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会影响大学生的学业表现吗？
——基于国内外41项定量研究的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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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星 | 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原文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5期，第49-59页
[摘 要]大学生的学业表现是否受家庭背景影响一直存在争议，采用元分析的方法，纳入41项国内外定量研究，包含44个独立效应量，总共59644名大学生样本。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有中等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家庭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最明显，其次是文化资本，影响最小的是经济资本。同时，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作用存在调节效应，在不同的国别、学业评价工具、出版类型、大一新生比例上二者关系存在差异。研究得到三点结论启示：家庭背景是大学生学业成绩的有效预测变量，“绩效选择”和“社会选择”难以抹去高等教育过程中的阶层差异；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正向影响在我国更加明显，高等教育过程公平亟待更多的关注和重视；需要多方协作加大对弱势阶层大学新生的社会支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形态文化资本的正向功能。
[关键词]家庭背景；大学生；学业表现；元分析
1966年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发布，该报告将影响学生学业成就差异的因素从学校转移至家庭，指出家庭背景的差距才是弱势阶层学生学习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该报告颠覆了学校是促进弱势阶层流动的传统观点，引发了学校教育是否能够减少社会不公平的怀疑，对当时美国教育实践改革的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教育与阶层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但《科尔曼报告》无疑将其推向了更为中心的位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由此扩展至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抑或导致社会再生产的大讨论，提出了多种解释家庭背景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理论，产生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虽然有部分研究者对《科尔曼报告》提出了一些质疑，比如报告中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界定缺乏文化多元性，在统计方法上评估变量的统计标准不合适等。但多数研究还是证实了《科尔曼报告》结论的可靠性，这对全球范围推进教育公平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高度评价它是美国社会科学史上最著名的量化研究报告[1]。
由于《科尔曼报告》的调查对象是美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后续的研究也以中小学生为样本，但研究结论是否在高等教育阶段适用需要检验。经历了高考这个“过滤网”的筛选，多数大学生从空间向度上实现了与原生家庭的分离，加之大学学习、考试方式的多元性，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强、维持或削弱家庭背景的作用。因此，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作用更加复杂，进而增大了研究结论多样性的可能。近些年，国内外学者通过大范围的抽样调查，运用多种统计量化分析方法，对家庭背景与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然而，诸多研究结论之间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学者们对家庭背景在大学场域中的作用存在许多争议。家庭背景到底能否影响大学生的学业表现？如有影响，家庭资本的效应量是否存在差异？哪种资本的影响效力最大？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是否存在情境性？这些问题依旧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针对同一主题不同研究结论之间的问题，不少社会科学家试图通过综合分析得到更具普遍性的结论。有学者曾经采用类别分数的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整合分析，[2]但其本质上仍然是简单的频数分析，且T值受样本量多少的影响较大，得出的结论效度依旧不高。1976年，美国金·格拉斯教授(Gene Glass)发明提出了元分析方法，即搜索同一主题的多项研究并计算平均效应量(Effect Size，简称ES)，在合成时对效应量进行加权平均处理，探寻结论不一致的单项研究之间的共性，从而获得更具有普遍性的研究结论。当前，元分析已经广泛运用于国外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系统分析的重要方法。2018年发表于nature的一篇论文显示，2000年后元分析研究的数量呈飞速增长的态势，且不断向各个学科延伸拓展。[3]相比较而言，我国教育学中引入元分析理念与方法较晚，二级学科中目前运用较多的是教育技术学。本研究将采用元分析方法，搜集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分析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总效应，并分析二者关系在不同调节变量下是否发生变化。
一、文献综述
