发展氛围。
ABOUT
作者简介：熊凤水，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作者简介：刘锟妹，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信息：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本下乡与村庄发展的合作共赢机制研究”（AHSKY2021D68）；安徽大学农村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招标项目“乡村文化空间的解构与重构：人居环境与文化传承”（SK2020A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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