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柳燕 |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创新的三维审视
潘柳燕◆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哲学理论、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存在形式等方面。哲学理论上确立了新整体观与和谐论，并进而提出了人类整体利益的社会伦理价值观，这是对旧整体观、达尔文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范式转移；以人类整体利益观为指导在国际关系上确立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政治关系，提出了以互利共赢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理念；以人类整体利益观为指导在社会存在形式上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民族复兴模式、“和而不同”的国家共存模式以及“人境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
——潘柳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以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向世界阐述和推广的价值主张与思想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重要的理论创新，它主要体现在哲学理论、国际关系和社会存在形式等方面的创新上。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确立了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了范式概念及相关的范式理论。范式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回答了科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如何理解科学进步与创新的问题。库恩认为，范式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科学发展可以分为“一般科学”和“科学革命”时期。科学革命就是抛弃旧范式建立新范式，例如历史上哥白尼抛弃旧范式地心说理论创建日心说理论。当新的范式建立并得到确认后，科学革命就转变为一般科学研究。这就是“范式转移”。虽然库恩的范式理论阐述的对象是科学理论本身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但是也为分析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评价工具。借助这一工具，我们可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哲学理论创新，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确立了新的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并提出相应的社会伦理价值观。
（一）确立了哲学世界观层面的新整体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哲学理论上的创新首先表现为确立新的整体观，这实际上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整体与部分”的哲学范畴。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吸取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老子的“道”、“太极”以及“和文化”都是具有整体观的哲学思想，这种整体观具有朴素且不可分的特性。由此出发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具有中国古代哲学整体观的意涵。第二，在唯物辩证法中，整体和部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里的整体具有物质属性，它是无限可分的，整体分成不同部分，并包括部分；部分组成整体，并从属于整体，整体和部分可以互相转化。唯物辩证法的整体观反映的是整体可分的特性。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观在看到整体的可分性及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的同时，也揭示了还有一类不同的整体。这是一个完整并具有不可分特性的整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人为地割裂开来，整体就会受到损害甚至死亡。
具有不可分特性的整体观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同时也得到现代生命科学证明，这是一种生命体或类生命体所具有的新整体观。首先，生命是整体不可分的。人们曾经以无限可分的方式看待生命，生命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已经被分解到了细胞和基因，甚至在原子或量子层面去理解生命，如有人认为生命就是“一堆粒子”。但事实上生命并不是这些细胞、基因、原子等的简单相加或堆砌，生命的特性在于它的不可分性与整体功能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生命结构的精巧、自组织的独立和系统功能的完备。生命的功能与生命的整体相联系，比如人的大脑功能堪称无比完美、精细和强大，但如果把它从身体分离开来，它便一无所用，从生命的遗传物质到生命其他的任何器官莫不如此。其次，生命整体具有连续性和开放性。生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生命一旦停止便无法重生。生命是开放的，她时刻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一旦这种交换停止，生命也无法存在。类生命体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同样具有生命的特性，即具有不可分的整体特性。这种认为整体具有不可分特性的观点就是新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不仅坚持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也强调整体的连续性与开放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具有哲学意义的新的整体观的确立，这种新整体观并不否认唯物辩证法的无限可 分的整体观，而是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丰富，从而使整体观具有更为完整的内涵，并成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新整体观的反映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以全球视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个人、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具有全人类视野的全局观，提出了整个人类其实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总书记指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不断发展，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今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休戚与共，中国人民的梦想和各国人民的梦想紧紧相连。”这些把全世界紧密联系起来考虑的做法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格局意识和全球治理策略，同时也体现了一种不可分的整体观思想。二是在全球化意识下处理国家及地区之间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的，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不同场合下有不同的表达。在与各地区、各国的外交关系中，形成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等诸多提法，在考虑全球大局的基础上，也充分照顾到了不同国家、地区的利益与关切。如他所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这种在全球化意识下处理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关系的思想和主张，实际上也是在新整体观下阐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它很好地反映了只有在不可分的整体观下，整体中的部分才能各得其所，各显功能。
新的整体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其他的理论创新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的。相对于现代西方习惯于分析的哲学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具有不可分特性的整体观就是一种看待和研究世界的新哲学范式和新的世界观。
（二）确立了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和谐论
