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青年研究杂志 ，作者李钧鹏 茹文俊
作者
李钧鹏、茹文俊，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
现代信息技术为人际互动提供了虚拟空间这一场所，产生了许多被称为“圈子”的兴趣群体，依靠线上互动而兴起的“JK制服圈”即为一例。运用虚拟民族志方法，对这一兴趣群体进行参与式观察，发现除了寻常的兴趣爱好交流，这个“圈子”还出现了特有的商品消费模式，并衍生出一系列服务于商品消费的群体内的非正式价值规范体系。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提出一个初步的符号互动链模型，以此解释虚拟空间中“圈子”的互动过程和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以“JK制服圈”为代表的虚拟空间亚文化小群体与许多现实中的社会群体一样，已经呈现出共同体的特征。
关键词
虚拟空间；共同体；虚拟民族志；符号互动链；JK制服圈
虚拟空间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不可忽视的存在，它意味着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并未共聚一个物理空间。这种身体不在场的情况对人际互动意味着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一些学者注意到教学、娱乐、消费等发生在虚拟空间的社会活动，并对这些活动的特点进行探讨（陈旭光，2020；胡小平、谢作栩，2020；张曼缔，2021）。而对虚拟空间中人际互动的探讨往往以现实生活中的互动为起点，其中，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的影响较为深远。柯林斯（2009）以微观层面的人际互动为基础，通过对互动仪式机制的分析，建立起联结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的桥梁。互动仪式链理论被大量学者借鉴，广泛运用于对网络亚文化和社交平台互动的研究中（顾楚丹，2022；韩运荣、于印珠，2021；潘曙雅、张煜祺，2014）。然而，柯林斯的理论对虚拟空间中的人际互动解释不足（李钧鹏、茹文俊，2020）。互动仪式链理论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柯林斯并未预料到虚拟空间会发展成如今之盛况。在其最新的研究中，柯林斯对虚拟空间的重视仍显不足，只关注到打电话、远程上课、远程上班与戴口罩互动等场景，依旧强调面对面互动的不可替代性，认为所有社交媒体都源自现实在场的成功互动仪式，而身体的“缺场”会导致情感能量的缺乏（Collins，2020）。
当下的虚拟空间已不仅仅是线上互动的平台，它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社会的物质再生产过程中，对每个参与其中的成员都产生着影响。那么，对虚拟空间中的成员，他们的人际互动呈现出什么特征？他们所组成的群体依靠什么纽带联结？这种群体与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有何异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JK制服圈”为个案，采用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方法探讨虚拟空间中的人际互动。
一、关于共同体与虚拟空间的研究
“圈子”是一个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概念，它肇始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费孝通，2011：27）。到了互联网时代，“圈子”具有了不同的意涵。虽然学界并没有对网络圈子的定义达成共识，但与费孝通所描绘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圈子”不同，网络圈子更多是探讨趣缘关系（彭兰，2019）。互联网的“圈子”被认为是通过兴趣文化认同而会聚起来的关系群体（闫翠萍、蔡骐，2013）。这种虚拟关系社群的交互场域既具有虚拟性和流动性，也具有情感性（隋岩、陈斐，2017）；甚至出现了“饭圈”这种不仅具有情感纽带，还具有圈层等级结构与类组织特征的“圈子”（毛丹等，2021）。
与“圈子”不同，“共同体”自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以来就是经典的社会学议题。滕尼斯（2020）区分了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这三种不同形态的共同体，认为三者并不存在明显的边界，而是彼此联系的。在他看来，共同体中人的意志是统一的，这表明共同体存在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在滕尼斯之后，一方面，在不少后继学者看来，滕尼斯笔下个体间联系密切的共同体早在工业时代的洪流中逐渐消散。如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所说，都市生活导致人的高度理性和功利主义，由此消解了传统的社区共同体形式（西美尔，2007）。在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是原子化的社会，传统社群为个体提供的保障早已消解殆尽（鲍曼，2012）。他进一步指出，工业技术的强大信息能力肢解了传统共同体自然而然相互理解的特征，取而代之以身份认同；现代社会中许多看似共同体的社群只是认同的整合产物，并不能给个体带来稳定性，而只能带来恐惧和不确定性（鲍曼，2003）。
