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保持政治稳定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机制。在中国共产党推动调查研究机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中，“调研政治”运作模式应运而生。其生动反映了通过调查研究统一思想认识、形成政治共识，继而规范治理行为、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机理，二者有着循序渐进、互为条件的逻辑关系。基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这一前提而生成的“调查研究—认同聚合—科学决策—推动落实”的运行机制，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治理智慧。“调研政治”这一概念性图式高度概括了“中国之治”的独特逻辑和制度优势，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的重要旗帜。
作者简介
刘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苏岸，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1
引言
调查研究是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及发展取得伟大胜利、辉煌成就、宝贵经验和长足进步的重要基础。中国之所以能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而且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开启被称为“中国之治”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能够科学分析形势，准确把握条件，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因为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在既有的研究中，调查研究多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而被加以深入阐释和通俗解读的。王礼鑫认为，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方法，只有从政策制定这一属性出发，才能将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以创立原理而不是以制定政策为目的的调查研究方法区分开来，才能将它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相区别，才能将它与其他种种政策制定方法加以比较。蔡礼强指出，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了解情况、科学决策以及推动落实的重要方式，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找到问题背后的原因并把握相应的规律，党员领导干部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并推动决策实施。
但简单地将调查研究理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显然忽视了调查研究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依托于科学的领导体制和严密的组织体系，构建的一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政治稳定性、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机制。在中国共产党推动调查研究机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中，中国政治运作模式也逐渐有了新的样态，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党领导干部亲身开展调查研究的规定愈发具体和严格，亲身开展调查研究成为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与常规动作；央地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设置完整统一；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试点工作制度、咨询式调研制度以及集体调查研究制度等日益成熟定型。调查研究全面渗透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成为中国政治运作的重要环节。这种调查研究机制与国家治理实践紧密相连、相互交融的现象可称为“调研政治”。
“调研政治”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指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载体，通过发挥规范、指导和矫正作用，规范国家治理行为，指导国家治理实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强化政治运作合法、合规及合理性的动态过程。作为中国政治运作的特色模式，“调研政治”是一个在经验层面容易被发现，但在学术层面仍需 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关注“调查研究方法”到聚焦“调研政治”，研究范畴的转变意味着学界需要透过国家常规性政治实践考察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运作模式，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层面”的优势，立体展示“中国之治”的运行逻辑，以此诠释“中国之治”的治理智慧和面临的挑战。对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调研政治”进行诠释与讨论。首先，从“治理体系”层面对“调研政治”这一描述性概念进行建构和诠释，明确“调研政治”的研究范畴及其维度。其次，在“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视域下讨论“调研政治”的运行机制，并且揭示“调研政治”的运作困境；在立体呈现“中国之治”运行逻辑的基础上，既生动诠释“中国之治”的治理智慧，又深刻阐明“中国之治”面临的挑战。最后，讨论从“调研政治”理解“中国之治”的重大意义。
2
“调研政治”的内涵
“恰当地理解概念，不能把它们限定于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究竟什么是“调研政治”？需要从历史范畴和逻辑演绎中把握其内核。因此，为了更好梳理和考察“调研政治”概念，一方面要从历史的范畴梳理已然成熟定型的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了解调查研究方法发展演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程；另一方面要从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影响的视阈切入，既立足“政”即方向层面来把握“调研政治”的内核，又围绕“治”即实操层面来探讨“调研政治”的实质，从“象征”和“效能”两重维度出发，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关系，进而有效理解“调研政治”的内涵。
