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
经济学与管理学热点研究课题组
摘要：采取以专家智力为主、文献计量为辅，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选标准，在全面收集、整理和分析2022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经过本课题组及相关专家学者多轮论证与研讨，最终遴选出八个研究热点，并从研究背景、文献支撑、研究进展和未来展望四个方面进行论述。2022年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八个研究热点分别是：(1)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阐释；(2)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研究；(3)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4)数字经济的深化研究；(5)国际冲突与国际经贸合作；(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7)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升；(8)多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年度研究热点的提炼和总结在客观记录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素材和宝贵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经济学 管理学 研究热点
一、引言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极不平凡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这一年，世界百年变局深度演化，国际环境风高浪急，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提供了丰沃土壤和鲜活样本，涌现出了一批扎根中国本土实践的优秀研究成果。
问题是时代之音，实践是思想之源。聚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联合课题组延续往年工作，对2022年度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了论证与分析。不同于单纯的以高频关键词共现和聚类为主要考量的量化分析，本课题组侧重以专家智力为主、文献计量为辅，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评选标准，以代表性文献为依托，通过对研究热点的价值判断、发展脉络以及研究动向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以期完整清晰地呈现出年度内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重大关键问题的研究轨迹。在热点遴选过程中综合考虑了学术性、社会性、时代性、重要性、包容性以及关注度等一系列因素，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文献为基础，经过课题组及相关专家学者的多轮研讨与论证，最终形成2022年度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的八个研究热点：(1)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阐释；(2)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研究；(3)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4)数字经济的深化研究；(5)国际冲突与国际经贸合作；(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7)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升；(8)多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4月25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系统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原创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成就，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基础。年度研究热点的梳理工作顺应时代要求、回应时代呼唤，在客观记录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素材和宝贵的思想基础。
二、2022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
热点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党的“中心任务”作出了新的判断：“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次重大创新突破，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全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彻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为其他国家提供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022年，基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进行阐释的文献有450多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11篇。现代化是一个宽泛而丰富的概念，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立场和不同层面对现代化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经济学者立足中国国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进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涵的诠释。学界基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概括提炼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这突出体现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理论逻辑的阐释上。（1）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一重要论断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学理上的新的跃升。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存在关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的规律，但又并非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立足我国自身条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发展的产物，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五个鲜明特征的阐述，集中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基禀赋与目标价值取向及其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意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至上的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式现代化最本质的区别，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2）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与理论价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现代化理论中规律性与多样化的统一，形成了以“人民中心论”“本国国情论”“文明协调论”“和平发展论”为理论内核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简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国情的要求和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四方面要素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2.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现路径。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核心抓手，其核心是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具体实现路径看，必须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协同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落脚点，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基础和有力支撑，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必然选择。