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理论学界出现“空间转向”，人们试图以空间性思维重新审视社会。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空间的存续面临挑战。以“国家传统村落”为案例切入来讨论传统村落的空间变迁与重构可以发现，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地方性”特征，这种“地方根植性”源于文化信仰认知下的结构秩序，它影响着村落的自然生态、社会活动和生计模式。在空间变迁中，文化信仰被注入新内容而表现出新活力，成为维持传统空间的内生动力，“地方”逐渐发展为人与环境的“过程性”塑造。其间体现出的内在乡土逻辑和自身变迁规则，在现代化过程中凝成群体特定的观念与思维，成为对抗同质化的筹码。借以“现代化地方感”概念的提出，可以认为“地方性”特征并非旨在保全地方原本的认同，而在于与村落同质化抗衡，是村落空间保有“地方性”又具适时变迁的基础，形成“类地方”。
作者简介
何庆华，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传统村落空间、设计人类学。
围绕“地方”的阐发是空间研究的基础。空间是人类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生成的，全球化空间与地方性空间相互冲击，重塑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中国的空间问题研究是在西方的空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有其特殊性，其指涉为宇宙认知、社会关系、文化惯习和意识形态，即空间为秩序。近几十年来，针对传统村落的“地方”“空间”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成果丰硕，为传统村落空间的探讨给予了实证性的、人本性的、结构性的分析框架，回应了学界将村落的空间与地方研究中止于空论，也确实令我们发现村落空间研究的巨大潜能。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规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城乡风貌进行了改善，但它同时也具有负面效应，诸如一些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古村落保护等工程项目，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传统村“千村一面”的状况，破坏了村落的空间结构和内生秩序。本文以“国家传统村落”西双版纳曼旦傣族村作为田野点进行空间变迁研究，旨在为当前中国地方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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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旦村落空间的“地方性”特征
“地方”是一个卓殊的空间体：它是一种人群聚合的栖身物，是一种群体现象的组合体，是一种恒久价值的凝聚系。各稳定的空间体内部反映着对应的地理现象、文化需要、情景分布、价值吸引等。“地方”的形成是当地人进行实践活动过程所创造的价值体系、意义系统与现实经验，它持续塑造、刻画并革新着空间体内的人群，同时也使其取得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人文地理学者认为，空间和文化二者间隐含着系统性的共变与共生关系，“地方”呈现出文化的诸种空间样态、经验与写照，文化的形塑与意义直射于相异的空间构图中，作为“地方”的根基。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把村落看成是群体聚居于相对稳定的地理边界内，并呈现出坚实且凝集的交互效力，产生逾越个人价值的情感。拥有地缘而非血缘基础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这个空间尺度内，村民无形的惯习与日常通过有形的聚落形态展现出来。“传统村落空间”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地方性文化特征，可将其作为一个多重类型的集合体，即自然生态、社会活动、生计模式和文化信仰四种类型，之所以作这样的划分，是因为自然生态是人们生存的根本，它以生态环境为基础，主要由气候、土壤、河流、动植物等构成。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随即具有了社会性，在实践中与他人合作，建立联系。生计模式是提供生产活动、建立经济关系的场所，人们以此获取生活资料，形成具有功能结构形态的集合体。“信仰的诸多要素表现为一定的秩序和结构，这是人对世界的时空关系，信仰为社会的意义生成和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基础的空间条件，而且，信仰本身作为社会系统，在建构、交流和循环的实践中表征了信仰文化的意义，既指信仰的概念和认知，也指生存价值和宇宙体系。”曼旦村亦是如此，内向封闭、组织严紧、界限分明。上述四种空间类型构建了曼旦的村落空间，体现了海德格尔所推崇的存在主义的“栖居”状态，即一种自我存在的隐喻，它剥离了流动性，形成独特的地方体验，是促成文化意义与获得身份的重要环节。在曼旦人的观念中，林、水、田、粮四种自然物与人的生存最为密切，并形成林－水－田－粮－人的自然生态链条。曼旦村的村落空间呈现严格的边界性和封闭的内向性特征；傣族的方位与朝向是村寨建寨和家屋建筑的依据。村落的生计模式体现为以稻作农耕为主，种植产业成为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双重”信仰体现为佛与神的共同构成，佛处于村寨外部，神在不同的空间层次对家、寨、勐进行守护，其空间表现为家神－寨神－勐神的同心圆结构。百年来，曼旦人生活于纯粹的文化空间中，形成价值观念与意义体系恒定下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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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旦村落空间的“地方根植性”
