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体育总局科研所书刊部 ，作者《体育科学》
武术专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改革方略
杨建营1 邱丕相2 王震2
1.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2.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
摘要：为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建设，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和访谈，在回顾武术专业教育发展历程基础上，解析其技术课程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改革方略。研究认为，武术专业教育长期以来以运动竞赛领域的竞技武术为指针设置技术教学内容，忽视作为中华武术之主体的传统武术技艺，导致武术整体发展存在生存危机、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难以通过高层次人才传承、传统的武术文化精神难以弘扬、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脱钩等多种问题。应改革武术专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在实际操作层面将传统武术技艺课程化、系统化、学术化：1）将传统武术技艺作为技术教学内容的主体纳入武术专业教育，形成“一个主体，三个方向，武功与整复结合”的专业技术课程模式；2）改变仅以片段化的套路为教学内容的现状，按照传统武术技艺的内在规律，将系统化的技术体系纳入专业教学，形成武术技术课程的主体；3）提炼传统武术技艺的内在规律，形成传统武术技艺的理论体系、技术体系、训练体系，实现传统武术技艺的学术化。
关键词：武术；专业教育；技术课程；文化传承；竞技武术；传统武术
近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印迹比比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统文化的过度流失。为解决这个问题，以建立深层次的文化自信，助力于民族复兴之伟业，近年来国家层面一再加大民族文化的传承力度，特别是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门阐释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体目标。
武术界的情形是整个文化界的缩影，长期以来武术专业教育领域开展的技术教学内容几乎都是参照西方体育模式改造而成的竞技武术技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竞技武术对中华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传统的中华武术技艺却一直被排斥在专业教育的大门之外而无法得到有效传承，这是中华武术的传承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长期流落民间，无法得到有效关注，传统武术技术体系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未能跟上人类武技的发展步伐，也正因此，当前的传统武术发展面临较大的信任危机，民间拳师的负面事件相继出现之后，传统武术逐渐沦为普通民众茶余饭后的“笑料”乃至讥讽的对象。
在国家层面号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传统的中华武术技艺却深陷困境，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武术专业教育应该有所作为。只有改革体育院校武术专业教学内容，引入传统武术技艺，使其登入大雅之堂，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才能得到正常化的传承发展。本文以武术专业教育中的技术教学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不涉及理论课及其他公共课），在回顾武术专业教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其问题之根源，并尝试提出适合新时代背景的具体的改革方略。
1 武术专业教育的历史回顾
20世纪30年代，张之江创立的“国术体专”是学校武术专业教育的开端，但后因日寇侵华、连年战争，几经迁徙后被迫停办。真正具有专业特点的学校武术教育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渐形成。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体育院校将武术列为专项课程（专修、普修、选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体育院校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武术专业；20世纪90年代末，武术成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主干课程。同时，20世纪80年代武术研究生教育起步，90年代开始设立了博士学位点。
1.1 武术专项课阶段：以“新武术”为教学内容
