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评估“质性研究的品质”的模式，它区分了质性研究的手段(具体方法和技艺)和目标。文章首先介绍了对“质性研究的品质”进行概念化的背景和原因，然后作者提出并探讨了“质性研究的品质”的八个关键标准，包括1.有价值的研究话题；2.丰富且严谨；3.真诚；4.可信度；5.共鸣；6.重要贡献；7.合乎伦理；8.有意的一致性。这八个概念不仅有益于教学，还为评估何为最佳的质性研究提供了一套共同的语言，它可以被不同范式、不同认识论的质性研究者接受，并被视为一个整体。本文在提出这些灵活标准的同时也为更有活力、想象力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作者简介：
Sarah J. Tracy，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休·唐斯人类传播学院
文献来源：
Qualitative Inquiry, 16(10): 837–851
本文作者Sarah J. Tracy
25年前，质性方法论学家伊冯娜·林肯(Yvonna Lincoln)和埃贡·古巴(Egon Guba)夫妻(1985, 290)问道：“研究如何说服其受众，使他们相信研究结果值得关注？”从那时起，质性研究者对何为最佳的质性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Bochner, 2000; Creswell, 2007; Denzin & Lincoln, 2005; Guba & Lincoln, 2005; Richardson, 2000a; Seale, 1999; Stenbacka, 2001)。就像所有的社会知识一样，“质”性研究的“品质”，以及评判它的价值标准是不断变化的，它始终处在本土语境、与时俱进的对话之中。因此，定期争鸣什么是“好的质性研究”很重要。本文将质性研究的品质(qualitative quality)概念化为八个要点，这些尝试既独特也挑衅，因为它跨越了质性研究不同范式的界限，而尝试给出普适于所有质性研究的共同标准，而经由这些标准，好的质性研究和那些平庸的研究区分开来。我认为，每一个质量标准都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和研究技艺(crafts)来实现，其组合取决于具体的研究者、情境、理论联系和项目。
写作本文的初心和教育有关：作为一名教质性方法的老师，我有动力将研究技艺和好的研究实践相结合，以帮助学生通过它们来完成优秀的质性研究。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是什么造就了好的质性研究，并能回答像下面这样的问题：
“研究发现是否足够真诚可靠到我(和研究参与者)可以相信自己会按照发现所暗示的那样行动？更重要的是，假如根据研究来制定社会政策或法律，我会觉得有安全感吗？” (Guba & Lincoln, 2005, p.205)
当然，过去的文献已经提出了很多好的质性研究的标准，包括触发效度(catalytic validity, Lather, 1986)、移情效度(empathetic validity, Dadds, 2008)、晶体化(crystallization, Richardson, 2000b)、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Altheide & Johnson, 1994)、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 Lincoln & Guba, 1985)等概念。这些激增的概念说明了我们质性方法领域既有创造力，又很复杂的图景，而且它也和定量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定量研究者而言，“信度、效度、可推论度和客观度”四条标准构成了其相对可接受的共识(Winter, 2000)。但是，质性研究五花八门的标准会让初入质性方法的新手感到迷惑，并可能反映了那些让“质性研究者很难坚持将他们的想法执行下去的难处”(Seale, 1999, p. 467)。
我不仅是单纯地想要提供一些教学工具，我还希望本文可以令那些对质性研究知之甚少的掌权者增进一些对质性方法的尊重。尽管质性研究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过去的10年里，一种方法论上的保守主义已经悄悄潜入了社会科学研究(Denzin & Giardina, 2008)，这表现为政府和研究资助机构对定量、实验和泛统计研究的偏爱(Cannella & Lincoln, 2004)。这些机构里那些身居高位的决策者还没做好恰当地评估用民族志、个案研究还有自然数据完成的研究(Lather，2004)。一个“简朴”(parsimonious)的质性研究标准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向不同的受众传达我们研究的价值。
最后，我也想促进来自不同范式的质性学者之间的沟通。如果质性研究学者的声音想被大家听到，那么——
“我们就经不起内斗……我们彼此间需要找到新的战术和战略来合作……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帐篷”(tent)，我们的的确确需要一个更大的帐篷！”(Denzin, 2008, p.321)
要做到这一点，质性研究者应该同时避免让定量研究中在公共氛围日渐有利的政策制定(Atkinson, 2004)，也要策划“在”这种情境中反应和行动的方式，而不是“被”(Cheek, 2007, p.1058)这种情境所支配。正如我将在下文详述的那样，通过将我们的研究标准从平庸的研究实践中区分出来，质性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用一个“统一的声音”说话，同时也不舍弃内部的复杂差异。