另一些学者认为，共同体以其他方式被维系着。例如，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认为传统共同体并未随城市的发展消失，而是存在于城市中少数族裔聚居的社区中（Lewis，1952）。此后的学者扩展了社区概念，强调社区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地理空间或亲缘关系中，主张将研究重点转向社区成员间的关系网络（Fisher，1975；Wellman，1979）。
在认同问题上，不同于鲍曼，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把认同置于更高的位置，认为在网络社会中，意义是基于跨越时空而自我维系的原初认同建构起来的；换言之，认同问题决定了网络社会中的符号与意义（卡斯特，2006）。他进一步指出，“谁建构了集体认同，以及为谁建构了集体认同，大致上便决定了这一认同的象征性内容”，并把建构认同的形式和来源区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与规划性认同（卡斯特，2006：6—7）。网络社会虽然引发了新的社会变迁形式，却也促进了共同体抗拒性认同的发展（卡斯特，2006：10）。卡斯特认为，抗拒性认同“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污蔑的行动者所拥有。这些行动者筑起了抵抗的战壕”（卡斯特，2006：6）。抗拒性认同概念强调现代社会的认同并非共同体的无奈替代品，也不是只体现为个人身份认同。在卡斯特看来，现代性认同反而再现和强化了共同体的整合功能——将超脱时空的参与者组织起来，并形成具有强关系纽带的地域民族主义。与卡斯特一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发现，传播科技使人们“召唤出想象的共同体”，促成了民族主义的产生（安德森，2016：126）。正如吉拉德·德朗提（Gerard Delanty）所认为的，真实与虚构的社群难以截然分割，因为现代社群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形成了一种认同的力量（Delanty，2009）。这些经由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认同不仅能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还产生了解决社区群体生活问题的社会机构和群体（刘瑛，2003），甚至成为滕尼斯式的精神共同体（姜振华、胡鸿保，2002）。
不受地域限制的虚拟空间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认同的力量塑造了人际交往的形式。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现代社会出现了脱嵌（disembedding），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2022：23）。这意味着社会行动从地域化的情境中被“提取出来”，并跨越时空距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吉登斯，2022：60）。这种机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以信任为基础，尽管信任伴随着风险。
传统共同体所面临的安全与稳定问题也出现在虚拟空间中。关于认同，首先要明确自我认同的产生。自我认同虽然不是认同的唯一形式，但却可以说是人最先出现的认同方式（Jenkins，2008）。现代性背景下的自我不再由外在影响决定，而是出现了一种自我认同的新机制：自我的塑造不再依赖带有地方性特征的特定背景，而是反思性地生产出来（吉登斯，1998）。“反思”作为人所具有的本性（科尔斯戈德，2010：56），与现代性的特征相结合，使认同得以超越个体所处的现实立场。在现代性背景下，个人认同以特定的叙事为前提，它意味着在日常的世界中进行有规则的互动，“表现为持续地吸纳发生在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把它们纳入关涉自我、正在进行着的‘故事’之中”（吉登斯，1998：60）。借助大众传媒，个体可以在虚拟空间中进行有规则的互动，获得“被传递的经验”，并且“以前相互分离的情境之间的界限被克服了”（吉登斯，1998：96）。在这种意义上，虚拟空间和现实中的共同体一样，为个体开辟了一条自我认同的道路。通过媒体中传递的共同经验，虚拟空间也创造了一种参与者有规则互动的场景。