武术被纳为体育专业院校教学内容之际，正值中华武术整体发展转向的时代。民国时期的武术普遍采用历史延续的“打练结合”形式，即套路演练与技击对抗相结合，且重心在技击对抗。例如，1928、1933年的两届国术国考分别举办6、10天，都是把作为预试的套路演练安排在第一天，从第二天开始进行两两对比的实战比赛（李剑秋，1933；民国日报记者，1928；新闻报记者，192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延续了这种比赛模式，如1953年举办的民族形式运动会上的武术比赛。但之后受文化发展方面“肃清封建残余”的“左倾”思想影响，人们更多地将这些形成于封建社会、发展于民国时期的“旧武术”同“封建迷信、藏污纳垢”（赵双进，2003）联系在一起，将其列入禁止开展之列，取而代之的是根据“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社论，1953）的标准而形成的以艺术表现为价值取向的“新武术”。当时整理创编了简化太极拳、初级、乙组、甲组长拳、刀、剑、棍、枪等22种拳术和器械套路（林伯源，1994）456。正因为与之前以技击为核心的传统武术具有鲜明差异，这类技术在当时被称为“新武术”。客观地讲，这类“新武术”是将传统武术技艺进行提炼整合而形成的套路运动形式，最初与传统武术套路没有太大区别，但在后来确立的“质量高、难度大、形象美”的发展方向引领下开始转向。例如，在1960年的全国武术运动会上首次出现“把一些优美的拳术、器械动作，腾在空中完成，形成了‘空中塑形’的新技术”，受到了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科负责人的褒赞（毛伯浩，1960），他提出“应注意质量、难度和形象的要求，要正确反映出武术运动发展的新面貌……使他们（运动员）根据竞赛规则精神，大胆创新和革新”（周伟良，2009）230。历史上早就存在“周旋左右，满片花草”“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胡宗宪，2003；戚继光，2008）的武术套路，但这仅仅是武术发展的旁支，武术的主体一直是技击防卫、临敌实用的技术。而20世纪60年代前后武术发展的实况是旁支取代了主体，且在西学竞技体育形成的竞赛体制推动下飞速发展起来。正因为武术专业教育形成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其教学内容也就理所当然地采用了这些变革转向之后的“新武术”。
1958年在青岛举办的全国体育院校院长会议决定在体育院校开设武术课。实际上，在此之前一些专业院校就陆续开设了武术选修课、普修课、专修课。如上海体育学院早在1952年建院时就有武术方面的术科教学内容，1958年成立武术水上系，1959年成立武术专项班（邱丕相 等，2020）；武汉体育学院于1957年开设了“武术专选课”，1958年湖北省曾将包括武术在内的20个项目的运动员集中在武汉体育学院进行训练，以备战1959年的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全运会”）。为改变学生运动技术水平低的状况，国家体委曾要求各体育学院的毕业生应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或运动健将水平。由此，体育教学质量的优劣主要由培养的等级运动员数量衡量，武术专项课程形成了“培养武术运动员、教练员和有能力培养武术运动员的体育师资”的目标。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体育专业院校的武术教学内容是为迎接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而创编的“新武术”（王飞，2007）12-14。彼时武术编选小组（1961）53-782编写的《武术》收录了8个基本套路（初级长拳一、二、三路，简化太极拳，初级剑、刀、枪、棍套路）、5个甲组规定套路（男女长拳、剑、刀、枪、棍）和7个一般套路（太极拳、南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极剑、双剑、双刀），分别用于武术普修、专修和选修课教学。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体育院校的武术课程都是以“新武术”为主体教学内容、以“专项课”形式开展。
1.2 武术专业教育阶段：以竞技武术套路和散打为技术教学内容
1987年10月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印发了《关于修订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本科专业目录的通知》，1988年6月颁布了新的专业目录，将体育专业分为7类9种，除了4个试办专业外，分别是体育教育专业（教育学类）、运动训练专业（训练学类）、体育管理专业（应用文理科类）、体育生物科学专业（人体科学类）、武术专业（传统体育类）（王健，1999），至此，武术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门类。自1989年始，国家体委直属体育院校实行单独招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武术的专业性。如果按照专业发展要求，当时应把1983—1986年历时3年、耗资百万挖掘整理出的传统武术技艺纳入武术专业教育，然而，武术专业实行单独招生的初衷与运动训练专业一样，是为了解决专业运动员的学习深造问题和培养教练员，这就决定了其技术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竞技武术而展开，未能顾及中华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及高等教育的运行规律。