1
“调研政治”的制度由来
迄今，经过发展已然成熟定型的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包括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试点工作制度、咨询式调研制度以及集体调查研究制度。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倡导推行的蹲点调查工作模式，经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既形成了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也衍生出试点工作制度。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开展蹲点调查所选的“点”，并非只局限于发展先进的地方，发展落后或中等的地方也是蹲点调查聚焦关注的对象。改革开放后，蹲点调查工作模式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了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20世纪90年代，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迅速在全国普及。就制度内涵而言，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一定时间内确定一个地方或单位，建立长期联系、经常前往调查的工作模式。全国各地常见的做法是，县级以上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联系一个偏远镇、一个贫困村、一个困难企业，通过深度走访调查了解客观情况，捕捉群众愿望，及时破解地方发展难题和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现实中，领导干部确定的联系点多为经济发展落后的偏远地区，为切实推动这些落后地区摆脱贫困，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对领导干部走访联系点的次数、撰写调研报告的篇数作出了明文规定，这些硬性规定在推动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活动例行化的同时，也逐渐使我国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得以改变。试点工作制度在党的历史上同样由来已久，它是选择一个或若干地方实施新的政策或制度的工作模式。截至目前，我国不少政策、措施，都是通过对试点地区开展调查研究，提炼总结经验，然后由点到面，向全国推广。现实中，开展试点工作所选取的“点”一般是发展先进的地方，试点工作展开的具体形式不仅包括设立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自贸试验区等特殊区域，还包括创立试行法规等特色条例。概括而言，虽然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与试点工作制度都是蹲点调查工作模式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但是二者在选择调研地点方面却大相径庭。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所提及的“点”，属于“落后点”，“落后点”为领导干部了解基层情况、捕捉群众愿望与要求提供了重要场域；而试点工作制度所提及的“点”，属于“先进点”，“先进点”为领导干部推动政策创新、增强创新意识和能力提供了试炼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知识，在类型、数量等方面都大为增加，仅凭党内智慧和力量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因此，向党外权威人士、知名专家学者咨询请教，成为中国共产党作出正确决策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咨询式调研制度应运而生。咨询式调研制度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工作，面对摸查不清的问题时，及时向党外权威人士或知名专家学者咨询请教，从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的工作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就曾多次实事求是地指出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了解不多，在决策时，常常视情况向党外权威人士、知名专家学者咨询请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决策咨询工作。1986年，江泽民在上海任职时提出，现代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体现智力上的延伸，凡属重大决策，都应该先由决策咨询机构进行研究论证，形成不同备选方案，再经协商作出正确决策。胡锦涛也曾多次强调，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是国家重要的科学技术思想库，领导机关在决策时应广泛听取专家智库的意见，杜绝乱决策、乱作为。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对决策咨询工作的重视还鲜明地体现在会议、文本层面。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随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前提，在于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大力加强智库建设，有利于形成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的科学工作模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咨询式调研的对象既包括国内咨询研究机构，也涉及外国专家、智库。80年代，国务院曾聘请多位国际知名专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顾问。90年代，国家计委在制定“十五”计划时，委托世界银行对我国调整经济布局的若干问题展开研究，最终世界银行向国家计委提交了《中国的中期转轨问题：“十五”计划若干经济发展问题的框架文件》。进入21世纪，我国委托国外智库参与重大政策制定的现象更加普遍。2007年，国务院医改领导协调小组在制定2005—2009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就委托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麦肯锡公司等外国研究机构提出具体医改方案。如今，在地方政府层面，除了原有政策研究机构外，还出现了新型咨询研究机构——决策咨询委员会。截至2015年，共有221个城市成立了决策咨询委员会。
