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词
众所周知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德国古典哲学也是现代大学思想的来源之一。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德国古典哲学及其代表人物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都对现代大学的起源和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文深于经术，气沉法严，对厘清现代大学的起源、探寻大学核心理念的由来，做了富有新意、富有启迪的探讨。
德国古典哲学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占主流的资产阶级哲学。恩格斯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联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美国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专家平卡德（Pinkard，T.）指出，“自1781年开始，德国哲学在一段时期内统治着欧洲哲学，它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甚至实际上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关于自身、自然、宗教、人类历史、知识本质、政治以及一般人类理智结构的理解”。
在教育史上，德国古典哲学兴盛的阶段，恰值现代大学形成之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Kant，I.）、费希特（Fichte，J. G.）、谢林（Schelling，F.）、黑格尔（Hegel，G. W. F.）等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本身就长期生活在当时的大学中。那么，德国古典哲学的兴盛与现代大学的形成有何种关系，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现代大学的诞生而言，学界重点分析了新人文主义在其中的引领角色，对浪漫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亦有肯定，但鲜有成果论及德国古典哲学在现代大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无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德国古典哲学及其代表人物都堪称现代大学的重要孕育因素，对现代大学的起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古典哲学家和大学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均受过大学教育，之后又主要以大学为阵地发展和传播自己的哲学思想。不仅如此，他们还从自己的哲学思想出发，对身处其中的大学阐发了系统而独到的见解，对现代大学及其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这些代表人物的大学思想，最终经由德国古典哲学的信奉者及新人文主义学者洪堡（von Humboldt，W.）在担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和教育司司长期间，贯穿新创办的柏林大学的实践，成为现代大学的主导思想和原则。
（一）康德和大学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其一生有40多年的大学教育生涯。1740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注册学习，1755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取得哥尼斯堡大学讲师资格。1755—1770年，康德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工作，每周讲授20～30课时，靠收取微薄的课时费维持生计。1770年，康德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之后多次轮值担任哲学系主任和大学校长。
在康德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学生是个体，他们的角色就是理解这种统一，而大学则是理解这种统一最合适的地方。他不喜欢“亦步亦趋的学生”，告诉学生：“你们不是要跟我学哲学，而是要学习如何作哲学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去思考”；“哲学教育的真正方法是如古人所谓的探索式的方法，也就是‘探究’的意思。”
当时的大学由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和哲学系组成，在其《系科之争（The Conflictof the Faculties）》一文中，康德着重阐述了大学四个系科的关系。按照官办大学的意识形态管控分类，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属于上层系科，哲学系属于下层系科，但康德并不承认哲学系是低等学科。在他看来，“所谓教育的根本就是哲学教育，哲学系是一所大学最根本、最基础的系科，因为它从事的是理性的事业，也是自由的事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独立自主的有道德的人格”。“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哲学系“可以坚持自己认为好的任何命题”，它是一个在自己的学说方面独立于政府命令的系科。“这个系科并不发布命令，但却有自由去评判与科学的兴趣有关，亦即与真理有关的一切，在这里理性必须有权公开说话：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系科的话，真理就不会大白于天下。”康德相信：“很可能有朝一日将会实现最末的系科成为第一系科……而政府则会在哲学系的自由以及从中生发出来的洞见中，找到比它在自己的绝对权威中更好地达到其目的的手段”。令人惊讶的是，康德的上述预见，在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中得到了应验。
（二）费希特和大学
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一方面被认为是由康德发展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另一方面又被当作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奠基人之一。从1780年开始，费希特先后在耶拿大学、维滕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1794年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