人们在熟悉的场所能够获取阅历、抚养、教育和经验，这些是人的需要之根本。人们把熟悉的场所当作“家”，随之，作为“家”的空间有了意义和价值，谓之“地方”。地方未必清晰可见，但可利用诸种途径使其显现出来，诸如与他群发生矛盾，利用标志性视觉要素凸显独特之处，发挥仪式的作用强化地方意识。这些有目共睹的行为、个人及群体生活的向往、功能性愿望和地景的塑造能使其变得显著明晰。曼旦社会的自我建构是在以原始宗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双重信仰为核心的宇宙结构中形成的，“万物有灵”是傣族先民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原始信仰，他们赋予自然物以生命和灵魂，形成林－水－田－粮－人的自然生态景观。曼旦村的祭寨神仪式体现出排他的特性，祭祀期间，佛和非本村人员被严格地排除在村寨空间之外，体现了傣族村寨空间的封闭内向性。曼旦人的家屋空间、家屋内的社会关系和身体充分展现出傣族的“双重”信仰对家屋社会建构的影响。曼旦人在社会实践和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从物质形态中逐渐萌生出支配村落社会稳定发展的动因，建立起标志性的景观样式。百年来，他们在宇宙之间与自然、神灵往来交锋，流露出“赕”的立体叙述。“赕”是曼旦人在村落时空维度表达的“佛－人－神”三者之间的生命交流，它承担着这一群体的集体精神，呈现了人和天地的相融相生，是人对周遭的领悟和本体能动性的表达。“赕”维系着曼旦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建构，维系了曼旦村的地方系统性，对曼旦人来说，村寨的物理边界不但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且提高了村民的集体凝聚力和自我认同感。
曼旦村所体现的傣族的文化信仰呈现的是群体生命孕育过程的恢宏景象，展示的是恒久历史故事中领略的独特生命景观，它指引着人们维系并朝向生命。信仰是形成曼旦村的“地方”特质或特征的重要元素，它储存着曼旦人的时空往复，以其独特的魅力支撑当地人在此生存、繁衍。傣族的文化信仰和宇宙观念为曼旦村鲜明“地方感”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傣族自古以来保留下来的传统习俗、地域文化，通过群体的情感经验、观念意识呈现出来，并浸透于村民内心，形成傣族村落共同的“地方性”特征，是构成傣族共同体的根本，成为维持傣族地方性的基础。
“地方感”集中反映了地域、文化与心境彼此融合生成的空间形式，表现出“地方”的集体观念。根据情感与行为，萨迈把“地方感”的等级分为四个，即第一，缺乏级：对该地略有所知，是最浅显的认识；第二，归属级：了解该地，并对该地有情愫；第三，依恋级：对该地有浓厚的依恋感；第四，牺牲级：情愿为该地牺牲。笔者认为曼旦村民地方感强度属于第四个等级。曼旦村的地方感是由其自然生态、社会活动、生计模式和文化信仰四个维度构成的结构特征。文化信仰是根植于其地方感的重要因素，这与傣族长期的历史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在曼旦村地方感的形成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信仰承载的是傣族的历史，和傣族人对其历史的认同。哈希姆内扎德将“地方感”从低到高分为认知级别、行为级别和情感级别。笔者认为曼旦村的四种空间类型与这三个级别相符：自然生态是人们对环境最基本的感觉、认知和定位，其被归于认知级别；社会活动和生计模式是人们与环境在互动进程中，利用环境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被归于行为级别；文化信仰体现出地方价值，传达了人们对所在场所的认可度，被归于情感级别。所以，文化信仰根植于傣族人的情感体验中，是傣族人形成“地方感”的本质，是维系曼旦村作为傣族村寨的核心，自然生态、社会活动和生计模式都是围绕它建构的。曼旦村的空间构成使其形成独特的地方，村民切身参与其中，将空间要素内化于头脑、根植于内心、存在于感觉，展现出村落从“空间”到“地方”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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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空间的“地方过程性”
“空间”既繁复又抽象，知识、阅历、经验造就了不同的个体，促使他们在衡量价值、分派价值、获取价值等方面存在差异，个体会就自身的处境来规划、安排空间，利于保障生理、心理需求。而今，空间的交互性与归属的多元化均在扩大，简单的、纯粹的、凝结的“地方感”与“认同感”，是在有意识地回避社会发展变迁中的不稳定性。现代化是社会发展过程逐步推进的结果，实践主体赋予外部空间“地方性”情感联系，把自身的基本需求、观念意识、情感依恋映照于外部世界，形成独有的空间现象，即繁杂的观念、情绪和立场。它所带来的空间生产现象，不单指物理空间的生成，还囊括了社会中各要素和环境之间的交流、互动、影响与蔓延，致使人地关系发生变化。