回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史，集体调研活动备受重视。1941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发出后，全党上下逐渐形成不断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的工作作风，这是集体调查研究工作模式的初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集体调研日益成为重要的工作模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纠正政策错误的进程中，集体调研活动更加频繁。集体调研是指领导班子在一段时间内聚焦同一重大问题开展调查、进行集体讨论的工作模式。这一工作模式明确规定以集体作为决策主体，强调领导干部在提出意见、建议以及作出判断、决策时，必须立足实际情况或具体方案，从整体上认识客观规律，克服盲目性，最终达成决策共识。集体调研中的“集体”，狭义上指各级领导班子，广义上则指全党上下担负着领导责任的集体。自延安整风运动后，集体调研具有的统一思想意见、巩固党内团结的功能已然显著地表现出来。全党集体调研活动的长存与频现，为我国后来形成集体调查研究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上，毛泽东在酝酿及写作《论十大关系》这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著作时，就曾组织过数次集体调查研究。这一时期组织的集体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在执政条件下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的新方式。1956年2月14日至4月下旬，毛泽东花了37天时间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另外用6天时间参观机械工业展览，再用6天时间听取“二五”计划汇报。后来，毛泽东再提及此段调研经历时直言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最深入、最系统的两次调查研究之一，也是间接调查研究的新形式。可以说，《论十大关系》的酝酿与写作过程，之所以被认为是集体调研开展的过程，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也参与了毛泽东主持的汇报会——周恩来几乎全程参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同志也多次参加；另外，刘少奇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也是多次听取了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并在《论十大关系》发表后，提出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因此，围绕《论十大关系》的写作而开展的调查研究，“无疑是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规模较大的一次集体调研活动”，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决策共识。
时至1961年年初，为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仅主要领导人身体力行开展了调查研究，而且带动全党形成了上下一齐调查研究的良好局面。1961年1月至6月，在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农村六十条》）的过程中，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作了44天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组织了五个调查组在北京顺义县和怀柔县开展了近一个月的调研；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分别前往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四川河南偏僻农村、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同一期间，毛泽东也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在乘火车南下，从北京至广州的行程中，沿途听取了多个省委、县委的工作汇报。杨尚昆、习仲勋、胡耀邦、钱瑛、王从吾、平杰三、陈正人、谢富治、廖鲁言等同志也都分别带领中央派出的农村调查组赴各地开展调查。这一时期在中央领导人的带动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委员和地、县两级的领导人员，也都纷纷深入农村基层，进行了周密、系统的典型调查。在《农村六十条》制定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党委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了各地的情况，“大量事实的涌现改变了中央高层领导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全党思想逐步实现统一，最终制定的条例真正解决了所提出的问题。”由此可见，关于集体调研的重要性、必要性等思想，已孕育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实践中。在1960—1961年解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工作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更加明确了集体调查研究的内涵，指出集体调查研究一定是一种上下一齐动手做调查的工作模式。在号召、动员、部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更加肯定了集体调查研究的作用，指出集体调查研究必然是明情况、定办法的重要法宝。薄一波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集体调研具有的积极功能：一可以迅速地摸清各地方的实际情况；二可以提出各种分析、意见和建议，有利于中央集思广益，迅速作出符合群众要求的正确决断；三可以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迅速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解决的步调。如果有的调查，有的不调查，自以为是，各持己见，就很难达到团结统一、正确决策的目的。因此，我国20世纪60年代各级领导干部在同一时间围绕重大问题共同开展调研的做法，不仅使集体调查研究工作模式颇具雏形，而且还成为党60年代前期重新掌握工作主导权的先导。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调查研究常常作为规定动作在党内持续开展。在制定五年发展规划、应对“非典”等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会分别前往不同地区或部门开展调查研究。例如，“十一五”规划制定期间，胡锦涛、温家宝与政治局其他七位常委，就于2004年11月至2005年9月，分头调研了30个省市地区。地方领导机关的集体调研除了沿袭中央做法，围绕同一项工作分头进行调查研究外，还出现了新的集体调研模式。例如，安徽等地就采取了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同时前往同一地方开展调查研究的做法；浙江等地则采取了领导班子既围绕中心工作又根据分工确定调研课题的集体调查研究做法。例如，2003年年初，在习近平（时任省委书记）提议下，浙江省聚焦省内中心工作，围绕省委省政府新一年重点工作安排，制定了21个专题调研计划，省委书记、省长作为工作负责人分别承担了重要专题调研任务。总体而言，集体调研无疑有益于统一认识、形成共识，但更为重要的是，集体调研形式的逐步多样化，不仅推动了共识机制的发展完善，而且加速了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健全发展。