18世纪后期的耶拿大学遇到了难得的发展契机，由于特殊的原因，这所大学要分别向魏玛、科堡、哥达、迈宁根这四个不同的图林根贵族负责。由于四个邦国之间缺乏协调，结果便形成了耶拿大学不须向任何人负责的局面，学校里的教授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教学和研究的自由。1775年，担任魏玛文化部长的歌德（von Goethe，J. W.）开始掌管耶拿大学，他很快就吸引了一批文学和科学的领军人才，最著名的有席勒（von Schiller，J. C.F.）、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1789年，席勒被聘为耶拿大学特聘教授，他在题为《何为历史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What IsUniversal History and Why Do We Study It？）》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谋生型学者”和“哲学型学者”的区别。他将目光狭隘、以专业为导向、仅仅为了谋生而学习的学生称之为“谋生型学者”或“面包学者”；认为只有“哲学型学者”完全是出于对学习的热爱来大学学习，只有他们才会追求高尚的目标并真正适应大学的环境。席勒强调，大学教育应当注重哲学基础，哲学化应成为学术型学者的基本态度。他说：“在理性的领域中，就像在感官的世界一样，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对和谐的强烈追求不能满足于碎片。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知识完整化；在所有概念能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之前，在能够站在艺术和科学中间，并从这个角度以满意的目光审视自己的领域之前，坚持不懈的研究不能停止。
费希特到耶拿大学后，其关于知识学的讲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耶拿大学最大的教室似乎都太窄小了；整个前厅和院子拥挤不堪；桌子上、长凳上都站满了人，一个挤着一个。”费希特成为耶拿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他将知识分为三种：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单纯历史的。三种知识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所谓的学问，谁献身于获得这些知识，谁就叫作学者。他宣称学者是“真理的牧师”，“学者既是人类的导师又是人类的教育家，因为只有学者才有能力逐渐把握和系统阐述真理，而且真理是所有想获得高尚人性的人们的必要条件。尚不止于此，学者世界的顶峰被哲学家占据，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把握一种暗含于大学所有其他学者活动中的统一并才有可能使大学学者使命和道德使命合为一体”。费希特在耶拿大学的五年被称为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有创造力的哲学时期。
1798年，因被指控宣扬无神论，费希特被耶拿大学解除了教授职务，随即移居柏林。1806年，费希特被聘为埃尔兰根大学教授，撰成《关于埃尔兰根大学的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Ideas Concerning the InternalOrgan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t Erlangen）》一文，其中许多思想被后来创建的柏林大学所吸取。1807年，正在哥尼斯堡大学讲授知识学的费希特收到内阁枢密顾问拜梅（Beyme，K. F.）要他起草建立柏林大学的计划的委托书，该计划在费希特死后以《在柏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想计划（A Plan for an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to Be Established inBerlin）》为书名出版。1810年，费希特曾在洪堡的住所作关于建立柏林大学的报告；同年5月，洪堡提议费希特为柏林大学教授并获国王批准；10月，费希特被任命为哲学系主任。1811年，费希特当选为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
（三）谢林和大学
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人物，虽然深受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但他反对康德在思维和存在之间划下不可逾越的界线，也不赞同费希特把“自我”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则。“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神圣家族’（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里面，谢林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谢林才是德国古典哲学或德国唯心主义的完成者和终结者”。
1790年，谢林进入图宾根大学学习，在大学时与黑格尔成为同窗好友。1798年，受歌德之邀谢林加入耶拿大学，接替费希特留下的职位。1802年，谢林发表《学术研究方法论（Lectures on the Method of Academic Study）》一书，对大学“谋生型学者发出警告。1803—1806年，谢林任维尔茨堡大学教授，1820年任埃尔兰根大学教授，1826年任慕尼黑大学教授。1841年，谢林被普鲁士国王召回柏林大学，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留下的教授职位。
谢林的大学观主要体现在其《学术研究方法论》一书中。他认为，学术自由是一切的关键。他极为重视哲学的价值，把整个科学比喻为“原初知识”，这种知识就是哲学。他指出，“自在地看来，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是与哲学相对立的，毋宁说，全部科学都是通过哲学并且在哲学之中合为一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精深的哲学研究更加促进对于科学的尊重。”“为了深入到其他科学里面，他们必须首先从哲学出发，掌握真理的理念，而很显然，每一个人愈是把更多的理念注入到一门科学中，他就将愈是对这门科学具有更大的兴趣。举例来说，自从我到这里任教以来，我已经看到，通过哲学的影响，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所有分支都燃起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热情。”
