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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从史学论文标题的变化看学术观念的转移

2023/5/26 16:40:01  阅读:94 发布者:

学术论文标题自然包括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这里所谓标题的变化指形式而言。自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进入大学读书的,三十多年来阅读了不少史学论文,发现学人在论文的命题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即有从论文题目加上提示语的变化,或者说题目有从单标题到正副标题或提示语三段式的演变趋势,回想自己也有这种变化。因此,想就此谈点感想。

常建华,1957年出生,河北张家口人。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从冯尔康教授学习清史,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后在职取得博士学位。1990年晋升副教授,1997年晋升教授。2006年以来,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主编。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史、明清史。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作为论文,中国传统的古文文体中,大体上属于论辩类。论是说明一个道理,辩是辩驳别人的言论。论,主要有理论、政论、史论、文论等类。理论文,即学术论文。政论,就是政治论文,针对政治形势、国计民生、治国方略等重大现实问题发表的文章。史论文,或称史评,针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辩、议,属于逆向议论,即不同意别人的意见而产生的议论,或反驳,或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还有说、解,都是说明、解释性的文字,形式轻便灵活。札记、论说是中国传统的论文形式,其名称也不出文体的制约。如贾谊《过秦论》就是最早的单篇论文,再如明代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1有《宋太祖太宗授受辩》、《士农说》等,都属于论文,题目简明扼要。

论文是论说体,现代的学术论文,更强调论文的观点与论据,采用受西方学术影响的章节体,有一套叙述方式。固然一篇论文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能否善于选题,翔实地征引文献、编配资料,以准确、流畅以致典雅的文词论述。但是,题目能否画龙点睛,也是论文写作的一环,不容忽视。

史学论文的题目一般要求平实,表达出所要论述的问题即可。不准确的题目是败笔,流于平淡的题目显然不吸引人,为吸引人而因词害意更不足取。准确、典雅而又突出主旨的题目,引人注目,会收到好的效果,甚至令人想先睹为快。如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的论文《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就很吸引人,题目反映了作者从“中国历史的早熟”看明清时代的视角,令读者希望了解明清时代的早熟性。当然文章好还是基于作者有深入的研究与出色的表达能力,不过题目好也有锦上添花之效。

史学论文的题目有比较固定的格式。一般来说,称作“论……”、“……研究”、“……试探”(或“初探”等)、“……述略”(或“探略”等)、“……考”、“……辨析”等等,或者嫌这些词汇累赘,直接概述内容,起到简明扼要的效果。如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的论文《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就是如此,题目中既无“论”,也无“研究”。而郑天挺先生的后续研究《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则标出“续探”,表明了前一篇论文属于“初探”、“试探”,不称“论”与“研究”,也有谦虚之意在其中。

我读书的时代所看的论文一般都是上述的单标题。偶尔有一些论文设置“副标题”,这往往是与人商榷的论文,如胡一雅等先生《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同蔡美彪同志商讨》,副标题点出商榷的对象。此类文章虽然被看作是“百家争鸣”,但战斗性、批判性较强,在农民战争史、社会性质、历史分期的讨论中多见。

副标题也往往是说明性的。有的是附带讨论其他问题,如彭泽益先生《〈织工对〉史料能说明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吗?——兼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运用史料与论证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兼论……”是此类副标题的常见形式。有的限定范围,如邓拓先生《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限定了论述内容,再如陈野先生的《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试以徽州一地为例来论证明清时代商业资本的作用问题》既限定地理空间也限定时间范围。

我也接触到日本的论文和目录,觉得日本学者喜欢用正副标题。日本学者的论文,题目较小,资料完备,论证谨严,解决问题。副标题往往是“以……为例”或“以……为中心”或“以……为对象”,多用副标题就是对论题加以限制,以便研究得以精细化。副标题也有其他的说明性文字,如森正夫先生《明代的乡绅——关于士大夫和地域社会关联的记录》、川胜守先生《徐乾学三兄弟及其时代——江南乡绅对地方统治的一个具体形式》,也重视以小见大,副标题用来阐明研究的意义。

台湾的学者近些年来喜欢用复式标题。前几年有一次“中研院”的邱仲麟先生对我说,现在台湾的论文题目流行二、三段形式的,我也深有同感。我看到不少二级题目文采飞扬,如研究明清社会文化史的王鸿泰先生,他起的论文题目《闲情雅致——明清间文人的生活经营与品赏文化》等,实际上是正题前面加上提示语,而不是副标题附注说明正标题的形式。看到这些题目,就觉得有意蕴,给人以想象的空间以及品味的感觉。

我前面举出的国内学者使用副标题的事例,都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进入新时期,我国学者的论文二级标题明显增加。刘志伟先生对珠江三角洲宗族研究有素,问题意识突出,讲究研究方法,并对研究对象有明确地界定,他的论文喜欢用二级题目,如《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等,这些题目同样是提示与论题的关系,我们从题目中领略到作者的旨意。

一些学者使用三段式或者说三级题目。如美国学者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旅日学者伍跃《明代社会:纳贡与例监——中国近世社会庶民势力成长的一个侧面》,《新世纪南开社会史文集》收录的论文有2篇使用三级题目,即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常建华《习俗与教化:徽州宗族组织的形成——以休宁范氏为中心》。我本来是以休宁范氏为中心探讨徽州宗族组织的形成问题,论文写出后,觉得自己的研究特色是论述了宗族组织形成的民俗基础与国家政治的促进,因此就在成文后加上了“习俗与教化”的提示语,这一概括实际上是升华了对问题的认识,点明对于宗族组织形成的看法。张思先生论文题目的形式与我类似,形成了三段式:提示语+论题+补充说明,中间使用冒号与破折号隔开。至于伍跃先生、彭慕兰先生的题目与我们略有不同,彭慕兰是论题后加上两次说明,伍跃则将论题的时代分出提示,形成三段式。在标题分段使用标点符号上,存在着混乱的情形,我想,大致上提示语似应使用冒号,副标题则采取破折号。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我国的历史论文题目发生了从单一标题向正副标题再加提示语的三段式的题目变化的趋势,也大致暗合着学术研究从重视对象到强调方法再到突出问题意识的演进。体现这种新趋势的学人以中青年为主,研究的领域多为社会史、文化史等理论色彩较强的方向。反映出对于问题意识以及研究方法的追求,也是为了在众多的论文中受到瞩目。虽然这样的题目有诸多长处,然而运用不得当,也会使人有冗长、繁琐还有张扬的感觉,使用时应当认真推敲。论文题目的上述变化,海外史学界也类似,反映出当代学术论文写作的特色。

版权说明:本文原载《安徽史学》2011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见原文)转自:史学科班生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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