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一种政治人类学的视角去理解权力的文化表达或所谓权力的非暴力属性存在。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观念显然不是单一性的存在，而是多样性的文化存在，在这多样性权力表达的文化背后亦可以体现一种共同体意义上的共同性表达。应当把权力放置在自我与他者的交互性影响维度上去理解，由此去除自我中心的权力理解，使之不会快速地滑向暴力支配的极端。同时也需要从世界历史的变化之中去理解权力的权威表达形态与非暴力诉求的种种可能。所有的权力都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之中，因此需要在文化比较中看到权力的共同性存在，并从中领会一种美好社会构建的权力支撑基础所在。
作者简介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如果追溯历史，人类学的兴起很明显是跟西方世界对于西方以外世界的关注，以及试图征服的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是一个既制造出了近代世界文明的辉煌，同时也承载着对于其他世界原生性文化造成种种毁灭性打击的罪恶历史，这个罪恶的历史也一直为今天的西方人类学家所深刻反省。但不可否认，哥伦布1492年大航海对新大陆的发现，真正让东西方世界更为实质性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由此而向着一体化的道路迈进，一直影响着当今世界的整体发展形貌。而且，西方对于西方以外世界的支配也同样是由此而开始，并通过到西方以外的世界去拓展商贸与殖民的事业而积累起日益增长的有关异文化存在的知识，人类学也因此而成为一门真正要去关注于探究、发现和解释异文化存在的学科，并以其专长的异文化书写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一个无可替代的知识探寻的新领域而得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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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政治人类学的权力观
相比西方世界的现代性而言，西方以外的世界多多少少都被看成是前现代的，或者是非现代的，由此形成一种作为自我的西方与作为他者的非西方之间的对照性框架，所有问题的讨论都会被置于这样一个框架之中予以排布和界定，政治的主题自然也不例外。所有政治人类学的探索，其根本目的或者初衷都是试图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所固有认识的那种权力观或对政治权力发生的理解，因此让人类世界权力表达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由此我们对于构成社会秩序基础的权力观念便有了更为深刻而丰富的认识和理解。
政治人类学，顾名思义，它不外乎是一种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的对于人类政治行为本身以及嵌入特定社会与文化维度之中的那些政治行为之复杂性关系向度的研究。它基于人类社会的秩序和权力问题而展开，探求其结构和功能，理解其象征性表达，并最终归诸一种有关秩序和权力生成的文化意义的探究。很显然，就政治行为本身的含义而言，它着实离不开某种形式的权力运作，它让政治行为发生，使资源得到调配，并由此形成一种稳固的社会秩序安排。而权力的运作显然也不会凭空发生，它往往在具体实施之中才能彰显其效力或影响力，或者说在权力实际运行之中才能真正显见。
从人类学角度理解，政治行为本身必然是在一种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和存在，所以研究者要能够在这真正的实践中或真实现场的发生之中，去对政治及其背后权力运行与施予的关系和状态有所观察、描记和了悟。由此可以进一步地推论，政治人类学这一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它最为根本的便是要留心于社会与文化之中那些由人所参与并实际操弄的权力及其所实施的整个场景或脉络，这背后显然要求有人类学所一直倡导的文化整体性关怀，它不是抽离地去看政治行为，而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中去考察。并且还会对这样一点意识有所深信，即一种权力的运行绝对不会是以极为赤裸直白的形式呈现其自身，如果是那样，它便与毫无任何回旋余地可言的对抗性暴力征服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分别，但暴力和权力终究是属于两类性质不同的力量存在。因此，要去领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权力概念，首先要清楚的便是，基于某一种程序认可过程的权力的发生，它是一种力量的发挥与支配，但它显然与越过了程序认可过程的那种更为直接的暴力行为大为不同，尽管不可否认，从支配性力量本身的维度而言，它们二者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或者说二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但不会显现相互的同一性。