在谢林看来，既然哲学如此重要，那么，大学哲学系其实就是“艺术联盟”，其成员被称作“艺术家”。“哲学系和所有别的系科之间的这个差别，直到现在都保留在一个事实里面，即那些系科培养的是一些虽然享有特权，但同时也承担着国家义务的‘教师’，与此相反，哲学系或艺术联盟培养的是自由艺术的‘大师’。”毫无疑问，从哲学系的天职来看，它应该享受最高和最普遍的尊敬。
（四）黑格尔和大学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更多的学者还是承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完成的，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黑格尔1788年进入图宾根大学学习，两年后谢林也进入这所大学，两人成为密友。谢林成为激励黑格尔最终转向哲学方向的人之一。1801年，黑格尔成为耶拿大学无俸讲师，1805年任助理教授，1816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818年成为柏林大学教授，1821年任哲学系主任，1829年当选为柏林大学校长。
在1818年就任柏林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讲中，黑格尔说，在普鲁士和柏林大学，“教化（Bildung）和科学的繁荣本身构成国家生活中的基本环节之一；在这所大学或这所核心大学里，哲学作为精神的一切教化的中心或一切科学与真理的中心，必须获得它相应的地位和主要方法”。在黑格尔任职柏林大学教授时，哲学在大学的显赫地位岌岌可危，但他坚信，“哲学可能重新引起关注和喜爱的条件似乎再次成形——这门几乎沉寂的科学可能再一次重振旗鼓”。黑格尔的希望落空了。随着德国政府卡尔斯巴德决议的颁布，柏林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打压，哲学在大学课程中的核心地位被削弱，人文学科的中心地位逐渐让位于获得更多资金的自然科学。
遗憾的是，黑格尔没有留下专门的教育论著，其大学观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他认同现代大学的发展及理念，并身体力行地在教学和研究中予以实施，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有学者所说：“黑格尔长期以来一直赞成耶拿人的把现代大学作为现代生活中心机构的看法；他当然也深切地同意类似于冯·洪堡对大学的看法（不管和洪堡在其他事情上意见是多么地相左）。”教育史家包尔生（Paulsen，F.）评价道：“黑格尔对于整个普鲁士教育制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实际上，他的哲学可以被看作是19世纪20和30年代普鲁士的官方哲学。”
上述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均由大学培养，且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任教，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还担任过大学校长和系主任。他们以大学为阵地，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理论，培养了大批门徒。他们的大学观既源自其哲学理论，更源自其丰富的教育实践，因而具有理论基础丰厚、实践基础扎实的特征。19世纪以后，现代大学的起源和发展无不体现这些古典哲学家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家关于大学的核心思想
18世纪是德国大学制度和知识的衰退时期，人们普遍发现，那时的大学主要是卖弄学问、百科全书式的重复，可被称为首创或创新的东西极少。尽管有哥廷根大学若干学科的突破，但大多数大学的许多传统学科仍处于相对停滞状态。就大学注册人数看，1720年有4400位学生被德国各大学录取，但1790年已降至3400人，1800年只有2900人。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大学的批评不断加剧，人们指责大学普遍存在着知识过时的现象，尤其指出大学对历史、科学以及现代语言等学科的忽视；大学猖獗的暴力行为和道德败坏也为人们所诟病。此时，法国传统大学已被废除，在德国废除大学的呼声日益频繁。所幸，德国在内忧外患之时，传统大学的形式最终得以保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国古典哲学和哲学家。因为当时古典哲学家都参与了大学的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大学观，虽然各个哲学家的大学观不尽相同，但在整体方向上是一致的。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古典哲学家有关大学的观点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基于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对大学实际的深入了解，是深思熟虑的产物。康德的《系科之争》、谢林的《学术研究方法论》、费希特的《在柏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想》，等等，都是对现代大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文献。他们的大学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柏林大学建校的主要原则。柏林大学开办后，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先后在新大学任教甚至担任重要职务。可以说，“德国大学没有像法国大学那样被废除，而是以一种新的、更现代的形式幸存下来，并为19世纪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对大学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成为引领现代大学变革的重要指导思想。
1810年开办的柏林大学是现代大学的里程碑，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成为现代大学的核心思想，而柏林大学的核心理念多源自德国古典哲学及其哲学家的教育思想。
（一）学术自由理念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最核心的理念，现代大学的学术自由思想主要源自德国古典哲学对自由和学术内涵的深刻阐述。