在武术从“专项”阶段进入“专业”阶段的过程中，除了面向体育专业所有学生的武术普修课一直采用20世纪50年代创编的简化太极拳、初级三路长拳及初级器械外，其他专业技术教学内容均有所变化，但仍以竞技武术为中心运转。一方面，经10年（1979—1989年）试点，从运动装束、比赛场地、比赛形式等方面全面西学拳击而形成的武术散打因成为竞技武术的新分支，而被纳入武术专业教育；另一方面，因1990年北京亚运会竞技武术比赛需要而创编的长拳、南拳、42式太极拳、刀、枪、剑、棍7个规定套路也取代了之前作为武术专修教学内容的甲组套路，成为武术专业套路方向的新教学内容。虽然教学内容发生了变化，但以竞技武术为指针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武术专业教育仍以培养武术运动员、教练员的模式发展，武术课程的内容几乎成为竞技武术的缩影（王飞，2007）12-14，23，体育院校武术专业的本科生仍在习练竞赛的6个项目（张选惠 等，1997）。
1.3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及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阶段：以竞技武术为技术教学主体内容
1998年，在体育学一级学科之下设立民族传统体育二级学科，武术成为该二级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原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下设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3个专业方向，2012年教育部又将专业名称调整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但由于当时武术发展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竞技武术进奥运，无暇顾及武术专业课程改革，未能深入研究相关教学内容的设置。为了与专业名称相对应，在命名上增加了“民族传统体育”，而并没有在实质内容上增加竞技武术技术体系之外的传统武术技艺，武术教学内容依然以竞技武术为中心。
各体育类高等院校的武术技术教学内容基本是千篇一律的竞技武术套路和散打，鲜见院校独特性。正如调研过程中武术教育专家邱丕相指出的，专业院校的教学内容始终围绕竞赛项目教授竞技武术，致使现在的专业教师很少接触传统武术，难以进行传统武术教学，从而导致武术专业发展道路受限。蔡仲林等（2007）对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本科专业进行调查发现，各校的武术专项课仍以竞技武术技术体系为主，很难全面体现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特点。在2008年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科规范会议上，来自33个院校的40余位代表将该专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3点：各学校基本采用与竞技武术相适应的技术体系，采用类似培养运动员的教学模式；学生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该专业绝大部分毕业生难以就业（邱丕相 等，2008）。
为解决上述问题，不少专家学者进行了改革尝试。例如，200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一次高校武术改革座谈会上，邱丕相教授超前提出“普通大学生的武术教学是否可以不要套路，以传统招法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建议，在与会人员充分讨论之后达成“淡化套路”的初步共识。其后，蔡仲林教授总结提炼出高校武术教育改革“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的指导思想，并写入教育部办公厅2004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各类主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此为指导思想，林小美等（2010）编写了以传统武术拳种中的典型招法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主干课教材《武术套路基础教程》，这种回归传统的改革是1949年以来武术专业教材改革的标志性重大突破（王海鸥，2013）。再如，上海体育学院武术系的养生方向还实践了由武艺、医艺、书艺组成的“三艺通备”教学（张云崖 等，2008）。然而，因种种因素，这类改革实践已偃旗息鼓。
近年来，武术专业技术教学内容依然以竞技武术技术体系为主体，虽然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但全国专业院校大多仍没有改革意向，更未见改革专业技术教学内容的实际行动。
1.4 武术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但研究成果难以被采纳
在武术专业教育形成的过程中，除了本科、专科教育之外，还有向更深层次拓展的研究生教育。20世纪60年代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曾招收武术硕士研究生，但因“文革”而止步中途；1978年北京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专业院校开始招收武术硕士研究生；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在上海体育学院设立“武术理论与方法”硕士学位点（余水清，2006）166；1996年又设立了第一个武术博士学位点，1997年招收第一届武术博士研究生时将“武术理论与方法”改为“民族传统体育”。由此，武术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基本成型。