二者互为表里，内在统一于“新发展理念”，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一方面，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另一方面，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将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转向内需创新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建立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3.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机制保障。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独特的创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具体来说：一是收入分配体制层面。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对分配制度新的拓展和完善，要保护并优化财富的创造机制，完善体现公平的再分配制度，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并形成有效的财富积累机制，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同时，要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发挥好资本的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激发资本活力，引导和规范资本的行为，有效抑制其消极作用。二是财政体制层面。财政发挥着提供改革动力、化解改革障碍和保障改革方向的重要作用，包容性和激励相容性的财政体制框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内在激励的真实来源。三是金融体制层面。金融是引导、承载、推动、优化资源配置格局转型的最重要机制。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引导资源配置转型的能力，为资金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提供准确灵敏的信号和有效载体，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四是社会保障体制层面。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对社会保障的普遍性、精准性、公平性、可持续性和经济友好性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随着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不断深化，未来在经济学领域仍会有诸多课题值得探讨和研究：一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自主理论创新，基于经济学不同学科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综合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宏大命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阐释，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强大理论支撑；二是持续提炼总结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历史规律，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独特性的经验总结和抽象，为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逻辑提供助力，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现代化建设经验。
热点二：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已经成为当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给予了共同富裕高度定位，明确要求“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强调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摆脱经济贫困走向共同富裕”到“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富裕”，再到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都标志着共同富裕实践的全面推进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定决心。
2022年，关于共同富裕研究的学术文献有4400余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70余篇。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研究不断充实，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再伴随共同富裕实践变化不断创新发展的局面；同时，对精神富裕、共同富裕的测度和立足中国国情推进共同富裕等相关研究领域受到关注。总体而言，学界围绕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共同富裕内涵方向等问题上，学者们基本形成了一定共识，即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全体人民共建共享、适度差距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同时，共同富裕也是与“全面小康社会”接续的、提档升级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富裕”属于生产力范畴，“共同”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共同富裕体现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全面准确理解共同富裕需要把握好包括全民性与全面性，共创性与共享性、渐进性、差异性以及对福利国家模式的超越性等内涵特征。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上，还体现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等方面。
2.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测度指标及影响因素。经济环节的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借此可以促进经济总量的提升、经济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升。解决好以绝对收入标准衡量的贫困问题是实现“富裕”的最基本要求，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发展与共享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和谐也是“共同”的要义所在。因此，如何衡量共同富裕的推进和完成程度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要合理测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情况，不但需要从收入和财富分配、消费等角度来考察，还需要从财富创造行为和过程来考察，更需要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府的职能和治国理政来考察。要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弊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视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意义，强化公共服务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在衡量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上，需要从理论上构建推进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为实现人民性、共享性、发展性和安全性四大指标维度提供基本理论依据，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认识。同时，还需要不断聚焦能够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各方因素，如数字工具、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等。
