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陈谦平，籍贯江苏省扬州市，1955年2月生于南京市。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本科，1994年攻读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2002年3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并于2004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2006年至2014年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历史学科、第七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社会兼职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1989至1990年、1992年、1996至1997年和2004年至2005年先后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aet zu Berlin）亚洲系、英国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东方学院、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东亚系、韩国高丽大学历史系进修或合作研究。此外，曾多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弗莱堡大学、科恩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明治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台湾、香港等地访问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陈谦平教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其研究领域涵盖中华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和边疆民族研究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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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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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坎坷·结缘南雍史学
我1977年秋天参加了文革结束后的首次全国高考。非常幸运的是，经过初试和复试两轮考试，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尽管我们是1978年2月入学的，但由于我们是1977年秋季被录取，故被称作“七七级”。
我是南京人，因此不想到外地读书，加之高考刚刚恢复，全国高校的学科门类和专业设置较少，我就选择了填报南京大学历史系。你问我的第二志愿填的是哪里？还是南京大学历史系。说句老实话，我这个人动手能力较强，对理工科是情有独钟的，当时我在南京一家制作金银首饰的金属工艺厂当钳工，还是技术骨干呢。而我大姐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当老师，她也鼓励我考理工科。但由于文革爆发时我只是小学四年级，文革期间学习又不正常，经常上街游行、到农村和工厂去劳动锻炼，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根本没有经受过系统地文化与科技知识学习。
我1971至1973年读高中期间，因受到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时谈到“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的激励，那时国内各个学校掀起了勤奋读书的好风气。在学校老师的辛勤教导下，本人也的确“苦读”了两年书。在我就读的南京市新宁中学高三年级，学校每周都要举行几次全年级的测试或竞赛。本人的语文、物理、化学总成绩都在年级总分前三名。不过，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高中毕业后，我最终“美梦破灭”。
我其实很喜欢历史。文革期间破“四旧”，能看到的书也就是《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榜》这些古典小说。小学时基本“停课闹革命”，这几部小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当时可以说“倒背如流”，这大概是我喜欢历史的主要原因。进入工厂以后，在经历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政治运动中，厂领导“发现”了我的特长，这样我经常被借调到政工组，常常在厂里进行各类“宣讲”，后来还有幸成为南京市五老村小学的“工人讲师团”成员。由于要进行这些政治宣讲的缘故，本人要经常查阅各类历史书藉，譬如《史记》就成了我经常阅读的古籍。通过阅读《史记》，我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对古汉语阅读水平的提高，直接或间接培养了我对于历史研究的兴趣。这是我高考时只报历史系的唯一原因。
大学三年级起，由于选修了张宪文老师开设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课程，我便对中华民国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张老师当时一直鼓励我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而我也非常喜欢这种具有现实关怀的研究，喜欢政治与历史交融。记得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山舰事件，自此与中华民国史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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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培养国际视野
1982年1月大学毕业，面临多种选择。当时我们七七级的工作分配特别好，中央国家机关（包括中组部、中共中央办公厅、西苑机关、团中央、教育部、全总工会、农业部等）、部队和院校。最终我被留校任教，我非常开心，因为觉得高校的氛围更适合我，此外我更期待留在南京。在留校的最初两年，我担任系主任茅家琦先生的秘书（教学科研秘书）。两年后，茅先生辞职，我就回到张宪文老师身边，跟着张师进行民国史研究。当时中华民国史研究初创，到处都是未开垦的处女地。张师当时计划编写《中华民国史纲》，我有幸参加，并成为这本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民国史著作的参与者。后来我又跟随张师转向研究抗战史。
2011年11月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作主旨发言
2015年5月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访问南京大学历史系
1986年，当时民主德国（东德）著名汉学家费路（Roland Felber）教授来南京大学访问，费教授早年留学北京大学，跟蔡少卿老师是同学。费路老师这次访问南大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同张师达成一项协定，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室每年可派一位青年教师赴德国洪堡大学访问进修，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张师将我作为学术交流的候选人。经过近三年的德语培训，我于1989年底赴东柏林，但不久就亲身经历了柏林墙倒塌事件，不得不于次年3月返回中国。1992年2月，剑桥大学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教授邀请我去剑桥大学访问，让我得以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TNA）搜集到大批民国时期中英关系的英文档案，奠定了我后来聚焦于中英关系研究的史料基础。
2012年9月在牛津大学历史系访问讲学
1996至1997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教授和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教授邀请我赴美访问，哈佛商学院图书馆（Harvard Bussiness School Library）和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的馆藏资料使我的新研究课题“民国时期英国在华投资研究”得以起步。总体来讲，我在我那一代人当中较早接触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研究中系统运用了国外的档案文献，这对我研究中华民国史研究有很大影响，培养了我的国际化视野。
