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基础
Durkheim(1995)认为，对宗教团体的承诺是通过集体宗教仪式来实现和维护的，这种仪式了一种强烈而共有的集体兴奋，进而将参与者和集体联系起来。
在此基础上，Collins(2004)发展了一种互动仪式的般理论，其在《互动仪式链》一书中提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可以被看作一条互动仪式链，人们在这条链上不断地从一种际遇转向另一种际遇，不同水平的际遇反映的是不同表达意义的程序化活动。
在这里柯林斯所说的“不同表达意义的程序化活动”就是拟剧理论的提出者-欧文·戈夫曼所说的互动仪式。
互动仪式是一个过程 ，在该过程中参与者形成共同关注的焦点，并彼此感受对方身体的微观节奏与情感。
与涂尔干的观点相似，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提出：仪式能够激发情感，而情感又会进一步回应和提升人们对仪式的感觉。
当人们在心理上存在共同展现和拥有共同的关注点时，便会产生类似的情感冲动，从而促使他们采用等价的符号(如非言语的和讲话的方式等)来表达共同的关注点和情绪，有关这些符号的道德正义感也便会由此而产生。
这既是互动仪式发生的过程，也是其发生的条件。
在仪式和情感混合在一起的互动过程中，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是两种非常重要的基本资源。虽然柯林斯认为互动是因人们对其掌控的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但是柯林斯仍然主张驱动互动的真正动力是情感能量。
相对于文化资本而言，情感能量是最具价值且具有高回报性的。在互动的过程中，个体总是希望能够将其所拥有的积极情感能量最大化。
这意味着：像很多商品一样，互动仪式也存在一种市场。无论个体参与哪一种仪式，都必须支付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等作为代价。
因此，个体为了使情感能量最大化，总是希望能够参与到那些消耗尽可能少的积极情感能量而产出最大的仪式中。在柯林斯看来，情感能量是理性选择的总调度。
根据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情感不仅不是非理性的代表。
反而是潜在的高度理性化作为“情感迷狂者”的人们，需要不断地在可以产生高水平的积极情感能量(参与家庭活动、宗教活动或朋友聚会等)和方便参与更具情感激励的际遇(可以带来物质资源的或工作性的行动计划)之间做出平衡。
这二者通常是反向的。只寻求高情感激励际遇而忽视工作实用性的人(比如那些性瘾者或吸毒者)，往往不会得到伴随情感激励际遇而来的物质资源。
另外，柯林斯所说的互动仪式具有权力和地位两个维度。
在权力存在差距的情况下，个体可以通过支配他人获得情感能量，而受支配者将失去情感能量。同样地，在地位悬殊的情况下，上级将能够获得情感能量，而下级将失去情感能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和地位的情感能量优势是累积的，高水平的权力与高地位相匹配，会产生更大的情感能量积累的潜能。
核心内容
在社会互动中的情感研究中，情感剧场理论、情感的符号互动理论、情感网络理论、情感互动进化理论、情感心理分析理论以及地位和权力的情感理论等各占一席之地。
从研究的视角和类别来讲，互动仪式链理论属于地位和权力的情感理论之一。在对地位和权力的情感理论研究中，柯林斯与肯珀、里奇韦和伯杰有着不同的观点。
里奇韦和伯杰的感情预期状态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群体中的成员被指定于某一特定位置，从而建立了对他们的能力和角色的预期。
该理论指向的是个体将要做出的行动相对于其他人的行动而言会是怎样的，而柯林斯的理论则强调追寻情感能量最大化。
肯珀的“地位-权力”模式的基本观点是，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相应权力和地位及其改变，对他们的情感状态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该理论强调给予他人地位，具有利他性，而柯林斯的理论则强调地位高则获得的情感能量多。
另外，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事物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往往不在于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世俗化的内容与功用，而在于事物本身相对于个体的象征意义。
该理论关注个体行为，强调人类主体性的理论前提，而柯林斯并不注重人类主体性，前者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个体行为和活动，后者的研究对象更为宏观，不仅包括个体行为还包括社会群体行为和活动。
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提出，虽然个人主义是社会的产物，但是它是一种自我团结的形式。
自我团结、仪式团结和利他主义，都是促使个体从一种情境进入另一种情境的仪式链的动力因素群体作为一个分析单元并超越情境互动和典型的运动背景(包括婚礼和葬礼这样的重大生活事件)去分析群体团结，从而推动了互动仪式链的研究。
此外， Brown(2011)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对消费者和生产之间的互动如何产生团结并激发对公平贸易运动的支持提供了解释。Maloney(2013)在对线上社交情况的研究中诠释了线上同质性社交网络对嵌入个体的影响。
