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是认识现代社会的有力概念，现代社会的持续变迁体现在要素层次即为全要素在全世界的流动与不断的落地和组合。其间，要素在世界的流动性与在地实体的组织性是互为条件的。海洋渔业既有在地的母港，也在活动空间和技术设备来源上具有世界性，是分析世界流动性与在地组织性的较优领域。对马来西亚邦咯岛海洋渔业的民族志研究发现，渔业生产所关联的流动是多种形式的，包括人际结合、技术集成、资本结合、分工管理、市场运行等各方面的外来要素，借助落地和具体的组织形式转为海岛在地持续性的生产动力。从世界性流动的结果来看，流动、落地和组织性三者不可分割的勾连，成为推动地方和区域社会间的有机结合。这呈现了世界流动性与在地组织性之间富于活力的相互性，即互相支撑、相互成全的关系，并在外部呈现了本地性、跨地域性和世界性的生成过程。
作者简介
娄缃旖（LOW SHIANG YII），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
世界内部的联系经过晚近的全球化浪潮推动而达到至为密切的程度，因而出现“地球村”的说法，并获得广泛的认同。或许是嫌弃“地球村”概念主要只是表示空间的压缩而缺乏对于内部格局的明示，新加坡学者马凯硕（Mahbubani Kishore）以“船”来比喻如今的世界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世界已经被连接在一起”“地球上的70亿居民不再生活在100多艘互不关联的船（国家）上，相反，他们生活在同一艘船上的193个独立船舱中”。马凯硕的说法虽然不像地球村概念那么流行，但是也得到一些学人的欣赏。他用“分船”到“同船”的比喻来表达对人类内部关系的看法，强调了流动的重要性（船是因流而动的），同时包含着对流动结果的暗示——即流动产生新结构关系，而船舱就是高度组织性的实体。流动性是认识现代社会的有力概念，现代性在过去500年的加速增长，同时也是流动性所触及的领域和要素的加速扩张。从经济、社会、文化到政治，再从商品、资本、技术、知识到人本身，都以加速度在区域、国内以及世界范围流动。在任何具体的地方，社会主体都会把各种流入要素组合起来，并组织起人力，形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贸易市场，并最终形成地方生态。这种组织性使得世界流动性得以落地，并且组织效用的产出又以各种要素重新进入世界的流动性。
海洋渔业从近岸捕捞，到近海网捕，再到全副科技武装的大吨位渔船进入深海和远洋围捕，这种转变不仅让渔业走出了岛屿，进入更广阔的世界，还采用了世界水平的设备和技术，充分利用了世界的流动性。其成功取决于多个领域对要素的有效组织。本研究的田野作业地点是马来西亚霹雳州邦咯岛（Pangkor island），我们所关注的世界流动性与在地组织性的现实演绎见诸当地的渔业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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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的流动性及其伴生的组织性
现代世界是高流动性的世界，也是万物流动的世界。人、物、资本、技术的高流动性是因为高强度、高效率的组合需求。人在大空间范围的流动，是以交通和通讯的方式进行，然后带来新情景中的再结合。再结合也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进入流动的一个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流动性与组织性之相互性的基本意涵。
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对于现代社会形态和性质的整体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流动性。鲍曼认为现代社会发展到晚近是进入了一种新阶段，在性质上属于液态的，即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相对于之前时代的个人各据其位、各司其职的固化倾向，晚近时期的社会是“液态现代社会”，人的“个体化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命运，而非一个选择”。以此而论，个人不是固化在空间位置、社会身份上的状态，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每个人选无可选、不得不选的普遍状态，也就是说这是当前时代的社会总体状态。他的液态社会概念为我们理解个体的时代处境以及社会的整体状态提供了清晰的图示。
个人的流动性是液态现代社会的主要表征。人们借助人造技术的突破来超越对运动速度的限制，当移动的速度不断提高和流动的成本不断地降低时，这对于旧的社会惯习和秩序无疑带来了挑战，所以鲍曼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解放”——个体在自由选择的世界里成为充满可能性的集合体。以谋生和劳动为例，他指出“财富来源于劳动”是人们对劳动的普遍逻辑，将劳动视为一种所有人都必须参与的集体性活动。劳动占据了人类活动的首要地位，并把失业看作是一种反常，这种意义上的劳动似乎被当成了一种可以待价而沽的商品。分离对资本的好处是，劳动者和劳动力可以被资本和社会“重新组合”，可以被分配移动或自由地流动。例如现代的各国政治体之间的“为自由贸易创造更好的条件”就是一场资本流动自由的呈现。
