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P31—P32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6期，王志强摘
如何摆脱贫困？这是一个困扰现代社会的难题。黑格尔与马克思都关注18世纪、19世纪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但对此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探究他们的思想生成与实质差异，有助于今人更清楚地理解现代社会运行发展的内在规律，探寻摆脱贫困的现实路径。
黑格尔对摆脱贫困的认知
黑格尔认为，“至于贫困，它将永远存在于社会之中，财富越是积累，贫困也就越多”。但是，黑格尔也指出，贫困问题虽然难以解决，但必须被解决，只有这样，市民社会才能克服自身局限迈向国家阶段，走向真正的普遍性领域。黑格尔在这里讲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贫困。
第一种，是相对贫困。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市民社会”，由市民社会原则（劳动所有权和等价交换）主导，充分尊重并平等彰显了个体间的自然差异。相对贫困是市民社会原则作用下，市民个体间先在自然差异的外在结果，因此无法消除。第二种，是绝对贫困，这是指那些社会分工体系之外的个体遭受的贫困状态。具体而言，它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在市民社会中，个体的劳动产物确实无法满足社会需要，以致社会反过来也无法满足个体的利益，所以个体不得不被抛出社会分工体系；第二，贫困者对自身不断严重的相对贫困境遇存在不满，对富裕者乃至整个社会生发出反叛情绪，形成了“贱民精神”，沦为了“贱民”，主动放弃融入社会分工体系。在黑格尔看来，两种绝对贫困都是对市民社会原则的破坏，无论如何都要被消灭。
为了摆脱第一种绝对贫困，黑格尔提出了“市民社会辩证法”，认为市民社会必须将自身“推出于自身之外，而向外方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资料”。黑格尔发现，如果使贫困者的“生活资料通过劳动（通过给予劳动机会）而获得，生产量就会因之而增长。但是祸害又恰恰在于生产过多，而同时缺乏相应比数的消费者——他们本身是生产者”。第一种绝对贫困是特定地区的市民社会缺乏广阔消费市场导致的，是市民社会空间局限性的体现。黑格尔特意把这种绝对贫困发生的自然环境设定在“山区”这个相对狭隘的区间内，就是为了说明这种局限性。为了摆脱第一种绝对贫困，市民社会必须将自身“推出于自身之外”，打破陆地与海洋的天然界限，向外寻求自己的市场，进行对外殖民。
为了摆脱第二种绝对贫困，黑格尔起初只提出了两种办法：慈善事业、社会救济。慈善事业往往以富人为主体展开，他们拿出自己的私有财产救济穷人，使穷人拥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有能力成为劳动者。社会救助往往以公共机构为主体，通过税收等渠道调整分配方式，使贫民获得使自身成为劳动者必需的物质财富。
黑格尔的困境与马克思的反思
黑格尔遭遇困境，是因为其思想没能真实反映现代社会的本质。为了维护社会生产，防止整个社会走向瓦解和分裂，富人实际上有意识地通过提高工资、增加社会福利等路径调整分配方式，改善贫困者的生存境遇，使贫困者在没有付出等价劳动的条件下得到相应的物质财富。但是，贫困者并没有如黑格尔设想的那样，丧失“独立自尊的感情”，好逸恶劳放弃独立自主的地位，而是尽其所能地遵从市民社会原则，在劳动中满足社会和自身的需要。这意味着，黑格尔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不符合真实情况。根据前文分析可知，黑格尔的逻辑总体上自洽，所以他依据的两个逻辑前提，即个体的先在自然差异无可选择；现代社会就是市民社会，至少有一个错误。
沿着这个思路，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而非市民社会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建构方式，是贫困的制度根源。工人不是市民，因其劳动和所得的关系，没有遵循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工人也不是“贱民”，因为他们还“希望”并正在通过劳动获得生活所需，即便这个“希望”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工人只能是“奴隶”，因为他们一直通过劳动，供养着现代社会中不从事劳动的资产阶级。对于马克思而言，不存在黑格尔意义上的相对与绝对贫困的区分，也不存在不同类型的绝对贫困，现代社会中不同个体遭受的贫困本质上都是阶级压迫造成的。
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马克思十分清楚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崩溃，贫困问题的解决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对摆脱贫困的认知及超越
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面向历史本身，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为自己的反贫困思想找到了不同于黑格尔的本体论基础。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当它阻碍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时，就能够被消灭。当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成熟时，以“异化劳动”为表现方式的所有制关系无法被人们任意地超越。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处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人们对生产能力的应用，不是任意的而是被决定了的，现代社会贫困问题的产生和消灭，也不是任意的而是被决定了的。
马克思虽然强调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作用，却自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指出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实践活动，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先进性，能够消灭“异化劳动”这种所有制关系，从而使工人摆脱贫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论是资本家抑或工人，都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被利己主义精神主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境遇愈发不幸。为了维护个人工资、提高待遇，“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结成“同盟”。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及其背后的整个社会结构，才是他们不幸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与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始终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长期从事生产劳动。这将使工人阶级在不断的斗争中逐渐意识到，自己具备驾驭社会生产力“这种武器”的巨大潜在能力，自己能且只能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现实地驾驭社会生产力，作为摆脱贫困的方式。这时，工人已经跳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眼界，“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只是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不再局限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为自己争得福利，形成了“阶级意识”，并将其赋予的时代使命付诸实践，在斗争中，不断消灭着“异化劳动”，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实现着社会结构的变革。
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意识”既非来自工人的主观臆造，也非来自超越于人的“永恒理性”，而是来自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意识到那种贫困”“意识到那种非人化”也就是“阶级意识”形成的表现。
消灭“异化劳动”，变革现代社会，与确立新的所有制关系，建立共产主义是一个过程。工人阶级通过革命消灭“异化劳动”，实际也就是适应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力进步，不断迈向共产主义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共产主义社会要建立起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劳动者不再仅是生产资料的使用者，而是在使用生产资料的同时，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成为生产力的主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现代社会剥削和压迫（“异化劳动”）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消失了，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没有消灭个体间的先在自然差异，但是马克思以一种更高的价值关怀和历史洞穿力，消灭了任何形式的宿命论，最终没有使先在自然差异成为个体创造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绝对界限，更彻底地解决了贫困问题。马克思和黑格尔也都期望实现个人与共同体彻底和解的社会，但是黑格尔的想法最终沦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欺骗，巩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马克思则证明了，工人阶级不仅能够破坏一个旧社会，还能建立起一个新社会，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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