关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其实质是关于学校教育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之争，即教育到底是实现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手段，还是维持并再生产出现有社会结构的工具。不同学者秉持的分析视角和理论假设均有差异，其中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学者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结构功能论学者认为，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多个子系统组成，各个子系统彼此分工、相互协调，最终保证社会这个大系统能正常有序的运转。帕森斯认为，教育造就了一批训练有素的高素质职业工作者，并在价值观上给现代社会带来了独特的“通识教育”，因此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4]。与此相反的是，冲突论学者提出了“教育再生产理论”，他们批评学校教育并不能促进社会公平，相反只是优势阶层维护自身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工具。尽管都否认教育对社会公平的积极作用，但对于学校教育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路径解释，不同的冲突论学者却有不一致的看法。一般认为，有三种影响力较大的“教育再生产理论”：一是以鲍尔斯和金蒂斯为代表的“经济——教育再生产理论”，他们批评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受制于经济制度，学校教育只是为了经济生产培养受剥削的工人而已；二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教育再生产理论”，指出优势阶层子女的惯习与学校文化更“自然亲近”，因而受到教师更多的支持并获得更多机会，因此更容易在学校获得突出的学业表现；三是以阿普尔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再生产理论”，他们关注于更加微观、抽象的知识本身，指出优势阶层会将自身的意识形态贯穿于看似客观的课程之中，改变受教育者的日常信念和意识，最终有利于维持和复制现有的社会结构。
可以看出，尽管三种“教育再生产理论”性质和方向一致，但在关注的侧重点和解释路径上存在较大差异。“经济——教育再生产理论”更偏重于宏观制度分析，从教育制度服务于经济制度揭示出社会再生产的必然结果。“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再生产理论”最为微观，通过对知识的选择、组织和讲授等全过程的剖析，戳穿了课程知识完全客观中立的假象。“文化——教育再生产理论”介于前面二者之间，它从学校中观层面分析了为何优势阶层子女学业更容易成功。布迪厄等学者对家庭背景进行了资本内涵界定，给出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些测量指标，从而有利于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布迪厄等研究者发现，在法国大学中不同背景的大学生所学专业以及学习进度均有明显差异，弱势阶层的大学生学业表现不甚理想。受此影响，在已有的大学生家庭背景对学业表现影响的研究中，“文化——教育再生产理论”被更多学者视为理论基础。相比较经济和社会资本，该理论更加强调文化资本的关键作用，它是连接社会结构不平等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中介变量，精英阶层子女由于从家庭中继承了更多文化资本，故而能够获得更高教育成就。[5]已有的国内外诸多研究均证实了“文化——教育再生产理论”的正确性，大学的课程设计、课余活动、师生互动都更符合主流社会阶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范式，[6]优势文化家庭中父辈的指导性意见通过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促成更可能潜化为学生的自我期望，[7]家庭文化资本优越的大学生更可能参与各种学生文化活动，他们的学业成绩也更好，[8]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优势阶层大学生获得更佳的学业表现。文化再生产理论不仅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还与一些著名的教育不公平理论相呼应，比如“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MI)，即使优势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达到饱和，不平等还将在高等教育中以另外的形式维持，优势阶层会在学校内部来确保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虽然大量研究证明了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强大解释力，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挑战和质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迪马乔的文化流动理论。该理论认为，文化再生产理论是机械的外在社会结构决定论，教育也可以成为社会流动的渠道，弱势阶层子女可以从学校中习得文化资本，而且文化资本的作用对他们更有帮助。文化流动理论有力地挑战了再生产理论的主导地位，其核心观点与“功能论”视角学者思想相类似，他们都将教育视为维持社会稳定，帮助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关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他们提出了“绩效选择论”和“社会选择论”两种分析思路，二者均强调个体后致因素要远超先赋家庭的影响。“绩效选择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地位获得主要凭借个人能力和绩效，高等教育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标准是学业成就而非家庭背景，家庭背景的作用在大学阶段十分微弱。“社会选择论”则认为，在进入高等教育之前学生们已经过多轮筛选，最终进入大学的个体在学习基础、成绩期望和综合素质上都有较高的同质性，家庭背景对他们的学业表现影响会大幅下降。国内外亦有不少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阶段个体的学业表现影响不大或没有直接影响，[9]从经验层面论证了文化流动理论的合理性。
由上可知，功能论和冲突论视角下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作用完全相反，有学者试图调和二者之间的张力，分析为何家庭背景在高等教育阶段影响存在差异。这些学者认为，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表现的正向作用并非必然发生，它需要依赖于外部中介变量才能产生作用，比如教育评价考试的制度、形式和手段。我国学者胡安宁指出，当考核内容与评价标准高度客观化和标准化时，教师就难以倾向于与自身文化惯习更相似的阶层，进而压缩了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发挥作用的空间。[10]不少跨国别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系统标准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抑制家庭阶层背景在教育过程中的影响，从而促进教育平等。[11]这些学者认为家庭背景对个体学业的影响存在阶段差异，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的作用逐渐式微，个体的主观努力、兴趣成为学业表现的主要影响因素。近些年，不少国内外“第一代大学生”研究均发现，随着不同教育阶段的逐步分流和筛选，家庭背景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影响很小。弱势阶层大学生在大学非认知能力发展迅速，高等教育对他们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要更大。[12]农村大学生以更强的学习效能、更端正的学习态度投入到学习中去，大学是弱势阶层实现“逆袭”的关键时期。[13]