随着有别于传统的人际交互方式的不断出现，虽然传统共同体的基础被逐渐侵蚀，新技术却可能不断地重塑共同体。虚拟空间中的共同体首先意味着一种关系群体，而传统共同体中最重要的是人际中建立起来的集体信念、群体认同和稳定的情感关系纽带，以及情感纽带所带来的安全感。笔者认为，虚拟空间中的共同体也出现了与传统共同体相似的特征：它们同样具有能够激发共同情感符号的关系纽带，这种关系纽带也有一套共享的价值与规则。虚拟空间中的“圈子”往往是人们由于某种兴趣爱好在网络上会聚而成的兴趣群体。一些“圈子”基于这种趣缘关系，进一步发展出超越兴趣本身的集体认同和情感纽带，这使“圈子”成为共同体。简言之，虚拟空间中的“圈子”代表了网络世界中的兴趣群体，共同体则是这些群体可能发展出的进阶形式。
下文通过一个经验个案来说明“圈子”是如何产生了共同体所具有的群体认同、价值信念和情感纽带。
二、虚拟空间中的“圈子”
选取JK制服圈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JK制服圈是诞生于虚拟空间并形成了情感纽带的社群。作为“宅文化”的衍生群体，圈内成员的交往主要依赖线上互动。作为一个以特定服饰为核心符号的“圈子”，JK制服圈的互动以服饰的展示为起点，这种展示促进了成员间的交流，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比许多其他共同体更为紧密的情感纽带。第二，JK制服圈是呈现出共同体特征的虚拟社群。学界目前的关注点或是虚拟空间如何参与建构了现实的共同体（杜骏飞，2020；吕焰、丁社教，2017）；或是虚拟空间中社群的行为和特征（黄丽丽等，2014；刘学等，2021）。本研究则将二者结合起来，关注虚拟社群自身如何发展为共同体。JK制服圈与传统共同体有较多相似之处，包括情感联系纽带、内部交易规则和一定的群体独立性。以JK制服圈为代表的虚拟社群既不同于“饭圈”这类在商业逻辑和政治力量的强干预下已经组织化了的群体（秦璇、陈曦，2021），也不同于电子游戏爱好者等联结松散且交易行为主要发生在社群外部的群体。
与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一样，虚拟民族志是一种旨在深入描述人们日常生活运作的质性研究方法。两者的区别在于，虚拟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没有地理边界，日常生活发生的场景从地点（places）变成了空间（spaces）（Crichton & Kinash，2003）。在具体操作方法上，虚拟民族志与传统民族志研究并无本质区别。它同样需要深入接触研究对象，采取沉浸式参与观察，并在调查中建立起人际关系（张娜，2015）。
虚拟民族志的研究背景和环境从现实田野变成了网络虚拟环境，资料的收集则主要依赖于互联网的表达平台和互动工具，其研究旨趣在于探究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卜玉梅，2012）。不同于以往多数只针对单一平台的虚拟民族志研究（高崇、杨伯溆，2013；李明、周梦青，2018），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遍布网络各大平台的网络关系社群。我们以“圈子”成员的身份进入田野，尽可能进入这个“圈子”所活动的每一个媒体平台，采取参与式观察的方式，了解其他成员的行动及其意义。我们还寻访了这个群体的具体成员，与其建立人际关系并进行跟踪访谈。
JK制服圈群体的出现离不开日本动漫文化发展所衍生出的“宅文化”。中国的“宅文化”来源于日本的动漫游戏，简称为ACG，即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s）和游戏（games）。“宅文化”群体成员往往沉迷于ACG娱乐而缺乏线下的社交活动，因此网络空间是这个群体最重要的交往平台（何威，2018）。由于日本动漫出现大量日式服饰元素，中国的动漫爱好者便模仿动漫角色穿着这些制服。随着“宅文化”群体的扩大，JK制服逐渐流行，成为随处可见的日常服饰。JK制服圈与“宅文化”息息相关，而“宅”便意味着群体内的互动高度依赖于网络。
由于JK制服圈是一个依赖虚拟空间的群体，对其研究还要考虑群体边界问题。尽管JK制服圈的核心符号是JK制服，但并非每一个购买和穿着JK制服的人都属于圈内人。不少购买和身穿此服饰的女性只是单纯把它当作一种新奇的衣物尝试，并未参与与“圈子”相关的一系列符号生产中。对虚拟空间而言，群体边界是随意的（李钧鹏、茹文俊，2020：208），因此没有明显可用的边界标准来划定一个群体，这就涉及如何对虚拟空间中的“圈子”进行界定的问题。这类“圈子”边界模糊、小众且非正式，参与圈子的个体往往是匿名的。其“圈子”成员身份更像“框架化的自由人”（张兆曙，2021：42）。他们既处于某一价值符号系列与规则下，又可以随时抽身出来。作为虚拟空间中可察觉、可统计的符号就几乎是唯一可以研究的信息。事实上，所有这类小众的“圈子”都存在一系列只有圈内人才能意会的“黑话”或“梗”。正如卡斯特（2001：464）所说，要进入一个虚拟空间的沟通系统，“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要能适应其逻辑、语言、进入点以及编码与编码模式”。
或许可行的一种划界方法是：不区分具体的参与个体，而是区分已经被生产出来的群体关联符号，并对这些符号话语进行研究。每一个虚拟空间中的“圈子”都有其独特的“黑话”或“梗”，并有一套圈内的表达方式，表现为一套关联的符号话语系列。正是通过这样的符号话语系列，我们才得以探究虚拟空间中的“圈子”群体。
