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的更名行为缘于对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对优质生源的竞争，然而更名并非没有代价，因此有必要检验、评估更名对高校生源质量的提升作用。以河南省2015—2022年的高考录取数据为基础，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虽然更名的平均政策效应表现为显著提升本科高校的生源质量，但生源质量提升效果的出现具有滞后性，且无法持续稳定存在。与生源省份信息联系越是紧密，该省高校更名对生源质量的影响效果越小。此外，不同类型高校更名对生源质量的影响差异较大。除独立学院更名外，其他类型的更名非但没有提升高校的生源质量，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高校更名；生源质量；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事件研究法
一、问题的提出
虽然校名承载着一所高校的历史、声誉、办学理念与社会评价，但是很少有高校的校名能够长久不变。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高校之间的竞争逐渐加剧，更名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司空见惯的现象。据统计，从1999年“大扩招”开始到2015年的17年间，我国有607所高校更改了校名。虽然更名可能在短期内有助于高校吸纳资源、重塑形象，但亦存在着掩盖高校办学特色、弱化高校辨识度、加速高校办学趋同等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对于具体高校而言就是要发挥优势特色，实现特色发展，将特色学科、优势学科建设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学科。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高校大规模更名现象，反思现象背后潜藏着的深层次问题。
我国高校的更名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办学层次升格、地域升格、学科或行业升格。办学层次升格主要指专科院校升本，或本科院校由“学院”向“大学”升格所带来的校名变更；地域升格主要指校名所涵盖的地域范围扩大化，譬如原校名中的城市名被替换为省名、大区名；学科或行业升格主要指原校名中代表学科或行业的词汇被替换为更加热门、综合的词汇，譬如“钢铁”“煤炭”“铁道”“会计”被“理工”“科技”“交通”“财经”所取代。另外也有研究将独立学院转设后的校名变更单独分类。前三种类型的更名共同反映了当下我国高校分类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趋同困境，包括层次定位的趋同化、科类性质的趋同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趋同化。
既往研究多对更名原因进行探讨，一般认为我国高校的更名与国家对高校实行等级化管理和资源配置密切相关。一方面，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金字塔式格局中，高校所处的层级越高通常意味着行政级别以及自主办学、资源配置权限越高，这是吸引低层级高校向更高层级跃迁的最根本动力。若高校层级得以提升，校名自然随之变化以彰显学校与过往的不同。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资源不仅来自政府，也来自市场。校名发挥着类似“品牌”“商标”的信号作用。高校需要通过校名向市场上的各类利益相关者如高中学生、用人单位、校友传递信息，以改善学校的招生、毕业生就业质量，乃至校友捐赠。这些信息既包括高校的现状，也包括管理者扩大高校影响力的抱负，尤其暗示了高校在金字塔式格局中的位置。
对于高校更名的效果，利弊皆有研究详述。利之方面，徐孝民认为更名有利于考生和社会加深对高校办学的理解；王占军认为更名让高校在争取招生指标、学位授予资格、职称评定标准、拨款等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杨林玉等人认为更名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善高校的招生和就业困境；吕健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更名可以推动高校招生规模与经费支出的增长。弊之方面，于洋认为更名惯性容易导致高校注重外延扩张而忽视内涵建设；王兆义认为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更名反映了他们谋求与综合型大学同等地位的诉求，但也造成了特色丢失、盲目从众的问题。钟秉林等认为高校更名可能导致校名品牌的浪费、校友文化认同的断裂与高校办学的同质化，乃至影响区域高等教育布局结构。
争取优质生源是高校更名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研究都提及更名对招生工作、生源质量的影响。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多为思辨研究，缺乏基于大样本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那么在付出办学特色弱化、文化认同割裂等一系列代价之后，更名是否真的能够提升高校的生源质量呢？本研究以河南省2015—2022年的高考录取数据为基础，拟利用不同高校更名差异所形成的自然实验机会，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事件研究法探讨更名对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以期为高校更名的动力机制提供实证依据，同时也丰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关于更名影响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及来源