2
“调研政治”的核心特征
综上可见，延续至今走向成熟定型的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是我国政治实践制度化的产物，其具有的统一认识、形成共识、规范行为和提高能力的功能，深刻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机理与逻辑关系。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催生的一系列制度实践，推动了个体零散粗浅的感性认知变为系统深刻的理性认识，个体理性认识通过沟通、交流、对话、协商、讨论、谈判等协调机制，消弭分歧，形成共识。由此，规范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基于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不断得到提升。因此，立足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的功能影响视阈，通过调查研究统一思想认识、形成政治共识，继而规范治理行为、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机理，二者有着循序渐进、互为条件的逻辑关系，即统一思想认识、形成政治共识是治理行为得以规范、治理能力得到提升的前提，治理行为科学规范、治理能力提档升级是思想认识统一、政治共识形成的必然结果。
调查研究是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石。作为不断积累经验、查缺补漏、动态修正、学习进化、集思广益的过程，调查研究有利于中央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迅速沟通思想，共享成功经验，形成统一认识，开展统一行动。调查研究是敏锐感知外部环境变化的晴雨表，其为各个方面的思想认识进行有效交流、对话与互动提供了合法化路径；深度的调查研究既能对国家发展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准确把握国家发展方位，推动国家运行、发展和演化和谐有序，也能将制度环境、社会问题和民众需求及时导入党政系统并给予积极回应。制度环境加以完善、公共问题得到解决以及民众需求得以满足是中央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增强团结、统一认识的保证。因此，任何时候，调查研究都是时代之需和发展之需，是促进不同思想认识有机匹配、动态契合、稳定调适，进而形成共识的基石。
调查研究也是形成政治共识的关键。现实中，个体的认识和体会往往具有反复性、无限性和模糊性等特征，意见纷纷、众说纷纭是各国在作出重大判断、制定各项决策时必然面临的突出问题，为科学客观作出方向性指导以及制定规范性文件，调查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调研，个体零散粗浅的认识和体会，能够得到证实或证伪。被证实的意见经汇总统一、加工整理，就会有效化解意见分歧，促进共识形成。共识是集体对若干基本问题达成的共同理解，亦是对特定制度和秩序的心理认同。这种共同理解和心理认同既是政治合法性建构和巩固的核心，也是政治系统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更是政治实践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的价值前提。
调查研究形塑思想认识，影响行为实践，是领导干部规范治理行为，避免陷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有效举措。领导干部对事物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不做调研，则难以掌握其全貌。通过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基于研究把握正确规律，才能破除主观主义的无知妄言，避免教条主义的照本宣科。调查研究推动领导干部思想认识得到更新，对事物问题的理解思考得以深化，进行政治实践的方向感和规划性不断增强，最终形成具有针对性的阶段性举措和制度性安排，从而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
此外，调查研究还是提高领导干部治理能力的有效方式。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以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为突出表现。政治判断力是领导干部提升工作能力、推进实际工作的重要“武器”，对提高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具有统领作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有助于领导干部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清醒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调查研究是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政治判断力的核心所在。领导干部从调查研究入手谋划工作，能够基于大量深入的调研，全面掌握现实情况，透过现象探究问题本质，科学剖析问题，准确作出判断。在此基础上，结合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制定细化措施，就能够有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政治领悟力是领导干部增强工作能力的逻辑指引。简单而言，政治领悟力是从政治上领会、悟透党的基本理论和党中央精神，全面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增强贯彻落实主动性的能力。提高政治领悟力是提升政治执行力的前提，也是深化政治判断力的保证。对于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只有全面、深刻领会悟透，才能坚决、准确执行到位。任何时候，调查研究都是领导干部提高政治领悟力的重要途径。调查研究推动了广大领导干部深刻把握基本国情，将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与基本国情紧密结合，深刻领会并不断发展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同时，还引领了广大领导干部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通过切实增强从政治上领会、悟透党中央精神的能力，促进中央的宏观战略与地方发展规划有机融合，在维护中央顶层设计权威的基础上充分激发地方首创性，确保国家政策能在地方场域得到创造性贯彻落实，从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执行力指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从而实现党的意图的能力。政治执行力是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的落脚点和检验标准。没有政治执行力，或者执行力出现了偏差，再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也都失去了意义。回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调查研究一直是领导干部提高政治执行力的重要手段。在多数情况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是基于全国普遍性情况而制定的，由于各地区实际情况千差万别、迥然相异，为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得以高效贯彻和顺利推进，调查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调查研究，领导干部可以把中央精神转变为鲜活的地方和部门实践，在地方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有所创新、有所优化、有所改进，推动宏观战略与地方规划之间形成良性互塑与共演的关系，实现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有机统一，不断开创地方治理新局面。
