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当前的一大学术热点，但相关研究相对滞后，总体上仍面临着如何从理论上解释“中国故事”的现实困境。“关系”是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力图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所倚重的一个核心概念。通过对关系研究历程的简单回顾和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三条线索：本土化研究、西方理论依附与人类学研究。基于对上述线索的追踪和评析，可以发现，关系研究的理论建构存在两种发展的可能：一是从特殊性走向一般性，即回到抽象层次，将特定的社会行为模式提升为一般性的社会行为模式；二是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孕育出现代研究。这两种理论方向均可视为对上述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简介
翟学伟，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本土研究。
多年来，在我们的大学里开设的社会科学类课程，所使用的各类相关教材，充斥着“舶来”的西方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及其问题的研究，我们固然可以收集中国的数据、分析中国的案例，但如果脱离了西方理论所提供的分析视角、理论框架，就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当然，改变这种“言必称西方”的状况，又不是简单地以相反结论来实现的。比如，中国传统，西方现代；中国是特殊主义，西方是普遍主义；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人主义；等等。近年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问题逐渐成了一大学术热点。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八大部分还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标题，明确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可以说，在当下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大家似乎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在推进“如何构建”问题的研究方面却相对滞后，总体上仍面临着难以从理论上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境。
笔者长期致力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关注关系研究及其理论建构30年。“关系”一词常见于中国人的日常口语表达，可以有许多种含义，而且涉及面很广，与日常各种人事现象都相关。但回到比较严谨的学术含义方面，“关系”既有儒家所关注的基本内容，比如“人伦”“仁”“义”“礼”等；也指社会现实运行方面，比如为人处世、人情世故，亦可分解成面子、报答、应酬、做人等，亦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领域。如何确立关系的基本内涵、范畴和边界，涉及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问题。本文拟通过考察此类概念的演变、进展而对其作出相应的评价与展望。此项学术整理与评价，可以作为探讨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一个范例，以显示学术话语积累与原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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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关系理论的三条线索
考察和梳理中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我们大致可以找到关系理论演变的三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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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研究源自儒家对“人伦”的论述以及由此而发生的社会学影响
在这过程中，梁启超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家。他在系统梳理中国传统思想和学问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一切学问，无论那一时代，那一宗派，其趋向皆在此一点，尤以儒家为最博深切明。”“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说起来，其功用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胡适也说，“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都是伦理的行为”。而真正在社会学内部研究延续这一思想的是著名学者潘光旦。他认为，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儒家思想就是一门研究人伦的学说，甚至可以用“伦学”代替“群学”来翻译“sociology”（社会学）。这一论断历经潘光旦关于几篇“人伦”的文章至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再到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均有所发展。比如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总结道，儒家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伦理本位而非家本位的，“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
综合起来看，虽然表述略有侧重，但上述大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就必须对“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而对于中国人关系含义的挖掘，从历史和社会两个角度都能看到其特征与中国人所处的家族、村落、血缘、地缘生态有关，这点在关系研究中已经常识化了，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形成自己独特话语体系的重要生发基础。一批中国的社会学家或者是更大范围的社会科学家们，都倾向于在这一范畴中建立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或者创建一些更加精细化的学术概念。