本研究主要基于2015—2022年河南省高考录取面板数据。经过数据清洗与跨年匹配，最终得到覆盖1734个高校招生单位8年共计13872条本科高校录取数据。选择河南省高考录取数据作为分析基础的原因：一是河南省作为高考大省，招生高校覆盖面更广；二是河南省高考录取数据在不同年份间的连续性更好、字段更全。上述高考录取数据来源于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另外，本研究还使用到高校所在省份的相关经济、教育经费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为了对比不同类型高校更名对生源质量的异质性影响，本研究参考既往研究并结合样本具体情况，将高校更名分为5种类型：①办学层次升格，如“南京审计学院”更名为“南京审计大学”；②地域升格，如“琼州学院”更名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③学科或行业升格，如“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更名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④独立学院转设，如“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更名为“温州商学院”；⑤独立学院随母体更名，如“南京审计学院金审学院”更名为“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高校试图通过更名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以吸引优质生源，但如果公众对高校过往的办学实力知之甚深，那么更名就很难对高校的生源质量产生正面影响。信息在传递过程中难免出现衰减，一般认为高校所在省份的信息如果能充分传递到生源省份，那么生源省份的公众就对高校的真实办学情况更为了解，更名对生源质量的提升作用就更弱；反之，如果高校所在省份的信息难以充分传递到生源省份，那么更名对生源质量的提升作用可能会更强。为了分析不同省份高校更名的异质性影响，本研究按高校所在省份与生源省份河南省的信息联系紧密程度，将高校样本分为8个分样本：①生源省份高校、②非生源省份高校，非生源省份高校按地理位置又分为③接壤省份高校、④非接壤省份高校，按人口流向分为⑤人口主要流向省份高校、⑥非人口主要流向省份高校，以及按生源省份网民的关注度分为⑦强关注省份高校、⑧弱关注省份高校。其中样本①③⑤⑦为与生源省份信息联系紧密省份的高校样本，而②④⑥⑧为信息联系不紧密省份的高校样本。各类样本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从样本量可以看出，办学层次升格与独立学院转设是2015—2022年最主要的两类更名类型。
（二）模型与变量
参考吴宇川、丁延庆探讨“双一流”建设政策对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模型设定思路，本研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识别更名对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上述模型中，角标i表示高校招生单位，t表示年份；Rit表示高校招生单位i在t年的生源质量。多数实证研究以高考成绩作为高校生源质量的衡量标准。考虑到高考分数在不同年份之间不具有等值性，本研究在基准分析中以最低录取排名，即高校录取分数线对应的省排名衡量高校生源质量；在稳健性检验中，本研究还使用相对最低录取排名替代最低录取排名作为生源质量的衡量指标。不论哪个指标，均是排名值越大代表生源质量越差，排名值越小代表生源质量越好。由于不同层级高校录取排名值的绝对变化量所代表的生源质量变化程度不同，不能直接比较，因此对Rit取自然对数后再纳入模型。
RNit为更名虚拟变量，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自变量。该虚拟变量被用来标记高校招生单位i是否在t年的秋季高考招生录取中进行了更名，更名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所谓“更名”，本研究操作性界定为在2015年至2022年河南省秋季高考招生录取中，高校招生章程所载校名与上一年不同这一事件。
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①生源质量排名RRi,t-1，即所有在t-1年招生的高校招生单位按最低录取排名升序排列后，高校招生单位i的排名值；②一流大学虚拟变量FUi,t-1，标记高校招生单位i是否在 t-1年已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中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③一流学科虚拟变量FDi,t-1，标记高校招生单位i是否在t-1年已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中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④教育经费Ii,t-1、地区生产总值GDPi,t-1、人均可支配收入PCDIi,t-1，分别表示高校招生单位i所在省份在t-1年的教育经费、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考虑到考生在志愿填报时所参考的信息具有滞后性，上述各控制变量进入模型时均作滞后一期处理。
Collegei表示高校的固定效应，控制高校招生单位之间无法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差异；Yeart表示年份的固定效应，控制年份之间无法观测且不随高校招生单位变化的固定差异；εit表示随机误差。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更名虚拟变量RNit的回归系数如果显著，说明更名对本科高校的生源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回归系数如果大于0，说明高校最低录取排名值增大，更名降低了生源质量，反之则最低录取排名值减小，生源质量提升。由于模型中Rit取自然对数，因此更名虚拟变量回归系数的具体值表示高校最低录取排名值的变化率。
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描述统计信息见表2。
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高校更名影响的前提是更名与未更名高校在更名前的生源质量变化具有相近的发展趋势，即所谓“平行趋势”假设。本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对该假设进行检验。除此之外，该方法还可以直观展示更名的效果如何随时间变化。参考哈巍、占雯燕的研究，事件研究法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由于更名前第6年、第5年仍处于研究数据期限（2015—2022年）内的样本较少，因此本研究将事件研究的估计窗口期设置为更名前第4年至更名前第1年；为了尽可能观察更名后高校生源质量的长期变化情况，事件窗口期设置为更名当年至更名后第6年。上述模型中，RNi,t-τ为一组时间趋势项虚拟变量，用以标记高校招生单位i在t-τ年是否更名。如果更名，则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该组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评估更名与未更名高校历年的生源质量差异（去掉更名前1年作为基底）。其中β-4到β-2表示更名前第4年至更名前第2年更名与未更名高校的生源质量差异。如果在5%显著性水平下β-4到β-2均不能拒绝等于0的零假设（即95%置信区间跨越0刻度线），那就意味着更名与未更名高校在更名前的生源质量没有显著差异，即平行趋势假设成立。β0、β1到β6则分别表示更名当年、更名后第1年至更名后第6年更名与未更名高校的生源质量差异。模型（2）中其他变量的含义与模型（1）相同。