作为社交媒体的虚拟社区不仅是交流场所，还兼具市场消费功能，这体现在许多兴趣“圈子”（如JK制服圈、汉服圈、耳机圈和单反相机圈）对相关产品的消费中。参与这种“圈子”意味着进行相应的商品消费，这些“圈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消费社会的缩影（鲍德里亚，2014）。作为围绕兴趣爱好形成的群体，这些“圈子”往往成为可供成员日常交流的纽带，其交流内容扩展到日常生活，包括个人情感、生活、学业以及工作上的烦恼，这便是虚拟空间中“圈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水区”文化。本文对“圈子”的探讨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市场消费、价值规范和展示交流。通过这三个方面来介绍虚拟空间的“圈子”特征，并表明这些“圈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关系纽带。
因为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特点有别，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互动大本营,如体育爱好者集中在虎扑论坛，游戏爱好者集中在NGA论坛。微博作为JK制服圈情感交流、个人展示和交友的场所，是该“圈子”的互动大本营。当然，其他平台也有这个“圈子”发生互动的痕迹。表1展示了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在JK制服圈的不同功能。应当注意的是，“圈子”的价值规范贯穿在所有平台中，但在微博体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挂人”现象，即把违反圈内潜规则的成员甚至店家的“事迹”发出来，号召大家共同批判和抵制。下文从市场消费、价值规范与展示交流三个方面出发，分析JK制服圈的互动特征。
(一)市场消费
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如果大众传播媒介能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天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们就将使这些文化领域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商品形式”（马尔库塞，2006：53）。这些“圈子”确实把兴趣爱好、小众文化和商业融为一体，具有政治操作的潜在可能，产生了一种文化商品的形式，并伴有一整套互动规范与价值规范。
1.圈内店家
JK制服圈对“国牌”和“日制”两种制服类型进行明确的区分。所谓“国牌”就是原料和制作均为国产的制服裙，“日制”就是设计、布料或生产至少有一种出自日本的制服裙。“日制”又细分为“校供”和“日制同格”这两种主要类型。“校供”就是真正的日本学校的女子高中校服，圈内成员通过一些特殊渠道从日本买到一手或者二手的裙子；“日制同格”则指获得日方格子裙的格子样式版权后制作的同款制服裙，也有直接从日本进口学校的同款布料并在国内加工。另外有日本商品品牌入驻国内淘宝平台出售制服裙的情况，其制服裙则为“日制”，但与学校无关。这其中出现了一条“歧视链”：“校供”歧视“日制同格”，“日制同格”歧视“国牌”。
圈内店家主要的宣传和发布场所在微博（较大的厂商也在抖音等媒体上宣传与发布）。以做“日制同格”的两个店家G店和Y店为例，其店主会参与圈内的微博讨论，与圈内成员有深入的互动。G店的店主为动漫爱好者，其本人就是从JK制服爱好者发展成JK制服经营者。店主在圈内不仅售卖制服，也是意见领袖。以Y店店主为例，圈内成员亲切地称其为“优马叔”。作为国内最早售卖“日制同格”的店家，他在圈内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其关于制服裙的许多观点也被圈内成员奉为圭臬。这些意见领袖式的店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圈内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在确立了圈内的地位后，他们有时也会发表对时政热点的看法，以此拉拢既是粉丝又是顾客的圈内成员。
JK制服圈的商家与消费者关系呈现如下特征。首先，买家与卖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商品交易关系。事实上，由于小众感兴趣的商品缺乏大规模工业生产，圈内并无正式的行业标准，其标准都是由买家与卖家通过某种默契产生，主导者多为卖家。其次，在商品的宣传与发布方面，卖家与买家有着深度的互动（建立QQ群、微博群和微信群等）。例如，Y店店主不仅在微博上与圈内成员分享生活、讨论时事，也会在动漫展览会上为圈内成员量体裁衣。耳机圈等“圈子”也有类似的情况。小厂家会现身于相关论坛，与论坛成员讨论商品，建立起熟络的关系。最后，这些“圈子”的店家往往会成为意见领袖，对圈内的价值理念和商品的标准进行解读。例如，Y店店主因为其关于日制裙子的解读一度被圈内普遍接受，被戏称为“JK皇帝”。
2.商品售卖
圈内制服售卖的重要方式是预售和定期抢购，热门商品（俗称“萌款”）尤其如此。要买到热门的裙子，就需要紧盯这两家店的微博信息，到时候去淘宝店家的相关页面“抢裙子”。在田野调研中发现，畅销的Y店裙子在几秒之内就会被抢购一空。除抢购存货外，甚至还有买家抢购“订货资格”现象，即店家放出订单数量，买家需要抢购“订金”以获得购买资格。一个普遍现象是，热销商品瞬间被抢空，而且迟迟无法补货。Y店预售的裙子有时要等待将近一年才发货，由此圈内出现了“爱情没有工期长”这样的玩笑话，以调侃一些圈内成员让男朋友帮忙付订单，最后还没等裙子到货就分手的情况。为了“抢裙子”而熬夜踩点的现象不在少数。