尽管这些研究动机可能很天真，但我也意识到，任何标准的划分，其后果都是政治性的。工具、框架和标准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我还必须深思熟虑学术史中的论争，故而在提出具体的八点之前，我会先陈述建立一个普遍的标准有何价值，特别是本文的概念化工作有何价值。
为何要提出评估质性研究之质量的标准？
一些顶尖的质性学者反对为质性研究设立永恒的标准，他们认为制定普遍标准就算不是徒劳无功的，至少也是很有问题的(Guba & Lincoln, 2005)。Bochner(2000)在题为“反对我们自身的标准”的文章中写道，把传统的经验主义标准应用于新的、另类的民族志时毫无助益，甚至是“愚蠢的”(2000, p. 268)。他解释说，“我们绝不应该执着于事先就所有论点、推论和结论必须采用的标准达成一致”(p. 269)。同样，Schwandt在一篇题为“别了，标准学”的文章中(1996)认为，学者们对何为好、更好、最好的研究规范的关注已经创造出了一种虚拟的标准崇拜。不过，这些批评不会让标准消失，而是会激发研究者去创造更灵活的标准。例如，Lather(1993, p. 674)就具体针对后结构主义的开放性、语境敏感性创立了新标准，以回应“当你遇到后结构主义时，你要怎么处理研究的效度问题”这一问题。
为什么质性学者即使被批评也要制定标准呢？很简单，因为标准是有用的。首先，规范和准则帮助我们学习、实践并止于至善。事实上，关于“学习”的研究(Dreyfus, Dreyfus, & Athanasiou, 1986)表明，任何技艺(无论是烹饪、滑雪、跳舞还是演奏音乐)的初学者都非常依赖基于规则结构来学习，标准指引学习者成为专家，比如新厨师遵循菜谱里的规则，这为创造新口味提供了基础。其次，标准反映了某一技艺的核心价值观。建立质性研究的标准因而可以促进和自然科学、实验、量化研究社群的对话，这可以让质性研究得到关注和资助，并引出有思想的观点，从而丰富和改进我的研究。
不幸的是，质性研究界面临着几个复杂的难题，这些难题对制定标准构成了挑战。实证主义范式的、基于数字的定量研究仍然主导着公众对“何种研究有科学性效度”的理解(Cheek, 2007)，但是，把定量研究的信效度、客观度、可推论度等标准运用于质性研究无异于鸡同鸭讲，并不合理。一些质性学者的回应是，好的标准必须与特定的理论、范式挂钩(Cunliffe, in press; Denzin, 2008; Ellingson, 2008; Golafshani, 2003; Guba & Lincoln, 2005)。Bochner (2000, p. 268)认为，“目标的多重性也意味着评价标准的多重性”。Creswell(2007)呼应此倡议，为五个不同的质性方法领域——叙事、现象学、扎根理论、民族志研究和个案研究分别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评判标准。像这样为特定方法开发特定标准对运用那些方法的“局内人”来说是有用的，但是很多学生(也包括资深学者)在开展质性研究时，并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最终要用什么理论范式。此外，如果“局外人”不能掌握质性方法论的基本特征(Lather，2004)，我们也就很难指望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选择独特的理论范式和标准。
那么，是否有可能建立一套有普适性的质性研究评判标准，并且可以同时兼顾到质性方法内部的复杂性呢？我的回答是“可以”。我的概念化工作并没有回到实证主义的老路上，而是立足于我对诠释学、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解(例如Tracy, 2004; Tracy, Lutgen-Sandvik, & Alberts, 2006; Tracy & Rivera, 2010; Tracy & Scott, 2006)，同时加上对过往文献的归纳分析(例如，Bochner, 2000; Denzin & Lincoln, 2005; Guba & Lincoln, 2005; Lather, 1993; Richardson, 2000a)。
我将区分研究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标准)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各种一般性方法(包括实践、技能、技艺)，这种对质性研究目标和手段方法的概念化区分，为评估质性研究质量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或者说“大帐篷”式(big tent, Denzin, 2008)的结构。将质性研究和另一种技艺(做奶酪)相比较，就可以清楚我这么做的价值何在。厨师和食品科学家一致认为，令人愉悦的质感或者“口感”是高品质奶酪的普遍标准，奶酪制造商可以就这一质量标准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不需要争论如何做到最佳口感的准备方法，有些奶酪是要压制的、有些是自身沉淀的、还有些是不做加工直接混合凝乳和乳清的。再者，奶酪制造商同意“口感”这一标准，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同意某种奶酪的口感就比另一种奶酪更好，蓝纹奶酪的口感吃起来会碎开，金纹奶酪入口即化，而奶酪凝乳吃起来会吱吱作响。但是，假如把制作方法 (压制、沉淀、混合)或入口质地(融化、碎裂或吱吱作响)作为评判好坏的标准，那就会混淆目的和手段——目的是“口感”，而不是制作方法和入口感觉。尽管各家奶酪制造商有不同的制作方法和最终入口感，但是他们都确实以“良好口感”这一标准为目标。通过把制作过程、最终口感和“良好口感”这一抽象标准区分开，奶酪商们就制定了一个普遍而简单的标准，它可以让不同的制造商相互切磋技艺、沟通对话。本文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立一个可以让质性研究者就何为良善的质性研究达成共识的概念化，而不需要将这些标准和特定的研究范式、操作技艺挂钩。