目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对纯粹的“地方感”造成一定的影响。根据笔者长期在曼旦村的田野观察和访谈得知，国家力量的注入使曼旦村产生了空间变迁，曼旦村从景观形态、构成因素、结构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自然生态和居住环境的变化，在这些外在变化中，始终维系着其成为傣族村寨的因素是文化信仰。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林、山、水、田等的保护，但在自然生态被破坏的情况下，人们始终保持着对寨神林的禁忌和崇敬；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村寨空间构成要素的水井和歇脚亭被废弃，而寨心、佛寺、寨神林被看作具有控制性的“中心”保留下来；家屋的更新换代成为曼旦村民的必然追求，家屋内的神圣空间不得更改，以及家屋内部原则、左右原则和高低原则在变迁中保留了下来；随着经济作物和橡胶的引入，曼旦村的水稻产量少之又少，但祭祀“孤魂婆婆”和赕新米的习俗一直传承着；在信仰方面，青壮年一代传统信仰趋于淡化，但在村民心中信仰习俗不能变。我们将作为“地方”的曼旦村置于现代国家空间关系中进行观察，可以看到其在变迁过程中选择性地进行了地方重构和村寨空间再造。
空间是被实践的地方。空间散发出一股神秘动力，作用出宽广的、难以捉摸的价值，它常以背景性角色出现，但它却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下，我国正经历着现代化转型，人们固定在某个地点已成为空想。萨义德认为，“去地域化”是人们目前的存在方式，这导致人们面临“无家可归”的生活状况。国内研究者将这种“去地域化”看作“拔根”的经过。从曼旦村的空间变迁，我们认识到，现代化对曼旦人原本的生活日常和信仰日常产生一定的影响。二十一世纪以来，商品消费社会带给我们全新的体验，吃穿用度由自产变为购买，激发出人们的消费观念与物质欲望，与外部势力的权利纠葛和商业矛盾愈加明显，互联网与大数据带来了全球化的共鸣，传统的有形界限被打开，全世界信息流的涌入，小小的村落容纳了包罗万象的讯息，同时也使得人们对精神需求愈发淡漠，漠视生长于此的归属感。村落的传统文化正逐步割裂，维系其中的亲缘、地缘与业缘正遭受摧残，熟人社会中的礼仪、纲常、信仰等日渐甚微。
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多琳·马西提出“全球的地方感”，这是一种更辩证、开放的本土性想象和社会空间实践。这对于“逆全球化思潮”的纠偏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它源自于对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的驳斥，并指出“全球地方感”需要重建理解空间与地方的时空压缩“权力几何学”。“全球的地方感”一反其道的后现代视角，既胸怀全球又留恋地方，此概念摒弃了以往“全球化”和“地方性”在原理上的对峙，是一种更为开放与进步的对地方的新认识。地方与空间分别体现出的静止性与移动性无需对立，群体的运动充斥着权力的博弈，它不仅涉及资本，而且将纷繁交织的社会关系卷入进来。的确，“地方”理应被看成是社会交往的集合体，不应被权力割裂。有学者归纳出这种“全球的地方感”的特性：一，“地方”绝非稳定的，它是“过程”的演化结果；二，“地方”是地方以外的空间界定的；三，“地方”充斥着内部矛盾，是传统的、认同的与文化的地点；四，“地方”的交流定义出它的个性，其个性被持续再生产；五，“地方”的再生产必将依托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再造。简而言之，“地方”是人与环境的过程性塑造，其内部关系不停地在磋商、争执中认可身份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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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空间的“类地方性”
空间的瞬息万变，要求我们顺应其内在的主客观规则。段义孚认为空间与地方二者对立统一，在人的生存中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人们的日常是存在于“地方”和“空间”的辩证活动。人类社会已由纯粹的自然空间转变成复杂的社会空间，是人类利用自然和组织社会的空间形式。二十世纪初，有学者关注到人的能动性与空间的组合关系，涌现出了都市化空间与全球化空间，使得传统社群中人们所养成的惯习、观念、活动等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前景，抑制自身的情感经验与恋地情结是在所难免的。马克思用“类存在物”来指代这种由自然属性转变为社会属性的人的存在方式，与此同时，他还用“类特性”来表达人类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社会空间相对于自然空间的复杂性。笔者认为，“类”表达的是在外力下，赋予单一的载体林林总总的模式。海德格尔和雷尔夫表达出“无地方性”的观点，即全球化时代地方“本真性”的消逝。哈维对此进行了反驳，哈维把空间看作是浸润于社群形成进程中的最关键的因素。这个观点对村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如今，即使是荒僻、偏远的聚居地，也难免经受现代化时空快速转化的洗礼，村落内部空间在与外部力量的交织、蜕变中，表达出内与外的互动情形和结构样态。对此，哈维提出“类地方”的概念，他认为“地方”变幻为各种“类地方”，并指出各“地方”之间的区别并非以保留纯粹的“地方性认同”为目的，而在于与时空压缩下的资本同质化相抗衡，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成为对抗权力的物体而获得价值。