真正将“关系”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并加以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源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学者所推动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所谓“独立概念”的意思是说，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社会学者不倾向将“关系”与“人际关系”“社会交往”“角色互动”及“社会交换”等概念混为一谈，而需要进一步将此概念清晰化。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始终不能区分出“关系”与“交往”“交互”“互动”等概念的不同，我们也就无法回答为何要将“关系”作为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在社会学的学科意义上，“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最普遍现象，也是社会学本身研究的重点，如果一个研究者不能将“关系”与其他社会学概念相区分，那么他首先遇到的就是认可与套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符号互动论、交往理论、交换理论或者角色理论等。而本土化的学术转向，正是需要从澄清“关系”概念入手。据此，在本土化的推动下，出现了杨国枢的“社会取向”、何友晖等的“关系取向”、金耀基的“关系”“人情”解析及黄光国的“儒家关系主义”等。他们“都从各自角度展示出中国人关系上的一些特征”。
我认为，这些概念的提出，其积极意义在于明晰了我们研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也为进一步建构关系理论提供了可能。但比较这类本土概念的含义，其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即在这些字面不同的概念之下，其各自要表达的内涵大同小异，有些含义比较大而化之。比如，“儒家关系主义”这个概念想表达什么，提出者自己并不明确，只是希望前述的概念都能装进这个概念之中，或者说提出这个概念更像一个回顾研究的概念，而没有指明一种研究的道路。更何况，许多中国人的关系表现也不是儒家的那一套，放不进“儒家关系主义”概念之下。但不管怎样，值得肯定的地方是，经上述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现在做本土化研究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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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应用
另一条关于关系研究的线索是由西方学者提供的，我们大致可将其划分为经典理论和社会资本研究，它们基本可以覆盖中国学者借用西方理论对于中国人关系的思考。这里，首先需要提及的是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虽然此书对中国的市场、制度、信任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其中给出的一个重要解释是中国社会中的“人伦关系的优先性”（Personalismus）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人伦关系总是优先性于市场交易、制度运行与信任的范围，进而形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特点。而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深入研读韦伯这一著作的基础上，在《社会行动的结构》这部鸿篇巨制中论及中国部分时，提出了“私人关系”“特殊主义”等重要概念。特别是“特殊主义”这个概念，成为中国许多学者研究中国人关系的“利器”。我们可以用它来特指很多中国人现象，比如中国人是特殊信任，西方人是普遍信任；中国人的关系停留于特殊主义，以区分于西方人的关系是普遍主义；相应研究也深入到情感研究中的“感情”、送礼、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学界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由于社会资本的产生必须连带“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由此导致一些海外社会学家开始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这些概念来研究中国人的“关系”或者努力把“关系”并入社会资本。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是中国社会学家进军西方社会学最为显著的领域。
我的看法是，由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当然会有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概念所探讨的一些特征，所以用这些概念研究中国人的关系表面上看很近似，但真实关系运作的内容大多数都是社会资本研究所关注的那些内容。如果我们仅限于以这种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就等于宣告了社会资本概念及其测量的全覆盖。比如，仅从面上看，西方社会学讨论社会资本基本上是积极意义上的（也有极少论文讨论其负面作用），但这样的积极性在中国社会并不明显，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以来，最为反对的社会现象，就是“关系”现象。虽然，关系研究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研究，并不等同于负面的“搞关系”，但以现代化的框架来看，至少在中国常被当作负面现象。值得思考的是，因为在同样的框架中，为何西方研究的结论是其积极作用？这至少提醒我们，关系在中国社会的运行，有其自己的运行方式和逻辑，一旦混入社会资本，套用西方概念及其测量，许多重要的理论发现便消失了。再从形式上看，无论何种关系，都会成为网络，都有资源在其间流动，但其运行内容和逻辑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如果对个人主义的文化特征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很难真正理解社会资本运行为何会出现在那样的文化中；反之，一个人如果对关系本位的社会运行不了解，也理解不了为何社会资本研究不是中国人的关系研究。如果一定要以关系研究来比较于社会资本研究，那么一种比较鲜明的可比性是：关系运行或许是社会资本运行的敌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关系运行太盛，社会资本则运行不了，而一个社会要想顺利运行社会资本，应该阻挡或者减少关系运行。
