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被遗忘的废墟”到“模范村”：解读中国乡村振兴多尺度过程》文章发表于国际期刊Habitat International，2023年第133卷，通讯作者为中科院的陈诚研究员。
原文题目：
From ‘forsaken site’ to ‘model village’: Unraveling the multi-scalar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JCR分区：一区
中科院分区：一区
影响因子：9.7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23.102766
主要内容
内容
农村转型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外生与内生是传统上公认的农村发展的主流范式。文章通过对苏南传统村落地方志的研究，试图引入一种超越发展二分法的新灵丹妙药，分析中国乡村振兴的多尺度、多层级的过程。首先，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农村社区的衰退可以部分归因于地方禀赋与所选择的发展路径之间的不匹配。其次，一条成功的农村发展道路应该是双向的，既要向内动员当地行动者，也要向外部消费者和高层决策者“推销”这片土地。最后，第三方主体倾向于在地方动员的降级过程中充当倡导者和积极分子，在地方营销的升级过程中充当促进者和调解者。这些结果为后续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背景
外生范式认为，国家的作用是培养企业家精神，帮助农村自主发展，而不是直接领导农村发展。随着发展模式从自上而下范式向自下而上范式的转变，农村不再被认为是需要外部援助的落后地区。相反，内生范式认为，不同地区拥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源，可以通过各自不同的途径加以利用。然而，由于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制，有关农村发展的事务通常由村委会而不是国家来处理。因此，自上而下的规划方法很难在中国农村实现与西方同行相同的目标。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等社会福利的长期城乡分割，使得中国传统农村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创新创业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在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下，大多数村民没有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倾向于跟随国家。因此，传统村庄的振兴一直是困扰全国政策制定者的一个持久难题。针对这一背景，文章通过对中国苏南一个山村发展过程为例，寻求一种振兴传统乡村的新灵丹妙药。
研究框架分析
农村现代化的范式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村发展一直被现代化话语所框定。农村现代化和国家“自上而下”的支持作为联合实践出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农村现代化一直围绕着各种国家政策推进，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镇企业的发展、“建设新农村”的目标以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但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实施的大多数国家主导的项目往往忽视了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如教育和健康。支持农业旅游和工业化农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外部资本比当地居民获得更多益处。其次，“来自上级”的规定可能导致农村家庭的流离失所和权益的剥夺，然而，安置的复杂性和话语战术的时间性，这种情况被隐藏和归化了。第三， 由于“自上而下”规划过程存在问题，对当地条件的关注有限，增加了“千篇一律”村庄建设的流行。
“自下而上”城市化的概念则认为广泛的公共政策和规划举措是必要的，但最终大多数社区的成功将更多地取决于当地居民的行动和承诺。基于这些论点，学者们进一步发展了“自下而上”的倡议，强调其充满活力和对地点敏感的性质。其植根于法律上的禀赋，具有自发生长和自我生成的内涵，被认为有利于内生资源的资本化，符合“因地制宜”的规划原则。但它也被认为是不平等、混乱、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的根源，也威胁着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干预或有意的规划，村庄将为无法规划或管理自身的转型。“自下而上”的战略伴随着一些“自上而下”的要素，有助于顺利推进农村结构调整。“自下而上”的举措与国家政策和区域计划相一致的必要性。
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范式都对农村转型的轨迹产生了相当大的见解。前者认为农村发展是现代化从城市向农村的扩散，后者则设想了一个差异化的农村，它拥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源，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加以利用。然而，两派学者在描述中国农村的快速转型时都倾向于使用单一的隐喻，这不足以理解日益多样化和复杂的现实。因此文章脱离了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二分法，而是采用多层级方法来探究不同行动者在各种状态过程中的行为、关系和影响。因此，关键在于理解中央-地方(特别是农村基层)的动态，以及跨尺度的多个主体在中国农村转型中的反应。