3.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一是要依托数字经济形态。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都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题，具有强烈的互动耦合性。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社会生产效率、拓宽发展渠道、加快产业绿色转型、优化市场运行机制、丰富个体社会生活来促进共同富裕，以创新推进共同富裕的共建机制，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行业差距，以创富助力均衡发展，构筑推进共同富裕的共享机制，解决好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二是通过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我国已步入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叠加实施的关键时期，应通过加速城乡一体化、解决好农村发展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以及构建科学评价体系，助力农村的良性发展；以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导向，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村经济多元化综合化融合化发展；统筹乡村治理主体，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共同构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保障，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与制度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补充保障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分别发挥支撑性、兜底性、提升性及促进性作用。应突出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和共享发展成果的功能，规范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建设并提升其治理效能。四是通过企业的创新发展实现就业人群的共同富裕。数字化转型总体上提高了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和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工资收入差距，改善了收入分配的机制，提高了普通员工的自主权。“新型平台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优化资源配置上具有突出作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
学界对于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研究依然在不断深化，未来仍有许多重要研究方向值得关注和探索。一是数字化进程赋能共同富裕实现的深入研究。数字化带来的经济业态调整，数字技术对于调控方法的影响等都为共同富裕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二是对共同富裕中微观层面的研究以及对共同富裕测度的科学化和可行性研究。三是对共同富裕试点等实践效果的关注、推广和改进的研究。四是基于全球视角的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研究。共同富裕是中国发展的智慧结晶，其经验也应为世界发展所共享。
热点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正式发布，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其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了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成为“十四五”时期和今后一段时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行动纲领，是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如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攻克的重大课题。
2022年，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主题的学术文献有300余篇，远远超过往年，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16篇。目前，学界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面临的困境与制度性障碍以及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认识。针对如何全面正确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科学内涵，学界围绕市场体制、市场规则、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市场功能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解读：（1）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球最大的统一开放大市场，也是供应链模式下的多元化的全国统一大市场；（2）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从整体的国家的视角来理解经济活动，即微观主体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行为均面临同样的经济制度，不存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进出壁垒，市场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存在互相促进的正向反馈关系；（3）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具有巨大体量、合理结构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能够有效发挥市场流通和经济调节功能的一个国家治理范围内的统一市场，也是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4）全国统一大市场最需要统一的是以共同价值为基础凝聚发展共识。
2.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与现实逻辑。首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崭新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实践。一方面，市场是分工的基础，市场容量决定社会分工的程度，同时，分工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条件，社会化分工是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与大国经济循环密切联系的经济范畴，把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超大规模国家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竞争优势，是支撑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战略选择。其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的功能，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可以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回旋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而且可以消除或缓解经济体系和市场行为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痼疾，更好地提高市场运行的合规化、透明度和公平度，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具国际竞争力。
3.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许多短板，这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1）政府治理失效。一方面，我国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还在进行中，赶超型体制中的增长追赶战略需要政府在纵向资源配置中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行政区经济”叠加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的实施，又加剧了国内市场的分割。（2）市场失灵。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垄断（包括传统的垄断以及新形式的平台垄断和数据垄断）、不正当竞争、负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都会造成要素资源错配。资本无序扩张已成为一种新的市场失灵现象，导致资本错配与“脱实向虚”，致使大量实体企业缺乏必要的资金，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3）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导致城乡市场的权利开放不对等和城乡要素市场分割，成为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大障碍。