访谈发现，买过“日制同格”的成员都体验过超长工期。当然，不是没有人质疑店家蓄意拖延产品工期，但店家的解释集中在工厂难找、布料制作困难等原因上。这些店家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通常只需要发布长篇微博，动情地诉说难处，便可以打消不少买家的疑虑。而只要店家放出部分热门存货，就会在圈内引起一片欢腾。“圈子”成员对圈内的相关商品相当执着；在“圈子”内，主角不是圈内的成员，而是众人疯抢的商品，它们成为“全面性程序的主导者”（鲍德里亚，2019：58）。
3.“海鲜市场”
JK制服圈的预售模式促成二手交易市场的出现。圈内成员会在“闲鱼”App（被圈内人称为“海鲜市场”）上交易她们的裙子。在二手市场上，抢到的预售订单同样可以交易。“海鲜市场”在圈内发展得相当成熟，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用于二手交易的黑话，如“前娘”（指二手卖家）和“High出”（指溢价卖出）。在JK制服圈中，许多成员并不忌讳穿二手衣物；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JK制服圈中，服饰圈、汉服圈等“圈子”都出现了成熟的二手交易环节。
“海鲜市场”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炒货。由于热销裙子长期缺货，一些圈内成员会将制服裙二手溢价售卖。例如，Y店一条名为“玫森”的裙子一度在“海鲜市场”中溢价两三倍。二是情感交流。许多圈内成员在二手交易中会得到卖家赠送的“小惊喜”。例如，二手卖家在寄出所要交易的制服裙时，经常会附赠贺卡、领结和袜子等JK制服配件，有时还会送出小零食。在微博和豆瓣上，都可以看到二手买家成员发帖子分享收到小礼物。
(二) 价值规范
每个虚拟空间的“圈子”都存在一套被圈内成员默会的价值规范。价值规范最直接的作用在于对圈内相关商品制定交易规则。“圈子”内部的店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从而既是获益者又是规则制定者。在虚拟空间中，权力也无处不在：虚拟空间中的“圈子”也存在规训。如福柯（2016：79）所言，权力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存在于各种不平等的、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圈子”中的意见领袖往往会影响圈内成员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形成共同的态度和价值观。
1.版权问题
JK制服圈中的格子裙版权主要指裙子的格子样式设计。在JK制服圈中，一个店家如果要得到圈内成员的认可，其版权必须是没有问题的；圈内成员普遍排斥“山寨”裙子的穿着者。“圈子”内的纠纷大多与版权有关。2020年12月，一家名为“萌芽”的新店公开质疑Y店只凭早期积累下来的人气赚钱，后来做的日制裙子却没有取得任何授权。这场纠纷波及面甚广，直接导致Y店的裙子在“海鲜市场”中价格大跌。
在JK制服圈中，版权关乎圈内店家的生死存亡，但圈内涉及侵权的纠纷几乎不会诉诸法律。一方面，这种“圈子”存在灰色地带。例如，“格子”是否有版权依旧存疑，因为大量格子裙的样式都可以见到众人熟知的苏格兰裙子的影子。另一方面，在调研中并未发现能够提供版权授权协议书的店家。即便是老牌的Y店，在回应2020年12月的纠纷时，也只能出示其往返日本谈判的机票，而未公布任何版权协议。无论如何，JK制服圈的版权问题已成为一种手段，店家利用这套规则确保自身的利益，也可以用这套规则攻击其他店家。被侵权的店家也不会主动诉诸法律，只有店家与店家或店家与买家的纠纷。在此过程中，意见领袖式的店家能够左右圈内舆论，抵制对手。
2.“JK警察”
“JK警察”指的是极力维护圈内价值规范和秩序的成员。这些成员一旦发现穿着“山寨”裙子的行为，就会在网上公布。这并非JK制服圈独有，而是几乎每个“圈子”都有的现象。“JK警察”批评他人所穿制服的行为被称为“出警”。“出警”行为有时会产生现实冲突。例如，有成员在微博上自称在机场被一个“JK警察”质问为什么要穿“山寨”制服，甚至遭到泼水袭击。在圈内，许多知名的“JK警察”发微博的目的就是对他人进行审查。
在JK制服圈中，有一部分成员是“圈子”秩序的自发监督者，他们时刻关注“圈子”中的动态并分享观察。一旦出现违反圈内潜规则的成员，就会将他们“挂”到被圈内成员熟知的平台上。“圈子”中出现的秩序维护者，其行为目的也是多种多样：或是为了在二手交易中炒货，或是出于自身的优越感，或是纯粹出于对圈内价值观的认可。但无论如何，“圈子”中确实出现了一套被成员遵守的价值规范，并衍生出一系列维护机制。
3.质疑与维系
在“圈子”中，因价值规范而引起的纠纷从未停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缺乏明确的内外边界有关——一大批只是追随时尚而穿着JK制服的买家并没有真正进入这个“圈子”。因此，对JK制服圈来说，其内部的版权与“山寨”规则并不适用于边缘人群。“圈子”价值规范的维系主要依靠成员间的默契。一些店铺不知道或不认同这种“默契”，就会被“圈子”成员视为“山寨”。“岩崎学院”这类JK制服店曾因模仿圈内热销的制服裙而被口诛笔伐，但未被“正版”店家诉诸法律制裁。