一般而言，研究生应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其主要职责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研究生确实发现了武术专业教育缺乏传统武术教学内容的问题。例如，1997—2000年培养的武术界首届博士生纷纷把研究主题选定于传统武术，如周伟良的《传统武术训练理论论绎》、田金龙的《太极劲技理研究》；又如，武冬（2006）在学位论文中指出，武术教育存在“忽视拳种、偏视套路、弱视应用、轻视文化”的弊病；再如，王飞（2007）1-2指出武术专业的课程沿用运动系培养运动员和体育教练员的模式，在课程体系上以竞技武术训练取代传统武术教育，与中国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不符。然而，尽管这些专业院校的研究生一再指出问题，但其研究成果一直处于失效状态。至今武术专业技术教学内容仍未改变，西学竞技体育而形成的竞技武术仍然是武术专业教学内容的主体。
综上，学校武术专业教育从20世纪50年代末发展至今，大体经历了“武术专项—武术专业—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变化，但其中始终未变的是以运动竞赛领域的竞技武术为指针设置专业技术教学内容。虽然相关学者和研究生发现了问题，也提供了解决方案，但并未被采纳和实施。
2 武术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解析
2.1 武术整体发展：专业教育偏离了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导致武术的生存危机
横向对比，世界各地的武打技术都以技击为核心发展，即使完全以教育为立足点而展开的日本武道、韩国跆拳道，也是以安全文明的技击对抗形式为技术主体；纵向追寻，明代以来，“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武术一直是中华武术技艺的旁支。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20多年间，因特殊社会原因，中华武术发展背离了正常轨道，以旁支取代了主体。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了武术发展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将武术改革提上日程（赵双进，2003）。为解决问题，国家体委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挖掘整理传统武术拳种、改革竞技武术比赛内容等，但由于重重阻力，20世纪90年代武术的主体发展方向又回到了以“高难美新”为目标的竞技武术。教育方面，因教学内容选取不当，武术在校园里逐渐被跆拳道、空手道等外来武技取代；舆论方面，各种民间比武事件频发导致普通民众对传统武术的态度由“质疑”转向“否定”，由“否定”转向“嘲讽”，甚至转向“不屑一顾”。这些危机与武术专业教育有一定关系。
武术专业教育一直以体育系统的武术竞赛内容为指针运转，既脱离了中国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王飞，2007）1，也忽视了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60多年来一直在偏离正常轨道的路线上艰难前行。之所以40余位来自33个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院校的代表反映该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极低（邱丕相 等，2008），是因为社会上不需要这类教学内容；之所以在调研武术散打专业学生时发现其平时在外带课的内容是空手道、跆拳道而不是武术散打，是因为武术散打的社会需求微乎其微，而将散打技术稍作转换就可以胜任空手道、跆拳道教学；之所以有武术教师指出了以初级三路长拳、初级刀、初级棍、24式太极拳为主的武术普修课教学内容导致学生“只会划套路，不会练套路”，无法习得表演与实战技巧（张锦辉，2011），是因为这类教学内容既难学难练，又枯燥无味，还无用武之地。这正是武术专业教育抛弃了作为中华武术之主体的传统武术技艺之后而出现的结局。如果说运动竞赛领域的竞技武术仅仅面对少数运动员，影响面比较小，那么，武术专业教育的毕业生则面向整个社会，面向整个学校教育，影响面非常之大。当今中华武术的整体发展之所以陷入危机，与武术专业教育有最直接的关系。新时代武术专业教育只有改革诸多学者所言的这种“忽视了武术的文化属性”“空有其表而无其神”（孙永武，2012；孙永武 等，2012）的教学内容，整个武术发展才能迎来生机。
2.2 武术文化传承：更具文化内涵的传统武术技艺被排除在专业教育之外，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难以有效传承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反思武术发展存在的问题时，将症结归结为“对先人留下来的多姿多彩、繁花似锦般的各门各派、多种不同拳种的武术没能大力扶植、全面发展，偏离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即所谓‘一花独艳’的偏向”（赵双进，2003），这种判断符合历史事实。如果横向对比，日本形成了包括柔道、剑道、弓道、相扑、空手道、合气道、少林寺拳法联盟、薙刀、铳剑道在内的九大联盟组织（郑旭旭 等，2011）187-188，这些紧紧围绕技击核心而展开的联盟组织不仅在其国内，还在国际上有着数以千万计的活动人群，而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华武术只有千篇一律的竞技武术套路。