4.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具体实现路径。（1）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塑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体制模式，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营利性、竞争性领域，深入推进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改革，解决其市场取向改革不足、不透、不深、不广的问题；在非营利性、公共品供给领域不断推进政府职能和财政体制改革，解决该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市场取向改革过度、过深、过广的问题。（2）构建统一的市场主体、市场环境和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建设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市场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使市场主体行为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避免人为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市场环境建设首先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清除各种市场进入壁垒，消除各种人为的市场分割；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需要构建多层次、多类别、多样化的市场，在不同类别市场上，市场和政府各有侧重，公平与效率各有体现，通过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来降低要素错配程度。（3）数字经济助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依托数字经济打破市场分割，重塑政府、市场与企业三者关系，通过健全数字经济监管规则、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完善算法治理、弥合数字鸿沟等路径引导和规范数字经济发展，以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为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学界仍需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一是持续关注要素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展开深入探讨；二是围绕如何更好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更为丰富深入的讨论；三是基于系统论观点，着力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共同富裕、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相互促进关系；四是努力探索构建测度全国统一大市场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衡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践效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热点四：数字经济的深化研究
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各主要经济体在抢占技术制高点的竞争中各显其能，全球正处在数字经济发展的热潮中。2022年1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2022年，以数字经济为主题的学术文献有约9600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284篇。随着数字经济实践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的相关理论研究也在逐步走向深化，研究成果的数量再创新高，围绕构建数字经济的基础理论框架、数据要素的经济属性和应用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等研究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经济基础理论框架体系构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实践发展已明显超越理论研究，从而倒逼数字经济相关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相关研究基于“内涵特征—现实表现—核心理论—方法体系”的学理链，尝试构建了中国情境下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该理论框架致力于回答两个重要的科学问题，即现有经济理论的核心逻辑在数字经济情景中是否仍然适用，以及如何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研究的新的方法论体系。另有学者尝试建立了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技术—经济”基础性分析新框架，该框架通过系统性描述数字经济从“使能”到“赋能”再到“产能”的价值创造过程，实现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融会贯通。
2.数字经济自身高质量发展。政治经济学领域对数字经济所代表的新生产方式带来的经济变革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相关研究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分配的特点规律，如何发挥数字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数字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构筑与完善数字经济有效监管机制等问题作出了回应。其中，对数字平台、数字资本主义的讨论最为突出。平台是数字经济最成功的组织模式，平台的高质量发展代表着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数字平台无偿占有用户数据，通过“数字圈地”和“赢者通吃”机制在流通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其获取的巨额收入源于价值分配而非价值创造。因此，平台在为数字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其面临的垄断和治理问题不容忽视。
3.数据要素市场相关问题。学界围绕数据要素的基本经济属性、价值创造规律、数据生产力等，探讨了数字要素的规模报酬性质、数字要素价值化机理、数据生产力的形成和属性等问题。数据要素在参与价值创造过程中表现为三种形式，即数据自身、前期物化在数据收集处理中的劳动、当期用于数据收集处理的活劳动，数据要素的正外部性特征能够推动综合生产力提升。数据要素也并非越多越好，数据要素具备要素报酬递增和要素报酬递减的两面性，其综合的数据要素报酬性质是状态依赖的，取决于具体情境属性与各类影响机制的相互作用。
4.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学界基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全方位地关注了数实融合的实践发展，把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1）数字经济对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的影响。数字技术的进步引发生产活动去公司化、去组织化，传统的雇员工作被零工等就业形态所取代，导致劳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虽然数字经济给传统就业形态带来挑战，但数字经济在促进非农就业进而带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与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能够依据劳动力技能实现有效的社会分工。总体上看，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和劳动收入份额，同时实现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功能；在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方面数字经济发挥了显著作用，尤其是对服务型消费、低消费水平和高消费水平人群的促进效果更明显。（2）数字经济对产业组织以及区域平衡发展的影响。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数字技术与生产部门的集成整合可在长期内助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而与金融部门的深度融合可在短期内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带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和科技人力资本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效作用机制，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层面，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技术创新能力”渠道和“资源配置效率”渠道驱动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向高端攀升。在促进公平、改善不平等方面，数字化赋能经济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最终整体上仍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在改善区域经济不平衡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显著缩小了省内、市间和市内经济不平衡，这一效果在非直辖市和南方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3）数字经济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赋能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实现了制造业企业绿色化转型，并且通过产业链对上下游企业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但这种影响更多的是依托国外数字来源，国内外数字技术发展差距的影响须引起警惕。（4）数字经济的规模测算。通过创新数字经济测度理论，相关研究尝试建立了包含数字经济基础部门、融合部门和替代部门的数字经济核算框架，为全面分析数字经济规模、结构和贡献奠定了基础。
在数字经济实践蓬勃发展的推动下，数字经济理论研究热潮方兴未艾，在多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总体上仍处在研究初期。未来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更多的问题有待解释和解决：一是数字经济的概念有待进一步规范，亟须在基础理论层次廓清范畴、逻辑，并建立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二是实践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尚待更深入的认识和解决，如数字技术如何切实推进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如何有效提升经济效率、改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如何做出有效的规范与规制等。
