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Peter Christensen and Christopher Timmins. Sorting or Steering: The Effects of Housing Discrimination on Neighborhood Choi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2, vol. 130, issue 8, 2110 - 2163.
01
研究背景
居住地点的选择对美国家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决策，通过邻里之间的互动，不仅会对住户当期产生影响，也将会借助代际流动产生长期的累积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探究有关居住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探讨了个人偏好如何映射到家庭位置的选择。其二，主要关注居住地点带来的影响，已有研究认为贫困程度、就业情况、学校教育、暴力犯罪和身心健康等问题都会与居住地点有关，这也引起了人们对居住公平问题的关注，担忧某些群体是否系统性地被排除在高质量社区之外。基于社会现实来看，住房歧视是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尽管在法律和政策上采取了许多努力，如颁布《公平住房法》、《住房和城市发展法》等，但住房歧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使得美国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一直深陷歧视困境，对社会居民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文章中介绍了MTO计划——主要为来自于劣势社区的居民提供搬迁援助的项目，本项目通过向居民提供住房券的形式，资助其在贫困率低于10%的社区内租房。该项目结果表明，弱势社区主要通过学校质量、犯罪几率、公共安全、社区同伴效应、污染程度等内在机制，对人的身心健康、收入水平、是否参与暴力犯罪等方面产生长期作用，同时指出社区贫困程度与儿童未来大学入学率和代际收入流动性高度相关。正如Chetty et al. (2018) 发现，相对于在贫困率较低社区长大的儿童，在同一社区长大的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更小。由此说明，邻里效应本身可能比这些援助计划中直接提供的补贴和援助更重要。
目前基于偏好分类模型判断家庭位置选择的研究，往往忽略了住房市场歧视，因为歧视行为更不容易从住房市场的观察数据中识别出来 (Bayer et al., 2007, Calabrese et al., 2006, Holmes and Sieg, 2015)。这类分离需要进行专门的实验设计，探讨是否所有家庭在搜索住房时都能获得相同的选择集、民众住房偏好是否在租房歧视行为中被引导进而偏离初衷。
论文的结构如下。第2节讨论了已有文献关于社区效应的研究结果，并探讨了与住房歧视的关联。第3节着重介绍了实验数据的来源——2012年住房歧视研究（HDS）。第4节描述了实证设计、实验数据和样本的平衡性。第5节报告了住房歧视对少数族裔进入高质量社区所产生的影响，并讨论了对儿童的特定影响。第6节是文章结论。
文章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对居住地点选择的主动偏好和被动歧视加以区分，并对两者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见解：首先，白人和少数族裔测试者被推荐的住房在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住房歧视主要存在于住房质量；其次，住房歧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非裔低收入家庭的社区选择，从而创造了特定的社区组成结构；最后，文章使用了2012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审计研究数据，采用了实验法识别住房歧视行为，有针对性地研究非裔低收入家庭的社区选择。同时数据也提供了社区特征和人口信息的详细记录，能够检查不同子群体面临歧视性约束的异质性，并表明通过代际流动带来了更为显著的长期影响。
实验背景以及数据介绍
02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进行了四项跨城市的审计研究，旨在衡量在房地产市场中，相对于白人而言，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亚洲人和美洲土著少数族裔测试者被歧视发生率。审计研究采用配对随机设计，一对测试者仅在种族方面有所不同，被派往现场进行购房或租房活动，充分模拟市场交易，通常涉及一系列面对面的互动。
住房歧视研究（HDS）实验设计的一致性允许对不同时期的歧视行为进行比较，结果普遍表明，在过去的50年里，排他性行为有所下降 (Turner et al., 2002, Page, 1995, Yinger, 1986)，但是唯一持续存在的歧视形式是住房市场中将少数族裔测试者“歧视性引导”到少数族裔社区(Dymski, 2006; Galster和Godfrey, 2005; Yinger, 1995)。2012年的研究数据显示，少数族裔买家在预约房地产经纪人方面没有遇到更大的困难，但有证据表明，非裔美国人和亚裔测试者被给出的住房建议，大多指向白人家庭比例较低的地区。
2012年住房歧视研究(HDS)是在28个大都市地区进行的，其抽样设计基于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记录的少数族裔地理分布。研究期间对市场上可获得的租赁和房地产广告进行随机抽样。在每次抽到房源清单和相应的房地产公司或房屋供应商后，随机分配一对测试者参与购房或租房交易，为使测试人员明确符合广告要求，实验将为其分配收入、资产和债务水平等特征指标。与此同时，作者将实验数据与斯坦福教育机会项目（SEOP），美国社区调查（ACS）以及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数据进行匹配，从而获取测试者的教育、社区、环境等真实信息。
03
实证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是测试i在试验f中所看到房屋k的属性，
是测试者的种族，
是固定效应用于吸收不同试验之间的差异，
是测试者提供的偏好信息，