在这些互联网“圈子”中，一个商家若倒下，主要是由于圈内成员的共同抵制。于是，这些“圈子”的价值规范处于质疑与维系的张力中，个体不断地被划分，要么遵守规则、获得认可，要么被“JK警察”批判为“圈外人”甚至“叛徒”。当然，虚拟空间毕竟存在匿名性。在调研中也遇到过偷偷购买“山寨品”的成员，但他们对外仍然是遵守圈内价值与规则的成员。尽管如此，“圈子”内的一套规则在明面上是不容被打破的，有其约束力。
（三）展示交流
展示交流是“圈子”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圈子”相关的兴趣爱好的展示交流，二是涉及成员个人生活的分享交流。如表1所示，“圈子”成员进行交流的场所往往也是分享和展示的场所。在这些兴趣群体中，购买JK制服后的重要一环是穿着拍照，然后分享到互联网上。豆瓣某JK小组还划出一个“组员”（repo）的分区，专门用于成员分享自己制服搭配。除“圈子”内容的展示交流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成员日常生活的分享。这一部分内容是“圈子”共同体特性的关键所在。正因为存在这一层次的交流，这些源于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群体可以影响到每一个成员的日常生活。与“库拉圈”（马林诺夫斯基，2009）这种传统共同体中的仪式相类似，在展示交流中，圈内物品符号价值的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其实用价值。JK制服一方面作为日常服饰的穿搭而被分享；另一方面，它作为“圈子”的符号，本身就具有炫耀、认同等价值：身着“日制”裙子显得更为高贵”；而圈内成员见到身着JK制服者，也倾向于称其为“姐妹”。
1.“种草姬”与分享
“种草”是网络流行语，指向他人分享某一商品并激发其购买欲望或自己基于他人分享而对某商品产生占有欲的过程。“种草姬”特指JK制服圈中的制服推荐者。这类群体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专业人士，其工作是受店铺委托身穿相应的制服，展示给圈内成员。圈内的“种草姬”往往能收获一群属于自己的“粉丝”。与那些店铺的店主一样，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圈内的意见领袖。田野调研发现，“种草姬”有时候也是“JK警察”；与店主一样，她们也是“圈子”内的逐利者。
与利益相关者的分享不同，普通的个体分享者并没有数量众多的“粉丝”。她们的分享往往只能被私人关系圈注意到。这类分享可以见诸微信朋友圈、QQ空间、微博、豆瓣等平台。这些个人的分享虽然不足以制造圈内大规模的讨论，但一些“粉丝”众多的博主的回复下面也可见共同分享。例如，一个“种草姬”分享了一条裙子，在她的转发和评论中会有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穿着照片。
2.“水区”与情感交流
虚拟空间各大平台普遍存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水区”。它是一个超越“圈子”内兴趣爱好甚至社交平台本身功能的交流空间，是圈内成员交流日常生活、个人情感以及社会时事的地方。正是这一交流空间的存在，使这些“圈子”能够超越纯粹的兴趣爱好，影响成员的观念和情感。“水区”的呈现形式不尽相同。对百度贴吧这样的论坛来说，“水贴”和正经讨论兴趣相关内容的帖子是并存的。作为球迷论坛的虎扑，其水区被划定在“步行街”这个板块中。与虎扑同类的还有NGA游戏论坛，其水区被划定在“网事杂谈”板块。
对微博这种由“博主—粉丝”模式运作的平台来说，其“圈子水区”尤为不同。JK制服圈的“水区”可以说是一系列“情感类bot”（bot是robot的简称，即机器人，在微博中指专门用来接收投稿并发布的机器人博主）。bot博主接收大量圈内成员的投稿，内容涉及他们的日常生活、推荐衣物和生活用品、对娱乐圈新闻和时政要闻的看法以及与家人、对象和同事的感情问题。在每条投稿下面，圈内成员会跟进评论，发表个人观点。圈内成员购买日用品和衣服、遇到情感问题时，都会参考bot投稿里的意见，甚至会自己投稿，向圈内其他成员征求意见。在这一过程中，成员的消费选择、情感选择便会受到“圈子”价值规范的影响。“水区”使相似的价值理念弥散在成员中，影响成员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利他行为同样发生在“水区”，也是“圈子”的普遍现象。在豆瓣JK小组中，成员经常免费分享考研等学习资料。某球迷“圈子”曾在贴吧号召向山区学校募捐，资助建立希望小学。当“圈子”形成成熟的“水区”文化后，便具有了共同体的某些特征。不仅如此，“水区”是每个“圈子”中符号的最关键的生产与再生产场所；是否参与“水区”的互动，几乎可以作为某个人是否为“圈子”一员的判断标准。
换言之，正是“水区”成为联结现实生活与虚拟空间的重要媒介，使得现实生活和虚拟空间融为一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会聚在网络空间，形成兴趣“圈子”，而这些“圈子”又发展出市场消费的空间，促进了现实生活中的商品消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水区”交流空间，现实中的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入网络；又通过网络交流，他们所形成的共享经验再反馈到现实生活中，于是一个“圈子”内的成员就具有了共享的情感以及相似的认知与观念。从这个角度上说，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密切关联并相互嵌入的。虚拟社区同样能激发参与者强烈的共享情感。柯林斯的不在场互动只能引发零星情感能量的主张并不成立。