鲍曼论述了流动性和组织性的匹配关系。这里的组织性包含了解组与重组的不同状态，都是与流动构成前因后果的多样关系。他分析学者们对当代经济组织的观察后指出“他们关注的是能够随时组织起来、随时解散、随时重新调集起来的松散形式的组织”。由此而论，这种不稳定的组织形式是与高度的流动性和快速的变化相适应的。他认为流动和重组是一种时空上的生存竞争，同时也是一种互为条件和相互支持的方式。他把现代经济制度区分为两个阶段、两种状态：资本与劳动稳定结合的时代称为“固态的现代性”，指的是资本与工人长期紧密结合在一起；当过渡到“流动现代性的、自由选择的个体之世界”，资本就从固守转变为“轻灵的流动”，劳动的岗位也成为轻易可替代和充满变数的岗位，流动的现代性成为资本与劳动相互分离的时代，也是鲍曼所强调的当今的不确定性。人们在液态的现代社会中通过自身的流动来实现更大的劳动力价值，只是将自身的部分时间与劳动量交付给雇主换取相应的工资。对于资本主义在生产空间中产生的契机和影响，这样一种经济关系由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进行过全貌性的描述。他将视角对焦到流动要素在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中的重新布局，称之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地理重组”，即一种重新空间化的讨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导向就是要消除所有的空间障碍。伴随地方与全球的新型关联，其中的跨地域和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的要素匹配，需要国家发挥与此前不同的管理和干预作用。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在另一面就是选择结合或不结合的灵活性。此种选择在社会过程中表现为发起组织或加入组织。在此，灵活的流动性与组织性都是人所具有的主体性的社会现实表现。人的主动性指向了一种以自由流动为表现方式、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寻找自己实践机会的过程。液态流动本身不是“社会”的全貌，流动必然有“落地”的节点，必然要关联到具体的组织。人们在社会中可以随时调动、随意组合，劳动不再是一种圈地式的束缚，正如雇主所在意的不是劳动力本身，而是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价值。换句话说，促成这种液态流动的根本原因，就是个体在这种有无限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社会里有着自由组合的机制，如同流体所具有的高度适配性，人们的身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可以不断地调整和调适直至安定，如鲍曼所言“对全球流动人的世界而言，空间已丧失了其束缚性，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拟空间，都很容易穿越”。在资本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中，人们可以选择离开原乡去另一个地方成为当地劳动力，而另一个地方的人可以选择来这里成为本地劳动力，就像巴西的阿伦贝皮人被其他更好的机会吸引，选择放弃渔业到钛业工厂劳动，而北部的萨乌佩渔民则为了更好的生计前来捕鱼。人的流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家庭与个人等因素，其中不可忽略的直接因素是想要最大化他们的收入，所以在另一个层面上，劳动者与工作的地方产生勾连的同时，还通过经济支持与原乡紧密互动着。帕克（Charlotte Parker）对圣赫勒拿岛的研究提醒了我们外流的岛民通过经济汇款来支持他们的家园与岛屿，揭示了岛民的身份形成于渴望机会、流动自由和资本的外向型。
从鲍曼等理论家的一般理论阐述到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分析来看，世界范围的流动与更有效率的在地组织是一个社会过程的两个支点。这两个支点不是各自发挥作用，而是以相互支持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世界流动与在地组织的相互性以各种具体的实践形式在世界上展现，寻找生动的事实作为案例来认识它们，是我们由此认识这个时代的现实与发展社会科学理论的一条通道。世界流动与在地组织是以人的流动和组织为中心并因而作为讨论的代表，但是实际涉及的是社会的全要素。海洋渔业在邦咯岛的运行，首先是渔船作为材料与技术的结合体，再是有专职分工的团队的组织，最后是渔获与市场的经济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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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咯岛海洋渔业的案例