社会资本在中国大陆社会学界影响那么大，更多的可能在于中国学者缺少建构关系理论的能力。因而，如果将关系研究依附于社会资本研究，不但可以找到其理论上的归属感，而且其高超的测量方法为实证社会学所内需的方法要求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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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关系研究
关系的田野研究来自人类学。许多人类学家通过对中国家族制度、人情往来、乡村礼俗等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关系的概念，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许烺光的“情境中心”、胡先晋的“脸”和“面子”研究、林耀华在《金翼》中对“关系”的描写及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中对“面子”运行的小结等。人类学对于关系研究如此关注，在于该学科本身非常重视传统社会的亲属关系或社会网络及礼物的研究。这一点与中国社会以家为中心，通过亲疏远近构建社会的方式非常契合，自然会受到许多人类学家的重视。如果说作为家族关系研究的必要性引发了人类学者对中国人关系的洞见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人类学研究则有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变，即人类学家不再囿于对一般意义上的家族与亲属或地缘关系的研究，而是对关系本身进行了概念上的、经验上的探讨，比如出现了乔健对关系与计谋研究，雅各布斯（J. B. Jacobs）对关系与地方政治的研究，杨美惠对关系与送礼的研究，阎云翔对礼物流动与社会网络的研究及任柯安（Andrew B. Kipnis）对感情的研究等。而在历史学方面，还有比较早期的杨联陞所作的有关“报”的研究等。
人类学的研究大都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真实社会有关关系运行的了解，其中提炼出来的一些概念也极具本土性，为社会学本土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是人类学更偏重田野，理论关怀不足，需要社会学研究上的进一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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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三条研究线索的小结
通过对以上关系研究历程的简单回顾和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三条线索：本土化的推动，依附于西方理论解释与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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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性的整合与拓展
对于关系如何研究这一问题，本土化的路径大致在于嫁接现实社会运行与儒家人伦思想，也即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是关系本位。从上述整理出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作为日常生活原则的儒家伦理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站稳了脚跟，但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探讨。比如，有学者已经认识到，关系本位不同于个人本位，关系主义方法论不同于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方法论，“报”的交换不同于社会交换，而由此派生出来的人情、面子与社会网络（圈子）等特征也不同于社会资本，这些都将关系研究深化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尚无力涉足的领域，但理论在那里未必有头绪。当然，这样的整合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曾以黄光国提出的人情与面子模式影响力最大，他本人目前希望这个理论模式能够成为一种一般性理论，当然其争议性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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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相关理论的融合
社会资本研究固然有其优势，诸如它以高超的计量手段可以把关系研究中比较偏重定性的部分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即简化了关系的复杂性，同时也无视那些无法测量的关系运作部分。所以说，这一取向的研究无论在视角、方法和概念上都同关系理论的建构保持着高度的平行关系。
我们或许会问，社会资本是不是西方社会学家不以关系概念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研究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方式，这是当然的。就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关系社会学所讨论的内容来看，中国人所重视和理解的关系重点依然不在其内。所以就其目前发展势头和在学科中的流行程度看，说此理论与关系研究平行，还是有点抬高了关系研究的学术影响。其实，许多研究关系的中国学者更加愿意将这两者看成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为他们乐于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与工具，诸如关系强弱、紧密度、结构洞、信息桥、嵌入性、社会资源、整体网、个体网等，来看待中国人的关系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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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启发