综上而言，“调研政治”是我国政治运作的特色模式，理解其内涵需要依托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立足“象征”和“效能”两重维度。在“象征”维度下，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催生的制度实践，孕育了不同的思想和认识，不同的思想认识经交流、对话与互动，形成了对若干基本问题、制度和秩序的共同理解，这是国家政治运作的方向性体现。在“效能”维度下，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孕育的制度实践所衍生的方向性指导，是党和国家的意志表达，亦是地方治理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有力推动工具，既能规范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又能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是国家政治运作的工具性保障。
3
“调研政治”的运行逻辑
在“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命题就是通过调查研究统一思想认识，形成政治共识，继而规范治理行为，提升治理能力。围绕“调查研究—认同聚合—科学决策—推动落实”的运行机制，将党的主张、意见转化成可操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推动高度抽象的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具体生动的价值取向，实现党内外认同聚合，而后采用具体的方法、特色的路径和灵活的举措，使中央的决策部署能够在地方实现创造性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真正取得实际成效，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具有科学性与预见性特征的调查研究机制，为地方将党的主张、意见转化成可操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指向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地方的实际行动并达成预定目标，是一个从主观意志到客观现实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透彻了解地方发展矛盾和问题、优势和劣势等各方面实际情况，找到正确的转化路径和实施方案的前提条件。现实中，党中央确定大政方针及政策以后，地方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制定具体的措施，形成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案。如果各地区对本地区的状况不做调查研究，不制定具体的方案和办法，不根据地方自身特点进行具体指导和解决具体问题，那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再正确再科学也得不到真正的贯彻落实。因此，地方不可把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当作教条，不做调查研究，不问实际情况，照搬照抄，机械执行；而是要将调查研究视作一切工作开展的中心环节，立足调查研究实现主观意志与客观现实相统一。调查研究能够透视地方具体情况，了解地方群众的愿望与需求，捕捉新时代新形势下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粗浅的认识深刻化，掌握产生实际问题的根本原因，提出既符合地方现实情况又能体现中央决策部署精神实质的工作意见、步骤和方法，切实为人民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地方持续健康发展。反之，脱离调查研究这一关键环节，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把过往经验、汇报材料、网络信息等二手信息当作进行决策以及解决问题的主要依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难以得到正确有效的贯彻落实，地方政策举措和工作方案也会因脱离客观实际而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
具有一致性与民主性特征的认同聚合机制，为地方强化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同提供了潜在的思维引导。认同聚合是不同思想观念动态适配、有机融合的过程，其借助宣讲动员、学习反馈、互联网技术等手段使党的意识形态超越了时空限制，全面、细致地渗透到国家生活之中，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影响不局限于政党内部，而是作用于整个国家系统。宣讲动员和学习反馈是地方党政系统领悟贯彻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而互联网传播则是地方社会大众理解、认同党的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具体而言，宣讲动员机制通过自上而下的理论研讨、会议解读等形式，强化了地方党政系统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拥护与支持；学习反馈机制通过自下而上的文本研读、视频培训等形式，巩固了地方党政系统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落实与践行。互联网传播将高度抽象的党的意识形态转换为实用、具体和精炼的标语口号，广为宣传并为人所熟知，使社会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感知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大政方针，增强民众内心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归属感，赢得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理解，以及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
