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1921—2021年），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
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两者虽然都可以用“历史哲学”一词来概括，但大抵前者即相当于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而后者则相当于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
我们通常说的“一部中国史”，可以是指中国过去所发生过的种种事件，也可以是指对这些事件的阐述和解说。史实并不等于我们对史实的理解。事实本身并不能自行给出理解，否则的话就没有进行任何历史学研究的必要了。我们可以认为有如此这般的事件发生过，它就是历史。这个历史是客观存在着的；但我们对这个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则是仅只能在我们的思想之中进行的，它本身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如果说史实作为材料乃是客观给定的，那么有关它的理论，或者说其中的道理，归根到底都是我们思想构造出来的产物。它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而是我们思想劳动的结果。
有人认为我们的思想就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它即使没有完全地、精确地反映客观的真实，至少也是不断地在趋近于那个真实。那个真实我们习惯上就称之为“真理”。不过，这就要涉及到一部例如《真理论》之类的煌煌巨著了。就目前和我们这里的主题有关的而论，这里只想明确一点，即：所谓的真理并没有一种客观意义上的定位。真理不是北极。如果你是走向北极，你可以向北走，走到了某一点，你就可以说：瞧，这就是北极，再走任何一步就都是脱离了北极而在朝南走了。但是，我们大概永远都不能说：瞧，这就是真理，你再多走一步就背离真理了。人们的认识永远是在前进的，是一个永远无休止的积累历程，它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而不再前进。它永远都在脱离它原来所已经达到的那一点，不断地在超过它自己，有时候甚至于是革命式的超越，革命性地推翻原来的体系，另起炉灶。这种情形就连最严谨的自然科学也不例外。
能说我们的认识尽管目前还没有完全精确地反映真理，但却不断地在趋近真理吗？北极，你可以确切地知道它在哪里，你可以确切地给它定位；因此你虽然还没有走到北极，却可以知道你是在不断地趋近于北极。但真理不像北极，我们无法给它定位，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资格指着某一点说：瞧，这就是真理，再多起一步就是背离它了。如果我们无法肯定这一点是在哪里的话，我们又根据什么来肯定我们是在不断地趋近于这一点呢了。
我们历史认识的进步或改变，是受到三个方面条件的制约的。正由于这三方面条件本身都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所以历史学本身也就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而不可能是一旦达到某一点就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三个方面的条件如下：一是新材料的发见。这一点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无待多说。二是已往的历史事实并非就已经死去了。它们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在起作用。我们往往要根据它们的后来的效果去理解和评论它们。历史是个不断的长流，已往的史实（例如孔子）对后来直迄今天和今后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断在变化着的，从而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看法也就随之而变。盖棺并不能就论定。三是历史学家作为已往历史事件的解说者，要受其本人思想意识的制约。一个历史学家永远不可能超出它自己的思想水平之上和感受能力之外去理解历史。
或者说，一个历史学者之理解历史，要取决于他自己的水平和能力。犹忆自己作学生时，姚从吾先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总是要我们读《资治通鉴》，我读起来总觉得满书不是老子杀儿子，就是儿子杀老子，毫无趣味可言，远不如看那些缠绵悱恻的小说令人销魂。只是后来自己年龄大了些，生活经验也多了些，才愈来愈感觉到看什么小说都不如看《资治通鉴》那么真实感人，它比什么小说都更加引人入胜。世上没有人能掌握全部知识的奥妙，历史学家不是万能，无法掌握历史的全部真实，何况人类知识又是不断进步、永无止境的。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的灵心善感都够如此的广博而又深切，足以领会全部的人类思想感情。历史终究是人创造出来的，不能领会前人的思想感情（如老子杀儿子，儿子杀老子之类），那么最多只能说是他知道了（Kennen）历史事实，但不能说是理解了或懂得了（Wissen）历史。
史料或事实本身并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历史学家所悬之为鹄的历史构图。历史学家心目之中的历史乃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幅历史构图，而这幅图画最后是由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想象所构造出来的。如果同样的史料或史实就自行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只要根据一致同意的史料，历史学家就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了。史实本身也不能自行给出任何理论来，理论总归是人的思想的产品。历史事件之作为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别，但是历史学作为对史实的理解和阐释则有高下之别，它是以史家本人思想与感受能力的水平为转移的。因此，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根据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各种史料都是砖瓦，建立起来一座已往历史的大厦的，则有待于历史学家这位建筑师心目之中所构思的蓝图。