人类学的立场则表现出了其一个鲜明特征，即回到中国人的生活现场去认识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但这一立场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同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人类学的研究兴趣不在理论方面，许多田野研究在社会学意义上属个案研究，其本身并不能作为产生理论根据，但会启发理论的思考。如果说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有理论性的，也是因为费孝通本身是横跨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者。但无论如何，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为我们建构本土理论提供了社会的真实一面，他们所提出的概念也构成了本土理论的起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首先，目前本土化中的关系研究是在一些零散的概念或者在专题研究中展开的。中国社会学人目前所能做到的，只是把这些零散的研究统统归到儒家伦理或关系取向的含义之下，却没有构建起一种统领性的研究框架。再者，目前关系研究的所谓理论化，其实更多的是借助于西方社会学的各式各样理论来言说的。如果我们不求助于西方理论，关系自身的理论性便不能成立。比如，金耀基的研究虽然有整合儒家思想与真实关系运作的倾向，但他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些洞见；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式，说起来是一种理论模型，但支持其理论的法则却是符号互动论、社会资源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与社会正义论，如果抽掉这些理论，那么人情和面子只是两个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其理论基础是缺乏的。而社会资本研究则基本放弃本土研究，将“关系”研究衔接上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自然沿着这样的理论，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也主要是社会资本所讨论的内容。当然，我这里不是说上述研究不好，只是此类研究路径一旦形成（事实上早已形成），会让一些中国社会学原本可发生的理论思考不再发生。正因为此，比较一下由西方理论自身发展出的“自我”“理性”“人格”“交换”“认知”等一系列概念，即可看出“关系”研究概念化不足，它更多地是在表明一种生活状态或者只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西方理论作为依据，其概念作用也停留于文化性的解释，即用“家族制度”“血缘和地缘”“熟人社会”以及“乡土社会”等作为解释关系状态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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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研究中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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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出路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理论的认识，往往就是指西方理论，这层含义不但指中国没有理论，而且意味着自我否定从事理论研究的可能。由此基本认识，大凡在中国号称从事理论工作的学者大致有两种倾向：一是研究和评述西方理论者，包括对西方理论大家的生平事迹的研究；二是仅用理论化的表述方式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也就是让自己的论述方式含有理论性，而非理论建构本身。再者，坚持上述研究倾向的学者还倾向于认为，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应该对一般性社会行为模式感兴趣，而非对特殊社会行为模式感兴趣。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在其他社会没有，但等级和阶层在任何社会都有；中国科举现象在其他社会没有，但文官系统在大多数社会都有。抱有这种观点的人，批评本土化倡导者主要关心特定社会的行为模式，而不如他们那样关心一般社会行为模式。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何一提一般性理论就得是西方理论？答案只能是，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都是一般模式，而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都是特殊模式。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那些喜欢拿西方理论说事的理论家们看到特殊模式之不足，为何不去构想一个一般理论，却只认同西方理论？答案或许回到了上面一点，因为一般模式被西方理论说尽了。而另一个具有批评性的思考是，西方理论一定是一般理论？比如，那些研究社会资本学者有没有想过，社会资本现象在中国也有，但相对稀缺，真正起作用的是关系运行。如果用社会资本研究替代关系研究，看起来一种一般性的研究有望建立，可事实上，这点最终导致了关系研究的式微。更加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回到上述提供的第一条线索，原先关系本位是研究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可一旦将关系研究放入社会资本概念之下，难道是说社会资本才能解释中国社会的关系本位？如果这点成立，那就等于说，一个原本用于解释西方社团主义、民主运行、个人主义文化的概念，是可以解释清楚关系本位的社会。讨论至此，我们也就看到，社会资本背后是有其自身的文化性的。
那么，关系本位的社会是一个特定社会的现象吗？或许肯定的回答是追求一般理论的中国学者不再对此感兴趣的原因。而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关系研究的理论化却出现在了西方学者那里，比如肯尼斯·J· 格根（Kenneth J. Gergen）就敏锐地指出：