评估质性研究品质的八个标准
本文的核心部分就要提出质性研究品质的八个标准，每个标准都可以通过各种研究技艺来实现，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和自身偏好灵活掌握这些技艺。如下表所示，这八个“大帐篷”标准是：1.有价值的研究话题；2.丰富且严谨(rich rigor)；3.真诚；4.可信度；5.共鸣(resonance)；6.重要贡献；7.合乎伦理；8.有意的一致性(meaningful coherence)。
1、有价值的研究话题
好的质性研究是有意义的(relevant)、及时的、重要的、有趣的或令人回味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往往来自于学科的重点，因此，在理论上或概念上是引人注目的。然而，有价值的话题也很容易从社会的当前热点或个人事件中产生。当前的政治气候或当代的争论可以激发研究，相反，一项研究如果只是投机取巧或图方便，但欠缺更大的社会意义或个人意义，那么“很可能会以一种浅薄的方式进行，且不怎么在乎研究设计和资料(data)收集”(Miles & Huberman, 1994, p.290)。
那些挑衅我们的直觉、质疑我们理所当然的假设、挑战我们公认的观点的研究往往是有价值的。那些花了大量时间、金钱或读者的时间却只是验证了已经确认的事实的研究，可以说明这些事实随着时间变化仍具有稳定性，但是，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当是有趣的，而且能提出令人惊喜的问题，这些问题动摇了读者的常识性认知和实践。这就是人们从本质上对鲜为人知的现象或启人遐思的情境卓有兴趣的原因，这也是人们会对那些颠覆常识的研究感兴趣的原因。如果研究只是证明了原有的假设，人们会在承认其真实性的同时否认其研究价值。简而言之，读者会认为“这不明摆着吗？”，而不是更让人艳羡的反应——“这真有意思” (Murray，1971)！
2、丰富且严谨
好的定量研究因其精确性受到赞赏，相较之下，高质量的质性研究则以丰富性和高复杂性为标志 (Winter, 2000)。什么样的解释和描述才能叫丰富的(rich)？Weick(2007, p.16)解释认为它得是丰盛的、慷慨的、不吝啬的，而且是要通过理论建构、资料来源、情境和样本这几个层面上的“必要多样性”(requisite variety)产生的。”必要多样性”是一个从控制论中借来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工具或装置至少要和被研究的现象一样复杂、灵活和多面，亦即“需要用一个复杂的感应装置来记录一系列复杂的事件”(p. 16)。将“必要多样性”这一概念应用于质性研究的严谨性(rigor)，就是说一个脑中装着理论、手头案例里装着丰富资料的研究者才最有能力看到现象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丰富而严谨的质性学者也更有能力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明智地选择研究样本和情境时。
这一标准还可以为研究提供表面上的效度，这涉及到一项研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合理、适当 (Golafshani，2003)。研究者应该证明他们是否尽职调查，调查的时长、付出的努力、投注的关心够不够，以及研究彻不彻底。很多方法书都致力于提出关于严谨地实践质性方法的建议，这些实践建议包括如下问题：
（1）是否有足够多的资料(data)来支撑关键的主张？
（2）研究者是否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来收集有趣且重要的数据？
（3）对于研究目的而言，研究样本和情境合不合适？
（4）研究者的田野笔记、访谈、以及资料分析的过程恰不恰当？
严谨的研究者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并因此而勉励自己不要做那些贪图方便、投机取巧、容易执行的研究。多少数据是足够的？对每个具体的研究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不一样。如果数据很新、又独特而罕见，那么只需要很少的资料就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例如Scarduzio & GeistMartin，2008)。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和分析水平有关，即使只有几行的录音转录稿，但如果针对这些文字做了文本细读的工作，那也称得上“严谨” (例如，Martin，1990)。至于研究的时间，也没有一个“神奇的量”能保证，研究者要考虑的是，在这些时间内收集到的资料是否足以提出并证实一些有意义的、重要的主张。
“严谨”也是通过资料收集(data collection)和分析程序的谨慎和做法来判断的。这可能包括所问问题的类型、田野笔记记录的详细程度、记录的准确性、笔记和访谈录音的最终页数、田野现场和撰写笔记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及研究者是否对参与式观察和田野笔记撰写这些研究过程达成了一种习得的理解(a learned understanding)。严谨的资料分析可以通过向读者解释原始资料如何被转化和组织成研究报告的过程来实现。尽管采用了资料分析的不同方法，但真正严谨的分析的标志是资料分类、选择和组织过程中的透明度。