2015年9月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9月15日至20日赴美国纽约和波士顿参加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美国保尔森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美智库论坛”（从左至右分别是：王建朗、入江昭、陶文钊、傅高义、陆伯彬、代表、陈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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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薄之力·服务南大史院
2006年1月1日，学校任命我担任历史学系主任。上任伊始，校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专门找我谈话，他虽以“众望所归”四字勉励我，但我感到的却是“重任在肩”或“任重道远”的压力。我暗下决心，发誓任期内要在教学、科研和教职工待遇方面有所作为。在担任系主任八年半时间里，我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1、各学科均衡发展，搭建一个让教师可以大有作为的教研平台。
作为一个院系当家人，首要任务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让每个教师都可以不受干扰地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去，这也是历史系党政班子和广大教师的共同心愿。我一直强调学科间的均衡发展，我要求自己对各学科要做到公平公正。尽管当时我们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张宪文教授为首的学术团队科研力量也是最强，但我不能因为自己研究民国史，就将历史系仅有的资源向民国史倾斜。所以，我做历史系主任期间，对于传统优势学科英国史、国际关系史、蒙元史以及新开创的文物鉴定学，都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2、广开财源，为历史系学科建设与发展筹措充足的资金。
众所周知，历史系是基础学科，除了科研经费少外，平时的创收也几乎等于零。由于没有钱，不仅教师的科研活动无法开展，教职员工的福利待遇也是全校最差，这非常不利于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我担任系主任后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提高教职员工的收入。在此关键时刻，南京天地集团董事局主席杨休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杨休，南京大学地理系聪颖优秀本科生，但他在古文字、书法、绘画、篆刻和艺术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经匡亚明老校长特批，他转到了历史系，毕业后在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来，杨休转而经商，房地产生意做得很大，更是江苏省捐助教育事业的大户。
有一天，杨休给我打电话，祝贺我当历史系主任，并主动问我要不要他提供支持？我说，“当然要啊，你不仅要支持母系，人还得过来”。杨休说他想来历史系任教，创办一个文物鉴定专业。我向陈骏校长汇报了这件事，陈校长当即拍板，同意我们引进杨休，在历史系担任教授。从2007年起，杨休教授创办的天地教育基金会每年向历史系捐款100万元（后年捐款逐年增加到200万元），用于改善历史系的教学科研环境和教职员工的福利待遇。当时，100万元是笔巨额资金，由于每年得到这笔捐赠，老师们的福利待遇得到明显提高。我任系主任期间，杨休教授向历史系的捐款总额达千万元以上。同时，他还同陈骏校长达成为捐款建立南京大学现代工学院的协议，并向现代工学院总计捐款1000万元。感谢杨休教授！
我还要特别感谢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先生。在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的支持下，2010年4月20日，尹先生创办的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与南京大学合作设立“南京大学人文基金”，台湾光华基金会每年投入480万元，支持南京大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科学的建设和发展，从2010至2019年，该基金会共计捐款人民币4 800万元。与此同时，南京大学用“985三期”项目经费进行1.5倍的配套支持，这笔巨资主要用于支持教师出国访问、进修，国内外学术交流和科研成果的出版。正是人文基金为历史系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发展动力，使得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科研水平得以迅猛提升，在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3、引进与培养，不拘一格引进青年才俊。
我任历史系主任期间，倍感头疼的就是人才引进。南京大学是文理科高校，且因未合并任何高校，办学规模又小，在其它高校动辄用七八十万，甚至上百万引进高层此人才的大环境下，不要说人才几无可能，能防止人才外流已属不易。于是，我们领导班子就采取了现有人才培养和引进青年才俊相结合的战略。一是注重对历史系现有中青年教师的培养，给他们提供各种经费支持和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他们尽快成长；二是从国内外著名高校引进优秀青年才俊，然后加以重点培养。我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立足长远，“十年树人”，这是长远的规划和布局。今天看来，这一战略是成功的。
十年来，我系孙江教授、马俊亚教授和张生教授均已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恭忠教授入选“青年长江学者”。陈晓律、范金民、洪邮生、朱峰、周晓陆、贺云翱、胡阿祥、水涛、于文杰、刘成、张学锋、刘兴林、周学鹰、祝宏俊、姜良芹、李玉、刘相平和郑先武等教授均在各自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学术影响力剧增。
另一方面，我在任期间引进了很多青年才俊，现在都成为各学科的学术骨干。比如梁晨教授和王睿恒副教授均已成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罗晓翔、成祖明和王涛等教授，马晓、孙扬、艾伊娜、吴贺、于磊、陈日华、张敬雷、武黎嵩等副教授，均在各自学科领域暂露头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休教授创办的文物鉴定学科，成为南京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科的一大品牌。事实证明，当时的青年才俊，现在已成长为各个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
在教育部2016年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本系的三个学科评估都比较靠前。我记得当时陈骏校长还担心我们历史系的三个学科分开评估会不会分散力量，导致评估成绩下降。但评估结果下来，我系中国史是A，同北京大学历史系并列全国第三。而世界史和考古学科，也都取得了B+的成绩。记得这一佳绩使我们历史系得到了2000多万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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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青年·期待未来辉煌
南京大学历史学科的未来属于青年学人。
在学术上，我期待你们能够培养国际化的视野。进行历史研究需要保持好奇心，凡事不能人云亦云，要敢于发现问题、善于独立思考。切记，实证研究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论从史出，“无史”则“无论”。不注重史实就匆匆下结论，这种结论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我们不能系统地、详实地发掘史料，研究史料，则我们就无法展现出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历史。做历史研究，档案文献是关键。史料不仅要新，还要成系统。无论是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研究，还是考古学研究，均需运用多国史料进行相互印证，这样才能形成国际化的研究视野。
在待人接物上，要学会宽容，要多看到别人的优点，要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要生闷气，因为这个世界上，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必定会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这个社会。人的一生很短暂，每个人的历史观必然存在不同的认知，只有学会相互包容，才不会碰的头破血流。
在生活上，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读死书，死读书，行万里路、陶冶情操或许是学术上取得成功的法宝。只有会生活的人才会学习，放松自己，贴近生活，你离成功就近了一步。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业余时间听听古典音乐，唱唱英语流行歌曲，看看警匪大片，打打篮球，踢踢足球，我现在老了，偶尔也要掼掼蛋。
与各位青年才俊共勉。
（转自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明德使馆）
转自：“书斋里外”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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