渔业是马来西亚霹雳州邦咯岛的主要生计，也关联着岛民的社会生活。马来西亚的海洋捕捞渔业是鲜鱼生产经济的主要来源，2020年全年的总量是1455446公吨。霹雳州是马来西亚渔获量最高的州属，2019年的捕获量为314857公吨，占马来西亚渔获量的21.6%。邦咯岛是马六甲海峡上的其中一个渔村，所以具体的渔获量很难得到统计。可以确定的是，马来西亚半岛的鲜鱼供应来源主要靠霹雳州的各渔村，而且有着稳定的供应量。
邦咯岛的面积仅有18平方公里，围网、拖网和放网作为三种适宜于邦咯岛周边海域的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并被沿用至今。围网是最主要的捕鱼方式，围网渔船数量占全岛的22%，其中有中海区的3艘和深海区的61艘。渔船的体积也决定了承载的渔获量和最远航行的限度，而渔船上所需的劳动力人数实际跟渔船和渔网的大小以及操作难度相关；在现代化海洋渔业中，深海捕捞的大型围网船体积为22～24尺宽、长81尺，所需劳动力人数从20人增加至25人，渔网的面积也跟渔船的体积一起增大，所以滚轴和机械吊臂等是必要的辅助设备。围网船每日出海和往返，最多可以承载约330吨的渔获量，但这种大丰收状态随着渔船的增多而变得罕见，大部分时候有几吨或几十吨的渔获量。
为了理解被聚合在海岛空间的外来流动要素，有必要指出构成海洋渔业的生态性和社会性两个层面的现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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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性：海洋渔业的不确定性的增加
在先进的技术以及过度捕捞的效应链下，如马尔腾（Gerald G. Marten）所印证的那样，海洋捕捞影响的生态系统又反过来导致了社会系统的改变，逼迫捕鱼技术的发展。二者的相互性是反复的也是反哺的。
海洋渔业的不确定性与自然风险相伴随，例如恶劣的天气、糟糕的季节，以及在现代社会还面临过度捕捞以至无鱼的海洋生态危机。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的捕捞使生态循环链逐渐加速趋向饱和点，多年来一网打尽式的捕捞、拖网对海床的破坏以及海洋生态出现的变化，其后果是海洋渔业陷入低迷。海洋中的鱼群从减少到再无踪迹，渔获产量不足导致每趟出海都入不敷出，迫使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海岛上的渔船主纷纷脱售渔船和转行，不少渔民也迁出了海岛。在这样的背景下，渔民比农业社区有地可耕者的忧患意识更重，人人都希望通过积累资本实现阶级跃升。
同时，渔业还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捕鱼的距离和工作时间的增加。即使在马六甲海峡这样的渔获丰富的海域，近海鱼群也在不断减少，导致渔船的捕鱼范围不断推远才能获得足够的渔获量，这也伴随着风险、时间和劳动成本的提高。这种情况将行业拽入了一个吊诡的循环圈里，为了追求更多的渔获量和实现最大化的利润收益，渔业资本家需要不断对渔船与引擎设备、渔网、探测设备、冷库等进行维护、翻新或重组，尤其要挖掘和笼络优秀的捕鱼人才，使他们能够在短期内回笼投资并实现盈利。渔业资本家也透露，在每年渔获量不足的季节里，头手会主动带领渔民北上至槟城或者吉打州的海域捕鱼，他们会离开将近一两个月，有的渔船主告诉我，有时长达一个多月都没见过自家的渔船：“虽然是我们的船但又好像不是我们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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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渔民是苦力
本地的劳动阶层将自己称作“苦力”（Coolie），通常指的是缺乏教育背景并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者，同时也指整个阶层。渔民出海要经历风吹日晒，他们认为渔民的工作就是苦力。本地渔民之所以出现了缺口，是因为他们深切了解海洋捕捞的艰辛与捕鱼人生活的不确定性，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也成为渔民，所以当一代的老渔民从渔业劳动中退出后，岛上的渔业劳动力青黄不接的问题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来自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外籍青年渔民便成了岛内渔业重要的生力军，他们在自己国家也属于劳动阶层，受马来西亚汇率差的吸引和渔业潜力而来到海岛上工作。业者对外籍渔民与劳工有着严重的依赖，外籍渔民成为资本逐利的前锋，为守在后方的渔业资本家到海上冲锋陷阵，而市场的高价和业者提供的较高报酬和福利也使他们甘之如饴。