“丰富且严谨”是八个标准中必要不充分的要素，质性研究要想达到高水平，就必须是严谨的。但是，光是装着满脑子的理论，还有资料丰富的案例并不能自动产生高质量的研究，质性研究方法既是艺术，也是付出、也是成堆的研究资料、也是田野里投入的时间。
3、真诚
作为目标的真诚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可以通过自我反思、脆弱性(vulnerability)、诚实、透明和资料质量审核(data auditing)来实现。我使用“真诚”这个词来指涉和可靠性(authenticity)、真实性(genuineness)相关的概念，但我并没有暗示某个单一的意思。真诚意味着研究者要对自己的偏见、目标、缺点及其它们在研究甘苦中扮演的角色保持诚实和透明。
自我反思性(self-reflexity)是质性研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个做法，它让研究者对自己、对研究、对受众都保持真诚。Richardson (2000a)将自我反思性作为审查专著时的五个主要标准之一，他提出的问题是：“研究者如何写成这个文本？”和“研究者是否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暴露使读者能够对观点做出评断？(p. 254)”。自我反思性鼓励作者坦诚自己的长处和缺点，民族志学者应该在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阐释他们如何说明自己知道了什么。
研究者甚至在踏入田野之前就可以自我反思、评估自己的偏见和动机，以及询问他们是否适合在这个时候研究他们所选择的田野地点或主题。研究者可以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为什么是现在？”“我做好准备了吗？”，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也许现在还不是做研究的合适时机。自我反思性的实践从研究设计的早期开始，研究者检查他们对田野地点产生的影响，并注意其他人对他们的反应。他们的田野笔记包括对主观感受和感觉的自我反思性评论(Emerson, Fretz, & Shaw, 1995)。第一人称的使用(例如，“我说”或“他们回应我说……”)有效而恰当地提醒读者，研究者在参与和解释田野场景时的存在和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好的民族志并不局限于关于“外面”其他人的知识或信息，而是扩大到包括自己的故事，要包括多少则取决于研究的目的，比如自我民族志(Ellis & Bochner，2000) 告解故事(Van Maanen，1988)就关注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经验、希望、恐惧和脆弱性。但是，自我反思性并不意味着要“排挤研究对象”(Denzin, 1997 p.218)。同样，Krizek(2003)认为，民族志中的个人经历最好不要用于个人发泄，而是要用于“启发读者对文化事件、地点或实践的理解”(p. 149)。
透明度是做到真诚的另一种办法，它指的是对研究过程的诚实。Seale(1999)将这一过程称为审核(auditing)，并指出研究者应该提供“研究方法的上的自我批评”(p. 468)。这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研究者如何进入田野情境，参与和沉浸的程度，田野笔记的做法，以及转录的详细程度。透明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者要披露研究的挑战和意外的波折，以及揭示研究重点如何随着研究进程而变化。透明度还意味着研究者要对作者排名顺序、要致谢的研究参与者、资金来源、研究助理、提供支持的同事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
简而言之，自我反思性和透明度是实现真诚研究的两种办法。在介绍下一个标准之前，我想强调的是，我之所以用真诚度这个词，是因为它同时意味着“真诚”(earnest)与“真忱”(vulnerable)。真诚的研究者平易近人的，而非自以为是；友好，而非势利。他们不仅考虑自我需求，也考虑参与者、读者、合作者和潜在读者的需求。真诚的研究者有同情心、善良、自知又自谦(self-deprecating)。
4、可信度
可信度是指研究结果的可信度、逼真度(verisimilitude)和合理性(plausibility)。许多质性学者都注意到了“可信度”，虽然他们不一定用这个词。简而言之，可信的研究报告是那些让读者觉得值得信赖的报告，而且可以根据这些报告采取行动、做出决策。对于定量研究来说，可信度是通过信度、可复制性、一致性和准确性来保证的(Golafshani，2003)。相反，质性研究的可信度是通过包括深描(thick description)、结晶化分析和三角交叉检定(crystallization and triangulation)、多声部(multivocality)、参与者的回应与反思(member reflections)等做法来实现的。
深描是质性研究里实现可信度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我指的是那些解释文化层面的情境化意义(culturally situated meanings, Geertz, 1973)和丰富的具体细节(Bochner, 2000)的深度阐释。因为任何单一的行为或互动，如果脱离了它的情境，可能就说明不了什么了，所以深描的要求研究者说明研究资料的复杂性和情境性 (Geertz, 1973)。民族志在细节层面上应该提供复杂而有延展性的描述。在质性研究中，“随着我们的理解，事件会变得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窄”(Gonzalez, 2000, p. 629)。为了说明数据的复杂性，建议研究人员进行展示(show)，也就是说，他们应提供足够的细节使读者可以自己得出关于该情境的结论。这与作者“告诉读者该怎么想”形成鲜明对比。“展示”在文章修辞上比“告诉读者”更加困难，也需要写更多字。