热点五：国际冲突与国际经贸合作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纪疫情、地缘冲突、大国博弈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性等特征日益突出。在过去的几年里，全球范围内各类风险与挑战加速积聚，大国竞争冲突导致全球经贸摩擦形势严峻。在如此复杂多变、冲突不断的国际新环境与全球新情境下，如何更好地应对合作、竞争、脱钩并存的国际经贸新格局，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则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和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
2022年，有关国际摩擦与国际经贸的研究文献有1200多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18篇。在不稳定、不确定与不安全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国际经贸活动的底层逻辑也发生了剧变：经济效率让步于经济安全，经贸利得让步于意识形态，合作共赢让步于封锁脱钩。相关研究主要从国际争端、大国脱钩、经贸摩擦、极端事件冲击等角度，探讨了国际冲突的形成原因、政策工具、具体影响和应对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国际经贸视角下国际冲突的形成原因。2018年以来，国际冲突从原来的经贸领域开始朝着高科技、金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国际舆论、规则制定等“超贸易”领域转向，呈现多点爆发、打击精准化、冲突常态化、竞争复杂化的特点。当前从经贸领域到“超贸易”领域，国际经贸合作中国际冲突的形成原因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1）“本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中美为代表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双方的冲突摩擦持续存在并不断变化，发达国家推行的“本地优先”策略导致全球经贸活动的逆全球化、内顾化、分散化趋势明显。（2）俄乌冲突。俄乌冲突会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终结和经济体之间的对立，导致跨国公司将不得不在价值观贸易、供应链安全、保持企业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3）新冠疫情。新冠疫情的急速演变发展，导致全球多边主义和分工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链从全球化、一体化向内顾化、分散化转变，各国都将追求产业安全、自主可控作为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标准，推行单边主义和不合作策略。（4）大国博弈。以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产业链战”“基建战”等为主的大国博弈持续不断，欧美国家对华实施“小院高墙”战略，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高科技行业、数字经济等领域进行持续打压。（5）国家经济组织属性的政治化。在大国竞争甚至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国际经济议程政治化趋势加剧，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改革议程的政治属性日益增强，议程设置的工具化和武器化倾向日益凸显。
2.国际经贸活动中国际冲突的工具手段。就国际冲突影响国际经贸合作的相关研究，讨论的关注点逐步从出口管制、技术遏制等常规手段向经济制裁、国际经贸规则和数字规则等主导权的争夺、经济议题政治化等超常规工具转向，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出口管制和技术遏制。现阶段，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大硅片、航空发动机等领域仍依赖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核心技术和进口关键产品，而美国等国家通过增强投资审查、限制人才交流、对贸易合规性和企业高管等进行严格审查、长臂管辖政策等“抑他”手段限制如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2）经济制裁。国际经贸活动中，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俄罗斯等国家采取了包括贸易制裁、金融制裁、个人和企业制裁、科技制裁等手段。经济制裁作为一种能使目标国政策发生改变的工具，可以满足实施国的政策要求，同时作为一种能够体现偏好的表达可以表明实施国的政策立场。（3）国际经贸规则和数字规则制定的主导权。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维护和争夺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制造地缘对抗和贸易摩擦等手段打压中国等相关国家。同时，在数字经济领域，数据成为各国争相抢占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领域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4）经济议题政治化。经济、贸易、投资不再只是国际经贸活动层面的考量或竞争，而是动辄与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价值观、人权、环保、社会公平等诸多非经济因素相挂钩。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在WTO框架协议下，多次在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和补贴规则、数字贸易规则、劳工规则、竞争中性规则、知识产权、市场经济导向等方面拉大与中国规则的差距与分歧。
3.国际冲突对国际经贸活动的具体影响。经济全球化受到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巨大冲击，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俄乌冲突更令国际贸易、投资、资本流动、人员交往出现减速、停滞甚至倒退。关于国际冲突对国际经贸活动影响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宏观层面。国际冲突的出现和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体系被严重破坏，将推动全球化回到“有限全球化”，而经贸政治化影响了全球产业链、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贸易治理。针对中美贸易摩擦负面效应的实证检验发现，经贸政治化的负面影响不仅体现在两国的贸易部门、整体经济，还会波及两国和全球的高科技、金融、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等领域，而伙伴关系升级则会推动双边贸易的自由化与扩大化。（2）中观层面。国际冲突将加剧全球供应链向近岸化、多元化、区域化的方向演变，但这种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以中美冲突为例，中国受冲击较大的主要为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产业，而美国受冲击较大的主要为农业和中高技术产业。（3）微观层面。国际冲突将影响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导致跨国公司生产的本地化与分散化现象。
4.国际冲突背景下国际经贸合作的应对措施。有效应对国际冲突对国际经贸活动负面冲击的相应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积极推动区域经贸协作。在构建内需增长引擎的同时，通过加强区域经贸协作减缓国际冲突对中国经贸活动带来的负向影响。（2）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中国在国际格局大变局、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中国对外经济摩擦加剧以及大国竞争与博弈日益激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战略对策。（3）主动参与全球经贸治理。应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领域加紧制定统一规则，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实施并推广“中国标准”，努力推动自身角色从全球贸易治理规则的维护者和促进者向制定者演变。
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合作重新起航仍面临着诸多国际冲突导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性等的阻碍，未来的研究将朝着基于微观数据、着眼特定行业、关注具体场景、强调政策效应等方向深入展开，仍有许多重要议题有待研究，主要包括：一是深入挖掘世纪疫情造成的逆全球化与内顾化影响；二是继续探讨俄乌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三是量化研究美欧发达经济体加息政策的负面外溢性；四是重点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等大国博弈造成的不确定性后果。