三、“圈子”中的符号互动链
本研究参考了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概念，但仅以这个词来强调虚拟空间中符号与互动的密切联系。虚拟空间中的每个“圈子”都存在一套特定的符号话语系列，它们是这些圈子中的核心特征。正是通过这些符号话语系列，“圈子”内的互动得以发生。
符号链是“圈子”成员互动的基础，成员只有默会了“圈子”内的表达方式以及符号与符号的内在关系，才能与其他成员进行讨论和交流。虚拟空间互动的核心是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符号，因此互动链也是以符号链为核心而运作。互动链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便是不同的圈子，其互动模式和结果也大体一致。
围绕JK制服这一核心符号要素，一系列关联的符号在圈内展开。以名为“冰激凌”的裙子为例，以之为核心，可以与“中牌”“校供”“对格”“High出”等关键词发生关联（部分关键词的释义见表2）。符号链并非由孤立的词汇所组成，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且这种逻辑能被圈内成员所理解。这些符号背后是一个个相关联的、圈内成员有记忆的、发生在虚拟空间中的事件——群体内符号本身依托事件而存在。
“圈子”中的符号并不是既存的，也不作为一种恒定的符号价值规范出现，而是始终处于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状态，呈现出结构二重性（吉登斯，2015）。“圈子”中的每个成员在不断的交流与互动中制造新的“梗”，这些“梗”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圈子”符号。这些符号系列既作为“圈子”的象征标志和价值规范的基础对成员有制约作用，它们也是成员交流和互动产生的结果。例如，某些成员自发成为“JK警察”，并衍生出“出警”之类的黑话。一方面，他们制造出维护圈子价值规范的象征；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在这种象征中被制约。圈内成员在最不经意的互动中生产与再生产关联的符号系列；在符号链中，每一段的末梢都意味着最小众的“梗”。
虚拟空间中的“圈子”还存在一种中心性的符号话语系列，成员围绕这个系列理解圈内价值规范、社区边界甚至圈外世界。“圈子”的符号边界表明，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以自我为中心来解释虚拟社区的边界，个人的关系圈子也并非完全由自己划定（彭兰，2009）。只有进入某一个符号话语的系列中，个体才受到“圈子”的影响。“圈子”的边界也不由个体自由决定，而是体现出结构二重性。成员对“圈子”的解释既存在个体能动的理解，也被默会的“圈子”价值规范所制约。
图1展现了“圈子”如何在互动中进行虚拟整合。“圈子”互动链的核心是某一具体的符号链，它代表了符号在不断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形成的符号系列。圈内交流互动围绕这个系列进行。“圈子核心符号”既是互动链的起点，也是符号链的起点，它表明了“圈子”的属性。例如，JK制服圈的核心符号就是JK制服，汉服圈的核心符号就是汉服。因此，“圈子”的核心符号在市场消费中直接划定了商品的范围，在交流互动中意味着圈内的符号以此符号为核心。
“圈子”中的逐利者影响了圈内价值规范的形成。在JK制服圈中，逐利者可以是售卖裙子的店主，也可以是接受广告委托的“种草姬”，还可以是倒卖热销裙子的圈内成员。前两者充当圈内的意见领袖，相对于后者来说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店主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委托“种草姬”做宣传，也可以亲自下场充当意见领袖。一些制服群的店家以及一些“Lolita”群的店家有时会支持女权主义观点，以吸引女性粉丝和顾客。“圈子”中的获利者同时也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而存在，他们主导和维系了一套非正式的潜在价值规范和维护系统。在这些虚拟共同体中没有福柯（2018a，2018b）笔下那种现代国家公共治理术的直接插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场域中没有权力的存在。毕竟，只要形成了对一个共同体共享符号价值的知识，权力就不可避免（福柯，2015：117—118）。在虚拟空间的“圈子”中，话语权为逐利者所掌控。
展示交流主要反映“圈子”核心符号和“水区”文化。圈子核心符号的展示交流体现了“圈子”的兴趣爱好内容，既包括店家与“种草姬”对商品的宣传，也包括圈内成员的制服穿搭分享；而“水区”文化是超越“圈子”本身的日常生活交流。尽管有所不同，但两种展示交流的类型都与符号链相互影响，并且融入整个互动链中。“水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它代表了“圈子”交流互动的深层扩展。只有深入“圈子”中，才能进入“水区”的交流。这种深层的交流超越兴趣爱好本身，涉及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促使趣缘群体产生情感纽带，使其得以进一步整合。如果说市场消费塑造了“圈子”针对内部成员的约束规则，那么展示交流环节中的“水区”则会促进成员形成较为统一的不同于圈外世界的价值观。