从人类学的立场而言，和政治活动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权力的存在，其真正能够发挥作用必然是要在某种脉络或者场景之中，这种脉络或场景往往是指具有某种社会性质与文化意义的载体、媒介和发生器，是属于某种具体时空坐落下的存在，并借助于可以起到修饰、装扮以及过程谋划作用的文化媒介，包括符号、象征与书写等形式，去表达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人们一旦发明了某种媒介物，便会在实际的生活之中广泛运用，使之能够尽可能多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使得生活之中权力运行的发生基于媒介的柔性化，使之尽可能多地偏离于因缺少媒介而直接对峙于暴力发生的那一端，从而促进人们彼此间的和解、交流与联系。而这些人造的媒介物，或者一般而言的文化，在使得权力柔性化的同时，也无形之中增强了它在人群之中的支配力，它在无形之中是一种带有上帝或者圣人召唤性质的感召力，它会日益趋向于柔性支配力的那一端，能够使人心悦诚服，发自内心对于权力施予的接受、认可和服从，也由此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秩序可以长久维持的基础所在。
因此，理解政治人类学，必须首先要理解政治人类学的权力观，即理解那种并非直接呈现的权力及其在人们日常生活秩序之中的种种存在形式，还有就是权力自身如何借由文化意义的塑造、瓦解以及再造的连续不断的途径和过程而具有的诸多丰富的表达形态。显然，权力无疑属于一种政治的构成向度，甚至是政治秩序构造的核心，但它却并不会以政治力量本身的形貌去体现其自身的那些形式，人们似乎更为愿意或者无意识地倾向于自己的政治生活能够真正蒙上一层并不能显露其政治意图的帷幕。这一帷幕可以是五彩斑斓的，它根本是在于掩饰而不在于揭示，它因此在面目上可以是宗教的、艺术的以及亲属制度的，或者笼统而言，它是在实际生活之中为一种意识形态所装扮起来的文化的表达，这也便是政治人类学所能理解的最为基本的权力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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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多样性与共同性表达
而要能够真正去理解此一政治的权力维度及其在社会与文化意义上的表达途径，有一点是首先要予以明确的，那就是它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无法固定，且又具备多种媒介表达渠道。总之，就真实世界的权力发生而言，它不会是那种赤裸裸的单一性的枯燥乏味的存在，它的存在和发生深度嵌入人们的生活之中，而不为人清晰地觉察到。换言之，就人类学所关注的权力本身而言，它有着多样性的表达存在，当然由此所造就的社会秩序自然也是多样性的，而反过来看，权力面貌存在的核心就是它的变化多端、不拘一格。
而恰恰是这一特性的存在，又为政治人类学的权力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如果从一种权力的视角进入文化之中，我们所看到的权力必定不会是一个而是多个。对多样性权力的文化表达的理解过程中，我们必定会为人类自有其文明史以来所发明的权力的文化表达途径竟然会是如此的名目繁多和纷繁复杂而感到惊讶不已。显然，随着我们所了解的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增多，我们所能真正感受到的这种权力表达的多样性和纷繁复杂性也就会自然地随之增多。一个社会与文化，显然是不会那么不走样地去重复另一个社会与文化中的权力运行模式的；而一个时代，自然也不会去一一复制出另外一个时代的权力表达类型。因此，每个社会与其自身的每个时代显然都会有其应对现实存在的发生而在权力的文化表达上的自我创造。
不过，面对权力的多样性表达，一种权力运行的共同性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权力运行的这种共同性便是它隐而不显且四处渗透，呈现一种蔓延弥散的分布形态。首先，对于权力的隐而不显这一点而言，它真正体现了权力表达的间接性。或者说，在一个日常有序的社会之中，权力的显现绝不会轻易地以其本来的力量支配的面目直接呈现出来，它必然会借助于某种人造的修饰物或媒介物来使权力本身得以自我装扮，不致使其裸露出本来的样貌。因此，在人类社会与文化组织的一大半运行机制中，人们都会更为直接地感受到这种隐而不显的权力运行影子在时时浮现，越是迈向现代的世界，这种权力影子的影响效果就会越明显和表现突出。在电影院或者电视机的屏幕前，谁都会为一部感人至深电影的画面情节而伤心落泪，但没有人会首先想到语言与画面在情感表达上的激发性或者唤醒性的权力技术在对我们施以一种支配性的控制，反而我们更会乐于承认自己真正是为之受到了感动、真正欣赏到了电影演员的表演以及画面的那种唯美感的存在，我们的双眼显然一不小心就被电影所投射出来的权力的影子给盲目地欺骗了。但根本性的，这背后却是一种力量的掌控，也是一种权力的间接行使，借助于“电影艺术”的概念来作为一种媒介，使得我们不能不去接受甚至发自内心的予以感激。
其次，对于权力发生的弥漫性渗透和分布这一点而言，特别是在当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之中，随着一种社会的反思性能力的加强，作为知识生产与运用的权力，正在日益细密地侵入个体的身体或者细胞，那种个体化的分离技术使得每个人的生命成了一个单一性的计量单位，它需要借由知识的力量而被统合在一起，这种力量更多的是通过我们的生物有机体发挥其作用，是人和物之间的互为界定。比如被福柯称之为“生物权力”(bio－power)的那种权力的发生，正在通过科学家的基因图谱和测序研究方面的知识积累，而日益明显地应用并体现到我们生活或生命的具体选择之中来，这些知识权力的渗透，开始真正在直接危及我们对于人的存在的那些伦理和道德上的既有界定形态，曾经的自然以及人为事物的边界在日益地为这种权力的实施所打破，自然的有机体的旧观念在日益被新的自然观念所取代。