和谐论是我们在洞察达尔文进化论具有片面性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科学与哲学理论。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是“生存斗争”、“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他认为这是生物学的基本法则。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中的应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当今时代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的理论根源。然而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在生命发展和物种进化的过程中，除了遗传和进化外，还有多样性与共生的自然现象。综观自然界生物的发展，我们认为，反映生物科学最基本的科学原理应该包括遗传、进化、多样性和共生原理，正是这四大原理的共同作用，保证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无限多样、和谐有序和永续发展。因此我们把这四大原理合称为和谐理论（和谐论）。换句话说，和谐论实质上是包含了适用于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的遗传原理、进化原理、多样性原理和共生原理在内的更高形式，是涵括四大基本原理并具有内在统一性的自然哲学认识论的新范式。
虽然总书记在提出和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时并没有明确指出其背后的哲学依据，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人类长期发展的和谐理论，并体现着和谐论中的基本原理。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纵观历史发展，充满了战争与和平的更替，可以发现全人类共同的愿望是和平与发展，而实现和平发展，中国给出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亦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总结人类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探索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之后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人类历史的继承性，符合并体现了遗传原理。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古老的共同体概念的继承和超越，它本身也有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最初提出“命运共同体”描述的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之后也用以形容亚洲各国的关系。201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总书记出访俄罗斯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了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总书记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初步倡议；到2017年1月18日，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全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内涵才最终得以完善。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变化发展的过程，从人类社会的视域体现了进化原理。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文明的多样性。总书记指出：“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些提法都强调了文明的多样性及其对人类发展的贡献，展示出一种新的文明观，这是多样性原理在人类社会领域的体现。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了人类之间休戚与共的相互依存关系。早在2013年，总书记就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也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事实上，他在许多场合都非常强调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这也是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出发点，充分体现了共生原理。
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并体现了和谐论的遗传、进化、多样性与共生原理，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和谐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正是源于生物发展规律总结的和谐论在哲学源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才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实层面具有科学的依据。同时和谐论也因其克服了达尔文进化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而实现其在哲学认识论层面的范式转移，即由侧重生存竞争的思维范式转变为注重合作共赢的思维范式。
（三）确立了人类社会新的伦理价值观
社会伦理价值观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价值理念，它涉及大到国家与国家的价值关系，小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价值关联。人类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也是传统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斯宾诺莎，从西方哲学到东方哲学，经典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长期研究，并形成了西方侧重于个人、东方侧重于集体的不同形式的伦理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以人类整体利益为重的“人类整体利益观”，这个“人类整体利益观”实际上是以新整体观与和谐论为哲学基础的。换句话说，新整体观与和谐论并不直接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它需要转化为社会伦理价值观才能对人们的行为活动起指导作用。正如达尔文进化论是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影响人类社会一样，而新整体观与和谐论在伦理价值观上的表现主要就是人类整体利益观。可以说，“人类整体利益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社会伦理价值观上的重要理论创新。
所谓“人类整体利益观”就是在人类的行为活动过程中（包括个人、集体乃至国家等）优先或兼顾考虑人类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例如在国际关系领域，从人类整体视角来审视各个国家与人类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以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方式来处理全球事务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随着人类的进步发展，人类在地球村的关系日益紧密，建立新的“人类整体利益观”就是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基本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各个国家应该秉承我们共有一个地球的全面合作理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过去过分强调国家利益的小集体主义的范畴，体现了“人类整体利益”的哲学新伦理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新的“人类整体利益”的社会伦理价值观也是对强调少数群体利益优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范式转移。而运用人类整体利益观这种新的思维范式去分析和对待国际关系与社会存在形式，则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进一步的理论创新。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了新的国际关系观
国际关系是指人们超越国家界限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关系。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联系，一个国家绝大部分的外交活动都是围绕着政治、经济关系而展开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创新，主要就是运用人类整体利益观来对待和处理国际的政治与经济关系，这就是新的国际关系观。
（一）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政治关系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的发展需要政治来保驾护航。随着全球经济的大力发展，特别是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在事实上宣告了世界政治经济时代的到来。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是世界政治组织的代表，它在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地区冲突乃至阻止局部战争以及协调国际经济关系、促进各国经济与科学文化的合作交流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因此，总书记以胸怀全世界的远见卓识，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观念出发，提出世界各国应该秉承我们共有一个地球的全面合作理念，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合作发展。