本书最具挑战性的概念来自“关系”的观点，在以往的传统中，我们认为，关系是在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存在着的某种联系。而在《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一书中，我开启了另外一种理解，即把关系理解为一种不断协调的过程，独立的——或关系的——人的观念自这一过程产生。关系的过程发生在我们关于人的观念之前，并可以解释这种观念的构成。而最终，我们需要着力维护和支持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关系的过程。
这种观点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可谓异类，格根本人在书中也承认，要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表达这一观点是困难的，但我们也看到了西方社会学界对于“关系社会学”的兴趣，差别只是在于，即使讨论关系，西方社会学家也只能在自己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现实上来构想该学科体系，他们依然忽略中国人所讲的关系含义。比如，以尼克·克罗斯利（Nick Crossley）的《走向关系社会学》为例，书中并没有涉及中国人的关系研究。这点表明，中国学者很多时候向往的西方理论并不是一般理论。
而就关系研究而言，我们同样可以在特定的或普遍的不同层面上加以研究，从而构成不同的解释力。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既然可以从一个个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中产生，并形成一个比较抽象理论，那么关系作为一个概念，也未必只反映中国社会，或儒家文化圈的社会，同样也可以抽象到反映其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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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性的研究
如果说，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自己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曾有过漫长的学术积淀，那么是否有可能从中孕育出自己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潘光旦到费孝通，他们的努力说明了这一条道路是可行的。有关这一研究方向的理论可能，首先需要思考如下问题：关系与互动、交往、交流、沟通、传播，甚至强关系或弱关系等概念究竟有什么不同？血缘、地缘、老乡、亲人、熟人等能否进一步抽象？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工业文明等有什么社会类型上的差异？如果文化包含着价值观、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等，那么这些对关系运行意味着什么？对此，前人已就中西方社会特征作了一些比较研究（见表1）。
但同时笔者也发现：一个概念或模型越具有文化性，理论的解释力就越窄；反之，要让概念和模型越普遍，文化性就越弱。那么，本土化研究如何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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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理论如何发展
总结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有关关系研究在理论建立上的一个困境。表面上看，这个困境在于特定社会理论与一般社会理论如何选择，而实际的学术走向主要在于本土化研究倾向于文化上的解释，而理论在于非文化上的解释。“本土”或“本土化”的含义，显然包含着一种理论建构是有其文化内涵的，否则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说明这个理论是本土的。本土化的研究不满足于以往的那种以一些肤浅且大而化之的文化特点，来说明一种具体的心理与行为。所谓好的本土化研究，应该是强调其研究思路、视角、框架、过程与结论等都是从自己经验到的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非移植过来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本土研究非常重视本土概念，因为本土概念的内涵一方面连接着本土社会与文化，另一方面还可以成为建构本土理论起点或者曰最小单位，从而实现其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高度契合性。也就是说，本土的理论建构在策略上期待使用一系列的本土概念，这些概念可以来自中国思想经典或日常用语，比如孝道、中庸、缘分、人情、面子、伦、报、送礼等；也可以来自本土学者自己的构建，比如差序格局、伦理本位、情境中心、关系取向、社会取向，等等。但无论哪种策略，其共同特征却都离不开同其他文化的比较，比如后者就尤其明显地对应了团体格局、个人中心、个人本位、个人主义、个人取向等。由此一来，特定文化所构建出来的概念或者理论因其特定性，会导致其解释的对象与范围受到限定。也就是说，诸如此类的概念或者理论的提出，只是用来解释这一特定文化中的人群的。
不可否认，这样的努力方向在做文化心理比较、文化人类学以及文化心理学时颇具特点，但在进行本土理论建构时则昭示出它对其他人群的排斥，或者说不适于用来解释不同文化却又在行为表现上类似的人群。当然，从事本土研究的学者可以宣称，本土理论不需要解释其他社会与文化。但其中尚无法回答的地方是，理论本身的出发点应该是没有文化限定的，它尽可能要最大化地解释人类社会中的同类现象。如果一开始就被特定文化所限定，那就等于承认了该理论因其文化特征而不需要被其他文化学者所接纳，除非我们先要确定其他社会文化特征上与我们有诸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这一点导致大量的研究，都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两个放大了的文化维度来从事各个地区的研究。