沉浸(immersion)和具体的细节对于研究者获知默会知识也是必要的，默会知识是人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基本上没被明说的文化信息，比如点头、沉默、幽默和俏皮之间的细微差别 (Altheide & Johnson, 1994, p.492)。学习一种文化的语言词汇和语法是一回事，而理解其局内人的会心一笑和口头禅完全就是更难的壮举。而获取默会知识需要研究者在田野现场花费大量时间，他们越是密切观察，就越有可能注意到某一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观。此外，研究者不仅可以通过观察谁在说话、说什么，还可以通过谁没说话、没说什么来获取默会知识。事实上，好的质性研究会深入到表面之下，探索那些被事先假定的、隐含的、并被研究参与者视为常识的那些问题。注意、分析和诠释这些知识是理解田野情境中人际互动和行为的关键。获取默会知识需要在现场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人员在现场和密切观察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有可能注意到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此外，研究者不仅可以通过注意谁在说话，他们在说什么，还可以通过注意谁没有说话和没有说什么来获取隐性知识。事实上，好的质性研究会深入到表面之下，探索那些假定的、隐含的、已经成为参与者常识的一部分的问题。注意、分析和解读这些知识是理解现场互动和行为的关键。
晶体化和三角交叉检定是两种在技艺上一致但在范式性动机上不同的实践。如果出现了两个或者更多的资料来源、理论框架、资料类型，或者不同的研究者都趋向同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研究就更可信(Denzin，1978)。换句话说，“当不同的、有对比的资料收集方法在相同的研究对象身上产生相同的结论时，就可以判断结论是有效的，这是在同一环境下的复制"(Bloor, 2001, p.384)。三角交叉测量的概念是在现实主义范式中出现的，旨在使研究摆脱主观偏见。这个概念假定有一个已知的、单一的现实(或地图上的点)等着我们去发现，就像信度这个概念一样，三角交叉检定也不适用于诠释学、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因为这些范式认为现实是多重的、断裂的、有争议的或社会建构的，不同的方法、资料和研究者往往会(而且也应该)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虽然有观点认为三角检定不一定能提高研究的准确性，但不同范式的研究者仍然认为利用多研究者、资料来源、方法和理论框架是有价值的，这可以对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探索、扩大并加深理解，并鼓励具有一致性的(再)解释。
一个和三角法相似的概念是“晶体化分析”(Ellingson, 2008)，它是由后结构和展演性理论假设所启发的，“晶体”指的是超越了“僵硬的、固定的、二维的”三角形(第934页)。Richardson诗意地解释说，一个晶体是——
兼顾了对称性和无限变化的形状、实质、转化、维度和渐进角度的物质。晶体生长、改变、调整，但并非变动不居。晶体是将外部事物折射于自身内在的棱镜，它创造不同的颜色、图案和阵列，向不同的方向投射。我们能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俯仰观瞻的角度。(p. 934)
晶体化分析鼓励研究人员收集多种类型的数据，采用各种方法、多研究人员和多样的理论框架，之所以要这么做，不是要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更有效度的单一现实，而是要为单一问题提供更复杂、更有深度、但同时也仍处于一个横截面上的理解。
多声部(Multivocality)是与“晶体”和“展示”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多声部研究包括质性研究报告和分析中的多样的不同声音。这一概念的出现部分是源于从参与者的角度分析社会行动的Verstehen(理解)实践。Verstehen要求研究者提供对行动者展演和他们的本土意义提供阐释(Lindlof & Taylor, 2002)。除了能够提供移情理解外，“多声部”还为各种观点提供了空间。质性研究者不会把话放到参与者的嘴巴里，而是关注与大多数人、研究者自己不同的观点。“多声部”还要求研究者意识到自己和参与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包括种族、阶级、性别、年龄或性向的差异，这些可能构成了不同的意义基础，如果研究的论证关注到了这些差异的可能性，其可信度就会提高。“多声部”也可以通过与参与者的紧密合作来实现。参与式、自叙式和女性主义方法都寻求参与者的声音，甚至会构成研究过程的核心部分。与参与者结伴而行组成团队的研究研究者可能还会交出研究的编辑权，与参与者共同完成有更深意义、更细致的分析。
参与者的反思和回应也是增加研究可信度的一个途径。这一途径允许和参与者分享研究结果并相互对话，以提供发问、批评、反馈、肯认甚至合作的机会。这指的不仅是在资料收集阶段注意到参与者的多声部，也指在分析资料和写作研究成果的过程中让参与者有所投入。