Wellman et al.(2015)在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对教堂参与者的研究中提出，超级大教堂是有效的互动仪式地点和强有力的宗教情感交流圣地；参与者带着强烈的情感的“饥饿”而来并且精力充沛而归。
Ji(2017)提出，互动仪式链比单一仪式更有效，他认为，在拉关系中使用互动仪式是一项社会投资，工具性仪式在构建强大的社会资源方面起着比表达性仪式更重要的作用。
“工具-礼”是这些实践背后的共同价值，它具有夸大行为者的道德义务和情感依恋的作用，用于掩盖理性的计算，从而为该实践正名。
在国内，互动仪式链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冉雅璇和卫海英(2016)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分析了6家企业品牌危机应对策略。
谢彦君和徐英(2016)将互动仪式链理论引入旅游体验研究，探讨了互动仪式对旅游体验情感能量的影响，并借助维克多·特纳的反结构理论进一步修正了柯林斯所说的情感能量匹配。
除此之外，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还被引入了文化、传播学、教育学、体育学以及管理和治理等研究领域。
“互动仪式链”视角解读“锦鲤祈愿仪式”
（一）锦鲤祈愿仪式的构成要素
1. 虚拟在场。互联网使信息社会的大众“重新部落化”，网民在虚拟社区里保持高频度的互动，同时基于社交媒体来建构和维系人际关系，因而通过远程媒体来开展互动仪式也能产生同样强度的效果。柯林斯认为传统媒体对仪式的呈现会减少情感共鸣，影响仪式体验。但在社交媒体的情境中，仪式的参与者可以通过传递文字、
以及音频来进行交流，由互联网的交互性和共享性搭建的紧密联系可以维系情感流动。而锦鲤祈愿常见的形式就是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带锦鲤的
，这种似乎带有戏谑和娱乐的传播行为，从功利性的祈愿动机出发把众多网民聚集在一起，以虚拟在场的方式达成情境共在。
2. 关注焦点：功利性诉求。柯林斯强调在互动仪式过程中，参与者要聚焦于共同的对象上，并相互传达或分享该焦点信息来理解对方的意识，这种共享的认知体验直接影响着微观情境的集体意识。锦鲤祈愿仪式的关注焦点是网民的各种愿望，如求学、就业、姻缘等，具有融合性和功利性。另外，转发锦鲤的互动行为带有一定的社交属性，参与者以传递和接收焦点信息来实现神秘联合，在这个过程中仪式的群体界限逐渐扩大，特殊的祈愿、还愿机制在彰显锦鲤灵验的同时，衍生出信息级联现象使更多的局外人受影响并参与其中。
3. 共享的情感状态。网络虚拟环境具有自主性、平等性及交互性的后现代特征，匿名状态的网民往往能自由发声，摘除所谓的“人格面具”而真实表露自己的观点、态度和情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网络交往中的情感流动比现实生活中更为接近内心。锦鲤祈愿作为一种网络仪式，参与者在缺乏身体共在的状态下仍可以分享情绪、情感体验，而大规模的祈福活动也营造出热情高涨的氛围。网民用转发锦鲤的方式表达紧张、焦虑和压力等情绪，以此与压抑的现实产生距离，这种由迷信构建的防御系统能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参与者在表达相似的情绪时，更容易调动个体积极性并强化集体情感。实际上关注焦点与情感共享这两个组成要素是相互连带的，共同加强参与的体验感与热情。
（二）仪式结果 ：神圣物和情感能量
互动仪式的一个主要结果是产生了涂尔干所称的“神圣物”，它作为群体注视的中心将主体间共享的认知和情感具体化，更重要的是瞬间、短暂的体验被赋予持久意义，以激励个体连续不断地行动。柯林斯关注的则是“符号的三层序循环轨迹”：第一层序的符号形成后，参与者在其他互动仪式情境中对符号标志的运用是第二层序的再循环，在此二者基础上符号的内在化是第三层序循环。锦鲤符号自身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包含消解凶煞、招财纳福等主题。除此之外，各种锦鲤表情包被使用于日常人际交往，大众媒体也热衷报道真人锦鲤以及锦鲤崇拜现象，这些第二层序循环中的涵义都回流到仪式的互动圈中，塑造并加强了参与者的情感共鸣。而第三层序循环属于思维的内部会话，即个人会对锦鲤符号增加自我想象及特殊情感。这三层序循环构成了完整的统一体。
维克多·特纳认为 ：“仪式象征符号最简明的特点是浓缩，它以高度浓缩的形式扎根于意义深处并能使情感迅速得到释放。”互动仪式链中的群体代表性符号不仅是情感的维系物，也能唤起个体的情感体验，长期结果是参与者能获取连续的情感能量。在群体共享的情境中，锦鲤符号传递的积极暗示可以带来精神上的慰藉，也能增加个体控制感而激发主动进取的感觉，高昂的情感要素成为对抗与消解现实的力量。锦鲤祈愿仪式以锦鲤象征符引出情感和表达，有利于在其他社会互动中采取主动行动，促进提升建立情感连带的水平。情感在与符号保持互动的过程中，其能量也会累积，并能跨越不同的社会情境。
通过引入互动仪式链理论，我们对网络舆情与舆论转化机制有了几点新的认知：
1. 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化机制与互动仪式链理论十分契合，这一转化过程类似于“核裂变”中的链式结构；
2. 情感能量是人们参与互动仪式的内在驱动力，这为我们认知网络舆情中的“情”提供了新的视角；
3. 互动仪式中生产的符号资本对应着网络舆情事件中生成的网络舆论，作为群体的社会关系符号，网络舆论本身就蕴含着道德标准和对违反这一符号的愤怒，能够很好地解释舆情危机、次生舆情灾害的形成机制。
4. 互动仪式链理论对情感、情绪等“情”的动力机制给出了恰当、富有洞察力的描述，这为解释以情感与信念优先为特征的“后真相时代”的网络舆情与舆论转化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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