热点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就是承认并肯定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及其积极作用。然而，资本逐利的本性导致了其无序、无限制扩张的冲动，由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2022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如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健康发展已成为我国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关键内容，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2022年以“资本”为主题的相关文献有3000多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17篇。学术界针对“资本”的相关研究从整体上来说取得了新进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话题备受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要素的特性、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理论研究，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同样也具有逐利、流动和扩张等特性，但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自由运动，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仅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且为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约束，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共同服务于满足人们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并以此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的本质区别。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如互联网金融资本、平台经济资本等，其主要依托虚拟空间或虚拟空间与实体平台相结合，并呈现出很强的科技属性和国际属性。对于这些新的资本形态，在积极鼓励支持之外，还要高度重视其超常规发展手段、深入研究其行为规律、做出准确判断。
2.资本无序扩张的逻辑与现实考察。资本扩张行为产生于资本对劳动的绝对占有和支配，并依靠剩余价值资本化来追求自我增殖和扩张，而由资本的自然属性衍生出的对利润的无限制和无止境追求是资本扩张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原始动力。若不对资本无序扩张行为加以有效约束，将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危害：资本过度积累将导致各种市场垄断、资本违法违规并购会严重损害竞争、资本过度虚拟化和金融化将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极易滋生腐败等。在趋利动机下资本持续涌向虚拟经济领域将加重“脱实向虚”，其忽视效率抑制创新的扩展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维护国家安全都会造成重大威胁。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基本路径。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创造和积累财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应在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做大蛋糕”作用的同时“分好蛋糕”，规避资本无序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避免因为资本的内在矛盾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要发挥好公有资本的主体作用以及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鼓励并保护非公资本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影响，通过完善立法和有效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破坏市场秩序。具体到金融领域，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最关键的是要阻止金融和产业结合，实现产融分离。金融行业也要实行分业经营，银行享受政府的信用担保就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管。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不够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核心的问题，要严格落实投资者保护政策，让投资者有信心开展风险投资，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创新式发展。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市场体制机制的完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重心已从传统工业企业转向了科创型以及成长型企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从顶层制度的设计者逐步转向维护市场秩序的监管者，相关制度不断迈向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中国资本市场除了承担满足社会直接融资需求并服务实体经济的历史使命外，还担负着推动科技创新进步和经济发展转型的新使命。然而，市场法制建设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如基础性制度的缺失和透明度不足，严重制约着其功能的发挥和效率的提升。健全的资本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严格的执法监督是实现资本要素自由流动、资本价格灵活反应和资本竞争公平有序的重要保障条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建设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制度体系，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展望未来，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成长，持续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学界还需在以下两方面展开深入研究：一是进一步加强对资本问题的理论研究，把握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性，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理论新体系；二是深入探索适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价值发现和财富管理等功能，为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动力支持。
热点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升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冠疫情影响交织“逆全球化”趋势凸显，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不断升级，科技创新活动展现出国家间创新体系的竞争与博弈，各国政策纷纷表现出政府深度干预产业竞争的取向。在此背景之下，我国把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升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强化产业链韧性是应对断链风险和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策略，关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成效。
2022年，有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产业链现代化的相关文献有2000余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70余篇。围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升这一议题，学界针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时代特征与生成逻辑、现实关切与政策支持等诸多重点热点话题展开了颇有深度的丰富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升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制度研究。当前，“逆全球化”趋势交织新冠疫情的流行，加剧了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布局的调整。基于安全化理论，一国在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时将面临三类安全问题，即绝对安全、相对安全和系统安全。因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价值主要不是针对常规问题，而要看其应对产业链供应链失稳、风险、应急、功能退化等韧性危机是否有效和效能如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着具体特定的真实世界，解释、分析和揭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复杂现象和客观规律需要充分关注其独特性与话语语境。在大变局冲击下，产业链韧性在内容、方法、过程与目标等视域展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都展现出时代化特征，蕴含着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宏观逻辑、自主创新与产业链配套能力建设的本土逻辑、生产决策灵活性与多元化交易网络形成的微观逻辑、关键技术突破举国体制的政策逻辑。对产业链链长制度的讨论，是该领域讨论最多、热度最高的政策制度论题。产业链链长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弥补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治理缺陷，是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之外实现产业链协同的第三种治理机制，特别是中央企业可以通过协同供应链稳产保供等多种途径实现产业链链长的产业链治理功能。