三、实证研究发现
（一）描述统计
图1展示了历年更名与未更名样本最低录取排名的均值差，以及历年更名高校的招生单位数。如果更名高校的生源质量有所提升，那么更名样本的最低录取排名均值就会减小，进而更名与未更名样本最低录取排名的均值差也会减小。如图1所示，均值差的低谷出现在2017年与2021年，说明更名高校的生源质量在这两个年份有所提升；同时亦可以发现，在均值差出现低谷的前1~2年，更名高校招生单位数曲线均出现了高峰。据此推测更名可能导致更名高校生源质量的提升，但这种提升作用存在1~2年的滞后性。后续计量分析会对该推测进行验证。
（二）基准分析
1. 更名的平均政策效应。表3展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1）的回归结果。回归1使用全样本数据；为防止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回归2的样本中剔除了北大、清华这两所录取情况极为特殊的高校样本，回归3的样本中剔除了生源质量排名在最前和最后1%的高校样本。后续分析除非有特别说明或标注，样本中亦会剔除生源质量排名在最前和最后1%的高校样本。
三个回归中，更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小于0，这意味着在控制了相关控制变量以及高校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后，更名的平均政策效应表现为显著提升本科高校的生源质量：高校最低录取排名值减小幅度超过了4%。
2. 更名效果的变化趋势。图2展示了事件研究法模型（2）回归后时间趋势项的回归系数。更名前，时间趋势项回归系数的95%置信区间均跨越0刻度线，说明更名与未更名高校在更名前拥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即双向固定效应模型（1）的平行趋势假设得到满足。更名当年，95%置信区间依然跨越0刻度线，而在更名后的1~2年间，时间趋势项的回归系数显著小于0（95%置信区间低于0刻度线），可见高校更名所产生的生源质量提升效果并不出现在更名当年，而是出现在更名后的1~2年间。更名后第3年及之后，时间趋势项的回归系数有所增大，95%置信区间均跨越0刻度线，意味着从更名后第3年开始生源质量提升效果消失。
综上所述，虽然更名对高校的生源质量具有提升作用，但提升效果主要出现在更名后的1~2年间，具有滞后性与不可持续性。这一分析结果也验证了此前基于描述统计的推测。
（三）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更改数据期限与生源质量衡量指标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更改数据期限。河南省2015年、2016年尚存在本科三批的批次设置，而占更名样本较高比例的独立学院彼时恰在本科三批投档录取；从2017年秋季高招开始，河南省合并本科三批与本科二批。考虑批次合并亦可能对高校的生源质量产生影响，本研究尝试通过剔除2015年、2016年数据的方式对该因素予以剥离。稳健性检验1即基于2017—2022年的数据重新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的回归4至回归6。可以看出，即使剔除两年数据、剥离批次合并因素的影响，三类样本回归中更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仍显著小于0。
其次是更改生源质量衡量指标。基准分析中，因变量生源质量以最低录取排名衡量，稳健性检验2以相对最低录取排名衡量。更改后重新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的回归7至回归9。结果显示，即使更改了生源质量衡量指标，三类样本回归中更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仍显著小于0。
使用相对最低录取排名衡量生源质量后重新对事件研究法模型（2）进行回归，结果见图3。更名前时间趋势项回归系数的95%置信区间均跨越0刻度线；更名当年，95%置信区间亦跨越0刻度线，而在更名后的1~2年间，95%置信区间低于0刻度线；更名后第3年及之后，95%置信区间又重新跨越0刻度线。图3所示更名与未更名高校历年生源质量差异与基准分析几乎没有差别。
综上，稳健性检验的分析结果与基准分析保持一致，可以得出与基准分析相同的结论。
（四）拓展性分析
1. 不同类型更名的异质性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高校更名对生源质量的异质性影响，本研究对五类更名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表5展示了分样本回归的结果。回归10、回归12中更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办学层次升格与学科或行业升格型更名并未对高校生源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回归11中更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0，意味着地域升格型更名甚至增大了高校的最低录取排名值，造成生源质量下降；回归13、回归14中更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小于0，可见独立学院转设型更名与独立学院随母体更名可以有效减小最低录取排名值，生源质量提升。
分类型样本回归结果说明，不同类型高校更名对生源质量的影响差异较大。办学层次升格、地域升格、学科或行业升格这三类经典的校名变更非但没有提升高校的生源质量，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是独立学院“被动”的校名变更对生源质量起到了提升作用。