康德极为强调人的自发性和自由。可以说，自由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说：“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之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要自为地思考，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要有这样做的“勇气”。康德将大学哲学系作为其实现自由的基地，试图推翻传统大学体系中长久以来的权威结构。康德的自由理想最先在耶拿大学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重镇耶拿成为自由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心，“成为一所革新的甚至是‘康德式’的大学”。“耶拿贡献出了将教学与研究整合在一个机构当中的方案，这是这样一种观念：让敏而好学的学生与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一起致力于最新的思想，甚至更令人震惊的是，整个机构的关键部分是哲学系而非神学系。”
在对自由的理解上，费希特比康德更激进一些，他把自由看作人类生活的要素和最高原则，认为“现实世界之所以有这些黑暗现象，就在于封建统治者压制着人民的思想自由，侵犯了人民的天赋权力”。他直接向最高统治者喊话：“君主，你绝对没有任何权利压制我们的思想自由。
费希特对自由的向往融入对现代大学学术自由的希冀。他在当选为柏林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讲道：“大学里真正活跃的气息，即大学里所有的果实都能得以充分生长和发育的美妙气氛，无疑就是学府自由。正因为如此，这种自由对于有权学习一切的人们来讲便是珍贵的，没有什么东西比他们认为因缺乏这种自由而必定会感到的恐惧，更能打击他们的爱、兴致与欢乐的了。”他不无自豪地说：“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的学术自由比德国的大学更安全、更牢固。大学是专门为确保不间断的进步而创建的机构，因为它是一代人将其最崇高的理性培养传递给下一代的地方。大学是人类最重要的机构和最神圣的财产，每一代人必须在绝对的思想自由中将其自由实现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反过来，学生必须自由地将自己投入到这种交流中。”他还强调，“根本不可对教师的传授设定任何界限，也不可能给他标明和划定他所无法自由思考的任何可能的对象，认为这个自由思考的对象是不能以同样的无限制性向已有适当准备的大学学子们传授的”。
谢林则宣称“全部哲学的开端和终点都是自由”。而大学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学术自由。“人们只需给予这些人精神上的自由，不要用一些根本不适用于科学关系的顾虑来限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教师就会自己教育自己，他们不仅能够满足那些要求，而且反过来有能力教导别人。
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内涵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若干特征。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R.）和梅茨格（Metzger，W. P.）认为，“德国学术自由的思想，反映了其学术思想的哲学特征，将大学内外的自由截然分开。言论自由在校园内是有保障的，而在大学之外，自由的程度就低得多了。教授作为公务员必须谨小慎微并忠诚于国家，而参与政治和派系纷争则破坏了学术研究的特征”。他们认为，学术自由的以上涵义正是德国哲学二元性的一种体现。“有关教授在大学内享有自由，在大学外受法律约束，并以这两种方式生存的思想，让人联想到康德对本体（noumena）与现象（phenomena）的划分，以及对自由意志世界和因果必然（causal necessity）世界的划分。将自由限制在大学校内的做法则令人联想到路德有关精神自由与顺从俗世相结合的主张。而国家强制学者脱离实际事务，要求他们投身于隐士式沉思的做法，则反映了费希特有关真正的学者和虚假学者的区分，及对致力于探索真理的人和谋求个人私利者的区分。”
大学应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共同的大学观，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的洪堡被誉为“自由主义的先驱”。他崇尚科学及其必不可少的自由原则，认为自由是教育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创办柏林大学时，洪堡将学术自由视为大学的圭臬。新建柏林大学的“准则不是一致与服从，而是自由与独立。教授并不是从事教学、组织考试的国家官员，而是独立的学者。教学工作并不需要遵循既定的程序，而是将教与学的自由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教育的宗旨不是向学生灌输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是让他们了解真正的科学文化。不再认为学生仅仅是为将来成为国家公务员做准备，而是把他们看作是需要通过无所禁忌的科学学习，在思考独立、思想自由和道德自由的环境中得到培养的年轻人”。
由信奉学术自由的洪堡出任普鲁士教育行政最高首长并依据德国古典哲学精神确立学术自由的内涵和边界，是柏林大学之幸，也是现代大学之幸。
（二）大学与国家的关系
大学和国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大学应该依赖于国家还是独立于国家？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在古典哲学的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于大学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从而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发展方向。