为了避免陷入分析失灵的二元论，我们在此将乡村转型描述为“农村的发展”依赖于来自农村地区内外的行动者和资源网络的建设和动员，并认为乡村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上方和中间层面的资源与当地资产相互作用的组合。利用重参数化方法，一方面，乡村振兴要求将国家战略下放到集体/地方具体措施中，另一方面要求从典型试点推广到国家/地区层面的试点。在这个过程中，社区赋权、村民参与、来自上级的支持以及第三方主体的帮助，都是促进农村振兴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自上而下/降级尺度的视角来看，乡村振兴的兴起可以被视为国家空间选择性导向在乡村地区的结果，以克服传统的以城市为先的长期发展制度带来的乡村衰退危机。虽然全国性范围的振兴运动是国家层级作出的战略决定，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干部扭曲规则的结果。因此，被地方认可在内的地方举措对农村的转型至关重要。再向下一层级看，村委会/社区的能力和组织被确定为促进地方驱动发展的关键因素。村民赋权被认为具有内在的工具性价值，是乡村能力建设和地方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信息和知识赋权，村民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农村和周围环境的信息，这对于重新定义当地看法观念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制度和技术赋权通常被理解为提高社区能力和促进当地参与的关键。在实践中，只有在第三方机构主体的帮助下，这些信息才能很好地传递给基层，并被基层理解，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从自下而上/向上扩展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线性轨迹——从本层级到其他层级，或从试点到推广，这个规范框架的扩展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特别是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缺失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地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不信任。因此，在农村地区的选址方面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往往不相信农村社区(尤其是在不太受青睐的地区)进行试验的能力。在此背景下，与上述的降级尺度过程类似，第三方机构主体的帮助有助于调解跨空间尺度的关系和基层创新，这也是获得地方认可和获得上级政府更多支持的关键。也就是说，自下而上的试点和自上而下的支持都不一定能成功。双方的匹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方机构的宣传和倡导。
案例回顾
文章以江苏省句容市陈庄为例进行研究。在中国沿海城市化程度最高的苏南地区，陈庄是少数几个仍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社区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村庄经历了明显的衰落，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当地经济萎缩，由于城市化的诱惑，年轻人越来越想向城镇迁移。因此，根据《句容市城乡布局总体规划(2006-2020年)》，陈庄作为一个正在衰落的自然村，计划被拆除并搬迁到安置点。幸运的是，中国科学院(CAS)在2014年资助了一个关注长江三角洲(YRD)村庄转型发展的项目。陈庄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村庄，很可能是全国广大农村地区许多类似村庄的代表，所以被选为项目区之一。此后，陈庄在中科院科研团队的帮助下开始走上转型之路。
研究结果与讨论
研究结果
基于上述概念框架，文章的结果主要解答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传统的农村现代化范式在陈庄失败了？在新范式下，陈庄如何向省级试点转型？在探究过程中，文章关注不同层次涉众的策略及其行为逻辑，以及多层级传导过程。
1.旧道路的失败:现代化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科学原因
根据实地调查，2014年之前陈庄的衰退可能归因于当地禀赋与所选发展路径之间的不匹配。通常，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研究人员倾向于将区域发展视为合理利用资源的过程。因此，农村发展应与独特的资源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以农村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本应通过提高农业效率来增加家庭收入，然后阻止外来移民。然而，陈庄的物理性质很难支持农村工业化进程。因此，超过三分之一的村民（其中大多数是年轻和健康的）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寻找报酬更高的工作。
除了农业和经济现代化，地方当局还热衷于农村的基础建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制定的“建设新农村”战略推动的。通过将工业社会作为农村发展的基准，为了在绩效考核中脱颖而出，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漂亮皮肤”建设农村来取悦上级政府。然而，当局更愿意解决的不是村民的问题，村民所关心的也并不是地方政府的优先议程。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国家支持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地方需求与政府供给的不匹配。例如政府总是热衷于修路和粉刷墙壁。但村民不需要这种“威望工程”和“面子工程”。不管这个村庄多么美丽，村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是没有意义的。