由以上分析可知，持不同视角的学者对教育之于社会的作用看法不一，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影响的实证研究结论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这突显了本研究通过元分析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分析的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文献搜集与选取
本研究的初始文献主要来源于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总共进行了两轮的文献检索，文献发表的时间范围不限。第一轮对各大数据库进行大范围检索，中文数据库包括中国知网、万方、超星等，检索的关键词包括“大学生”“高校学生”并含“家庭背景”“家庭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并含“学业表现”“成绩”“学习表现”。检索的英文数据库包括：ProQuest，ScienceDirect，EBSCO和SpringerLink等，检索使用的关键词包括：“College Students”并含“Family Background”“Family Capital”“Socioeconomic Status”并含“Academic Achievement”“Academic Performance”。第二轮采取的是回溯文献检索方式，依据第一轮检索到研究的参考文献进行第二次检索，搜集相关主题的文献，以求获得更多更全的文献。
通过初步检索得到的文献并不完全符合元分析的要求，需要继续对文献进行选择，筛选的标准有以下三点：1.研究必须是包含了数字的量化研究，综述或纯理论思辨研究不采；2.论文中的数据能计算出效应量，比如包含家庭背景和大学生学业表现之间的相关系数或其它能转化为效应量的数据；3.研究中包含的分析数据不能重复纳入，以相同份数据发表的多篇学术成果，只纳入信息量最饱和的一篇文献。根据以上标准筛选有效文献，最终有41项研究符合纳入元分析的标准，符合要求的中文文献有24篇，英文文献17篇。
（二）文献编码
筛选出纳入元分析的研究文献后，需要对纳入分析文献进行编码，以便于效应量的计算和分析。编码的内容包括作者、发表年份、样本数、家庭背景、学业表现测量工具、成果出版类型、性别比例和大一新生比例。家庭背景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有各自的界定和操作化，比如家庭的经济收入、父母亲的学历和职业等，这些均可归于布迪厄提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范畴，这也是本研究编码家庭背景的标准。初始文献中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测量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较为常见的平均学分绩点(GPA，Grade Point Average)，或者是取学生某次考试的成绩得分，并将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另一种则采用李克特量表的自评形式，由大学生主观评定自己的学业表现，这是非标准化测量方式。性别比例和大一新生比例均为连续性变量，性别比例用女大学生占样本比例表征。
为保证编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研究由三位研究生共同完成。在正式编码前，三名研究生对编码规则进行了学习，以充分了解本研究的编码方法。经统计，三位编码者的编码一致率为96.5%。对于三位编码员不一致的地方，经研究者协商讨论达成一致后再将内容纳入元分析文献的编码表。经过编码，41篇初始文献总共有44个独立效应量，包含了总共59644名大学生样本。
（三）分析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是元分析方法，即提取筛选出的原始文献数据，如相关系数和样本量等，通过转换计算公式得出平均效应量，根据效应量的大小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其中关键是各个初始文献效应量的计算，总共需要通过以下三个计算步骤。第一步，对初始文献数值直接提取或转化为相关系数(r)，通过相关系数的Fisher Z转换，计算每篇初始研究的效应量Zri；第二步，依据初始研究的样本数进行加权处理，得到各个初始研究的权重Wi；第三步，计算多篇初始研究的平均效应量Zr。
本研究使用的分析工具是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2.0软件，它是目前元分析研究使用较为广泛的分析工具，可以计算出每个初始研究的效应量和总效应量。除了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总效应，本研究还将分析在不同的调节变量下效应量的变化。若调节变量为分类变量，则采用分组差异比较的方法；若调节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则采用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调节变量是否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
三、结果分析与发现
在正式进行元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发表偏倚和异质性检验。发表偏倚指的是同样主题的研究中，统计结果达到显著的文章更容易被接受发表的情况。同时，在文献检索、分析、解释和发表结果等多个步骤均可能产生偏差。虽然在实际元分析中，很难做到纳入所有符合条件的初始研究，但遗漏的研究和纳入分析的研究不应存在系统差别。异质性检验可以分析初始研究的效应量是否存在差异，它有助于我们选择观测恰当的模型。若初始研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哪些变量导致了差异，即调节效应分析。
（一）发表偏倚检验
本研究采用较为常见的四种方法进行发表偏倚检验。首先，我们可通过观测相对直观的效应量漏斗图，由图1可见，初始文献的效应量较为均匀的分散在漏斗图中平均效应量的两侧，且多数研究效应量分布于“倒漏斗”的中上部，位于底部的研究较少，这说明本研究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极低。其次，采用失败安全系数法(Nfs)来评估发表偏倚风险，通过计算得出Nfs值为3519，远远大于5k+10（k=41，即原始研究的数目），表明本研究没有明显的偏倚。再次，采用Begg's的秩相关法对发表偏倚进行检验，得到的p值为0.23，大于0.05，也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最后，采用剪补法进行分析显示，剪补前的平均效应量为0.118，95%的置信区间为[0.076,0.159]，剪补后的平均效应量为0.117，95%的置信区间为[0.075,0.159]。可以看出，剪补前后平均效应量差异很小，也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