中华武术自宋代就有“十八般武艺”之说，后经明清时期的发展又形成了数百个拳种。如果着眼于武术的整体传承发展，应该一方面抓传承，扬文化，另一方面抓竞赛，促发展。而由于部门间文化传承职责与运动竞赛及全民健身职责的分离，武术的文化传承未能得到重视。例如，在21世纪初“非遗”保护兴起之际，根本没有武术的一席之地，随着“非遗”保护的逐步深入，武术拳种才跻身其内，但显然不是重点。正因为行业壁垒，传统武术拳种的传承发展才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在这种境况下，高等院校的武术专业教育一直围绕运动竞赛运转，也没有承担文化传承的任务，致使传统武术拳种只能靠民间拳师以极其微弱的力量传承，不仅整体落后于人类武技的发展，而且技术体系也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
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中华武术的拳种技艺应该形成由核心层技法、预设型技法、特色层技法、艺术表现型及健身养生型技法组成的分层技术体系（杨建营，2011）（图1）。这种凸显中华武术博大精深的技术体系本身就非常独特，应该成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的重点。然而，长期以来中华武术的技术体系没有得到完整传承，只有最内层的部分徒手技法以竞技散打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最外层内容以竞技套路和健身养生套路的形式有所发展，中间极具文化特色的内容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这些内容正蕴含于传统武术拳种中。如果高等院校不承担起传统武术拳种传承发展的重任，完整的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将难以形成，进而武术界难以实现“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体目标。
图1 中华武术的分层技术体系整体发展进程
Figure 1 Layered Technology System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2.3 武术精神弘扬：竞技武术以西方文化精神为内核，难以弘扬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就更深层面的文化精神而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强”突出强调的是与自身纵向比较历时态的“强”（乔凤杰，2007），淡化与他人横向比较共时态的“强”，厚德载物则突出更高位的道德引领，而非最底线的法律制约。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是“竞争”，将“法”放在更高的位置上。传统的中华武术、现代竞技体育正分别以中国、西方文化精神为内核。正是文化精神使然，历史上有修为的习武者更突出个人修炼，侧重于与自身纵向对比技艺提升的幅度，并把武德修养作为道德引领；而竞技体育则更突出与他人的横向对比，不断超越对手，并把类似于“法”的竞赛规则做得更加完善。两种文化精神各有优点，前者更利于和谐相处，后者更利于不断进取。
20世纪，竞技武术在西学竞技体育的基础上形成武术现代发展的新分支，其文化精神也不可避免地被置换为西方文化精神的“竞争”，武术运动员刻苦训练的主要目的是争金夺银，至于自身技击境界的升华、修养水平的提升则次之。正因为竞技武术的文化精神已经由中华文化的“自强不息”转换为西方文化的“竞争”（杨建营 等，2019），而专业院校一直以竞技武术为指针安排教学内容，其对文化精神的弘扬也不可避免地以源于西方的竞争精神为主。以武术弘扬竞争精神有其积极价值，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由此带来的问题。早有学者指出，武术套路运动员和散打运动员均普遍缺乏应有的文化品味（郑旭旭 等，2011）254；散打运动员将格斗最底层的内容表现于日常生活，而呈现出张扬、暴力的特点；体育院校武术系培养的学生文化素养亟需提升（程大力，2005）；竞技武术运动员退役之后几乎不再坚持每日习武，甚至完全远离武术，这与传统武术习练者将武术作为一生之习惯，追求“以武入道”，形成了鲜明对比。以上各种状况的产生都与过分突出竞争而忽视了传统文化精神引领有最为直接的关系。
如果专业院校的武术教育完全成了弘扬西方文化精神的主阵地，那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实践？正是因为武术专业教育没有承担起这个重任，体育院校的武术院系更多地成了宣传外来文化而非本土文化的场域。传承传统的武术文化精神与传承传统的武术技艺一样，也应该是武术专业教育需承担的任务。
2.4 武术技艺传播：专业院校的技艺供给与社会需求脱钩，导致毕业生无用武之地
体育专业院校武术技术教学内容的主体是竞技武术套路和散打，而社会上对这两类内容的需求量非常低，由此导致专业院校的主体教学内容很难在社会上推广普及，这就造成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不匹配。不仅如此，武术专业的学生对武术的认识非常有限，基本上局限于竞技武术套路和散打，甚至还有部分学生认为传统武术是过时的武术。正是单一的教学内容导致了他们单一的认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长期以来受教学内容影响，武术专业毕业生的全部武术技术知识结构只有竞技武术，难以将研究视野聚焦在传统武术教育规律上（王飞，2007）18，很难向学生传授体系完整的传统武术技艺。武术专业的报考资格中，要求考生至少为武术套路或散打国家二级运动员，入学考试时考评竞技武术内容，入校后仍练习这些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武术视野。