2.地方动员:村民参与和社区赋权
农村内生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前提，需要地方自主、创新、创业。随着青壮年的外流，陈庄剩余村民大多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除了务农之外，往往不具备自主创业的能力，甚至对创业毫无概念。相反，他们更喜欢货币补偿式的搬迁，有着对“现代化”拆迁和搬迁的路径依赖。因此，作为村民意识觉醒和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增强村民权能是CAS团队的首要任务。社区赋权的核心是让农户参与农村发展全过程和决策权的再分配，以及知识信息的扩散和技术的植入。
在实践中，中科院考察组成员走访了陈庄几乎所有的家庭，了解他们对乡村转型的真实看法。并邀请当地村民参与村内及周边的田野调查(如历史考察、生态考察等)。通过这种公众参与的方式，村民们更新了他们的认知，重新思考了家乡曾经被忽视的价值，改变了他们“城市比农村好”的陈旧观念，摆脱了对“现代化”拆迁和搬迁的依赖。
对乡村价值的重新思考是乡村转型的必要条件，也是乡村转型的不充分条件。乡村振兴需要将必要资产重新配置为支撑转型的配置。因此，中科院团队继续进行知识扩散和技术植入。团队成员考虑到小农经济的性质，在村庄和周边的实地工作的基础上，变革自然耕作的方式，并开设了课程对村民进行培训。在过去的几年里，团队一共开设了69节课，内容涉及有机堆肥、原生微生物培养、田野管理、导游和场所营销管理等。
3.地方认可:从自发实践到官方支持
在外来专业人员的帮助下，陈庄村民的认知能力和技术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为调动地方机构促进村庄的振兴提供了可能。但是，自下而上自发实践的推广和推广仍然需要得到地方当局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农村转型的过程和条件通常是由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和自上而下的规划所引导的。然而，陈庄一直被当地政府视为美丽乡村蓝图中的一个污点，在2006年该市总体规划中被计划拆除。由于陈庄不受欢迎，当地政府一直对村民的能力缺乏信任。因此中科院的专家也扮演了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一方面，CAS团队开始游说句容市政府和陈庄村村委会，在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交流中宣传改造方案和他们的科学观点。另一方面，团队选择了三户家庭作为模式，采用自然耕作的方法进行改造。此外，团队成员还通过建立微信团购群、私人活动宣传等方式，帮助这些模范家庭建立天然农产品的市场渠道等。看到上述变化，地方当局意识到CAS团队提出的改造方案可能是可行的，并开始通过支持村民与他们合作。来自下层的自发实践正逐渐成为官方支持的振兴举措。
4. 地方营销: 地方倡议的升级和新层级的产生
为了适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和发展机会，句容市和市政管理局开始与中科院团队合作，积极推广陈庄的转型经验。许多省市的政治领导人被地方政府邀请到陈庄，陈庄的转型实践也曾被《新华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这些推广和营销举措的一个自然结果是，随着人们对陈庄的关注和投资的增加，村庄的规模不断扩大。陈庄的改造从地方实践走向省级示范工程和国家工程层面。更重要的是，“陈庄模式”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此外，在中科院团队的引荐下，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加入了陈庄乡村改造工作中，极大地促进了复兴路径的探索。
2018年5月，陈庄被选为“乡村田园特色乡村”省级试点，并获得200万元资金支持其集体经济发展。陈庄从一个“被遗忘的地方”到一个“模范村”的转变完全完成。自然生态和栖息地景观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另据估计，村民月收入超过2.5万元，超过2014年全年收入的60%。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村庄，从事乡村振兴工作，振兴村庄。
讨论
通过文章中陈庄乡村振兴案例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的乡村转型既不能被认为是国家选择的结果，也不能仅仅归功于自下而上的地方创造。相反，作为一个政治进程，它是由两方面的不断调整决定的。一方面，传统村落的成员个体或集体通过赋权变得知识渊博、目标明确、积极主动，从而支持或领导振兴举措。另一方面，地方干部在外部精英的帮助下进行多尺度、跨层级的“推销”，使村庄以田园牧风的面貌重新成为省级特色乡村试点，并进入高层政治家的视野。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应该超越外生(自上而下)和内生(自下而上)发展的双重范式，引入政治多层级议程，将农村转型的内生潜力与外生动力协调起来，并将社会-政治重新联系作为振兴的引擎。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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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土地管理与城乡发展广波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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