参与者反思可以采取参与者检查、验证等形式，让他们“将研究结果带回现场，确定参与者是否承认它们是真实或准确的”(Lindlof & Taylor, 2002, p. 242)。这些做法旨在证明研究者发现和被研究的参与者的理解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参与者的反思并不仅仅是为了确保“研究者做对了”这一目标，它还可以“产生新的数据，给调查带了新的启示，并为更深入、更丰富的分析提供动力”(Bloor, 2001, p.395)。因此，与其说它是要对研究结果加以检验，不如说它是一个合作与反思性阐述的机会。
5、共鸣
我用共鸣这个词来指研究在意义层面产生回响(meaningfully reverberate )并影响受众的能力。即使是最好的书面报告，也无法直接洞察他人活生生的生命经验(Schutz, 1967)。然而，研究者可以采取一些做法，促进那些对研究议题没有直接经验的读者产生共情、认同和反响。研究有可能改变人们的情感倾向，促进更多的相互关注，这被Dadds(2008)称为“移情效度”(empathic validity)。
共鸣可以通过审美价值(aesthetic merit)、令人回味的写作(evocative writing)、严肃的可推论性(formal generalization)以及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来实现。不是每项质性研究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实现共鸣，但所有高质量的质性报告都必须具有影响力。在这里，我详细描述了审美价值、可推论性/可转移性。
审美价值是产生共鸣和影响的一个关键途径，也就是说，研究文本的呈现要漂亮、要令人回味、还要有艺术性。质性报告的写作形式或呈现方式与它的内容密切相关，而且，以这些方式构建的文本会影响它对每个读者的意义。在考虑审美价值时，要问的一个好问题是：“这么写的话，我自己读起来有感觉(affect me)吗？”质性研究至少必须要表述清晰、少用术语，并让目标受众能够理解。而真正令人回味的写作方式更进一步。必须表述清晰，避免使用专业术语，并且让目标受众能够理解。然而，令人回味的写作则更进一步。Bochner (2000)寻求生动、有吸引力、结构复杂的质性叙述，或者，简而言之，一个能打动读者的心灵、腹部还有头脑的故事 (p. 271)。同样，Richardson(2000a)也强调了美学的重要性，她说，写作应该有创造性和复杂性，并鼓励读者去感受、思考、解释、反应或做出改变。就像一首好的歌曲或一块好的馅饼一样，一份好的质性报告不是枯燥的。它给人以惊喜，使读者在“悦”读的同时觉得好像被搔到了内心的某块痒处。
可转移性是指读者觉得研究中的故事与他们自己的情况相仿，并且他们直觉地将研究转移到了自身的实践中。例如，了解游轮员工情感劳动的人(Tracy, 2000)可能会将这些想法转移到他们自己在餐馆、主题乐园的工作境遇中。自然式推论(naturalistic generalization, Stake & Trumbull, 1982)是另一种可以引发共鸣的做法。虽然正式的推论假设知识是导致现实实践被改进的原因，但Stake和Trumbull认为个人认识和经验才是导致实践改进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好的研究为读者提供了替代性的经验。通过自然主义的推论过程，读者根据自己对研究中的田野场景做出直观的理解，而不是觉得好像是研究报告指示着自己那么做。
最后，大多数质性研究者寻求共鸣，不是希望在跨案例的层次上、而是要在案例内部把研究进一步抽象上升，使其可以概化、可以推论。案例内的概化推论把小事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例如，当格尔茨(Geertz, 1973)分析巴厘岛斗鸡时，他把斗鸡的意义置于“深层游戏”这个更大的概念框架中，当读者沉浸在斗鸡的细节中时，往往会代入地认识和反思暴力在他们自己文化中的作用，以及这种暴力如何与权力、地位和性的问题交光互影。经此方式，即使研究是基于特定时间内特定人群的资料，它也会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语境间实现共鸣。
6、重大贡献
在判断一项研究的“重大贡献”时，研究者要衡量当前的知识、实践和政治的环境，并问类似如下的问题：该研究是否扩展知识？是否能改善实践？是否能产生持续性的研究？是否能解放或赋权某些人群？是否能 "产生持续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指出了研究将以何种方式“促进我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Richardson, 2000a, p.254)。
重大贡献包括四方面：首先是理论贡献(theoretically significance)，这类研究要“对学术界有知识价值”(Tracy, 1995, p.210)，它扩展、建立和批判学科知识。最基本的层面是，研究可以通过分析现有理论或概念在新的、不同的语境下如何成立来提供理论上的贡献。它通常要求我们超越对现有理论的单纯(再)应用。相反，它质疑当前理论假设，或者拓展了理论的应用范围。这种贡献可以从资料分析中产生新的理解，从而有助于以独特的方式解释社会生活，并且可以转移到其他环境中。这样一来，研究建立在过去的理论基础上，但提供了新的概念性理解，可供未来的研究者使用。
其次是启发性贡献(heuristic significance)。当研究能培养读者的好奇心并有助于激发新发现时，它就具有启发式贡献(Abbott，2004)。它会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研究，或在未来采取行动。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为读者提供实质性的、有趣的未来研究建议来增加启发式意义。当研究影响到各种受众，如政策制定者、研究参与者或普通公众，使他们参与到行动或变革中时，研究也具有启发式意义。