2.不同省份高校更名的异质性影响。为了分析不同省份高校更名对生源质量的异质性影响，也为了验证更名影响效果发挥过程中信息的作用，本研究分别对8个高校分样本按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回归15、回归17、回归19、回归21中更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生源省份、接壤省份、人口主要流向省份以及强关注省份高校的更名对高校生源质量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回归16、回归18、回归20、回归22中更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小于0，说明非生源省份、非接壤省份、非人口主要流向省份以及弱关注省份高校的更名对高校生源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
不同省份高校样本的回归结果说明，更名影响效果发挥过程中信息具有重要作用。与生源省份信息联系越是紧密，该省高校更名对生源质量的影响效果越小。
四、结论与讨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自21世纪初的12.5%提升至2019年的51.6%，我国已经快速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此背景之下，生源问题正成为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要素。更名缘于高校对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对优质生源的竞争。然而更名并非没有代价，因此有必要检验、评估更名对高校生源质量的提升作用。本研究以河南省2015—2022年的高考录取数据为基础，利用不同高校更名差异所形成的自然实验机会，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事件研究法探讨更名对本科高校生源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核心结论。第一，更名的平均政策效应表现为显著提升本科高校的生源质量；第二，生源质量提升效果的出现具有滞后性，且无法持续稳定存在；第三，不同类型高校更名对生源质量的影响差异较大，除独立学院更名外，其他类型的更名非但没有提升高校的生源质量，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第四，与生源省份信息联系越是紧密，该省高校更名对生源质量的影响效果越小。
研究发现，虽然平均而言更名使得高校的生源质量显著提升，但提升效果主要出现在更名后的1~2年间；从更名后第3年开始，生源质量提升效果消失。这说明更名对生源质量的“刺激”只是暂时的，并不能持续稳定地改善生源质量。分样本回归还发现，高校所在省份与生源省份信息联系不紧密时，更名方才显示出对生源质量的提升作用。可见一所高校的社会声誉取决于长期以来的办学实力、办学特色，而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水平的提升并非朝夕之功，更名行为很难改变高校在熟悉人群中的形象。即使新校名短期内成功获得公众关注，或者让公众暂时忽略高校不佳的历史表现，但如果高校仅仅把更名作为一种策略，并未以此为契机提升办学质量、强化办学特色、夯实学科建设基础，那么在生源质量提升效果消失后，新校名又会重新成为学校的“负资产”。可见通过更名改善学校形象、重塑社会认知只是“治标”之术，内涵建设才是高校发展的“治本”之道。
高校更名后生源质量迅速改善的案例在互联网上似乎并不鲜见，然而对发生于2015—2022年间的高校更名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办学层次升格、地域升格、学科或行业升格这三类经典的校名变更非但没有提升高校的生源质量，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仍然可能与信息对更名效果的影响有关。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信息在教育选择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如果志愿填报时学生能够充分分析高校信息，如高校的历史沿革与过往年份的录取数据，那么更名很可能就无法对学生的志愿填报行为产生影响，进而无法影响高校的生源质量。在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近年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越来越重视对高校信息的披露以及对科学志愿填报方法的普及。虽然此类举措可能不利于策略性质的更名行为达成预期目标，却可以有效改善学生与高校二者之间的匹配质量，有助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
三类经典的校名变更效果不尽如人意，可能还与更名现象所反映的高校发展思路有关。1999年“大扩招”以来，许多高校以牺牲教育质量、办学特色为代价，盲目追求招生规模、校园面积的“大”与学科、专业设置的“全”。一些高校变更校名看似是为了彰显办学层次，扩大办学影响力，实则是在实行外延式扩张的发展思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大背景下，这一粗放发展思路无疑会造成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一方面，大量市场需求已经饱和的学科专业重复建设，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得不到充分的人才支持，“卡脖子”问题日益凸显。改变这一现状、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引导高校突出优势特色，突破无序竞争与内卷趋同的藩篱，真正做到分类发展、百花齐放。
实证研究还发现，独立学院更名显著提升了高校的生源质量，这或许与近年民办高校所受到的制度性歧视有所减弱有关。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后，各省纷纷对本科各批次实行合并，使得独立学院等民办高校可以与公办本科院校同时接受学生的选择。实证研究发现，本科二、三批次合并后，相对于公办院校，独立学院生源质量上升，说明优秀的民办高校同样可以获得学生的青睐。在此背景之下，如果更名的确改善了独立学院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那么生源质量有所提升就并不显得意外。
【吴宇川，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丁延庆，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许锐，北京大学教务部助理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5期
转自：“中国高教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