外籍渔民普遍也认同自身的工作是高体力负担和高风险性的。有的渔民通过不断流动到就业行情和汇率更好的地方工作，有的则将渔业视为暂时性攒钱的跳板。收入的提高是他们愿意跨国流动打工的最主要因素。拖网船上工作的印度尼西亚籍渔民丹、胡辛、莫哈末和塞夫4人已经在马来西亚工作了20多年。他们每个月会定期向印度尼西亚的家人汇款。这些汇款比在印度尼西亚当地工作所得的工资高出几倍，多年来，他们在外打拼、离开家庭孩子、忍受孤独和思念，其中的动力来源是这份外汇差。他们的辛劳培养了80后和90后的孩子，在印度尼西亚拥有体面的工作，如小学老师、公务员、杂货铺老板等。他们表示并不希望孩子从事渔业，而是鼓励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来改变生活，塞夫说道：“就像华人认为知识改变命运的想法，邦咯岛上的华人也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海捕鱼。孩子应该好好接受教育，我们也会教导孩子不要跟我们一样，因为当时是没得选择，做孩子的应该要努力‘升级’自己。”他们在马来西亚工作多年已经顺利获得了永久居留权，认为目前的双重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和在马来西亚、在海上和陆上往返）是一种可接受的生活状态，对于高风险的担忧，他们更愿意相信团队默契和信任。
在下文，我们将看到流动的要素如何在邦咯岛海洋渔业中与现实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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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结合
随着各地人们对优质鱼肉蛋白质需求的不断增长，现代化捕捞的发展聚合了历时性的渔业技术革命——动力引擎、高韧性的新材质渔网、无线电通讯、声呐探测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支持了渔船到更远的地方捕鱼，也能够拖动更大的渔网和运载更多的渔获；存放鲜鱼的制冷仓让渔民可以到深海捕鱼数日才返航。这样一艘现代化渔船是多种流动要素和技术结合的例证，例如渔船多数是木船，为本岛或者岛外的造船厂所造，其中的造船技术是外来性在地化的代表。其他的重要生产资料都是来自外地，例如引擎动力来自美国公司，由中国制造和装配；声呐系统主要来自日本；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冷冻设备和渔网原材都来自中国。渔业资本和新技术需要保持快速的更迭，以上多种要素在自由经济市场中的可分离、可结合和可组织也在发展速度上与生产力呈正比。重要的是，同行间的竞争是推动新设备和新技术使用的关键因素，只因当前的海洋捕捞跟资本和市场高度结合，渔获按日产量来结算收益。对于渔业资本家和他所信任的捕鱼人才（渔船头手）而言，老旧的渔船、落后的设备或是破旧的渔网，都有可能会对围网包抄时的速度和成败造成关键性的影响。出海寻鱼的头手如果经常因为老旧的设备而无法追捕鱼群，他们可能会转寻新的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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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人才的结合
海洋渔业生产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的特征，同时也是资本和人才的结合。以2022年为例，一艘渔船的造价约为380万元人民币，加上购置引擎、渔网、定位系统等，总价约600多万元人民币。此外，每个月少不了维护成本和固定开销：渔船停泊租金、柴油消耗、机油更换、外籍渔民餐饮与日用品消耗、出入境签证费用和路费、每半年拖上岸洗船和维护等皆由渔船主承担。再者，鱼寮上需要的投资包括运送鲜鱼的保冷鱼箱、存放冰块的冰库或者是新晋制冰设备12万～19万元人民币，以及鱼寮工人雇佣费，等等。渔业资本家的初期资本投入实际可能会超过700万元人民币，一旦开始投入资金意味着把钱押注到了飘渺不定的海面上，所以准备投资创业的渔船主一般都铺垫了扎实的行业知识与实践经验；或者是对父辈传下来的祖业进行转型。新晋加入的渔业资本家多以合资的方式开始创业，不少是先跟兄弟或是亲戚朋友合股投资，再靠每日的渔获产量翻盘和积累资本。
人类的捕鱼活动是一个生态和社会的效应链。海洋里的鱼已经逐渐减少，我们结合这两点“到更远的地方捕鱼”以及“更高的资本投入”，说明人类社会对鱼的需求不减，供需不均使渔获市场得以抬高售价，丰厚了渔业捕捞的回报。这个诱因使渔业市场得以蓬勃发展，新的渔业资本家也想加入分一杯羹，而他们首要解决的挑战是寻得一位优秀的捕鱼头手和一群勤奋的渔民。这种情况下，海洋所推动的不仅是现代化、高度资本化的渔船，而且调动跨境跨国界人员配置的劳资交换机制也变得尤其重要。外籍渔民是当中最重要的主体，不仅影响着海岛日常生活与经济的正常运转，还与国家的渔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
