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P7—P8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自《外国语文论丛》第10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崔晋摘
语言具有结构是因为存在具有结构，但存在结构并不等同于语言结构。存在结构与语言结构具有共生、互动、互补、互斥、互构、互控的辩证关系。这个关系得以成立的中介是人。站在人这个主体角度研究这两种结构的上述关系的语言理论，谓之互构语言学。
世界上早期的独立产生的原始文字基本上都是从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图画文字是活生生的外部世界（存在）的摹写。这些摹写尽管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相同，却总是完整地或部分地重现了存在的基本特点或关键特征，使我们一望而知其代表何事何物。即使是稍后的象形文字，虽然字形已主要趋于象形而非写实，但仍容易使无论哪一国的人均能认知其义。不但如此，由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尽管有生理、心理及环境条件之差别，但毕竟都是地球人，都受地球上一切特定条件的制约。所以人类的语言结构自然而然地具备共通的特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远古时期，世界上确实存在一种同样的文字，那时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不经过学习就看懂这种文字，这种文字其实就是图画文字。图画文字产生在远古各族人民之中，即使他们互相之间毫无交往，他们各自创造的文字也常常是惊人地相似。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十分简单：他们的文字都有同一个起源，即它们都在模仿客观世界（存在）的物象、事象及其关系。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存在本身就是语言。在初民眼里，客观存在与图画文字显示的存在是同一种东西。字形既然可以来自客观外形，字词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可以来自物与物、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类语言结构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我认为存在结构与语言结构具有同源共生的关系。并且，存在结构与语言之间这种同源共生的关系亦见于现存的种种远古文献与传说。
文字既然起源于存在本身，是摹拟存在，那么至少在外部特征上，存在结构与语言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存在同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许多西方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著作中找到同类说法。
西方现代哲学被称为“分析的时代”。分析哲学的本质特点就是把哲学归结为语言分析。这方面的开创者可推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弗雷格。弗雷格认为数学应当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基础上，从而提出了逻辑主义，开创了“哲学逻辑”的研究方向，进而把关于作为真理的思想的哲学归结为语言的哲学。弗雷格为分析哲学奠定了基础，石里克、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赖尔、艾耶尔、奥斯汀、奎因和戴维森等人都有共同的分析哲学信条，弗雷格认为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分别表达思想的结构和内容这两个方面。他的语言哲学，尤其是他的形式理论，吸收了莱布尼茨的人工语言和符号逻辑的思想，也吸收了康德的关于分析陈述——综合陈述区分和先天分析陈述的思想。一般认为，弗雷格语言形式理论中最富独创性的理论之一在于他揭示出语句的逻辑形式结构是由“概念词”和“专名”（名字）组成的。弗雷格认为这种结构表达了反映同一事物的同一思想的结构。在我看来，思想实际上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语言，所以这种同一的语言（思想）结构与同一的存在（事物）结构之间无疑存在着同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弗雷格的理论中推论出存在结构与语言结构具同构性的结论来。
存在与语言同构的思想在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曾获深刻的阐述。维特根斯坦有一个基本的哲学观点，那就是语言唯我论。主张人类认识取决于语言，“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这种观点实际上构成了整个西方分析哲学的灵魂。
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着重探讨了“思维—语言—世界”的三元关系，他从唯我论的观点出发，试图找到这三者的共同根源。他认为这个共同根源就是逻辑结构。既然语言、世界和思想有共同的根源，语言就是思想对世界的认识，因而语言具有独立性，可以衡量世界，用他的话来说，即语言是世界的“量度”“量杆”。维特根斯坦继而在《逻辑哲学论》中把逻辑形式看成先天的前提：“我们先天地知道逻辑形式的可能性。”“逻辑形式也就是实在的形式。”语言“必定具有和实在共同的东西”，即“逻辑形式”。而“事实的结构是由原子事实的结构构成的”，所以，逻辑形式具有原子性。世界的原子是原子事实，语言的原子是基本语句，思想的命题则是基本命题。根据他的理论，思想和语言都是世界的逻辑图画，“事实的逻辑图画是思想”，“真实思想的总和是世界的图画”，“语句传达给我们事态，因此，它必定本质上同事态相联系。而事实上这种联系就在于，它是事态的逻辑图画”。这样一来，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局限性是我的世界的局限性”的命题又可以进而表达为“世界的局限性也是逻辑的局限性”。
逻辑形式既如此贯通了语言、思想和世界，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三者不但同源也是同构的。但是，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形式看成先天的形式和语言、思想、世界的根源，这是我难以接受的。在我看来，语言、思想和世界虽有同构性，但也有异构性，且三者互相反向建构对方，因而那个贯穿三者的逻辑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持续变化的东西（不管变化是多么小），它其中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把逻辑形式看作根源而不是互构过程的结果，这无疑是倒果为因，难以真正解释存在与语言的辩证同构关系。必须指出，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局限性是我的世界的局限性”的说法是极其深刻的思想，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也为我所谓的互构论提供了理论支持，即语言具有反构的潜在能力。
值得特别提到的一位语言哲学家是斯特劳森。他主要是通过分析解释日常语言的结构来认识世界的结构。他认为日常语言的结构关系到思想的结构，而思想的结构则反映了对世界结构的认识。他致力于用日常语言哲学逻辑工具来探究日常语言对世界结构的描述。他把自己探索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工作看作运用构造方法创造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意味着语言结构、人类的思想结构和世界结构。那么，语言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解释清楚概念和语言是如何起作用的。如果事物、世界是另一个样子，则我们的经验当然也会随之改变，而我们的语言和概念要继续有效，则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正以适应这种变化。概言之，斯特劳森致力于主张以语言、思维和世界三者同构这一点为基础来揭示日常语言的结构，侧重于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斯特劳森主张语言结构反映存在结构，存在结构的改变会引起语言结构的相应改变，这是与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一致的。但是斯特劳森没有看到存在结构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异构因素将反过来有助于语言结构反构存在。所以，斯特劳森只是片面地看到了同构性，却缺乏对异构性的深入思考，更没有看到存在结构与语言结构互抗互补互生的辩证关系。其局限性仍囿于单向建构论。
美国当代语言哲学家普特南所提出的本质意义的语言意义理论也有存在结构与语言结构同构的思想。普特南认为，词语外延集合成员之间有一种共同的隐结构，词语的意义决定于对这种隐结构的把握，而这种隐结构的存在是由实物的本质性质决定的。他说：“我们知道，存在着具有共同隐结构的事物类，但我们还有能力来描述这一切隐结构。”
普特南利用了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概念来建构他的理论。他认为各种语言共同体都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指称同一个实体，同时又会赋予该实体不同的意义。而即使在同一个语言共同体之内，不同的说话者个人也会赋予该实体不同的意义。因此，一个实体在一切可能世界里都存在，但对它加以指称的语词是多种多样的，且各有意义上的差别。
普特南的可能世界概念与另一位语言哲学家卡尔纳普的概念有着深刻的差别，对于卡尔纳普来说，可能世界（状态）只是内存于“语言构架”；而对于普特南来说，可能世界是实在的。他说：“结果说（对于一个自然类）存在一个隐结构，那么它一般不仅决定了在现实世界中而且也决定了在一切可能世界中什么东西是这个自然类的成员。也可以说，它决定了我们对自然类可以假定什么，不可以反真实地假定什么。”这即是说，隐结构决定了外延。我们可以由此推论，可谓之存在结构决定了作为存在外延的语言的结构。因此二者具同构关系。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