（二）异质性检验
第二步进行异质性检验，以辅助确定本研究选择固定模型还是随机模型，分析结果见表1。异质性检验主要有Q和I2两个观测指标，当初始研究的异质性较小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好。一般而言，当Q为显著且I2>75%时，认为初始研究之间存在明显异质性，此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更佳。本研究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Q值是1023.467（p<0.001），I2=95.799，说明有超过95%的变异是由于效应量的真实差异造成的，即多个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同时，有学者认为如果元分析文献的被试群体、测量工具、实验范式等不同时，这些差异会影响最终的结果，此时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较为合理。[14]由于本研究初始文献调查群体的国别、性别比例、测量工具等均存在差异，结合异质性检验的结果，需要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故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三）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影响的效应量
在进行完发表偏倚与同质性检验后，开始正式进行元分析检验。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效果检验分为两步，首先将家庭背景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它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总效应量。而后将家庭背景细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探究三种资本分别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作用。观测随机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得到家庭背景及三类家庭资本的效应量，具体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成绩的整体效应量是0.118，且P＜0.001。根据科恩(Cohen)教授提出的效应量评价标准，低于0.10说明效应量较小，在0.10至0.40之间为中等，效应量大于0.40时为较大。[15]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成绩有着中等程度的正向影响，即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越好，其学业表现更加优异。再进一步分析家庭背景下三个资本的作用，可以发现，三类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均有中等程度的正向作用。依据效应量的大小，家庭社会资本的正向作用最明显，其次是文化资本，影响最小的是经济资本。
（四）调节变量检验效果
为了更深入了解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引入调节变量，探究家庭背景和大学生学业表现二者关系在不同情境下的变化。具体而言，进一步分析在不同国别、学业评价工具、出版类型、性别比例和大一新生比例下，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效应量是否存在差异。
1.不同国别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由于教育制度、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别中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初始文献中包含中文和英文两种，我们简单将研究对象分为我国和国外两类，探究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影响的国别差异，得到分析结果见表3。可以发现，在我国和国外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均有正向影响，但家庭背景对我国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效应量更大。换言之，我国大学生学业表现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更大。
2.不同学业评价工具下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初始文献中对学业表现评价的工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运用标准化的测量工具，另一种采用主观评价的非标准化方法。不同学业评价工具下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影响的调节效应见表4，可以看出，若采用标准化的学业评价工具，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显然，标准化的评价工具更能准确、客观反映出大学的学业表现，这也说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是确切存在的。
3.不同出版类型中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本研究的初始文献来源于期刊和学位论文，对两种出版类型中效应量进行差异分析。通过表5可以看出，学位论文中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影响显著更大，期刊论文中二者之间关系属于低度相关。
4.女大学生比例对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关系的调节效应
女大学生比例是连续性变量，对样本数进行加权处理，采用回归分析得到女大学生比例对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关系的调节效应，具体结果见表6。可以看出，调节效应分析的p值大于0.05，说明女大学生比例对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可以推测，家庭背景对男女大学生学业表现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
5.大一新生比例对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关系的调节效应