近几十年年来泰国的海洋捕捞在缺乏有效管控的情况下导致渔业资源减少，泰国政府的修补措施也收效不佳，渔民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到更远的地方捕鱼。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渔业劳动岗位的长期空缺吸引了泰国渔民，渔船主给出的待遇和福利让他们选择留在这里工作。邦咯岛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大量聘用来自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外籍渔民，目前有很多围网船、拖网船和江渔船都靠外籍渔民维持正常的捕捞运营。不少岛民也承认泰国人的捕鱼技术比本岛人的先进，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泰国渔民的进驻，才让海岛上的捕鱼技术一直持续更新以保持竞争力，以免被同行淘汰。岛上的海洋渔业中胜任头手岗位最多的是泰国籍渔民，缅甸籍和柬埔寨籍渔民则为二手或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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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制度的分工
海洋渔业有着管理和制度的明确分工。渔船主、头手和底下的渔民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捆绑关系。头手是渔船主重要的合作伙伴，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能够稳定地给鱼行带回可观数量的渔获的头手往往是炙手可热的。泰国籍头手是行业中的翘楚，众鱼行很愿意开出高薪挖墙脚。岛内深具地方威望的渔船主老林对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表示不满：“外籍渔民随便跳槽是很头痛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先照顾员工和头手的感受，不然人家放高价就被钓去了，所以我们要跟他们保持好的关系，多跟他们配合，有什么都可以先商量。其实以前泰国船也没有这样的，就是因为有的年轻一代当老板了，看到对方捉得好了，是个‘鱼王’，就会用高价钓过去。”在明确的分工制度下，行业规范被挑战是难以容忍的，它将给资本带来巨大损失。这是因为有经验的泰国籍头手通常会组建自己的团队，他们从泰国招募渔民，再将护照信息交给渔船主向渔业部申办入境手续。渔船主只需要跟头手一人确定契约关系就拥有了可以就地上岗的工作团队。
渔船主作为资本方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但并非所有渔船主都对海洋捕鱼的技术有较深的了解，或者说很多新一代渔船主自身并没有多少次出海捕鱼的实际历练，他们的精力主要用于周旋和应付市场与岸上的管理工作，而作为技术实践的出海都是交由有资历的头手和渔民来负责。在这个过程中，渔船主与外籍渔民之间的语言障碍可以通过头手来化解和传达。这产生了岸上与海上两处专业分工。以泰国的外籍渔民为例，渔船主对头手所赋予的管理权和充分信任，使一艘普通渔船成了工头制的集权化空间。头手被赋予了绝对权力，渔船上他是说一不二的角色，对团队中的不合作份子有直接开除的权力；就连渔船主自己也会先征求头手的同意才会进入他们的驾驶舱。
这种集权化的影响对人员管理的效率有着本质化的提升。头手与外籍渔民生活在渔船上，只要收到有大鱼群出没的消息，头手随时可以带领团队出海。围网船业内的薪酬分配是按渔获量拿分红的机制，渔民们没有底薪，普遍是按岗位的辛苦程度来划分份额的大小。为了维持日常出海的捕捞作业，雇主首要的考虑是留住人，所以在日常管理中还兼具照顾者角色，尽可能照顾到雇员们的生活需求，从而增进双方之间的联结与纽带。从进入境内工作开始，渔船主承担外籍渔民的所有伙食费是相当普遍的做法，在这个基础上还不时有物质奖励或者额外的红包。每个月头手会额外得到出外应酬的喝茶钱，目的是让他们跟其他的头手喝茶聊天、交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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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市场
海洋渔业在政策上受严格管控，国家的干预渗透了生产环节的每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克服生态风险和管控市场。从渔船执照、渔民证、渔民补贴、柴油津贴和发放、监控出海渔船的黑箱、海事巡逻等，海洋渔业规范运转的背后是国家强大的组织性。政策上也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秩序化，设置了更严格的流动管制和壁垒，以杜绝过去经常发生的非法滞留和雇佣非法外籍人员现象。例如马来西亚政府在2022年全面执行了临时工作准证系统（PLKS），渔民的入境居留期限为半年，而且每半年需要更新一次。在与移民局和渔业局的交涉过程中，渔业资本家为了引进外籍渔民，往往要靠专职跑腿或中介机构来完成各种繁琐的申请，并承担名目繁多的费用，甚至包括外籍渔民从泰国来的路费。