具有权威性与指导性特征的科学决策机制，为地方采用具体的方法、特色的路径和灵活的举措，使中央的决策部署能够在地方实现创造性贯彻落实，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长期以来，调查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实现上情与下情有机结合的重要抓手。地方基于调查研究实现认同聚合而作出的科学决策，是一种既求形似，又求神似，既抓住中央精神实质，又结合本地区实际开展创造性贯彻落实的政治过程。建立于调查研究、认同聚合基础之上的科学决策机制，将维护中央权威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统一起来，通过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抓住重点、循序渐进、逐步推开、推动全盘等环节，激发、引导和保护地方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促进地方形成因地制宜的发展机制，为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全面提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具体而言，地方进行科学决策，要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透彻分析区域发展特征及优势，不搞一刀切，注意细节调配，注重积极探索各方面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从而强化分类指导。根据不同事业的性质和功能，推进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保证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贴合地方实际又与中央精神相融。同时，围绕全局中心工作，明确工作重心，以点带面，正确地决定每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要细致稳妥、有序推进。在明确以中央精神为根本遵循，以地方实际为重要依据的前提下，通过试点集中集体智慧，有领导有组织地将地方发展实践引向深入，取得成效经验，而后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步推广。按照规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的工作方向认真实践，客观总结工作中存在的规律性，必然能够有力推动全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达到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目的。
具有全局性与长期性特征的推动落实机制，是地方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真正取得实际成效、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得到全面提升的重要支撑载体。调查研究以及建立于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认同聚合与科学决策，实质上是一个推动落实、推进工作的过程。调查研究作为推动落实的“第一道工序”，克服了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的负面影响，不断用新的思想观念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实现认同聚合群策群力，科学决策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奠定了重要基础。科学决策以落实为标准，凭借科学的机制保障推动落实。立足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契合中央精神，宏观把握全局情况，掌握总体工作目标和方向，又紧贴本地实际，微观透视局部情况，认清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促进全局内部各方面关系的协调；既着眼当前，扎实推进基础性工作，又放眼长远，认真谋划长远性发展。同时，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强化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优化综合效能，创造性解决过河的“桥”或“船”的问题。通过上下贯通、纵横协调的落实网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真正取得实际成效。实效性是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尺，为保证决策具有实效性，地方根据决策把定方向，查准实情，重点用力，抓实细节，强化管理，推进工作，不仅增强了地方治理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还全面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
4
“调研政治”面临的运行阻力
在中国，“调研政治”的运作主体主要是领导干部以及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领导干部作为“调研政治”运作的主要支撑载体，倘若不亲自开展调查研究，而仅限于看材料听汇报，则难以真正掌握具体生动的现实情况。唯有亲自进行调查研究，直接了解真实情况，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作出科学正确的决策。
追溯历史，我国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身开展调查研究的记载比比皆是。1931年4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署名为毛泽东）。通知规定：红军和政府的每个负责人随时随地要做人口与土地的调查和统计，通知包括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1961年3月，在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每年要亲身进行几次深入基层的典型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的次数、天数等的规定，较从前更加具体和严格。1993年7月，江泽民发出号召：县以上各级领导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对本地区本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对策；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亲自动手写调查报告；形成优秀调查报告交流、转发、上报等机制。而且，“越是领导职务高的同志，越要亲自下功夫对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201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要求：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强调，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又一次要求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察看、亲自体验。