无论是市场消费、价值规范，还是展示交流，都围绕着互动链发生，通过互动链产生“整合结果”。整合结果分为共享的情感、认同与团结感、现实的互助行为以及“圈子”话语权的扩张。在JK制服圈中，成员共享对版权问题的维护情感，他们默认“圈子”的价值规范。例如，“穿山甲”往往被“JK警察”用来讥讽穿着版权不明裙子的成员，以维护圈内的版权规范。在“圈子”对现实社会中的版权现象进行讨论时，“穿山甲”也会用来形容使用盗版的人群。成员对情感话题的看法也趋于一致，并会在情感类bot中对生活与时政问题“同仇敌忾”。认同与团结感也伴随着互动而产生。对穿着JK制服的女性，圈内成员都亲切地称之为“姐妹”。在这个圈子中，生活、学习和工作方面的建议与互助现象随处可见。这表明，“圈子”中的利他行为不仅是面向内部的，也可以面向外部。这也就是互联网上常说的“出圈”的含义。因此，虚拟空间中的“圈子”并不是自娱自乐的封闭小群体，它们会在有意无意中扩散其影响力。或是为“圈子”商品争取更多的消费者，抑或是为了自身地位而在虚拟空间中争夺话语权。正所谓“一旦形成诸言并且发表，就已经进入了公共世界”（萨义德，2016：31），他们参与了社会中的价值建构与话语权的角逐。
四、结论与讨论
传统的共同体理论基本建立在身体在场的现实空间的经验基础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扩展了共同体理论，不再囿于地缘、血缘等传统的个体联结纽带，出现了对精神与文化共同体的探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空间为社会提供了身体缺场的互动交流的场所，出现了一系列因兴趣而会聚起来的“圈子”群体。在虚拟空间兴起的背景下，无论是关于共同体和社区的相关研究还是在更为微观的人际互动层次上，都需要考虑脱嵌的虚拟空间所带来的影响。本研究以JK制服圈为个案，深入参与中国亚文化小群体的互动中，了解亚文化群体与虚拟平台的结合所产生的互动模式，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应当重视虚拟空间中互动形式的发展。身体不在场的互动涌现出诸多新的形式，早已超越了电话、电邮等传统模式。目前的虚拟空间不仅包括QQ、微信等即时通信平台，也包括微博、贴吧这类社区平台；除了传统的文字交流，哔哩哔哩和抖音等主打视频的平台也势头正盛。这些新型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使不在场互动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面对这样的变化，社会学研究理应加以关注。
第二，应当注意虚拟空间中构建出的多元“圈子”。虚拟空间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场域；相反，其内部是多元的，通过各种象征性符号形成了许多区隔。这些“圈子”一方面可以因趣缘、学缘或地缘而形成，另一方面形成了各具标志性特色的语言符号系列（本文称其为“符号链”）。这些语言符号系列区分出不同的虚拟空间小群体，形成了共同体式的集群。因此，在研究虚拟空间时，不能将其视为一个简单的整体，而要考虑到不同的圈子集群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第三，虚拟空间不仅是互动交流的平台，而且是商品消费的场所。关于网络社会与虚拟空间的既有研究仍以互动、交流和传播为主要关注点，但社会生产已经进入了虚拟空间。通过新型的信息交互机制，小型兴趣“圈子”出现了独特的商品消费文化，形成了每个“圈子”所独有的消费与互动模式。
第四，虚拟空间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目前的问题已不仅仅是探讨虚拟空间是否影响了日常生活，而是要关注虚拟空间在何种程度上嵌入日常生活，并且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出共同体的特征。本文认为，虚拟空间已成为现实本身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与式观察可以为我们理解信息时代提供新的启发。一方面，作为信息时代的全新产物，虚拟空间显然有别于身体在场的现实互动空间，必须对虚拟空间里的人际互动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读和解释；另一方面，虽然虚拟空间是一种虚拟现实，它却并非幻象，而是参与者实实在在地进行了互动并产生了真实后果的社会空间，是参与者共享情感、身份认同与价值规范的共同体。借用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的表述，每一个虚拟社群都是一个新的现实，每一个虚拟现实都是“现实+”（查默斯，2023）。如何理解这种新的现实，需要社会学在内的不同学科共同探讨。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3年第1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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