今天的世界，伴随着互联网媒介全球联系的加剧，使得世界中的人、财、物可以调动运转起来的各种权力的施展更具有一种弥漫性或者说弥散性的分布，似乎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而言，这种弥散性分布的权力已经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而基于互联网彼此相互的联通，我们每一步的行走都必然是在这种弥散性权力的掌控之下，成为时时可以被监测到的对象。与此同时，随着掌握和加工知识的人反思性能力的增强，似乎谁都在拥有某种权力，并尝试着随时随地去施展这种权力；而另一方面，似乎谁又都无时无刻地被某种权力形式所左右，无法从中有真正挣脱或者逃离出去的可能，知识人在此意义上已成为支配与被支配的结合体，是属于一体两面的存在。我们也很难再去把所谓内外世界之间作一真正的区隔或者区分，借助于无处不在的知识权力的表达，我们要不断地尝试去建构、解构以及重构外部的世界，而所谓的外部世界，也一样在不断地去建构、解构以及重构我们自身所拥有的那个内部世界，它们之间既有的边界已经变得极为模糊。而这些过程，显然又都跟基于一种全球政治权力的渗透和弥散性的存在密不可分，我们一旦初始性地进入这种权力支配的潮汐涌动之中，便也不由自主地会随着这潮汐的起落而升降起伏了。看一看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通以及消费主义生活在全球跨越国家和人群边界的分布，这一点也就不言自明了。因此，在这里，政治的生活真正成了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并实践的一种日常，我们不可能对此充耳不闻，不可能强装出恍如隔世之感，我们必须要去应对，同时在这应对中也自然会受到其影响。显然，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结果便是，每周都可以用以计算告知一个人在自己手机屏幕上浏览时间的增加，说明这个人无可奈何的选择以及同时又发自内心意欲为之的双重性权力支配境况的真实存在。甚至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生活在日益被一种来自全球各个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政治权力以殖民化，它借助于网络的全球性而发挥其影响，这显然是一种新的殖民权力发挥作用的时代，我们所有人因此都在被网络的运行所征服，日常生活空间也在被网络所殖民，因此也似乎很难有真正地能够逍遥其外而存在的可能，这也体现了一种在变动性场景下政治权力发生的新形态。
而且，作为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果，权力的政治本身成了一个强大的网络存在，我们很难再去清楚地划界出究竟谁才是纯粹握有权力之人，而谁又是纯粹地受到支配的对象，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是这个极为庞大的全球权力网络之中某一个具体的节点。就这个节点本身的存在而言，它既可能会向外伸展，进而影响或关联其他节点的存在，同时它也必然会受到其他力量节点的勾连或牵扯而无法真正独立地存在，当所有的人都被投诸到一张网络之中时，彼此间所谓界限的划分也就成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奢望，所有曾经的那些界限区隔的划定都会因此而颠覆，不论是国家的、族群的、阶级的，还是亲属关系意义上的界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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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自我与他者
显然，因为权力终究是掌握在人的手中，因此，人们既可谓是一个自傲于权力的施予者，同时也无可奈何地成为受到权力所操弄与把控之人，这显然是一种权力之于人的双面性存在。换言之，权力的运行在人的社会中从来都是双方向的，而不会是单一方向的运行，由此在权力的施展上以及受到支配上，人的自我权力的主体性和作为他者而受到权力支配的客体性之间是同时存在、缺一不可的。因此，单单去谈论权力施与的自我主体性或反过来仅仅是注意到受到权力支配的客体性，显然都不会是特别完备的，权力的自我与他者这两者之间，显然是相互纽结在一起而发挥其作用的。
而基于这样一种自我与他者同为一体的交互性作用的权力观念，便很难会有某一个大家必须要由此介入，或者说必然存在供所有人用来理解的所谓政治生活的开端或者起点所在，当然也不会有所谓的对于政治生活理解的终结，它会持续不断地存在于人们生活场景中那些连续性的各个瞬间之中，而所有谈论政治终结或者忽视权力的文化表达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主张，又都是另外一种新的政治权力主张的开始或潜在的存在，而非其真正彻底的终结，这又会从另外一个方面显现政治权力对于生活本身而言在渗透上的弥散性、连续性和持久性。
而要去理解这一点实际也很简单，首先便要清楚，人是生活于社会与文化之中的，他们的生活必然受制于社会与文化之中某种力的作用而启动或停止，但这又是一个连续性而不可中断的过程，因为某一种力的启动将意味着下一次力的停止的来临，同样地，一种力的停止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力的启动的到来。因此，社会与文化中的某一种力量的终止，必然又会引发另外一种力量的发生，只要是有人的存在，这种力量之间持续性的交替相互性作用就是不可否认的，就如一架拧上了发条的钟摆一般会不停歇地左右摇摆地不断转换下去。因为，就人是有生命力存在的动物这一点而言，人终究是要付诸活动的，即会以其自身的活动去寻求自身需求的满足。而一次具体的活动，也便意味着某一种力量的促动及其所导致的另一种力量的激发，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的力量集中体现的权力的运行在其中必然会起着一种关键性的促动以及激发性的作用，只是在很多时候，基于前面所言的权力本身的隐而不显，我们并无法真正去承认或辨认出来它们的存在就是权力的本身。