2.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实践探索。目前，我国多数企业仍然处于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环节，产业控制力和影响力偏弱，各种外部冲击导致风险趋升。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产业分工位势的不断上升，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和弱项逐渐凸显，日益成为威胁产业链安全的堵点和断点。有效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最为首要的在于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确保国家意志在经济建设中得到充分贯彻，并依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积极主动对外开放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提升赋予动力，并使之具备世界意义。具体而言，我国需深化研发国际合作、推进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治理、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配套能力、开拓市场潜力、强化多链融合和应急储备等政策取向。此外，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应依托我国既有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体系优势和超大市场优势，着力破解关键堵点和断点，逐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3.数字化转型与金融发展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支持。（1）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核心是围绕数据要素优势解决复杂系统中的供应链转型升级难题，这也是构建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升级及全链路优化的目的。数字化供应链转型升级及全链路优化不仅要实现价值网络和嵌入资源两大部分的共享与衔接，更要求消费者、生产者、供应商和其他互补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的协调共融，以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增强发展动力。（2）金融发展。供应链金融能级的跃迁，是促进生态系统通过吸收金融服务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产生的效能而不断实现跃迁，并以释放新的融资需求作为阶段跃迁标志，最终形成了深度耦合的数字商业生态。供应链金融商业模式通过场景创新实现价值创造，其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是解决好信用传递和风险问题。
4.对重点领域产业供应链安全的研究。我国重点领域产业供应链安全问题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尤其是农业、制造业等领域。（1）农业方面，部分农产品供应链全链条存在安全风险，可能引发结构性失衡。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面临着包括国际粮食供应风险、运输风险和需求风险在内的供应链内部风险及以粮价波动风险为主的供应链外部系统风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自然灾害频发及地缘政治冲突等诱发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风险愈发凸显。（2）制造业方面，高端技术和核心零部件进口依赖度高、生产的高端环节技术落后、卡脖子现象突出、制造业核心环节外迁导致了区域供应链重组乃至空心化风险。战略资源供应链面临采购渠道中断与运输路线受限等风险。
展望未来，学界将从两个方面继续深化相关研究：一是夯实政策层面的研究，在厘清产业链链长理论机理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共识，发挥国资国企管控优势，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强化部门间协同，充分激发链长企业牵引功能和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协作积极性；二是深入关注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位置的安全，通过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寻求持续推动重点产业升级、提升产业质量水平与竞争力的路径与对策，以构建起面向未来、更具韧性、更富竞争力、更具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产业新体系。
热点八：多重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性。”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在此背景下，以“稳”为核心抓手，深刻认识和总结我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和经验，分析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客观规律，对推动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均衡运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22年，以“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三重压力”“稳中求进”“财政金融协同”“逆周期”为主题的相关文献有约700篇，其中，“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管理学期刊全文转载21篇。相关研究集中于探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构建、宏观经济调控的理念创新以及相关的政策分析，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创新与完善。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各种风险叠加带来的多重困境，虽然从短期来看，“三重压力”是源于新冠肺炎疫情与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带来的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其集中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结构转型与长期经济增长三个层面所面临的持续压力。为有效应对“三重压力”的冲击，宏观政策新理论应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纳入统一框架中。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水平，应使宏观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相互协调，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在具体政策工具运用上，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跨周期与逆周期相互配合，淡化经济周期波动性。短期内应重点关注扩大需求，提振消费；中长期则应重点关注投资，为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提供政策支持。