大一新生比例也是连续性变量，对样本数进行加权处理，通过回归分析探究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的关系是否受到大一新生比例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见表7。家庭背景斜率的p值小于0.05，说明大一新生比例能显著调节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的关系。具体而言，由于调节效应的斜率为正值，说明大一新生比例能正向调节家庭背景对学业表现的促进作用，即大一新生比例越高，家庭背景与学业表现的相关性越大，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因此可以推测，大一新生比老生在学业表现上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更大。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元分析方法，对国内外发表的41项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影响的研究进行系统分析，并深度剖析二者关系在国别、学业评价工具、出版类型、女大学生比例和大一新生比例等调节变量上的差异。研究得到三点主要结论与启示：
（一）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有中等程度的正向影响，“绩效选择”和“社会选择”难以抹去高等教育过程中的阶层差异
通过元分析发现，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总效应量为0.118，尽管二者关系在调节变量上存在差异，但整体而言，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依然具有较明显的正向作用。如果采用更精确的标准化测量工具，二者的效应量更大，这都表明家庭背景是大学生学业表现的重要预测变量。从家庭背景包含的三类资本来看，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较为明显，经济资本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小，这或许与不同教育阶段家庭资本发挥作用的形式存在差异有关。在基础教育阶段，优势阶层更容易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子女的优质教育机会，将竞争者排斥在外甚至实现教育机会的垄断，从教育起点给子代学业成功创造有利条件。社会学家特纳将英国社会称之为庇护流动模式，[16]即贵族和精英阶层的子弟从小就进入专门的学校，然后确保能进入一流大学深造，这个过程对普通阶层子代是完全封闭的。在我国，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可以为子女购置昂贵的学区房，或是花费高价学费让子女进入民办私立学校就读，让子女获得优质的学校教育资源。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学生和家庭围绕课外教育进行着日益激烈的博弈竞争，[17]优质的课外教育资源同样十分稀缺和昂贵，优势阶层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课外教育支出。有学者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发现，农村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率比城市学生要低，参与课外补习学生平均的家庭经济地位更高。[18]除了优质教育机会的争取，优势阶层还能借助经济资本给予子女学习过程充分的支持，比如提供尽可能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购买子女所需的任何辅导资料和学习设备。显然，不管是体制内外优质的教育机会，抑或是教育过程物质资源的充分保证，这都需要强大的经济资本做支撑，进而造成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表现与家庭经济资本也就有更大的关联。
在高等教育阶段，经济资本对学业表现的正向作用有所下降。一方面，现存的社会政策制度给了经济资本转化为教育机会的空间，但这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机会的获取。当前，高等学校招生规范性和公平性不断增强，高分几乎是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唯一渠道，经济资本难有发挥的途径和空间。另一方面，经历了高考的“绩效选择”和“社会选择”，大学生在学习能力、应试能力上有较大的同质性，且大多数子女从地理上远离了原生家庭，父母无法直接频繁参与子女的学习生活，经济资本对个体学业表现的影响大为降低。但是，家庭赋予个体的“烙印”在大学生学业中并未消除，家庭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差异导致了个体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不同，即布迪厄所谓的“惯习”差异，间接影响了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学业表现。优势阶层的大学生受益于丰富的家庭社会和文化资本的“滋养”，在人际交往、课业学习上表现优异的可能性更大。与经济资本相比，社会和文化资本是更为内在和隐性的影响因素，他们会形塑大学生的自我期待、行事风格、思维模式和人生规划。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同家庭的大学生在非认知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可能仍存在潜在差异，这些差异会成为大学分化的基础，甚至会影响学业表现。[19]拥有丰富社会和文化资本的父母能够给大学生更合理的学业规划和建议，也会在选修学位、考研、出国等关键事件上赋予重要的支持。在更加强调自主学习、个性发挥的高等教育阶段，社会和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更加深远。
（二）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表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我国更加明显，高等教育过程公平亟待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大学生学业表现与家庭背景的正向关系强度明显高于国外，换言之，家庭资本优势在我国更容易转化为大学生学业上的成功，该现象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过程的不公平问题。进入大学后，弱势阶层大学生的学业表现受到先赋家庭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进而影响到在求职或考研中的竞争力，他们难以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地位的升迁，最终导致阶层固化和再生产现有的社会结构。理论上讲，公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阶层流通顺畅的社会，上大学是弱势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高等教育制度需要筛除诸如代际传承等外部结构性因素，不能维持甚至扩大已有的社会不公平，应对弱势阶层改变命运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为此，政府既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保证每个人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也要关注高等教育过程中弱势阶层可能遇到的困境，这样才可能会有相对公平的高等教育结果。