但随着领导干部治国理政事务持续增加，领导干部亲身调研的成效相对降低，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如政策研究室、政府研究室日益成为中国“调研政治”运作的重要支撑载体，在领导机关决策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开展的调查研究是对领导干部开展的调查研究的重要补充。“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来说，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即使花再多的时间亲力亲为，也难免有其局限性，难以保证调查研究的对象有足够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充分发挥各地各部门特别是综合调研部门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做到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了解情况，使决策有更多的事实依据。”
然而迄今，仍有一些地方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如政策研究室、政府研究室没有对开展调查研究的次数、方法、撰写调研报告的篇数等作出具体要求，更没有由号召、倡导发展为严格的制度规定；还有一些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没有将个人撰写调研报告的数量、质量作为评优参考的常规性指标。凡此种种因素相叠加，造成现实中地方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往往有弱化调查研究职能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地方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经常承担领导日常文稿拟改工作，鲜有调查研究，导致党政部门调查研究机构的法定职能与实际运行的职能之间存有较大出入。并且，整个机构内部从领导到工作人员，即使意识到自己实际开展的工作与法定职责不甚相同，但也公开接受了这种工作安排。当地方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倾向于弱化自身调研职能时，地方领导机关决策的规范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无疑会随之大打折扣。
虽然如今体制内外的调查研究机构都能为领导机关决策提供参谋服务，但二者始终在性质特点和专业能力等方面存有显著差异，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如政策研究室、政府研究室开展的调研侧重政治性和非营利性，而社会上的各类咨询研究机构进行的调研更强调社会性和营利性。由此可见，二者是性质功能完全不同的单位。由于单位不同、经历不同、知识面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以及实践经验、政治智慧、分析判断能力的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地点，就同一个问题向同样的调查对象做调查，各方了解情况和问题的广度深度以及得到的感受和认识都会大不相同。这意味着社会上的各类咨询研究机构进行的调查必然不能替代党政部门调查研究机构亲自开展的调研。
作为地方智囊型机构，地方党政部门调查研究机构的突出职能在于开展调查研究，本应是“调研政治”这一政治运作模式的重要实践者，但由于现有制度环境宽松简略，加之一些地方党政部门调查研究机构的考核激励机制不够健全，导致其调查研究职能没有充分发挥。如此一来，“调研政治”这一政治运作模式在地方的运转无疑失去了重要的支撑载体。没有调查研究，地方领导干部对本地区发展情况的了解就会趋于窄化，对事物和问题的认识、思考就不够深入，进而导致建立的治理体系较为僵化滞后，开展的治理实践缺乏显著成效，最终难以稳步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
5
结语
作为一个诠释“中国之治”的概念性图式，“调研政治”形塑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最初作为工作方法的调查研究机制经过发展，转化为成熟稳定的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中国共产党凭借这一制度的功能影响，统一了思想认识，形成了政治共识，规范了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以及提升了治国理政的政治能力。基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这一前提，生成的“调查研究—认同聚合—科学决策—推动落实”的运行机制，生动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治理智慧。但当前有些地方党政部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存在弱化自身调查研究职能的现象，这又深刻呈现出“中国之治”面临的挑战。
“调研政治”作为理解“中国之治”的概念性框架，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道路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推进仍具有重要意义。调研机制是“调研政治”形成的先导，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百年历程中，通过调查研究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重视和善于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正确领导的宝贵经验和重要财富，在不断推动调查研究机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过程中，“调研政治”运作模式应运而生。“调研政治”生动反映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根本工作立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态度，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立足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逻辑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相结合，不仅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不断引向深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效率与科学性，还为党中央决策部署能够在地方实现创造性贯彻落实提供了坚实的机制保证。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当前“调研政治”运作模式在某些地方的运转会遇到一定阻力，这也是“中国之治”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但小疵不足以损大器，只要直面阻力，加以破除，必然能够完全释放“调研政治”运作模式的宏大力量，促使调查研究更好地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服务。概言之，“调研政治”这一概念性图式高度概括了“中国之治”的独特逻辑和制度优势，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的重要旗帜。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