康德信奉社会契约论，他承认具有合法之法律的国家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在他看来，“没有国家，人民所拥有的、包含在外在自由的生而具有的法权之下的各种权利，就不能得到保证，人性就不会向自然之最终和终极的目的迈进”。在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康德一方面承认国家对大学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权限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尽一切可能扩大大学哲学系的权限和自由思想的空间。康德承认三个上层系科受制于政府，“都把政府委托给它们的学说建立在典籍之上，因此，圣经神学家并不是从理性，而是从《圣经》创立自己的学说；法学家不是从自然法权，而是从国家法权出发创立自己的学说；药物学家不是从人体生理学，而是从医学制度出发创立自己的施行于大众的医疗方法”。唯有哲学系“只服从理性的立法而不服从政府的立法”。他进一步指出，“哲学系可以向一切学说提出要求，让它们的真理性经受检验。只要它的活动没有违背政府的真正的、本质的意图，政府就不能对它发出禁令，而且各上层系科也必须容忍它公开提出的异议和怀疑”；“因为要是没有哲学系的严格审查和质疑，政府对于什么东西有益或有害于自己就不会得到充分的教导。”
费希特的理想是建立“理性王国”，而科学和教育是建立“理性王国”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国家生活不属于人的绝对目的，相反地，它是一种仅仅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用以创立完善社会的手段。国家也和人类的一切典章制度一样，是纯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到那时，纯粹的理性将会代替暴力或狡猾行为，作为最高仲裁者而得到普遍承认。”
费希特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拿破仑入侵、德意志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号召建立新教育来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他呼吁国家要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教育，国家要对大学施加各种影响。费希特认为，新型大学只有得到国家的支持才能诞生；然而，国家是不完美的，为了迎合社会的压力和需要，坚持生产狭隘的专业知识。官僚机构中这种琐碎的物质至上的思想，想必正是在一所理想大学里受过教育的毕业生们会及时清除掉的东西。
谢林承认，“学术机构是国家的工具，国家是怎样规定的，学术机构就必须是怎样的”。但国家绝非仅仅有这个目的，国家也“愿意看到学术机构确实是一些具有科学意义和价值的机构……只要国家追求的是最优秀的东西，它就必然会追求理念的生命，追求一种最为自由的科学运动”。
在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上，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观点颇为一致。他们既提倡大学的独立性和自由，也不反对国家对大学施加影响。在这点上，洪堡的主张更加鲜明，他不仅主张学术自由，还主张通过国家保障的学术自由，即在国家中享受自由，这和古典哲学家们的主张一脉相承。
洪堡曾强烈反对国家对大学的干预，主张国家永远不应干预大学的内部事务。他认为，“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大学的工作越俎代庖，一旦干预往往就会成为一种障碍”。但是，洪堡坚信办大学是国家的职责，他说：“在现实社会中，任何大规模的事业都需要外在制度和经费的保障，政府因此具有为学术研究提倡这种保障之义务。”此外，政府的任务还应该“通过对人员的选择来形成一支丰富多样（高水平和风格各异）的学术队伍，并使其享有自由”。“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
作为创办柏林大学的政府代表，洪堡尽管提倡自由、反对专制，但他仍将柏林大学与普鲁士政府的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导致在后来的实践中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大，大学几乎完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如许多大学都有政府任命的很有权力的“学监”，大学丧失了财政独立权，大部分资金和运营费用都依赖于国家预算，大学不再是完全自主的机构，预算、教授任命、纪律监督、研讨会和研究所的责任现在都成为国家事务。虽然大学自治的传统体系（通常由全职教授管理）得以保留，但校长、院长、评议会和院系的权利及责任都被削弱了。实际上，学生的自主权在实践中也被削弱了。
（三）教学与研究相统一
19世纪前，大学一直是专事教学的机构。正如纽曼（Newman，J. H.）所说，大学是一个教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在教学与学术的关系上，一些理论家甚至认为大学毫无义务促进学术的发展。其理由有二，首先，教授致力于发现的努力无疑会使他从教学中分心，而教学则是公认的其首要职责。其二，成功的发现者的心理和智力特征与优秀教师所要求的完全不同，两者很难融于一身。相对温和一点的观点则认为，教授作为学者的角色应该严格服从于其作为教师的角色。
德国古典哲学将研究定义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创造性活动。费希特认为，哲学研究就是要通过具体的思想活动发现现实的内容。“对于这些哲学家而言，追求真理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召唤——是至高无上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救赎。”
谢林认为，把大学看作单纯传承知识的机构的人，是那些仅仅从功利出发来理解全部科学的人，他们忽略了知识的传承应当伴随着精神而发生的事实，“否则的话，人们就没法理解，学术机构里面的那些活生生的授课还有什么必要，也就是说，何不干脆让学生们直接阅读那些专门为他们而撰写的通俗手册或各个专业的厚厚的知识汇编呢？
英国学者沃森（Watson，P.）指出，“18世纪大学的存在是为了‘保存和传播’知识。但是，19世纪的教授认为，他们有责任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这一新思维出现在费希特、谢林和施莱尔马赫的一系列论文中，它们的出版恰逢洪堡推动改革的时期”。他进而说道：“康德主义和后康德主义的哲学体系认定两种存在形式：现实和理想。对谢林来说，学术是‘存在于绝对现实和绝对理想之间统一的知识’。学术是一种哲学上的见解，它认为，现实和理想是统一的。学术思想是人类天生所具有的，但同时也在逐渐成熟，在动态发展。因此，其核心是从唯心主义哲学中推导出来的教化（Bildung）理念，即，教育意义上的变化进程。在这个体系中，探索和科学研究也成了一种道德行为。”
洪堡加强了德国古典哲学重视研究的倾向，更明确地提出了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他甚至把科学研究看成大学第一位的任务，认为没有科学研究，就无法发展科学，也不能培养出真正的科学人才。他主张只有教师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只有这种“教学”才配称大学教学或学习。洪堡亲手创办的柏林大学之所以意义非凡，是因为研究成为教授的正式职责。大学教师应该在发现知识和传递知识的使命方面都出类拔萃，这一观点逐渐在德国大学深入人心。教师不仅要从事研究，也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倾向和创新能力。