渔船主老许认为，严格的政策和各种文件手续的处理需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加上海岛的交通不便，所以花钱请中介代办是绝大多数老板的做法。老许提道：“我们请人做的话每个人头收费1000多令吉（合人民币1500元），20个人就要2万多（合人民币3万多元）代办费，而且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到怡保（Ipoh）按手印（生物指纹信息登记），老板要承担他们的轮渡票、包车费用、吃喝费用，等等。请缅甸人、柬埔寨人、老挝人的过程也差不多。”在和政府机关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还学会了规避那些严格用秩序化和标准来卡住外籍渔民入境申请的移民局，而转到更“人性化”的其他州属的移民局进行申请，比如舍弃以“纸坝文件”卡人闻名的怡保移民局，转到另一个“一次到位”的玻璃市和吉打州的移民局，一个月内就能把流程走完，从而使员工顺利上岗。国家对渔业管理的加强增加了雇主的劳务成本，而在雇员身上就需要体现对等的劳务价值。雇主和渔民之间形成了6个月的契约式捆绑，新政策的执行实际让劳资双方都各有约束和保障：一则减少了过去外籍渔民经常随意跳槽和非法雇佣的现象，二则是将劳动者的权益透明化。
渔获销售所仰赖的市场处于资本和政治管控的平衡之下。岛内和周边渔村的渔获被送到渔业发展局所规定的两个卸鱼码头，再被运送到全国的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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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劳动力对邦咯岛社会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外来要素在本地社会的落地、沉淀和在地化过程，以及如何被吸纳并转化为社会有机结合的一部分，流动劳动力对海岛社会的影响是其中一个较好的例子。外籍渔民在马来西亚海洋渔业中成为重要的流动要素，对邦咯岛的渔业生产结构形成了多层面的改变。海岛社会的生存方式具有流动性和组织性特点，而政策的支持和保障是必要的前提条件。需要明确的是，劳动力的可流动性被资本和社会重新组合需要政策赋予的合法性和相应的保障（对劳动者和资方），而非法流动和劳动力剥削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
外籍渔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渔船上，只有需要采购物资的时候会三五成群出来。他们不被视为本岛有话语权的一分子，尽管他们勤奋、隐忍、服从、默不作声；语言不通和短期逗留打拼的身份让他们即便是一个个独立个体但仍被看作是整体的异邦外来者，但他们的存在确确实实影响着海岛的渔业生计和商业活动，并且是渔业社会运转的重要有机体。诚如岛民一针见血的陈述：“假如没有外劳来捕鱼，邦咯岛的渔业早就垮了，人口只会更少。”
1.渔业社会经济的恢复
取远补短是一种必要的应对性策略，这样也维持着渔业的生产力并使海岛社会和经济保持着活力。“经济关联性”是最佳的例证，每当渔获颇丰甚至大丰收时，渔船主的奖励行为会促进餐饮、烟酒和其他生活物资的消费，类似的犒劳和奖励成了海岛社会近期新的常规做法。
海洋渔业的组织性不仅影响着本地社区，也关联起了岛屿之外的世界。外籍渔民勤奋高效的劳动受到了渔业资本家的青睐，雇佣外籍渔民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本岛渔民的比例。这导致本地社会的劳资结构发生了转变。本地渔民很清楚外籍渔民的作业模式与本地不同：“泰国头手基本只要自己的同胞，他们的效率在于集体性，大家都生活在渔船上，想出海了直接就可以出发，不像我们本地人各自有家，召集起来的速度比不上泰国人，有时候联系不上还要到处去找人才能出海。”这一差异使外籍渔民的作业效率更高，难以被本岛渔民仿效和超越。这种高度组织的劳动所带来的渔获丰收是海岛社会、渔业资本家和渔民三者共享的。外籍渔民与本地渔民相比，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更敢于跟老板谈判、周旋，在业绩水平相同的前提下，当本地的头手还拿着3份鱼仔钱和每桶鱼25令吉（约合人民币38元）分红的时候，善于争取的外籍头手可能已经拿到了4份或5份鱼仔钱和每桶鱼30～35令吉（合人民币46～54元）的分红。他们在马来西亚挣得的工资比在自己国家挣得更多，他们有的在家乡买下了农田和土地，家人也有自己的商铺和房产。由此可见，流动性要素和跨地方的组织性结构有助于资本和社会的有机性结合。
2.本地社会主动适应结构的变化