曼旦村落空间的“地方”重建，与“空间”和“地方”的对立统一形成对照。乡建应如何介入“地方”，在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的同时，又能坚守“地方性”？曼旦村在现代性下，某些空间类型发生了改变，文化信仰得到坚持，仪式作为人们对空间的实践有可能唤醒“地方”认同，维持了其作为傣寨的核心要素，而自然生态、社会生活和生计模式发生了多重变形，形成哈维提出的“类地方”。曼旦人从小就生活在“双重信仰”的影响下，接受该信仰文化的塑造，不断进行着“外在性的内在化”。即使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信仰这一惯习所具有的持久性、稳定性，使其在应对外在变化时产生抗拒，使得信仰惯习保留下来，维持了地方性。曼旦村的空间变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傣族村落社会的特征，其主流价值观仍然以文化信仰为首要原则，生产等经济性质的活动仍然附属于信仰伦理和道德评价话语体系。
村落内看似七零八落的日常映射出内部的乡土逻辑，杂乱中隐现规则，其体现的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观念和行为活动。乡土逻辑是村民熟知、解释和架构自身空间的基础，是守护传统文化、历史文脉和村落记忆的核心。所以，现代化既要达成聚落本体的外在优化，又要使村民的内心思绪得到抚慰，将村落营造成具有人本性、文化性的地方性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必须恪守人地共生的原则，杜绝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促进人地和谐生长，并且不再关注纯粹的“地方感”，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单纯的“恋地”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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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推动“国家传统村落”空间重构
“地方”成为一个中心点，也被理解为“价值感的中心”，在与外界取得交流时，它成为价值的载体，为“地方感”获取了更宽广的解释空间。从本体论上说，“地方”与“栖居”的观点不谋而合，栖居被认为是社会关系形成的结果，“地方感”则是人们在栖居状态下通过劳动产生的情感，人地之间发生同构。传统村落的系统性、体系性以及与外界互动的关系性，均是在良久的“栖居”实践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们成为认定“地方感”优劣的标准，和构建日常价值的根本，也成为了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革新目标。
全球化时代地方感的重塑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美学经验。现代交通、信息媒介、大众文化，助长了“无地方性”美学的扩散。马克思主义空间论者认为“地方”因发生扭曲而更为凸显其价值，成为重构感觉经验、生活情景、社会关系的基础。当下我们需要摒弃对“地方”偏激的解释，保持对“地方”非比寻常的欣赏。人类活动、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不断导致空间重构以及自然人文景观的改变，因此，空间具有社会关系及社会身份属性，村落日常生活的空间性实践正被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所笼罩。在城镇化空间中，始终蕴含着人与地的关系，空间格局的变化呈现了地方的环境意向和景观轨迹，村落空间变迁轨迹使人类与自然景观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深远运行。在现代化背景和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内出现各种名目繁多的建设，如村村通系统、新农村建设、饮水清洁设施、通讯信息设备等，文化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涌入村落，村民的交际圈被无限扩张，形成新的利益群，这也使得村民的自主性意识得到加强。在利益的驱使下，村民往往以牺牲地方价值为代价，传统的生存方式遭到破坏。简言之，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愈发密切，人与自然则愈加陌生。现代化在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使得村落的自然生态、社会活动、生计模式和文化信仰发生变迁，产生空间重构。空间重构受到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客体系统因素的制约，包含自然、社会、生计和信仰四个系统。同时，四个子系统又与关键行为主体互动，受到村民的择居行为、生活方式、生计模式等综合作用的制约，共同塑造了村落的空间体系。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化建设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原有村落空间体系和村民原本的日常生活秩序，出现“地方感”的价值日益被忽视等问题。