到1850年，德意志大学几乎完全转化成研究机构，“以适应知识在许多深奥领域的扩张”。德国古典哲学倡导的科学和学术研究成为现代大学重要的职能和原则。
（四）大学的培养目标
“教化”是德语中特有的概念，它源自启蒙运动，后来逐渐为德国知识界所接受。这一概念“最终在赫尔德（Herder，J. G.）、康德和席勒的文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歌德也用过它”。18世纪后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将具有教化的人作为大学的培养目标。所谓教化，“指的是以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有修养的方式掌握事物；一个拥有教化的男人或女人，不仅仅是有学识的，而且也是一个拥有良好品味的人，能够完全以受过教育的方式掌控其周边世界，并因此能够‘指导自己’，而这与先前的从众压力是格格不入的”。
德国古典哲学家将科学视作培养教化的核心内容和关键途径。在德国，“科学”（Wissenschaft）一词也具有独特的含义，它包括“专注和神圣的追寻。它不仅指以理性认识为目标，也指以实现自我为目标；它不仅仅是对‘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的研究，还包括对大学中讲授的所有内容的研究；它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能创造即时效益的事物的研究，还包含在道德层面，针对事物本身及其终极意义的研究”。它几乎包括所有学问，“是从德国大学制度中特殊地演化出来的一种观念。在这个制度里，神学、法学、医学和专门的哲学研究全都被拿来作‘科学的’处理，一起形成普遍的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大厦”。在古典哲学家看来，科学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是非功利性的。
康德认为，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展人的理性。实际上，康德所指的理性思维就是哲学思维，大学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具有哲学思维的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形成独立自主的有道德的人格”。
在费希特看来，大学应该是“科学地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学者。他认为，“只有那些通过时代的学养，达到对理念的认识的人，才能被称为学者”。学者是人类的教师，兼具良好的科学修养和道德修养。大学学者则是选择了科学为生活的职业的人。而学生的学习是为了智慧，智慧是一种获得有教养的人格的方法和手段。学习自由的概念用于学生，旨在用学习的内部动机（好奇心、兴趣）代替通常的外部动机（职业、通过考试）。费希特鄙视所有为了功利、职业的原因进入大学的学生，不管其是最下层的农民还是最上层的贵族。他的终极社会愿景是学者对大众的统治，即由一个拥有共同高等教育经历的精英阶级取代旧的贵族出身的精英阶级。
谢林认为，大学一方面是科学的培育地，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普遍的教化机构，同时肩负科学使命和道德使命。他指出，“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们掌握理性思维。我所理解的这种教育，当然不是一种纯粹流于表面的培养，而是一种深入到人类本质自身之内的教育，一种真正科学的教育。也唯有这种教育，能够让人达到理性行动”。谢林认为学者应当自觉地融入“普遍精神”。他把科学分为绝对科学（他称之为原初知识）和各种专门的科学。后者是前者的个别呈现，要在整体的精神里面对待自己的特殊专业。他说：“在从事个别专业的研究之前，必须首先认识到各门科学的有机整体。”“只有那个绝对的普遍者才是理念的源泉，而理念乃是科学的生命本原。如果一个人把他的特殊专业仅仅看作是一个特殊专业，既没有能力认识到其中的普遍者，也没有能力在其中从事一种普遍的——科学的教育，那么他根本没有资格成为科学的教师和守护者。”
关于大学的培养目标，洪堡和古典哲学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既注重科学的探索，又注重个性和道德的修养。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是“由科学而达至修养”。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年轻人成为实用型人才，而仅是“在最深刻和最广泛的意义上进行科学工作”，“将客观的科学与主观的教育……结合起来”。他说：“所谓高等学术机构，乃是民族道德文化荟萃之所，其立身之根本在于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的教育。”他要求大学传授不含任何目的的“纯粹科学”，通过对“纯粹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方式及品格。由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不仅成为专心致志进行科学研究的机构，也成为通过科学实现个性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新型现代大学。
古典哲学家所倚重的大学哲学系成为科学发展的中心和大学改革的引领者
如前所述，德国古典哲学家十分重视哲学与哲学教育在大学的核心作用，如康德将哲学视为“一切科学的科学”，费希特将哲学置于三种知识之首，谢林将哲学比作“原初知识”，黑格尔将哲学看作“精神的一切”、“教化的中心”，等等。
这些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以大学哲学系为阵地，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和学说。哲学系因为有了上述古典哲学大师，在现代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哲学系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中心并引领了其他三个学院的发展。