这一看似无需多虑的问题其实值得深思，因为同样的情形也出现于柯文（P. A Cohen）在历史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所面临的各种学术挑战，包括对中国文化内部之异质性的问题如何处理。我本人经常被问及的是：中国人的人情、面子与关系等概念是（特定）文化性的，还是（一般）社会性的。比如，所谓的中国人指谁？我当然不能在民族或血统上定义为汉人（或许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知道我不能如此回答），也不能正面划定为在中国生活的人，因为还有许多不在中国生活的华人，也有许多在中国生活接受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当然也不能指那些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人，因为不是中国人也会受中国文化影响，是中国人则未必受中国文化影响。如果说中国人是一种文化定义，那么我们能接受儒家文化圈的概念吗？中国文化能用儒家文化来定义吗？本土理论的解释边界与儒家文化圈内的社会文化相吻合吗？事实上，我在讨论中国人话题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包含日本人或韩国人。我最近的一项研究还想表明，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具有明显的差异。又比如，面子是不是中国人才有的？以此可以接着再问下去，人情是中国社会才有的吗？或者，只有中国人才讲关系吗？通常情况下，对于此类问题的抵挡，就是回到文化特征上去回应，例如，什么样子的文化产生了面子、人情和关系。这即意味着没有这样的文化产生不了这样的现象。但这样回答非但不能令人满意，反而导致更多的争议，因为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何非此文化社会中的人们也有这样的现象，又或者这一提问想质疑的是这些概念是不是一种文化特征才可以解释的。另有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回答则是强调程度。比如，我们可以说中国人更好面子，更讲人情，更会搞关系等，或者用一种更为广泛的说法是，集体主义文化更容易产生这样的行为方式。如果说程度不同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难道我们所看重的文化解释是用来说明程度差异的吗？而当程度的解释只是一种主观感知时，还会遭到来自其他地区学者的反对。比如，有人告诫我，美国人也一样重视关系（其实这是一个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挑战）。而更难驾驭的地方在于，即使我们采取了特定文化解释的方式，我们也无法获得此种文化确切的内涵和外延，更不敢说，一种中国人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可以从儒家思想或其他思想流派中获得解答，因为这样的解答往往不着边际。由此，我们只能说，有文化解释会比没有文化解释好，但没法说提供了一种文化解释就一定是合理的解释。
当然，以上困境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好退回到西方知识体系中去，索性让西方学者继续给我们指明道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抛给西方，只不过他们的做法与我们相反。我们的本土化是收缩式的，而西方理论则是扩大化的或殖民式的。他们能够做到的是把自己的社会文化现象普遍化或普及化。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普遍化的过程中，也有一个被中国学习者喝彩的西方理论——拟剧论，竟然脱胎于中国人的“面子”概念。此时，我们难道不能从中得到这样一个重要启示：一个本土概念未必总是一定要贴紧或守住其原有的文化。所谓本土化或许未必一定指本土学者根据自己的社会文化提出的知识体系，而是指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他真正理解或认同于某种特定社会文化，并从中建构起那些符合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视角和理论，都应算在内。当然，这样一来很容易把那些从事中国研究的西方学者也算进来，但我认为究竟什么研究可以划归于本土化，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学者是在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来言说。从现有的情形来看，大多数西方中国研究的学者们都倾向坚守西方中心论，即局外人的立场（outsiders perspective），也就是说，他们仅仅以中国为对象而展开研究。而我这里想表明的是，中国不只是研究者的对象，而是一种可寻求的视角和方法，借用沟口雄三的话说，是一种“作为方法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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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我们对于关系研究历程的回顾与评议，我们看到原本的关系理论是在儒家伦理、西方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展开的，而我自己目前提出的关系向度理论则希望整合过去的理论，并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在这一理论中，我们可以比较高屋建瓴地看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在关系向度上的松散关系（一般性的社会互动）、约定关系（公司和企业）及友谊关系（爱情与亲密关系）都做得非常出色，他们在理论方面围绕交往、制度、情感等方面都建立了很多具体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创新来自其文化根基上的个人中心，具备很多思考上的现实基础。但中国人的文化根基是从固定关系中长出来的。我们照搬西方理论，也就是在照搬由松散关系出发所建立的各种社会交往理论，包括社会资本概念。以这类理论来看中国人的关系，它们的契合度是比较差的，很多关系现象解释不了。而一旦我们找到了固定关系这个逻辑起点，那么许多中国人关系特征就浮现出来，虽然这样的社会也可以发展出约定关系，人们一样可以建公司，办企业，但从固定关系走进去的人们依然重视关系，而非制度章程。
回到文化方面，关于儒家思想与真实关系运行之间如何整合，我近来提出了对偶生成理论，这一理论的根基建立于中国人在宇宙观上所形成的对偶（阴阳）倾向，以及后来加入的五行学说。比较于西方的宇宙观，由阴阳而隐喻的天地、雌雄、男女等产生出大千世界虽是事实，但未必总是如此，因为单细胞生殖也是可能的。即使回到男女关系上来，《圣经》的“创世纪”中所谓上帝造人，也没有从阴阳出发，而是说上帝从男人身上取下肋骨造了女人。抑或比较于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四元素说，该学说中的土、风、水、火，看起来与五行有类似之处，但五行的重点不是在说元素，而是在说元素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对偶间的差异性及其关系组合才是中国人认识整个世界的基本出发点，也成为中国人用以解释社会的起点。目前，还有一种关系研究的倾向是回溯到周礼当中进行寻根性探索。究竟出路在何方，也需要学术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文章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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