任何一门传统武术技艺基本上都是由“功、势、用、套”组成技术体系，历代传统武术大家所研习的武术都是整个技术体系，绝非仅仅是其中的套路片段，不仅如此，还兼习不同拳种，汲取各家精华，同时通晓与跌打损伤相关的传统医学技艺。例如，曾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武术表演的郑怀贤精通太极、形意、八卦、戳脚、翻子等多项拳种，以擒拿、散手见长，同时又精通骨伤科；又如，著名武术家王子平擅长查拳、弹腿、摔跤、举重、骑射等多项技艺，曾开设骨伤科诊所，名扬上海；再如，通备拳系的开创者马凤图融劈挂、八极、番子等拳种于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北以医术为业；还如，中国台湾的许多国术馆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教授武术，而是推拿整复（张云崖 等，2008）。不仅中华武术的优良文化传统未能在专业院校得到继承，而且原本有机统一的拳种技术结构也被肢解成了套路、散打等互不相干的几块内容，不同学生仅仅学习其中某一部分。因此，人们难以从中发现传统武术技艺的“技击之道”，难以从繁杂的武术现象中发现先人提炼总结出的“技击规律”，难以有效传承传统武术技艺的技击精华和文化精华，难以继承“武医结合”的传统。由此，专业学生接受的片段化武术技术与当今社会完全脱钩。由于所掌握的武术技艺的单一和对武术认识的单一，毕业生踏入社会后很难找到对口工作，难以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
综上，无论从武术的整体发展、文化传承方面，还是从精神弘扬、技艺传播方面，都需要改革武术专业技术教学内容。
3 武术专业技术教学内容改革的具体方略
根据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体育院校的武术专业教育理应实现由“竞技武术技术的培训中心”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的主阵地”的历史跨越（杨建营，2020），改变长期以来以运动竞赛领域的竞技武术为指针而设置教学内容的状况，根据高等教育的运行规律，按照中华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将原本作为中华武术之主体的传统武术技艺以完整技术体系的形式纳入现代高等教育殿堂，通过高等专业人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
只有实现了以上跨越，传统武术技艺才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发展起来；同时，也只有以相应的技艺为依托，传统武术文化精神才能够得到弘扬，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武术最主要的社会价值；也只有当武术专业教育走上了正常化发展之路，由其培养的学生才能更好地与社会接轨，从而形成院校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格局。由此而言，改革武术专业技术教学内容，形成以传统武术技艺为主体的技术格局，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这个关键性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将迎刃而解。
对武术专业教育改革，已有研究提出了“立足拳种、回归技击，形成体系、弘扬文化”（杨建营，2018）的改革理念，但还不具体，在此，从实践操作层面提出“传统武术技艺纳入武术专业教育的3步走战略”：首先是课程化，其次是系统化，最后是学术化。
3.1 传统武术技艺课程化：使其成为武术专业技术教学内容的主体
首先应将传统武术技艺的完整技术体系引入专业教育，形成“一个主体，三个方向，武功与整复结合”的专业技术课程模式。“一个主体”即以一门由“功、势、用、套”等技术环节组成的传统武术技艺的完整技术体系为主体，既可以是刀、枪、剑、棍四大器械中任一器械，也可以是传统武术中的任一拳种，学生可任选其中一个完整技术体系贯穿于整个本科教育阶段。“三个方向”即现有的攻防技击、艺术表现、健身养生3个专业方向，学生可以在原课程模式的竞技武术套路、竞技武术散打、传统武术养生3个专业方向中任选一个，作为“一个主体”之外的兼修内容。“武功与整复结合”即向学生开设独具传统武术技艺特色的筋骨整复方面的实践操作课程，贯穿于整个本科教育阶段，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升社会适应能力。由此形成的“一个主体，三个方向，武功与整复结合”的课程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能练、能打、能演、能医、能养生的综合能力，进而把握中华武术技艺的整体技术结构，凸显传统；包含武术发展的不同分支，涵盖现代；拓展武术之外的技艺，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其次，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开辟“非遗”武术传承的新空间。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率先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李让，2002），创建了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研究为主旨的新学科。这种将民间美术正式列入大学课程的举措，填补了“学院派”教育中长期忽视民间文化艺术认知教育的空白。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支持下，2019年上海体育学院成立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各体育类院校也应该尽快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寻找属地有特色的非遗拳种，将其纳入武术专业教育，这是传承传统武术技艺的现实性选择。对于传统武术拳械教学研究，可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开放式教学模式。一方面，专业院校的武术教师应深入民间，广泛学习传统武术技艺、正骨推拿等方面的技能；另一方面，可以把民间拳师请进课堂，传授以上技艺，从而把研究院做真、做实、做强，使其真正发挥作用。实际上，已有一些武术专家、教授、学者开始深入民间学艺，也有少数体育院校聘请民间拳师为客座教授，还有个别教师展开了武功与整复结合的尝试，只是尚未形成“洪流”和普遍现象。