哲学系的前身是中世纪大学的文学院，旨在为将要升入高级专业学院的学生提供普通的预备教育。17世纪晚期，中等学校逐渐取代了这种传统的预备教育功能，学生们开始跳过或忽略较低的哲学系，直接进入专业学院。1700年后，哲学系的地位每况愈下，其教授的名声和收入更是降至最低点。例如，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年工资为100～175塔勒。而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的年工资则分别为338～557塔勒、200～500塔勒、100～300塔勒。此外，高级系科教授还有兼职收入，而哲学系教授的兼职收入几乎为零。教育史学者特纳（Turner，R. S.）指出，当时哲学系的衰落对大学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它强化了大学不是文化和自由教育中心，而是功利主义主导的专业学院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哲学系的衰退减少了大学中与数学、科学和历史的新发展有直接、专业的兴趣的教师和学生的数量。由于上述学科在18世纪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大学却背道而驰，新的知识被落后的制度挡在了门外。
其实，1734年创办的哥廷根大学即拉开了哲学系争取与其他三个系科平等地位斗争的序幕，历史、语言和数学学科受到重视。18世纪，这所大学约10%的学生在哲学系注册，该数字远远高于其他大学的平均值。哲学系开设了众多新课程，如经验心理学、自然法、政治、物理学、自然史、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历史以及“辅助学科”古典文学和语言学等，这表明哲学系的作用已远远超出纯粹的初级预备的目的。
耶拿大学在18世纪曾一度是一所臭名昭著的最混乱的大学。1785年后，席勒、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先后加盟耶拿的教师队伍，使得这所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耶拿大学哲学系成为炙手可热的系科，甚至取代神学系成为整个大学的关键部分。耶拿大学对新思想的容忍、对真理的追求，为后来的柏林大学树立了榜样。正如席勒所说：“耶拿的教授几乎都是独立的人，不需要担心任何高贵的人物。耶拿在这方面领先于所有其他大学。”关于耶拿大学的先驱作用，教育史学者齐奥尔科夫斯基（Ziolkowski，T.）认为，“柏林大学并不是这一学术理想的发起者；它只是将20年前耶拿大学提出的理念制度化而已”。受古典哲学影响颇深的洪堡1794—179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耶拿大学度过，在那里，他和歌德、席勒、费希特等人过从甚密，这正是“耶拿思想”的形成时期。
由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哲学系第一次取得了与其他三个系科平等的地位，甚至成为科学发展的领头羊。哲学系的教授和讲座数量显著增加，哲学系的课程不仅有传统的学科，更增添了大量自然科学新课程，哲学系的讲座、习明纳和研究所开风气之先，成为科学研究的苗圃，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学生。哲学系的“语言科学和历史科学为神学和法学提供理论基础，或更恰当地说，为宗教学科和法律科学提供理论基础，因为这些科学的各部分都离不开语言学和史学的研究。同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又是一切医学知识的基础，因为医学随处都要利用这些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正是哲学院的榜样作用，其他三个高级学院才将拓展科学知识的边界视为自身的最终使命。”
从1800—1854年，在哲学系注册的学生从2.4%上升到21.3%，教职员工也有类似的增长；哲学、语文学和历史学都在这一地位较低的系落脚。1830年之后，自然科学如化学和生物学成为哲学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普鲁士的自然科学逐渐取得了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可以说，19世纪时，哲学系的地位最为突出。在哲学系的花名册里，名人的名字也许比其他三个学院加起来还要多，其教师的人数也超过了其他学院。而“德国大学之所以能够在知识界、科学界赢得自身特色和地位，并建构形成德意志民族一切科学活动的基础，主要依靠的是哲学院。德国在整个欧洲国家科学生活中的领先地位，也归功于哲学院为科学研究所做的培养工作”。
由于19世纪3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哲学的地位逐渐地被自然科学所取代，“作为真理祭司的哲学家（费希特语）形象，被作为真理之世俗权威的自然科学家形象所取代”。人们转而相信自然科学的权威将会促进人类的进步。“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哲学一直处在受人猜疑、被人轻蔑的阴影之下。”然而，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哲学又重新与科学建立了和谐而富有成效的关系；科学自身已经开始对其种种普遍性的、哲学的假设进行仔细的思考，而哲学则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加以系统阐述，以使科学能够接受它们——不管科学是将其作为前提原则，还是作为最终结果”。当19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亥姆霍兹（von Helmholtz，H.）在1877年当选柏林大学校长时，人们从他的就职演说中又一次听到了久违的古老的耶拿声音。作为一名以生理学和物理学闻名于世的科学家，亥姆霍兹是一位古典和哲学教师的儿子，他自己也深受康德和费希特思想的影响。他要求在当下的柏林大学建立最广泛的学术自由，以实现最初在耶拿制定的理想。
结语
德国古典哲学诞生于大学，古典哲学家们根据其哲学思想，对自己倚重的机构——大学做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对现代大学影响深远的大学观。他们对大学教育的真知灼见，通过洪堡的吸收借鉴，最终融入和渗透德国大学乃至世界大学的实践。
值得强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构建的大学观并非空穴来风，其渊源可追至古希腊柏拉图式学园的影响。教育史学者勒尔斯（Röhrs，H.）说道：“在柏拉图学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问答是基本的智力活动形式。学园的目标是追求真知，以理性为基础，指引人们探根溯源，形成真知灼见，不迷信已有知识。这种探根溯源可以引导人们走向真理，这在柏拉图心中是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由此可见，学术探究并不是一种针对所有困惑揭示终极真相的技能，它实际上是一种态度，是对真理的追求，包括一种自有的学术文化。柏拉图称之为‘善的知识’，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费希特、洪堡和施莱尔马赫所倡导的古典大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在现代大学的发展中，洪堡无疑是一个关键人物。虽然学界对洪堡的实际影响存在争议，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洪堡神话”的研究，但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洪堡筹办和创建柏林大学之功，洪堡理念是德国古典哲学、新人文主义思想、浪漫主义思潮等融于一体的产物，是集多人智慧于一身的结晶。