当外籍渔民劳动力占多数后，本地渔民无法适应外籍渔民的作业模式，所以就不与他们在同一艘渔船上工作。他们有的实现了阶级的向上流动，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资本积累买下了渔船，成为新的渔业资本家；有的给渔船主当管理人，不再需要出海；有的马来渔民选择单干，买下小艇和动力引擎出海捕鱼，但仍然将渔获卖给华人渔业资本家。20来岁的马来渔民阿米鲁（Amirul）和阿民（Amin）曾经是围网船的头手和副手，堂兄弟两人后来决定单干，向他们的父亲借用小艇出海放网捕鱼，同时灵活使用中大型鱼笼。通过辛勤的劳动，两人都有不错的收入。村里的渔民同伴多数也流动于围网船和自己放网捕鱼之间，他们以自身的流动来应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当前的情况都有良好的适应。
研究发现，海洋渔业的高风险也伴随着高回报，这使海岛渔业生产的“继承性”依旧充满潜力，渔业资本家的孩子一般会留在行业内并系统地学习管理经验，而其他新一代的岛民不再从事海洋渔业的，则成为社会上新的流动要素。
例如，1987年出生的小周也在规划着自己的事业如何更上一层楼，她一直在留意和学习渔业和渔船管理的事务，计划跟一位股东买下一艘二手的围网渔船。他们家从父辈开始就在从事海洋养殖业，本就有可以停靠大型渔船的鱼寮，加上2020年和2021年疫情期间海路大丰收让很多人都欲投资海路。小周深知其中的风险，但还是下定了决心，只要谈定了价钱她就正式转向海路发展。投资二手渔船需要近200万令吉（约合人民币308万元），贷款后也各自需要拿出50万令吉（约合人民币77万元），“只要渔船开始出海捕鱼，好的情况下每天就会有收入，每个月还上贷款直到结清。买了渔船多快能回本呢？假设每天有100桶的鱼（约1.1万公斤渔获），扣除费用后每天能有1万多令吉（约合人民币1.5万元），两到三个月就能回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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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流动与在地组织的相互性分析
海岛渔业在传统时代是沿岸、近海的劳动，由本地居民就近取材制作渔船和渔具，即使需要通过贸易获得劳动工具，其来源也是附近区域。稳定的劳动者，世代沿用的工具，不远距离的海域所构成的这种海岛渔业是岛屿封闭性的表现。随着全球化无处不在的影响，即使是天涯海角的岛屿也卷入世界流动的潮流。学者们不乏对于小规模、小范围的近海渔业社会转向现代渔业社会发展的案例的兴趣，不少研究也关注到现代化捕捞与市场经济对传统作业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改变。
与本文的案例相似，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渔业劳动力的流动。在渔业社区考察过的学者们很多都留意到当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投身渔业的兴趣缺乏而选择外流，如美国人类学家科塔克（Conrad Kottak）著的《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直击人心地问道：“阿伦贝皮人在哪里？”当地青年已经慢慢不再从事渔业，而填补这个空缺的是外地的移民，他写道：“只要移民不断到来并接受低工资，新的生产关系便可维持下去。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即没有渔民，船主就无法从渔业中获益，而村民则一致认为，阿伦贝皮人正在抛弃捕鱼转向其他工作。”阿伦贝皮人在流出渔业，流进其他行业，流到外地，而本地渔业仍然存续着，是因为外来劳动力在流入，并被组织进来。渔业发生的转型是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总体变迁的一部分。科塔克的以小见大勾连了人在地方与地方之间构建的生产关系，也将全球化以来学术圈关注的跨国、流动、谋生作为一种“进程”来思考。
不仅是鲍曼的理论论述阐明了流动性与组织性的内在联系，邦咯岛海洋渔业的当前运行也启发了我们更多的思考：持续延伸的流动才可能是世界性的流动。世界流动依赖不断的在地化，在地化必须体现为具体的组织形式。世界流动与在地组织的必然联系可以从中间性概念“跨地区性”（translocality）的意涵显示出来。从全局视野来看，跨地区性是一个把“流动”意涵放置在背后而把“地区”放在字面的术语，指的是由移民流动和社会网络构建的跨界跨境的移动，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流动，既涉及地方又超越地方的流动。从积极的方面看，跨地区流动造就跨地区发展（translocal development），这个概念强调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资本、货物、人和信息的流动对所关联地区产生积极变革的形塑。而从特定社区来看，本地行动者接纳各地的各种流动要素，组成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如新式渔船）、更专业的团队（如捕鱼队伍），生产更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渔获），积聚更大的资本，其结果是促进了劳动力、生产资料、技术的进一步流动。