3.2 传统武术技艺系统化：使其各方面内容形成有机统一的技术体系
将传统武术技艺引入专业教育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改变以往仅以套路为主的片段化传承，实现系统性的体系化传承。调研过程中，中国澳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协会主席张建军指出，现在许多武术专业学生关注的重点是习得的套路数量，而非武术能力，这一认知对传统武术拳种的传承极为不利。以番子拳为例，它是一个系统，属于短打类拳种，适用于中近距离实战，在基本站架、步法移动、身法转换、出拳方法、速度力量等各个方面，都有一整套训练方法，这些练习环节都是为格斗服务的，套路只是最终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劈挂拳为例，其核心技术是单劈手、开门炮、招风手，对于单劈手，有很多训练手段，如左右定步单劈、左右行步单劈，可以通过不同训练方法使身体在不同状态下完成这一技术，平时练习时要拧腰切跨，把动作做大，实际运用时动作幅度却很小；以形意拳为例，最基础的五行拳是将每个动作多次重复练习，这种看似死板的练习仅仅是训练手段，最终实战时绝非按这样的方式击打，正如跑步训练时的高抬腿跑，并不需要速度很快，因为这只是训练手段，其主要作用是增强腿部力量、提升步幅，服务于最终的“跑得快”，但最终比赛时绝不是以高抬腿的姿态跑步。而现在一些专业院校引入的传统武术教学内容仅仅剩下了原地单劈手、固定的五行拳，这正如田径教学只剩下高抬腿跑、后蹬腿跑、跨步跑，对于为什么这样练则全然不知，更缺乏最终“比谁跑得快”的内容。这样的教学是片段化的，未成体系。
武术专业教育必须改变这种“把训练手段当作训练目的”的错乱状态，将各种训练手段放到应有的位置，形成由“功、势、用、套”组成的完整技术体系，实现系统性的体系化传承。其实，几乎任何一个传统武术拳种，或刀、枪、剑、棍中任一器械，都是由“功、势、用、套”组成的完整技术体系。以枪法为例，其“功”即扎枪、圈枪等最基本的功法训练。《纪效新书》（戚继光，2008）中曾记载戚继光向唐顺之学枪时的对话，唐顺之表示仅仅一个圈枪就习练了10年；圈枪正是枪法的功力练习，戚继光提出的“先有圈枪为母，后有封闭捉拿”便体现了圈枪功法的重要性。“势”即单势训练，既可以个人单练，也可以双人对练，如《纪效新书》中重点介绍的“六合之法”，正是6个枪法单势的对扎练习。“用”即枪法的临敌实用，《纪效新书》中所言的“中平枪，枪中王，高低远近都不妨；高不拦，低不拿，当中一点难遮架；去如箭，来如线；指人头，扎人（迎）面，高低远近都看见；枪是伏腰锁，先扎手和脚；疾上又加疾，扎了还嫌迟”等，都是在临敌实用中的口诀。“套”即为了便于记忆、传授和演练，将诸多枪术技法编排成套路形式，这种套路既包括由枪的实用技法组成的套路，也包括进一步艺术提升的表现型花枪，既可单练，也可对扎。由此形成由“功、势、用、套”4个环节组成的完整枪法技术体系。只有将枪法的这种完整技术结构作为教学内容，才是系统性的体系化传承，而不是仅仅教授艺术演练型的花枪套路，将前面的诸多内容“一笔勾销”。将传统武术技艺课程化绝非仅是将套路这一个片段课程化，而是将整个技术体系课程化。
此外，根据武术分层技术体系（图1），每个拳种都可以进行大致的技术分层。对于各拳种的核心层技法，可采用一定规则限定下的安全文明的技击对抗形式开展教学比赛；对于大量预设型技法及特色技法，可效仿日本少林寺拳法联盟，提炼出多个实用攻防组合，以固定模式下两两对抗的展演方式传承；对于一些拳种具有的特色技艺，也可以通过一定的规则，将其特色展现出来；对于艺术表现型技法，则可以编排成不同风格的套路，以成套演练的形式保存；对于健身养生型技法，则可以根据健身养生的原理，形成独特的技术体系服务于大众。这也是传统武术技艺系统化传承的重要举措。
3.3 传统武术技艺学术化：提炼其内在规律，形成武术研究的核心
传统武术技艺的学术化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调研过程中，一位武术界知名教授通过一个比喻解析了这个问题，认为民间一些老拳师练了一辈子武术，有亲身体验，有思想感悟，有技术含量，但缺乏从整个知识体系的理论高度思考武术的眼界。历史上武术大师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有思想的萌芽，提出超前理念，可以为后人指明方向，但其却不是学术的真正实现者和代表者。以太极拳为例，即使其创始人在当代社会再生，凭其原有技术水平，也只能做学生，因为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众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完善了太极拳，经历了学术化发展之后的太极拳已成为技术高度体系化、理论高度科学化的拳种。通过高等专业院校的武术教育，特别是诸多研究生的研究，太极拳的发展目的、最终状态、技术起点、技术终点、习练步骤、训练方法，应非常清晰地展现在学习者面前，即经过学术化发展之后的太极拳应是一个理论体系、技术体系、训练体系非常完善的拳种。所以，当其面对这样一个科学的技术体系时，只是一个初学者；而当今高等院校培养的专业学生看到他的技术时，不免感到初级、原始和落后。虽然其能够极其精彩地做到引进落空，使人腾空飞出，但当今时代已有大量经过严格专业选拔、严格科学化训练的运动员和专业学生，以及掌握丰富理论技术的学者，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依据其天赋，若在现代技术体系中经过一定的训练，依旧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而如果贸然走上拳台，就像现在众多民间大师面对专业运动员一样，也可能是不堪一击。