第一，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我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和平，反对战争。在新时代更是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和多样共存的高度来阐述反对霸权主义和尊重各国选择的权利。2013年4月7日，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2015年9月3日，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总之，就是强调国家之间应在考虑人类整体利益基础上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共同发展。这也是对西方强权国家动辄干涉他国内政、武力对他国进行颜色革命的严正回应。
第二，积极倡导平等互商、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3月28日，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2017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他再次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强调的都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以及为人类整体利益的责任担当。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中，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从而把“合作共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所有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关系”的场合，总书记几乎都在强调“合作共赢”，指出这是符合人类整体利益以及各国利益与发展需求的价值理念，也是保持人类长期和平发展的重要路径。
第三，积极发展全球性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整体利益观并不否认各国利益的实现。相反，中国历来主张与各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大家团结合作，促进共同发展。2014年11月，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亚太经济体需要共同构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增添动力。”此外，总书记还提出要建立中俄“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等，强调的都是与各国建立和平相处、团结协作、共同繁荣的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10月18日，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 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 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5]这是对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伙伴关系的集中表述，表明中国愿意与世界任何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真诚合作，互利共赢，共谋发展。当然，我们也承认世界各国之间有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必然是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而是可以合作共赢的良性竞争。
（二）提倡以互利共赢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理念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但在全球经济如此紧密相联的背景下，对一个国家来说，发展经济是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人类整体利益观念，倡导建立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和体系，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
第一，树立利益共同体意识，形成各国合作共赢格局。这是人类整体利益观的具体体现。2014年11月15日，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面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二十国集团成员要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做好朋友、好伙伴，积极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形成各国增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赢格局。”2014年3月27日，总书记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中方愿意同法方一道，牢固树立利益共同体意识，寻找更多利益契合点，深化经济合作。”2016年6月22日，总书记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发表署名文章和重要演讲，其中提到：“中乌是平等互利、安危与共、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乌关系，把打造平等互利、安危与共、合作共赢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之一。”可以说，在与各国的互访与交流中，如中国与东盟各国以及中非、中巴、中拉、中欧、中韩、中新等的友好交流与经济合作中，习近平总书记都在强调利益共同体意识，主张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进而把构建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在更广阔的领域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第二，坚持互利共赢，深化与各国的经济合作。人类整体利益观不是无视各国自身的利益，而是把人类整体利益与各国自身利益结合起来，在考虑人类整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合作共赢方式促进各国利益的实现。早在2015年，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就指出：“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2017年9月4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中，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应该紧紧围绕经济务实合作这条主线，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创新和产业合作等领域拓展利益汇聚点。”“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把以往成果和共识落实好，让现有机制运行好，共同把握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积极探索务实合作新领域新方式，拉紧联系纽带，让金砖合作机制行稳致远。”由总书记提出和描绘的“一带一路”更是开创了与亚、欧、非洲等60多个国家务实合作的通途，中国愿意让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共同发展，这都可以看到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的诚意，也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与领航责任。
第三，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2017年1月，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因此，他提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我们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让世界各国实现联动增长，走向共同繁荣。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2017年5月14日，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再次指出：“我们要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 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我们欢迎各国结合自身国情，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可以说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是人类整体利益与各国自身利益共同实现的重要途径。
概括地说，运用人类整体利益观处理国际关系，就是政治上主张用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用战争等暴力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经济上建立互利互惠的合作模式，主张共商共赢，反对零和博弈，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既不危害他国利益，更不侵害人类整体利益。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了新的社会存在形式
社会存在是指构成社会的一切存在，包括个体、社会组织、社会活动、各种财产等。社会的存在形式复杂多样。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人类整体利益观思考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在不同的视域中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民族复兴模式、“和而不同”的国家共存模式以及“人境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