当然，跨地区流动还只是停留在世界流动的一个次级层次，在地全球化（glocalizaiton）是一个真正对应的概念，它同样突出了落实到本地组织形式的必要性。全球化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把各种差异抽象掉的、描述一致性样貌的概念，而在地全球化要承认全球流动所依赖的地方差异，确认在地全球性（glocality）是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不断互动、交流转化所构成的复合属性。这里的在地性（locality）突出了全球流动得以进行的具体支持，即具身落实的组织载体。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流动与在地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一个关联链条：万事万物在世界范围具备广泛的流动性，而在地行动者通过吸纳流动性形成的实体，具备了新的生产性，从而产生增量，并进入新的流动循环。邦咯岛海洋渔业的运行包含了流动性与组织性之间丰富的相互关系。我们仅侧重归纳了相互性作用的内容。
小小的邦咯岛发展出完全商业化的、先进科技支撑的深海远洋渔业，这不是邦咯岛原居民自身所发明的生产工具、自己所擅长的生产技术能够达到的水平。此地的海洋渔业是人类文明的在地全球化的一个生动案例。船舶制造的全球产业链的跨国公司技术服务落实在以邦咯岛为母港的渔船上，构成了具有经济价值的渔业生产工具。在泰国籍头手领导下，加上具有专业优势和薪酬吸引力的多国渔民团队，依赖国际流动所组成的物的实体和人的主体结合成为新的渔业产能。邦咯岛作为众多渔船的母港，运作着资本市场（以船主独资、股份合作的方式投资渔船，投资渔获的仓储与销售等）、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信息、引进外籍渔民等）、技术服务市场（安全、气象、通讯等）。在支持流动和在地化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流动要素聚集在此，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大范围、高频率的流动性因为有效益的组织性而得以发挥生产性的潜力。
世界流动为各地带来了增量发展的要素和机会，而这些要素和机会通过组织的落实来惠及各个利益相关方，助力新一轮的流动。新资本、新设备、新技术、新头手的引入使邦咯岛的渔业从旧的模式升级转变为具有跨地区竞争力的产业，更多的渔获、更多的收益培植了更多的本地服务业分工，使渔民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获得向上、向外流动的机会。即使是外劳，也因为获得了比在本国挣到的更多的钱而能够回流家乡，支持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促进本地发展，带来家庭成员的社会流动和本地的资源流动。
在流动要素落地的过程中，公共部门（国土边防、海关税务、行业准入、劳动力管理等）发挥着管理和服务功能，构成跨国流动的基础体制。邦咯岛渔业的设备进口、外劳引进、渔获销售与出口都要经过公共部门的登记管理，并缴纳税费。虽然当事人常常感觉程序繁琐，费用较高，但是从宏观来看，政府还是支持流动的，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看到的幅度和水平，显然是各国政府在基本层面上的支持的结果。我们看到，当地政府对于外籍劳工的管控已进一步提升，并且当前阶段外籍劳工因为技术优势被渔船老板主动招入麾下并且予以善待，尤其是对头手，给他们好的饮食款待和宽裕的津贴，表明双方不仅是雇佣关系，还是一种合作关系。双方积极建立合作关系并由此留住人才。
要是没有世界流动，就不会有新要素注入各地形成新鲜血液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反之，只有在地化的组织是有力的，才能在前端作为需求拉动世界流动，在后端作为成果推动世界流动。作为组织者的地方主体和作为支持者的公共部门，对于世界流动和在地组织之间的相互成全发挥着提供目标、动力和资源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
综上所述，在民族志的整体呈现中，我们可以把鲍曼的液态社会和马凯硕的船舱世界比喻合并起来思考。在这个时代里，流动是世界的最显著的并且可以排在第一位的特性，所以称为液态社会；然而，这个液态社会并不是混沌未分的，而是内含高效组织的。其组织的荦荦大者是国家，国家就像船舱一样发挥着结构的作用，里里外外还有各种结合形式的组织体，就像邦咯岛海洋渔业对各种流动要素的集聚。“液态性”（流动性）通过“船舱式”（组织结构形式）的补充，形成了内含组织体的液态社会。经过“液态性”的改造，“船舱”允许了跨界流动，成为支持流动的船舱世界。
责任编辑：学术人与实践者
文章来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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