甚至也可以说，在基于社会性交往的人性之中，人们并不乐于直接称权力的支配为权力的本身，他们会抗拒这种真实性的存在。人们似乎更为欢喜去握有某种权力，但却不一定喜欢权力自身所具有的那副样貌，人们要委屈地去转换那副形貌之后再在内心之中予接纳或接受。而当我们从内心不愿意去称谓这些是权力本身之时，或者无意识地去否认并拒斥其存在之时，我们便会给它们以另外的一套名称，或者使之能够被精心地装扮起来，这套名称或被装扮起来的权力的样子，往往会是我们意识之中所真正乐于接受的，它们表面显得花枝招展，却绝对招人喜爱，令人百看不厌。而基于这样一种对于权力人为装饰的做法，权力得以呈现与表达，只不过它的真实样貌也因此而隐藏起来，更多会以合乎社会程序要求的另一副面孔予以显现，但只要是这幅面孔一旦有可能透露出一丝权力以及原本那种不讨人喜欢的本性出来，它就会一瞬间被转换成另外一副看不出其权力本性的面孔，为此而可以不断地在社会中通过一种“变脸”的方式去修饰性地显现其自身的存在。
因此，对于权力本身的存在而言，它原本的那副形貌并不易为我们看到或把握住，我们能真实看到和把握住的往往就是通过那种娴熟的“变脸”技术而使其得到转换或被装扮起来的形式。因此，转换权力本有的形貌，使之能够有变化多端的样貌特征，往往成为权力能够得以持久存在的基础。这句话如果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即一种持久存在的权力之所以可能，根源就在于其有多种样貌的改变而不会是单一样貌的存在。而这样一种权力自身的可以变换样貌属性的存在，会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人的生活之中彼此关系的那种更为柔和的外表以及事情发生的顺其自然，而不会有被某种所谓“不礼貌”行为予以阻断的特性。
在这中间无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一种最为原始力量的暴力形式，有逐渐向着文明化过程的转化趋势存在，或者说有着一种日益使极端的暴力性支配在向着所谓柔性权力的维度不断转化并使之隐身于其中的过程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在洞察权力的存在和发生之时，真正去注意这种转化性力量的发生以及前后，或新旧阶段形态的发生以及差异所在。换言之，也就是要在可以看到变化发生的过程中，即在真实事件发生的历史中，去理解依附于政治生态而发生的那些权力及其文化表达的存在，而这将会成为理解政治人类学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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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变化之中的权力
特别是对于一种处在变化之中的新的时代、新的传播媒介以及新的领导者而言，所有这些新的改变都可能会带来某种既定的政治权力格局的大转变，这方面谁也不能否认，全球的权力支配格局正处在一种重大的转变之中。而人类学根本的是要抓住对这种转变的理解，而不是熟视无睹或任由此现象发生。
尽管对于人类社会中权力支配的结构形态本身或许并没有多少改变，终究还是那种支配的主体与受到支配的客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存在，但这种权力支配结构中的权力本身的意涵、样貌及其真正指向的对象，都已经处在一种不断的变动与转换之中。在这样的变动和转换之中，权力可以有其千变万化的形态，甚至会因为变化太快和太大，而处在一种让人眼花缭乱、不可捉摸的样式之中。或许在这方面，如果有机会去审视一下人们对于世界资源的那种支配形态的改变，那将会给我们一些更为深刻的启示。
显然，在一个曾经是农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盐和铁这样的生活必需品的提供和调配，可谓是社会的中心性权力所要去控制、监视乃至争夺的对象，社会也会因为对这些物品的控制和交换而形成一个彼此依赖和联系的整体。而到了所谓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货币、金融以及网络这样虚拟符号的存在，也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新的权力发生和发挥作用的角逐场和猎获物，整个权力机器必然都会围绕这些核心的要项而去开足马力强力运转。显然，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之中，盐的供应是用以保证人群内部日常秩序的稳定，而铁的生产加工及其与武器制造的关联，则是实现一种外部防御性秩序得到强固的根本；反过来，到了今天这个世界之中，用以实现交换的货币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生活的维持也日益离不开货币的使用和流通，而在社会之中，超乎于个人控制力之上的金融，则成为全部秩序构建的基础，彼此联通和交易的网络，则无形之中保证了这种内部和外部秩序作为一种平衡性的存在。
在这方面，人显然是一种有着自身活动能力的动物，从柔弱到强壮、从庶众到精英、从无权力到有权力，所有这些都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发生，或者更直白地说，这里有着一个谁都无法避开的如生老病死一般命定性的生命历程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之中，人的力量的成长匹配着权力的成长，一起融入这一命定的生命历程之中来，任何一种权力的成长变化，都无法绕开这个过程的存在而发生。而在这其中，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都会有获得也会有失去、有成长也会有衰落、有积累也会有消散，这也使得一个社会之中对人力所进行的安排、调控以及组织的那些政治权力，一直都处在一种不断的变动与自我更替之中，不会有真正停止下来的那一刻，即不会有真正的权力的终结。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这些权力的变动更替，是跟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成了人们生活能够有序运行的基础。