（一）在国家竞争上提出“和平崛起”的民族复兴模式
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首次提出“中国梦”理念。他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之后在不同场合都提到中国梦。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本质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要实现中国梦，除了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外，还必须坚持和平发展。从而把中国梦与世界梦连接起来，即实现中国梦不仅仅造福中国人民，还造福世界人民。这清晰地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要走和平之路实现的。这实际上就给世界传递了中国的最大善意，让世界明白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是和世界人民共同分享劳动果实的崛起。这也是对西方奉行的“修昔底德陷阱”社会竞争伦理价值理念的超越。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来源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冲突根源的总结，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的一些学者也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关系，认为中国最终会挑战美国霸权，这是西方冷战思维得出的结论。但总书记指出，中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因此，中美之间要摒弃对抗思维，建立起新型的大国关系。2015年9月，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发表演讲，提出从四个方面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是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二是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三是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四是广泛培植人民友谊。其中特别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重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树立建立伙伴关系新思路，开创共同发展新前景，营造共享安全新局面。在演讲中，总书记明确且诚恳地表明了中国的发展不会危害他国利益，相反是要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来为全 球发展作出贡献。中国以合作共赢态度来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政治经济往来，只要中美双方互诚互信，就能够建立起有益双方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这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大国关系，以和平发展为主导的崛起之路，实际上就是对100多年来西方某些国家通过战争取得霸权地位并刻意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的破解，也是对西方强权政治价值理念的超越。”而“合作共赢、和平崛起”思想也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旧伦理价值观的范式转移。
（二）在国家关系上提倡“和而不同”的国家共存模式
许多伟大的哲学先贤都对人类未来有过美好的梦想，诸如从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到西方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果说：“世界大同”是人类终极的理想社会，那么目前更为现实的美好社会应该是“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科技的高度发达给人类带来快捷舒适的生活，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危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使得人类命运与共。人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关联和彼此相依。面对人类的困境与挑战，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都难以独善其身。世界人民只有团结起来，结成命运共同体，才能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与危机。其次，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发展的不平衡与文明的多样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矛盾和冲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未消失，相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让先进国家感到其世界霸权地位受到威胁，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不惜诉诸武力，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击甚至侵略其他国家，因此，世界难免总是战争阴云密布，世界大同何其遥远。
总书记从文明形态多样共存的理念出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并不是终极意义的“世界大同”，而是现实世界的“和而不同”。虽然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也提到过“天下大同”或“世界大同”，但他强调的是“世界大同，和合共生”。实质上，总书记希望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世界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但“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追求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理解为是把中国的意识形态推向全世界，从而引起一些国家政要与学者的质疑。对此，我们应该把它与“和而不同”结合起来理解。也就是说，“天下大同”不是世界趋于同一，不是强行向世界“输出”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是“天下同在”，即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完整和独立，大家同在一个世界，和平共处，和谐发展。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这里的关键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的是承认并珍惜文明的多样性，尊重文明差异，提倡文明交流互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具体到处理国家关系，就是尊重每个国家自由选择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主权利。这是一个务实而又为世界各国接受的政治主张和价值理念。
（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提出“人境和谐”的关系模式
总书记说过：“宇宙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提倡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思想在新时代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提倡绿色低碳。2015年9月28日，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2017年1月18日，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并指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并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的这些思想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了“人类”的封闭系统，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环境，即把整个自然界也纳入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把人类与自然环境看作是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放进社会伦理框架，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要求善意地对待大自然。因为人类社会的美好存在离不开自然界的永续存在，建设美好的人类社会也必然要有一个美丽的自然世界。因此，只有人与环境的和谐，才能实现人类的长久和永续发展。这种把自然界纳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符合人类整体利益观，而且是从更长远的目光看待人类整体利益。
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20年04期全文转载
文章作者：潘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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