第三是实践性贡献(practical significance)。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要问的是知识是否“有用”。它是否有助于揭示当代问题的真相，或有助于构建一个当代问题？它是否使参与者能够以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它是否提供了一个可能将个人从不正义的境遇中解放出来的故事？譬如，触发效度(catalytic validity) 指的就是研究提供了一种政治性意识，触发成员采取行动(Lather，1986)。当然，并非所有的质性学者都热衷于研究促使变革发生或影响政策的倾向。法恩还有Weis、Weseen和Wong (2000)指出：“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同事(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认为，如果一个人对对策研究感兴趣，参与其中，或者被政策所吸引，那么他的学术就不那么值得被信任、被倡导”。一些学者认为实践或应用研究是有污点或有偏见的。然而，所有的研究都有一个“议程”——有些议程比其他议程更明确。此外，以促成实际生活变化为目标的研究并不比以建立理论为目的的研究更主观。
最后是方法贡献(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例如，这方面的贡献可能来自于对一个概念的质性研究，而这个概念以前只被定量或实验性地研究过。或者人们可以在一些方法中表现出更大的创造力。
7、合乎伦理
上面讨论的许多做法——如“自我反思性”和“多声部”也是研究伦理的组成部分。然而，伦理不只是一种手段，而构成了质性研究质量本身的普遍目标，尽管是范式。正如Miles和Huberman(1994)所指出的：作为质性研究者，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的行为对于我们正在研究的人、我们的同事和那些资助我们工作的人来说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对(道德)的盲目本身就是不道德的(p. 288)。
正如多种途径导致可信度、共鸣和其他质性质量的标志一样，各种做法也关注质性研究中的伦理，包括程序性伦理、情境性伦理、关系性伦理和退出性伦理。
程序性伦理指的是由较大的组织、机构或管理机构规定的必需的伦理行为。例如，学术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IRB)就包含了程序性伦理，包括诸如不伤害、避免欺骗、知情同意以及确保隐私和保密等任务(Sales & Folkman, 2000)。
情境性伦理指的是对特定情境的合理考虑而产生的伦理实践。这个术语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基督教神学中出现的，它处理“在研究现场出现的不可预测的、往往是微妙的、但在伦理上很重要的时刻”(Ellis, 2007, p.4)。这些责任超越了IRB的审查范围，也超越了“更好”和“不伤害”等戒律。
关系性伦理涉及一种伦理上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研究者注意到他们的性格、行动和对他人的影响。关系伦理与关怀伦理相关，“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以及研究者与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之间的相互尊重、尊严和联系”(Ellis, 2007, p.4)。符合关系性伦理的研究者与参与者是互惠的，研究者不会为了得到一个“伟大的故事”而与他人合作，而是要始终尊重他人，明白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并学会那些田野中的被研究者如何教导研究者人类是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作用的。
退出性伦理超越了资料收集阶段，它考虑的是研究者如何离开田野现场、如何分享后续的研究结果。当然，研究人员永远无法完全控制他们的研究将如何被阅读、理解和使用。然而，他们可以考虑如何最好地展示研究，以避免不公正或意外的后果。研究人员不应该把窥视性的丑闻与好故事混为一谈，不能因为追求“准确性”或“真理”而不理会参与者因为被误导或欺骗而产生的愤怒情绪。尽管并非研究者本意，但是贫穷的、被侮辱的、被虐待或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的故事可能会进一步生产出对这些人的负面描述。Fine和她的同事说，质性研究者在应该在“连字符处说清楚，这意味我们要在著作中审问我们是谁，因为我们共同生产了我们假定要收集的资料，我们预测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将如何接受、扭曲和误读我们的资料。” (Fine et al, p. 127)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可以发表一个“警告牌”，提醒读者关注研究报告所采用的分析方式可能被误读、误用或滥用的方式。虽然很少看到这样的“警告牌”，但研究人员可以谨慎地呈现研究发现，以避免对可能的受害者的职责和不公正的侵占。
8、有意的一致性
有意的一致性是本文概念化工作的最后一个部分，它指的是(a)实现了研究所陈述的目的；(b)完成了研究所主张的内容；(c)使用了与所主张的理论和范式相匹配的方法和写作表达方式；(d)将所回顾的文献与研究重点、方法和结果慎重地联系起来。