而人类学，特别是政治人类学，在其更为注重权力的结构关系考察的同时，也会在意于处在一种变动不居之中的权力的发展以及由权力运行所构筑起来的社会网络及其政治场域的发生。甚至，如果能够真正地从人类学的立场去关注权力自身的运行，特别是日常权力的运行，也便是真正从一种社会与文化的脉络之中去理解权力的开始，或者说也是人类学能够完整地去理解权力运行的开始，它显然并不是要去强调现代政治学所特别看重的那种由上而下的权力施予，而是更为在意自下而上的权力的生成以及上下之间相互渗透的机制与过程，也就是要去关注基于权力支配秩序的自发性或者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也就同时意味着，这种政治人类学的视角，它一定不会是抽象而凝固地去看待权力的存在和发生的那些类型或者种种固化的组织形态，即不是注重于权力的那些类别化的存在，而是真正能够把主体之人或者行动之人放入其中的那种具体而动态去看待权力自身作为行动勾连者的运行与转化。
如果是在此意义上去看待权力的存在本身，它必然会体现两面性的存在形式:一方面权力是在人之外；另一方面，权力又会真正融入人的自身之中，成为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人的一部分，权力因此便可以在行动主体的内外环境中往来穿梭，渗透生成，弥散成网。因此，权力本身也便具有了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它本身会知道一些事情，也就是说权力本身有一种能动性的力量，它不仅能够使其自身发生转化，而且还可以去转化他者的存在，权力的这种能动性力量的存在，使其自身成为一种诸事物之间的勾连者、促动者和成就者，一句话，它使得事物本身的能动性力量得以显现。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权力自身有着一种沟通与转化的能力，所有的改变必然是跟这种转化的能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我们一方面注意到社会之中权力存在及运行方式上的多样性、灵活性和柔韧性，而另一方面又使得我们注意到权力成长、转化和变迁的那些实际生态和场景脉络，或者说权力不会是在一种真空之中发生，而这一真实性存在，其根本便是人们能够活动于其中的那些社会与文化的场景或脉络。而权力自身的生命力，也必然是在其中得到某种转化性的滋养而存活了下来，其特性也会得以进一步地发挥和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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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权威表达与非暴力诉求
一种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文化秩序，需要依赖某种隐含着权力意味的权威构建的施展才能发生，即由此而有一种权力的权威性表达的存在。一旦离开了用来维持此种秩序发生并使之得以存续的权威属性，或者存在一种权力的外在性表达，社会的构成也便要么成为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无统合之力的散漫性的存在，要么就是残酷性的暴力施予和碾压。从更大的范围而言，它们都必然要跟所谓“乱世”的存在和发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其中，权力与权威是互依的。显然，任何一种社会与文化权威力量的发生和存续，都必然离不开有着政治意味的权力形态的支撑。不论是在君主制的专制时代，还是在共和制的民主时代，在维持社会与文化的秩序上，基于权力作支撑的权威力量的作用发挥显然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权力的运行，其组织和结构的支撑性和持续性就会成为一种不可能，就像房屋因为其结构失衡而终究会倒塌一样，这其中权威的存在和作用发挥，恰恰是这些社会性意义的权力支撑存在的最为外在的表达以及有其合法性价值存在的最为直接的表现。
大凡是权力，由于上文所指出过的它本身不可直接去显露其自身的特性，使其发挥作用的基础必然是要牢牢地依附在某种形式的为社会与文化所接受和认可的那些权威存在形式的表达之上，因此，才会有社会之中那些持久延续的风俗习惯之最具有权威价值意义的民俗学原理的存在，它们也正是因为基于社会与文化的接受和认可上的广泛性才获得其权威性的价值存在。如果不是这样，或者没有这种社会与文化认可的习俗性权威来包裹其表，那赤裸存在的权力就会单一性地滑向某种形式的暴力或者武力的极端上去，此时的权力就会脱去其表面的伪装而转变为一种直白、赤裸以及露骨的暴力或蛮力的施与了。而以柔性为本的权力施展在经由一种权力的变性转而再去拥抱暴力或蛮力之时，往往意味着这是权力本身的退化，也就是从一种文明化的权力向着野蛮化的力量或暴力的后退。而这样的一种局面，从来都不会是有着生存智慧的人类所真正愿意看到的，在这方面，基于人类对于暴力所采取的驯化的姿态，或者使权力表现柔弱化的姿态，使得权力尽可能多地不会滑向暴力的那一端去，因此，人们面对暴力的存在，都必然在想着各种办法来对此向着为人所不愿见到的粗野暴力滑向的趋势予以避开或避免。而人类社会所有的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的努力，诸如协商、谈判与调停等和解措施，无论是有意而为，抑或是无意为之，都是要尽可能多地去体现人们更乐于接受的那种有着权威感意义的权力表达，而不会是人们所不愿意去接受的那种暴力的统治，而这种暴力的统治往往可能是由于某种权威的丧失、权力支配的失效而使得既有的秩序无以继续维持才转向于赤裸权力的施与而造成的，这显然不是为人类的社会与文化所真正认可的。