洪堡虽然不是哲学家，但他是一位受古典哲学影响颇深的学者，被称为“唯心主义哲学的拥趸”；洪堡虽然没有提出过系统的教育学说，但他做过16个月的普鲁士主管教育的官员，正是在他任职期间，承揽了创建柏林大学的任务。没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洪堡却有深邃的教育眼光，他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对大学的主张，在哥廷根大学、耶拿大学等校成功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打造了一所全新的柏林大学。洪堡改革虽然基于其新人文主义立场，但古典哲学的影响也是毫无疑问的，他和多位古典哲学家都是挚友，来往密切，其组建柏林大学时曾征求费希特等人的意见，甚至多次聆听费希特有关新大学计划的演讲，费希特受普鲁士官员委托撰写的计划更是成为洪堡创办新大学的蓝图之一。尽管有学者认为，“洪堡创立大学所依据的精神和道德准则是其他人先期设想的”，但洪堡是将他人先期设想付诸行动的第一人。洪堡成功了，大学史上有了洪堡时代；柏林大学成功了，柏林大学成为现代大学之母。
有学者认为，洪堡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任普鲁士教育行政负责人一职的，他从未谋求过这个职位，也没有长期任职的打算；他虽然对教育也做过深刻的思考，但那只是通过文化学术交流进行的人类教育，直到上任前，他还认为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缺乏实质内容。“尽管洪堡并未付出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仍被公认为新大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原因有二。其一，洪堡本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能够确保柏林大学同时拥有顶尖的学术标准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其二，时代精神赋予个人（或者可以说是英雄）以各种可能。这样某个拥有足够权威的个人就能将各种出发点相似，但具体内容存在分歧的思想加以调和与统一。”
其实，洪堡在柏林大学办学上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洪堡研究专家康拉德（Konrad，F.-M.）认为，“洪堡的功绩不仅在于他实际的组织安排工作，更在于，这位柏林大学的建立者汲取了所有著名改革所能给予的灵感、融合了他上任之初业已存在的主要思想，从而制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大学思想无疑是洪堡创办新大学最重要的源泉。青年时代，洪堡就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他几乎与所有古典哲学家都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洪堡就开始阅读康德的著作，“康德的文章帮助他摆脱了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启蒙思想的僵化”。在耶拿大学期间，洪堡开始与歌德、席勒和费希特接触，深受古典哲学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贝格拉（Berglar，P.）指出，“哲学方面洪堡先受到康德，然后又很快受到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的影响”。在创办柏林大学时，洪堡明显吸收了谢林、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F. D. E.）的观点。“基于唯心主义哲学和新人文主义教育理想，洪堡最终将创建新大学的基本设想，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创新的综合体系。”
柏林大学的成功与洪堡制定的切合实际的办学政策也是分不开的。他充分汲取了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大学思想，但并非囫囵吞枣、照单全收，而是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正是洪堡所特有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可以在有关高校的讨论中起到缓解作用。他既没有选取那种完全旨在讲求实际的、拿破仑在法国对教育事业改革的路径，也不是毫无批判地追随费希特‘哲学学府’的想法……他虽然把好战的哲学家聘请为教授，但他不让哲学家对柏林大学的组建施加任何影响。”
可以说，柏林大学之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洪堡紧紧抓住了大学教师这个“牛鼻子”。在短暂的任期中，洪堡为柏林大学聘请了一流的学者。“他深知学者们的敏感易怒，因此不仅温和有礼、颇有耐性地迁就他们，更以真诚的自由主义胸怀对待他们；因为他明白，在文化领域中，国家硬实力的作用只能是协助和引导，而非创造，换句话说，文化领域中的一切都依赖于自由思想的创造力。”在创办柏林大学的过程中，洪堡的基本原则是：聘请一流学者，给予他们科研自由。他将国家对大学的责任总结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对人才。”他对诸如组织形式、规章制度等细节几乎从不干涉，他深信学者的个人才华是唯一要素。他说：“如果追求知识成为大学的首要原则，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除柏林大学开办前已去世的康德外，费希特、黑格尔、谢林这些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先后出任柏林大学教授，他们通过传授知识和科学研究，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成就了近代德意志大学的辉煌。
来源 | 《教育研究》 2022年第4期
作者 | 贺国庆（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转自：“中国教科院”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