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能够降低城市发展差距吗

数字金融能够降低城市发展差距吗

王修华  杨彦宁

本文利用TOPSIS熵权法和2011-2019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测算城市发展差距，并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有助于降低城市发展差距，且对落后城市降低发展差距的作用更明显。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发现，融资环境改善是数字金融降低城市发展差距的中介渠道，居民创业、企业创新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能够增强数字金融的影响效应。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当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其作用也随之增大。本文为研究数字金融与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一、问题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进一步降低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这对于我国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里的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其中，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一方面，城市通过人流、物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与外部区域发生深度交互，持续向外部区域扩散经济活动，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影响区域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外部区域向城市提供劳动力、资本、市场和服务，让经济活动向城市集聚，形成“向心力”反哺区域发展，这体现出城市“借区域而立”，而区域“依城市而兴”。因此，从城市的角度研究区域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已被证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也明确指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金融体系，强调以金融方式推动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落后地区可以通过金融体系有效的资源配置来降低发展差距，进而摆脱发展“陷阱”。然而，由于市场分割、信息壁垒等因素，金融资源集中配置于少数发达地区，难以实现金融资源的跨时空配置，可能导致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数字金融的发展为金融资源的跨时空配置提供了可能，其所蕴含的内在属性使之逐渐成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载体，有能力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上发挥重要作用。数字金融借助移动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具有突破时空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等特点，极大提升了金融的覆盖面和可得性，有助于打破金融资源流动藩篱，在缓解城市发展差距问题上拥有比较优势。但是，数字金融也有可能衍生出数字不平等问题，不同地区或群体因“数字普及”和“数字能力”的不同而出现新的发展差距，产生了“数字鸿沟”问题。若缺乏政府干预，数字金融的发展可能会扩大数字鸿沟，进而加剧社会贫富分化、扩大区域发展差距。在正反两种效应之下，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否降低城市间的发展差距？

已有研究虽然开始探讨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但较少有文献基于更为微观的城市差异发展角度展开研究，且所关注的区域发展差异主要考虑经济维度，缺乏全面客观的区域发展差距或城市发展差距评价体系。基于此，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编制了城市发展差距指数并进行测算，然后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重点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对数字金融降低城市发展差距的门槛效应展开考察。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发展维度出发，利用TOPSIS熵权法以及2011-2019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度量城市发展差距提供客观的数据基础和测算方法。第二，以数字金融为切入点，探讨其对于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方式，并验证了融资环境改善在二者间存在的中介效应，以及居民创业、企业创新和产业结构所产生的调节效应，从而有助于厘清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的内在影响机制。第三，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效应，以及考察数字金融在不同发展阈值水平下的总体影响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从而更深入地揭示出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机制。

二、观点摘要

本文围绕数字金融与城市发展差距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两方面对数字金融的内在影响机理展开充分讨论，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门槛效应。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城市发展差距，并且其对于落后城市降低发展差距的作用更明显。在经过被解释变量更替、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回归的稳健性测试和模型内生性处理后，研究结论仍然保持稳健。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降低银行业集中度，带来融资环境的改善，从而缩小城市发展差距。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首先，数字金融能够为居民创业提供内源性资金支持、降低居民创业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提供创业信息交互和业务合作的机会以及减少风险，进而提升创业成功率；其次，数字金融能够拓宽企业创新资金来源和提高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促进城市内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意愿、改善企业绩效等，并且能够识别出具有较高创新性和成长性的中小型企业，进而有助于提升整体创新能力；最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产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经济摩擦，以及发挥其在资金支持、风险识别、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优势，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因此，数字金融能够与居民创业、企业创新以及产业结构优化产生调节效应，进一步降低城市发展差距。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当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其降低城市发展差距的总体作用会逐渐增强。但数字金融处于较高发展水平时，通过融资环境改善的中介效应来降低城市发展差距的作用较小，且居民创业、企业创新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效应也不再显著，数字金融的普惠属性得以体现。

三、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各城市应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和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探索多样化的数字金融产品及服务，构筑数字金融良好生态。发达城市应发挥其基础优势，通过扩大数字金融服务外延和创造更为普惠的运用场景，将欠发达城市包容于数字金融的服务框架之内，从而带动欠发达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而欠发达城市应着力夯实数字金融发展基础，化解数字鸿沟，引导数字金融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城市发展。第二，应鼓励各城市营造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良性竞争的氛围，以促进融资环境的改善。既要加强市场环境建设，反对垄断和不良竞争，不断健全公平、公正、有序的金融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和数字金融行业自律制度，同时也应着眼于改善数字金融供给方的公司治理，帮助切实可行的数字金融服务实现规模化运营，从而提升金融市场竞争以优化融资环境。第三，推动各城市居民创业水平和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与数字金融凝聚成“合力”。在居民创业上，应聚焦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普及居民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鼓励居民利用数字金融开展创业活动、在企业创新上，应鼓励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评估企业信用，破除企业创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金融机构依托企业信用提供综合性的“轻资产”数字金融服务。在产业结构上，应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以数据驱动产业部门生产、运营及管理风险，为金融机构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并鼓励金融机构基于数字金融来培育新兴产业，强化金融资源对高成长性新兴产业的配置。

……

王修华、杨彦宁，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邮政编码：410079，电子邮箱：yyn 13578@ sina.cn。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2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