而权威的存在其意义首先是要远离暴力，或者说它本身是具有一种非暴力性属性的存在，否则也便难说有所谓权威的真正存在及其影响力的发挥了。比如在很多传统社会都会存在的长老权威，它便是基于一种自然年龄的等级而将其融汇并运用于人群秩序构建之中的那种权威，这种权威是具体性地体现在一个社会之中的，并使得社会关系之间有一种难解难分的亲和力存在，这种力量构筑起了一种以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网络，所有的社会与文化的要素，包括权力的表达在内，都必然要在这张网络之中展开并发挥其独特性的作用。而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描绘的则是基于超越性的人造物的存在而造就的一种如“利维坦”一般绝对权威的存在，它凭借一种抽象性和超现实性而孑然一身地超出于人群之外并高踞于人群之上，它因此才会变成是绝对性意义的存在，是可以去驾驭其他全部的存在而存在并发挥其实际作用力的。但这两种权威性的力量，能够在各自社会与文化场域存在的前提条件就是，它们显然并不是暴力性质的，或者核心并不是暴力性质的，它们是基于社会中的教化以及震慑性的力量而发生。
在这方面，很显然人群去服从的逻辑和抵抗的逻辑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对一个社会而言，在人们有了或接受一种坚定无比的信念之后，这种信念就会成为人们共同性的价值，而且在这种价值还真正和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之时，一旦外在的国家或某种中心权力试图要去越过这一共同性民意，而随意地剥夺每个人的利益所属，并试图去摧毁此种每个人都共同信奉的价值之时，那一种基于抗拒暴力的对抗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特别是在国家或某种中心权力试图要将其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赤裸裸地转化为一种简单粗野的暴力役使之时，结果便同样是那种强烈的反抗性暴力会由此而被激发出来，这种趋势往往是不可阻挡的，甚至会演变为彼此间的战争。在这方面或许可以回想一下当年的大英帝国，它因为对其美洲殖民地一意孤行地强制性地课以茶税，而引发两者之间不可和解的主权与自由权之争，最终引发那里受到英帝国统治的人民要求从英联邦分离出去的独立战争，英国当局错误的头脑一热的暴力行径使他们最终失去了整个美洲的归属。因此，人类社会中那种轻易地使用暴力的做法必然不会是权力主体运行的本意，因为暴力的对抗，使得彼此双方都不再可能有其退路以及迂回和解的可能。而不擅用武力的暴力，也成了政治场域中政治智慧能够发挥作用的寻常逻辑，恰如当年对美洲问题谙熟在胸的英国思想家埃蒙德·伯克1775年3月22日在英国下院所发表的《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中清楚指出的那样，“绝不要动武”“武力是一种无力的办法”“单靠武力只是一时的办法。它也许能镇压于一时；却不能铲除再一次镇压的必要；一个国家，若需要不停地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统治的”。而曾经在英国读过法律专业的印度人甘地，也同样知道如何运用权力施予的非暴力性表达的修饰性意义，因其所采取的“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领导着印度国大党最终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为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奠定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这其中权力没有滑向暴力的那一极端，而是转化为一种柔性的非暴力表达。这虽是一段历史，但却又是权力的非暴力特性及其政治价值表现得最为适恰的例证。
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对应于不同的时代，必然有对应于权力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在那种传统的长老统治时代里，它必然是对应于一种农业社会的权力表达；而那种所谓抽象的“利维坦”的权力支配，则更多属于现代工商业文明发展下的产物。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之中，年长者的经验以及对具体亲属制度等级的服从，往往会共同性地支撑起地方性长老统治发挥作用的权威体系；而面对一种流动性以及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现代工商业文明而言，能够统一性地去构筑超越于所有人之上且不分远近亲疏关系的那种绝对性的有如“利维坦”存在一般的权威体系就变得急迫和有其特别的必要了。这一点显然和我们对于权力的理解也是不相悖的，不同的时代必然会有权力借由权威而得到独特的表现形式，权力可能还会是一个，但它早已转换了其外在的形貌。而我们所要寻找的便是这两种形貌之间那种相似与差异所在，以此可以看出人在操弄权力的手段上的变化轨迹，这种手段便属于一种权力的修饰，即是权力的伪装，并且也可以由此看出人去试图驯化权力的文明化进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而人在所有文化上的努力都是基于这种驯化之心而展开，不论是驯化自然，还是驯化人所握有的权力本身。在这里，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进程》一书着实在这方面是一种缜密的方向性的探索，他的论述引发我们注意到欧洲宫廷社会的餐桌礼仪在其形成中从粗野向文明化转变的那种赤裸的暴力向伪装起来的权力过渡的文化的表达。