是包含测试者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真实特征和被分配特征。本实验样本通过了平衡性测试，配对的测试者虽在现实生活中各方面并不完全等同，但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由表5可看出，对于房屋的数量和房屋可用性这两类被解释变量而言，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统计均不显著。房屋可用性即房产中介拒绝推荐某一房产或声称某一房产不可用，本文认为这是一种更直接的歧视形式。回归结果表明，与白人相比，少数族裔被推荐的房屋或社区在数量上不存在差异。
表6报告了少数族裔被推荐社区中白人占比的差异。第I - V列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捕获测试者对房价和社区特征的隐含偏好。结果显示，测试者的种族直接影响了被推荐社区的种族构成。这种情况发生在测试者偏好信息都被控制的前提下，因此断定，其被推荐社区的白人占比差异可以直接归因于测试者的种族。
表8-表11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着重探究少数族裔是否因邻里效应处于劣势地位。研究表明，通过房地产中介的歧视性指导，导致买方选择集受限，可能会直接影响少数族裔家庭的人力资本形成。
表8的第一个面板结果，主要集中在社区学校质量以及治安水平方面，对少数族裔被推荐的房屋相较于白人的差异程度进行了报告。第1列、第2列和第3列分别借助社区周围学校的小学、中学平均考试成绩以及学校评级来测度学校质量，研究发现，相比于白人，少数族裔被推荐的房产周围学校质量显著降低，而主要针对群体为非裔美国人。第4列通过袭击事件衡量治安水平，尽管对少数族裔测试者整体来说并不显著。然而，当只考虑非裔美国人时，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少数族裔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社区治安水平更低。
表8的第二个面板结果，主要对于社区邻居的贫困、受教育程度方面进行了报告。1-3列的估计表明，少数族裔更容易被推荐到贫困率较高、高技能邻居较少和受高等教育邻居较少的社区。4-5列的数据结果显示，没有发现社区单亲家庭的比例和住房自有率这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子群体来看，主要针对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亚裔测试者与白人之间的差异明显较低。
表9重点介绍了被推荐社区在污染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污染通过三种指标予以衡量，分别为社区与处理有毒物质场所的接近程度、空气有毒物质含量以及PM2.5含量。统计结果显示，少数族裔的被推荐社区将会更接近有毒物质处理地，空气中有毒物质含量也更高。从子样本来看，依旧是非裔美国人所受影响程度更大。这些结果表明，少数族裔买家的确更容易被引导到多个方面质量更差的社区。而表9 penal B和表10也表示，尽管儿童不会直接受到歧视性引导，但由于母亲受到歧视居住在了环境状况、教育质量以及治安水平较差的地区，因此也会对儿童形成间接影响。
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在住房搜索中买家表达的偏好与房产中介的歧视性行为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即房产中介多大程度上会按照买家偏好进行推荐。由表13可以看出，对于白人买家来说，中介更倾向于将推荐社区与测试者偏好相匹配。而对于少数族裔，中介所提供的社区选择远远偏离其隐含偏好，并会为其选择提供更多的引导性建议。
研究将2012年HDS中的房产级别信息与住房交易数据库的交易数据相匹配，衡量最终购买2012年HDS中抽样房产的民众种族身份以及最终房产销售价格。表14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白人，向西班牙裔和亚裔测试者推荐的房屋被同一种族的买家购买的比例过高。在销售价格方面，向亚裔测试者推荐的房产最终销售价格会出现显著降低。正如Becker et al.(1971)的研究结论，歧视行为会导致约束条件的购买者面临更高的预期均衡价格。
结论
04
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歧视对少数族裔买家接受的推荐数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它确实对构成推荐集的社区质量有显著影响。由于房地产经纪人在寻找过程中的歧视性行为，为少数族裔提供了至少在一个（通常是多个）方面更差的房屋。而不利的邻里特征，例如社区贫困率、污染水平、治安水平以及学校质量将会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通过对儿童的间接影响在多个维度上形成长期累积作用。
Abstract
Growing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neighborhoods affec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raising concern that the exclusionary effects of housing discrimination could contribute to persistent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data from HUD’s most recent Housing Discrimination Study and microlevel data on neighborhood attributes in 28 US cities, we find that minorities are steered toward neighborhoods with less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greater exposures to crime and pollution. Holding preferences and income constant, discriminatory steering alone can explain a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minority households found in high-poverty neighborho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igher exposure of African American mothers to toxic pollutants.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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