2.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多维度分析。首先，多重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仍有选择空间。我国的公共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约为30%，这为政府应对冲击提供了条件；同时，我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仍有较大空间。其次，财政金融协同是重点选择。在应对多维不确定性冲击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为财政政策创造空间，增强政策可持续性，特别是“增加财政支出+债务管理+混合型货币政策”方案在调经济、稳金融和控债务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财政政策方面，目前的政策重点是专项债和减税退费政策。深化央地财税体制改革，有利于应对地方财政压力。货币政策方面，应加大货币政策总量宽松力度，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着力提振最终需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定市场信心。金融体制方面，调整货币投放机制、增加国债持有是政策选择的重要方向。在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方面，学界重点关注了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举债的货币扩张效应会降低经济的稳定性和产出的持续性，为抑制该货币效应产生的不利影响，货币政策采取适度从紧的反向协同配合是更好的选择。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上，应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间的协调，如金融部门在制定货币政策和推进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应将其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再融资的影响考虑在内，避免货币市场波动通过财政溢出渠道带来区域性甚至系统性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部门在发行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时应加强与中央银行的沟通，避免由于发行规模和节奏的频繁变化而加大政策利率的波动、增加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接续风险。
3.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理论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发达经济体遭遇了政策空间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中利率触及有效下限，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扩张空间，政府债务高企也限制了财政政策的扩张空间。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财政政策主导和赤字货币化趋势，既是对外生冲击频发的反应和调整，也是拓展政策空间和增强经济韧性的努力。现代货币理论由此得到了学界重视，学者们对于现代货币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应有选择地采纳现代货币理论所倡导的政策建议，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与救助力度，更好地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性，促使经济尽快复苏。为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应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综合以上研究，当前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多数为规范性分析，政策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二是相关的实证分析集中于财政与金融的结合点，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展望未来，为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均衡运行，实现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领域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深化研究：一是总结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运行规律；二是全面而深入地剖析我国经济运行情况，探索政策可行空间；三是持续丰富跨国经验分析，为我国提供有益借鉴；四是注重追溯理论根源，为政策选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总结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为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二种机会窗口”，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话语不断涌现，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渗透性逐渐增强，问题导向和时代特征更加鲜明，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发展，并呈现出以下一系列明显趋势。
第一，更加注重学理化和系统性，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意识凸显。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与管理学体系，其前提是要树立系统性思维，在全局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范畴内，构建一套涵盖新的“思维原则—核心概念—基本原理—科学议题—方法论与方法体系”的完整学理链。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资本的健康发展都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对其科学内涵、理论体系框架、规范机制等核心关键问题的学理性剖析与探索，不仅为解释中国丰富实践提供了强大可靠的理论支撑，也为我国形成系统性的自主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统筹，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不同研究主题均存在着相互之间的融合渗透，共同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与管理学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
第二，中国特色和问题导向更加坚定。只有立足中国的研究才能真正解释中国问题，才能真正与世界对话。共同富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等都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范畴，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以中国特色宏观政策调控为例，其既具有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以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为目的逆周期调节功能，也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功能。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对我国经济运行保持韧性活力发挥了关键作用。上述中国特色范畴需上升到理论高度，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
第三，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国家同向同行。一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重大关键问题的研究仍处于动态变化和持续深化过程中；另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伴随着全球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和日益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新的时代命题不断涌现。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国际冲突与贸易合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等问题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已实现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同国家政策方针和现阶段经济管理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保持密切同步，为解释、预测和指导中国经济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同时也大大推动了中国特色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更高起点上。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要战略和重要举措，为未来发展绘就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对这些重点领域、重大关键主题的研究将构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管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者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主线，通过科学提炼和总结经济管理实践背后的中国逻辑和中国规律，为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更为系统、专业、严谨的理论支持，为应对时代之变和全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注和参考文献略）
本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联合课题组组织完成。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3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阅读原文”。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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