总体来说，对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而言，那种使得各自分散开来、游移不定，且有着纯粹自我独立性的个体能够真正相互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的群体，并心甘情愿地去服从于受到人们所认可的权力支撑下的某种共同性权威的控制或役使，这显然又是社会秩序可以产生并能够得到稳固和持续的基础所在。在此意义上，社会决然不会建立在一种纯粹自然的属性之上，而必然是要有某种人为或者人造的文化途径并使之成为为人服务的手段才可以；而共同去遵守并加以认同的权威形态，也便是这诸多人为或人造的文化途径中的某一种存在而已。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基于某种权力的政治，它往往也会通过有意打乱一种既有的权威秩序，使之失去效力和认同，由此重新构建一种新秩序并获得新的权威认可，也就是有着一种权威形貌的新转换，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秩序的转换，也意味着一种权力支配形态的改变。如果是这样，《圣经》中这样一段令人费解的话也就不会那么难于理解了，它或许就是一种对于新时代秩序的召唤或启示。如《新约·马太福音书》所说:“你们不要认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兵。因为我来，是叫人同父亲生疏，叫女儿同母亲生疏，叫媳妇同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他自己家里的人。”而在《创世纪》(Genesis)里则又专门写道:“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须受到大地的诅咒。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力；你必将成为大地上一个流浪漂泊的人。”在这些表述背后的权力关系的表达，隐性地意味着作为游牧生活代表的亚伯就这样被一种农业生活的代表该隐杀死了，而这也体现着人们生活中的一种由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转换中的在权威模式表达上的大转换。这也就成为一种社会转换或转型的总基调，因此，当旧的权威形态为新的权威形态替代之时，权力所表现的样貌形态的转换就不可避免，一方的象征性死亡和另一方的突发性新生，往往会成为相互转换中的不可重叠或叠加在一起的那种相互断裂性存在的映照。权力与权威在这个意义上也便不可避免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前者的功用在于其隐，后者则在于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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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比较中看权力与美好社会
显然，政治的问题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逻辑，也只有在文化的比较之中才能够得以相互性理解。人也只有在一种相互性的比较之中才能看到差异性的存在，并由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而看到权力表现形态的别样性和丰富性。同时，这种别样性和丰富性，能够使得不同的政治生态之间有一种互鉴性的交流，而且也只有在不同政治文明的交往之中，两种或多种文明之间才能够真正增长彼此的政治智慧。
而在这里所要清楚的是人在比较和交往中的认知价值转化的存在，因为人在试图去描摹其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时，也同时是在为人类自己创造出一个二维的图像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去描摹其理想中的世界存在，使人可以相互交流彼此对特性的感知、体验和梦想，并因此形成一种对于世界存在的共同性意识，这种意识会因为此种图像交流的频繁和丰富而日益趋同，随之相互间的差异性会渐趋消失，形成一种共同体的存在意识。但人自身显然又无法避开对于彼此差异性存在的关注和吸引，而这种关注和吸引的结果，最终却又因其获得了某种差异性的感受而与之融合为一种自己所能接受的认同，二者之别又会合二为一，差异性会因此而再度消失。而周遭世界中新的差异性的存在和生成，便又注定会成为人们新的注意力的目标，人显然不会抛开差异性而单单活在共同性的存在之中，人在持久的共同性中往往会失去个体性存在的活力和感受力，人也因此必然会通过不断制造或随时注意到差异性的存在而获得或者增加一种自身的活力乃至生命力。这样，人的认知性原理在文化的比较中也自然是成立的，并且会发挥出同样的作用。
要知道，今天的世界很显然已经不再是那种过着纯粹农业或牧业生活的相互隔离的孤立的人群存在，人们会更多地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信息传播的发达和便捷而实现一种彼此互动和交融共在的虚拟性存在，这恰也正是人类学所遭遇到的一种当下性存在，即网络意义上的文化差异与趋同。而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或者不去正视这一点，也无法真正去洞悉权力存在的新表达形式。而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合法性价值恰是要在这种新的当下性之中去看出问题的原委，这才是有未来发展希望的，否则便成为如人类学自身一样可能面临着各种表征危机的一门学科，而政治人类学需要在当下和过去的变迁比较中抓握住学科在未来发展的相关性。