我不是说一项研究不能或不应该是混乱的、令人不安的、意外的、让人震惊的。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框架中的研究可能有意书写不一致的碎片场景，而有意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一项研究不能借用多种研究范式的概念（这就是晶体化分析的关键要素），事实上，有些研究之所以具有创造性或突破性，正是因为它们借用了各种理论或框架来创造新的东西。我是说，保持了一致性的研究者会有意地将他们的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和分析与他们的理论框架和情境目标相互联系起来。例如，如果研究者认为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他们使用现实主义层面上的参与者检定来确定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就没有意义。简而言之，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就要与后续的方法和技艺保持一致性，比如采用参与者反思的方式来检定研究结果。
一个有意保持一致性的研究会利用适合其范式和研究目标的概念。此外，为了做到有意的一致性，研究者应该注意他们的文章表述风格与项目的目标相匹配。如果研究者倡导使用启发式的方法，那么报告就应该用简单的语言来写，并清楚地呈现出实践层面意义——比如用表格或圆点的方式(Tracy & Rivera, 2010)。保持一致性的另一条途径是确保研究能很好地衔接起来。比如，文献回顾要为研究结果定位，研究结果描述的应当是研究问题的答案。最后，研究结论和影响要与文献和资料有意义地相互联系。与此相反，欠缺一致性的研究可能也会有一些研究问题或焦点，但这些问题或焦点重点并不以文献为基础，而似乎是从天而降的。或者，研究结果与结论发现未能与文章开头用来证明研究重要性的学术争论联系起来。
从跟着学、到自己上手、然后即兴创作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评估质性研究质量的八点标准，这些标准为质性研究提供了一套共同的语言和有效的教学指南。它可以帮助我们与那些有权者对话，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会以为质性研究就和一篇好的“故事会”差不多。
本文最有争议的部分也许是为质性研究提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然而，我相信我们不必被认识论或哲学本体论束缚，以至于不能就“好的质性研究”的几个目标达成一致。质性方法论涵盖了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解释学和后结构主义。例如，有人认为“自反性”适用于批判研究，但与此相反，我认为研究者的自反性就和其他优秀的实践一样，可以运用于很多研究范式中来实现“真诚”，它不应该被局限于一个特定的范式里。事实上，某些质性方法论的实践由于其范式而相互隔绝，因此，一个超越范式的共同标准就鼓励学者们反思现有的各种技艺，在发展自我风格的同时，尊重并学习他人的技艺。
当然，理解质性研究的良善之处需要的不仅仅是阅读好的质性研究，我们要在做中学，通过自己的方法实践，代为研究他人的困境，并在此过程中寻求建议，这才是欣赏高质量方法的最佳方式。事实上，质性方法的创造性光芒，就像任何解释性艺术一样，是通过实践而学习的。虽然规则和指南是有帮助的，但如果真的像“八个标准”那么简单粗暴的话，就不会有奇迹，不会有惊喜，因此也不会有天才。此外，尽管“最好的质性研究”是努力的目标，但研究者可能而且的确会落空，走偏，和即兴发挥。例如，优先考虑关系伦理和保护参与者的隐私可能就只能舍弃一个令人回味的、会产生共鸣的故事。注重理论贡献可能需要减少对背景信息的关注。揭示一个不正义的故事可能需要冒着披露受虐待的参与者身份的风险。事实上，身为人类，我们总是不能实现所有的事情，这好像就是上天给我们开的玩笑，关键是要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读者保持诚实。
盖瑞·法恩（Fine, 993)在《民族志的十大谎言》中对质性研究的“缺陷”(underside)作了勇敢的评论。他讨论了研究者如何经常试图用比他们实际情况更亲切、友好、诚实、精确、坦率和公平的幻想来掩盖研究的缺陷。即使有了“八大标准”，我们也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遵守标准的命令。试图强烈地抓住标准清单规行矩步，按图索骥，把它视为清规戒律(而非人类自己创造出的想法)，是妄想、也会让研究者受苦。
好的质性研究就像一块晶体（抑或水晶），它的各个面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目标、需求和愿望，包括研究参与者、学界、社会、普通公众、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Ellingson, 2008)。质性研究者将继续面对这些受众，他们需要理解为何我们的工作是良善的。在展示方法论的优越性时，我们既要顾及他人，也要善待自己。最成功的研究者愿意进行自我批评，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同时也通过对个人福祉的敏锐关注来保持韧性和活力。正如Ellis(2007, p. 23)所指出的，“优秀的质性方法学家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并且寻找美好！”我希望本文的工作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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