上述剖析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以诸多学者长期对太极拳技击的研究实践为依托进行的有事实依据的论断。根据一些太极拳名家的长期研究，陈式太极拳偏重于摔拿，杨氏太极拳偏重于掷打（田金龙 等，2013）。仅从推手角度，杨式太极拳的技术核心是掷放，即向前发劲，使对方向后腾空飞出，围绕这一核心，杨式太极拳的技术几乎都是“向前—向前—再向前”，每个技术具体可分为“问根—拔根—定根—断根”4个步骤；作为核心功法的训练手段是前后摆。陈式太极拳的核心技法是抛摔，即左右拧转发力，使对方凌空翻转，围绕这一核心，陈式太极拳的技术几乎都是缠丝拧转，多用“四隅”，作为核心功法的训练手段是左右摆。运用学术化的训练方法所带出的武术专业学生，长期征战太极推手及其他搏击赛场并取得成绩，从实践层面验证了这一比喻的贴切性。
其实，西方体育正是经过了这样的学术化发展之路才形成了真正的体育学。例如，若现在体育院校的专业学生将当今田径、篮球、拳击等项目运动员与100年前的冠军运动员进行比较，定会发现以前的技术较为原始、落后，根本不会考虑去学习百年之前的技术。如果武术专业教育自20世纪50年代形成之始就按照正常轨迹发展至今，也应该形成同样的结果，人们都将竞相学习现在的武术技术，而非向往古人的武术技术。若真如是，现在专业院校的传统武术技艺水平应远高于民间，形成“院校引领民间，众多民间大师仰慕专业院校专家教授”的局面，而绝非出现目前武术界“民间拳师轻视学院派，民间与学院对峙”的尴尬局面。
还是以太极拳的学术化为例，现在高等专业院校的任务是把从太极拳创始人那个起点上产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太极拳完善起来。这一完善过程绝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而需要众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从不同角度思考，还要有人不断地把所有人的思想整合到一起进行总体思考，再经过几轮的系统思考，最后形成完善的太极拳技术体系，进而形成科学的教学训练体系、全面的技艺交流体系。以诸如此类的完整体系为依托展开武术发展研究、武术文化研究、武术精神研究、武术传播研究才是实实在在的武术理论研究，这就是传统武术技艺的学术化之路。
4 结论
体育院校的武术专业技术教育经历了武术专项课、武术专业、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多个演进阶段。不同阶段的武术技术教学内容虽有变化，但都以运动竞赛领域的竞技武术技术体系为主体。这种以运动竞赛为指针设置教学内容的做法带来了以下问题：1）武术整体发展方面，专业教育偏离了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导致武术的生存危机；2）武术文化传承方面，更具文化内涵的传统武术技艺一直被排斥在专业教育的大门之外，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难以通过高层次人才传承；3）武术精神弘扬方面，竞技武术的文化精神被西方文化精神所置换，导致难以弘扬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4）武术技艺传播方面，专业院校“供给侧”的技艺与社会“需求侧”完全脱钩，使该专业毕业生几乎“无用武之地”。
为促进武术界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的“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体目标，应改革现行武术专业技术教学内容，引入更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传统武术技艺，使武术专业教育实现由“竞技武术技术的培训中心”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武术文化的主阵地”的历史跨越。在实际操作层面，应将传统武术技艺课程化、系统化、学术化：1）将传统武术技艺作为技术教学内容的主体纳入武术专业教育，形成“一个主体，三个方向，武功与整复结合”的专业技术课程模式；2）改变仅以片段化的套路为教学内容的现状，按照传统武术技艺的内在规律，将系统化的技术体系纳入专业教学，形成武术技术课程的主体；3）提炼传统武术技艺的内在规律，形成传统武术技艺的理论体系、技术体系、训练体系，实现传统武术技艺的学术化。
只有切实改革武术专业技术教学内容，将传统武术技艺打造成专业技术教学内容的主体，形成接地气、深扎根、扬文化，并真正具有高等教育特点和传统文化底蕴的武术专业教育，着力培养能打、能练、能养生、能调理、有底蕴、讲传统文化的武术人才，才能够解决武术面临的现实问题，使中华武术走出困境，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对接国家层面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目标，成为体育领域弘扬中华文化的主阵地。
转自：“武术与科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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