而对于这里所说的文化的比较视野，在当下的时代正变得日益重要和突出，我们已经不可能孤立无援地去研究一个封闭的世界或文化，我们需要在开放性的文化比较中看到差异与趋同的变化走势，从中去寻求一条更为适合特定社会与文化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之路。历史上任何极端的政治行为，实际上都会因为缺少这种比较文化的视野而发生，也就是人们只会单一性地去强调自身的文化价值，完全忽视甚至忽略掉其他文化价值的那些多样性的存在，因此也只会是在一条孤立的权力发挥作用的轨道上“一条道走到黑”地行进下去，缺少了用以平衡这种极端权力发生的其他力量或权力的文化表达的形式存在。
在这方面，人类学显然是试图走出自我藩篱的一门学问追求，是要从他者文化的存在之中看到自身的文化存在并非是唯一性的人类知识探究的路径。因此，人类学也便需要在一种跨文化的比较中去理解权力存在及其发生的本质，特别是能够理解在一道文化的帷幕之下，经由文化而被包装起来或修饰过的权力的本质，认识到这种权力存在多样性、复杂性以及易变性，并使得这种得到认识和理解的权力的运行，其真正会在未来能够有助于更多人群福祉的增长，而非由此去助长少数人的专权以及社会的不公，它会将人类社会可能的公正原则都放在一起而让人们自己去比较、评价和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人类学必然也是一种讲求公平公正的公共人类学，或者说，它有着它自身的公共性意义表达的激情和价值，它的研究将会真正有助于文化间的合作而非分裂。它显然将要在差异性文化的存在之中看到一种人类可能的共同性价值的存在，它试图去引导人类在一起和平相处的可能，而不是促成其分崩离析，导致彼此的心存芥蒂甚至怀有某种敌意。
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都会坚信，一种文化差异性的生活存在恰恰增进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吸引和理解，而一种快速变革之中的现代生活世界的同质化，或者文化的日益趋同，它可能会转变为一种虽看不见硝烟弥漫却又是阴云密布、使人窒息的文明场景，甚至有可能成为彼此极端地坚守一己性的文化偏执的理由而去争夺共有资源和权力的战场。现代人因受到极为严苛规则约束的文明的限制而无法随意去发泄那种对于单一化文化趋同性的厌倦和不满，故以一种焦虑乃至疯癫的姿态去应对，福柯在这一点上的提醒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引起现代人自觉的，我们要真正注意到文化比较当中文化差异存在的价值，而不是使之消失掉，不是对此加以随意地抹去。但很显然，现代世界是在用物化的方式、工具化的方式，在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趋向于单一和冷漠，而这背后的权力支配，也变成是纯粹为了某种利益或为了赚钱的资本目的的实现而进行的权力的支配，最终这种权力在变得日益赤裸化，也在日益滑向于一种毫无遮掩性可言的极端的强行支配与征服暴力这一维度上去。在这方面，人类学需要通过某种形式的文化比较，真正找寻到这种权力向暴力维度滑向的那个在之前种种可能的存在状态；而且在这方面，人类学家还会相信，那些存在状态也一定是权力的某种非暴力转化的存在状态，或者是权力本身更多借由某种文化的价值而得以表现或表达的状态，并真诚地相信，那才可能是一种真正人的本该有的权力表达的存在状态。
因此，面对暴力或者武力发生之前的那种权力支配的存在，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告诉人们，究竟什么样的权力支配才是人们真正可以接受或者乐于接受的，由此社会秩序的发生才会成为一种可能。这也就是要去研究真正落在或者扎根在基层社会之中具有一种广泛性意义的权力接受的过程，这显然是之前的政治家们从一种纯粹由上而下的自我中心立场远距离看现实微观世界的发生所无法真正去抓握住的一种对于权力本性的理解。而这一点，恰又是人类学家所秉持的在现场而又有长期深入的田野研究这一独特方法和观察视角所擅长于把握的，这要求有一种近距离而又整体性的对于权力根本特性的理解，这自然也同样给人类学的存在和未来的大力发展提供了一种最为难得的机会以及观察的视域。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人类学家的此种视角，使得他们绝对不会赞同借助于某种在手的权力而去推进那种迫使权力滑向于暴力的滥用。如若如此，那它只可能成为一种以暴易暴的最为残酷的武力抗争甚或是战争的发生，并借此而最终消耗掉彼此的真实存在，而人类历次战争的发生，其结局都证明了这一点的真实无误。显然，这种基于暴力和战争的社会不仅不会是美好的，而且也是不会维持很长久的。而且，没有一个美好而长久的社会的存在，会将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一种持续不断的暴力施为之上。而为一种文化价值所不断修饰、装扮以及遮蔽起来的枝繁叶茂的权力，尽管其本身的样态隐而不显，但却真正可以凭借其自身韧性的特征转换而持久地存在下去。显然，这样的社会将会更多为美德、荣耀以及公正的作为所充斥，这样的社会也自然会弥漫着各种形式的艺术与文化的和谐，并且，这样的社会真正是富有一种政治性公平意义的，它因此不会令人时时都感到极度恐惧。同样地，这样的社会也就因此而可能会得到一种最为长久的存在和延续，更为重要的是，它会真正成为人们在诸多的比较和选择之后去予以期待和向往的一个美好社会。
文章来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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