为实现现代化建设，国家必定要增加新物质以达到由“地方”到“空间”的转化，这是对市场空间下人们生存现状的考量。然而，地区也具备地方抵抗的能力，可以在参与现代性重组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利用，对传统时空进行再重构。从曼旦村的空间过程来看，地方在一定程度和水平上延续了其内在价值与意义。有学者分析了费孝通和理查德·Ｈ．托尼二者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思想上出现的分野，指出中国只有走向现代化，才能得到足够的发展前景。我国村落的现代化路线，事实上是村落走向市场空间的标志。目前，学者更倾向于把“地方”刻画成为价值的地点，把空间想象成阔别的场所。对此，笔者尝试打破该对立关系的缺陷，提出“现代化地方感”的概念，曼旦村的空间变迁体现出国家和地方的空间过程协调措施，这是一种国家和地方形成的变通的让步，认为地方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持续以国家的空间过程为主导，国家政策又反映出对地方传统的包容和大度，这使得地方能快速接受并建立起与之融合的新模式。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国家传统村落”空间重构，这种结构化空间包括物质性空间和非物质性空间是现代社会问题的浓缩和聚焦。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制度演化路径和社会经济结构，村落机理的构成和运作方式迥异于国外。“现代化地方感”的重建路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和村民“自下而上”的诉求双方的融合，建构“以人为本”的与“自然－社会－生计－信仰”相契合的框架，为“现代文明＋传统继承”村落重构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在思路上强化村落空间重构驱动机理的系统性整合化研究，以“当地人”的原生主体性地位为空间格局的有机融合为目标，以自然为基础、社会为依托、生计为保障、信仰为核心的组合博弈和关系互动过程中，深入到结构因素作用的背后，考察四种空间类型之间的权力运作和利益冲突等行为过程对传统村落空间重构的驱动作用，在人与空间的行为与互动关系中解析四种空间类型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变与变迁，建构“现代化地方感”的重建机制，是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与现代性重组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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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曼旦村为我国现代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了一个正面案例。曼旦村呈现出的物质性空间反映的是村民对宇宙认知的符号、对现实生活的功能性演绎。笔者认为曼旦人的认知体系呈同心圆结构，宇宙观和信仰观念位于最核心圈层，这两个层次是最稳固的，是传统力量寻求一种与现代化之间的平衡。
传统村落中隐藏的乡土逻辑和观念规则并不是墨守成规、亘古不变的。现代化过程中导致村落空间中的客体变迁，即自然、信仰、社会、生计等变迁，使得村落空间发生重构，在乡土规则的制约下，塑造出新的空间样态。地方空间在构建村落集体记忆的同时引导着村落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不被迷失方向，从当地的乡土特质出发，以原生性主体为主导，发掘并传承自己独有的村落特色，并在原有村落的形态上通过改善生活条件来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则有助于增进村落空间认同，提升村落的凝聚力和人们的文化自觉性，从而在保留乡土特质和维护乡土空间真实性的同时，实现村落空间的良性发展。
显然，地方主义与排斥主义的理论局限性已无法解释“现代化地方感”的存在，“类地方”理论在驳斥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展现出以“地方内在价值感”的独特性来与资本无尽伸展相抗衡来获得应有的“地方性认同”，而并非以表面呈现出的区别来树立“地方性”标志，在这点上“类地方”理论无疑是先进的。但此方案在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以地方重建理论来谈社会替代方案显然存在缺陷。即便如此，哈维的“类地方”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理论，为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地方实践提供指导依据。
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转自：“学术人与实践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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