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高度关注并努力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比如在《高等教育法》中明确了高等教育权利和机会平等的重要原则；增加对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的财政投入；建立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的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等等。这些举措极大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公平。但我们也能发现，这些措施更多着力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介入和干预不够。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当前学界、政府对于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研究和推动仍相对缺乏，[20]亦有学者认为，需要树立以“人”为核心评估域的新教育公平理念，关注以育人质量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21]这自然需要加强对教育过程公平的关注与推进。因此，亟需多方力量共同揭示、解释和解决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尤其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并不满足于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他们也对在大学的受教育过程提出更高的要求，受到公平对待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应有之义。事实上，过程公平直接关乎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是我国高等教育从追求“量”到关注“质”转变的重要表征之一，也是当前“双一流”建设中必须要纳入考量的问题范畴。
（三）多方协作加强对弱势阶层大学新生的社会支持，充分发挥他们独特形态文化资本的正向功能
尽管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且短期难以彻底改变的事实，不同阶层在各阶段教育中的差异在较长时间内尚会存在，但高等教育仍然肩负着缩小阶层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艰巨任务，这就需要政府、学校和公益组织多方协同，给予弱势阶层大学生更多的社会支持。本研究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大一新生的学业表现更容易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家庭资本的劣势更可能导致他们的学业困境。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家庭背景是大学新生学业适应、人际适应和社会适应的重要变量，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大学生在校园适应各维度表现更差。[22]即使进入了精英高校，不少农村籍大学生的生存心态与学校环境不匹配，他们对学校中有着一定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活动缺乏必要的认识，导致一定的隔离和较少地参与各类校园活动。[23]由于缺乏家庭父母经验指导、城乡文化的冲突和非认知能力的欠缺，不少弱势阶层大学生要么难以转变固有的学习方式和方法，要么在相对自由的大学生活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学业困境、挂科，甚至引发退学。为了减少、消除类似的大学生悲剧，依据罗尔斯正义思想的补偿性原则，我们需要加强对弱势阶层大学新生的社会支持，帮助他们更顺利地完成高中和大学衔接，实现自身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维增长。为此，除了进一步通过奖、助、勤、贷、减免等方式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经济扶助外，还应在教学内容、形式上兼顾他们的认知和表达特点，避免让他们成为自由讨论、小组探究和国际交流中沉默的旁观者。同时，还要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人际交往的指导与帮助，为他们建立更加丰富、立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由于弱势阶层大学生家庭文化资本的缺乏，不少学者对他们能否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存有怀疑、悲观的态度，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弱势阶层大学生有其特殊形态的文化资本，包括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24]寒门情境本身也可能包含某种具有激发学生取得教育成就的带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如个体改变命运的内驱力和奋斗意识。[25]诚然，弱势阶层家庭文化活动并不符合布迪厄所谓的“高雅文化”标准，不具备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物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也较为缺乏。但是，经济的困顿反而可能促使他们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在受儒家文化影响深厚的东亚国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受到广泛推崇，即使弱势阶层也有重视读书的家庭氛围，这显然并非优势阶层所独有。有学者对我国贫困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研究发现，这些家庭都把“对教育的执念与知识改变命运的执着”当成一种信仰。[26]父母的重视期待和现实困境深刻刺激着弱势阶层大学生，他们或许具备更强烈的改变命运的动力，在身上强烈地表现出能吃苦、顽强的精神气质。政府、学校和社会需要通过更多的激励措施，保护、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态度，充分发挥他们自身独特文化资本的正向功能，最终帮助他们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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