那是它思想劳动的成果，而不是所谓的事实在他心目之中现成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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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科学吗？大概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会显得是多余的。因为多年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也许可以称之为唯科学观点，即一切都应该以科学性为其唯一的准则，一切论断都须从科学出发，并且以科学为唯一的归宿。只要一旦被宣布为“不科学”，这条罪状就足以把一切理论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历史学仿佛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是科学，完全地而又彻底地（正有如柏里所声称的“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
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历史学比科学既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历史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因为是科学的，所以它不是反科学的；又因为它是非科学的，所以它就不是、或不完全是科学的。恰好是这两个方面的合成，才成其为历史学。凡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或应该成为科学的人，于此都可以说是未达一间，正如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所表现的那样。尤其是，有些史家虽然号称高擎历史学的科学性这面旗帜却没有认真朝着科学性的方向迈步。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观点和方法，我国史学界不但很少有人问津，甚至于显得是不屑一顾。例如，定量化是每一种科学的必由之径，可是它在我国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尚未真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还谈不到有什么重大成果为史学界所普遍重视。正如在物质生活史的层次上，我国史学界对自然科学的大多数观点和方法是绝缘的；在精神生活史的层次上，我国史学界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大多数观点和方法也大抵是同样地绝缘。
历史乃是自由人所创造的自由事业，不是大自然先天就规定好了非如此不可的必然。否则的话，人们的“决心”、“努力”、“奋斗”、“争取”之类，就变成毫无意义的空话了。人既然是历史的主人，是所谓“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动（即历史）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已往的历史研究大多只限于表层的记叙，只把历史现象归结为某些抽象的词句或概念，就此止步。但历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灵，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体现，历史研究最后总需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幽微，才可能中肯。一个对艺术缺乏感受力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艺术。但是不理解一个时代的艺术，又怎么有可能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呢？一个对权力欲盲然无知的人，大概也不大可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专制帝王以至现代大独裁者的心态。他尽管知道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屠杀了多少万人，但是他还需要能充分解释（理解）何以法西斯对于异己的人们怀有那么大的仇恨（并且还煽动了那么多的德国人）？历史学家当然不需要亲自去体验那种生活，何况亲自体验历史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必须有能力领会那种精神的实质，而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
多年来史学界虽然也研究过不少历史人物，但超越概念而论及他们具体的心灵活动的，仍然十分罕见。对历史学家而言，看来理论思想的深度和心灵体会的广度要比史料的积累来得更为重要的多。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的乃是历史学家的灵魂能力（Selensvermögen）。对历史的理解是以历史学者对人生的理解为其基础的。或者说对人生的理解，乃是对历史理解的前提。对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对历史有多少理解。对于人生一无所知的人，对于历史也会一无所知；虽说他可以复述许多辞句，但是历史学乃是一种理解，而决不是以寻章摘句为尽其能事的。
史料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理解则不断在变，因为他的思想认识不断在变。历史事实是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布鲁塔斯刺死了恺撒，一旦发生了这桩事，就永远都是如此，永远是布鲁塔斯刺死了恺撒，而不是恺撒刺死了布鲁塔斯。但是对于它的理解却永远都在变化。例如，布鲁塔斯是个反专制独裁的共和主义者，抑或是个背叛者和阴谋家？恺撒是个伟大的领袖和君主，抑或是个野心家和大独裁者？这里，历史学本身就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的理解或诠释。历史学工在如下的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客观的和不变的，即大家可以对它有一致的认识（例如，是布鲁塔斯刺死了恺撒）。但历史学也是客观的和不变的吗？我们对史实的理解和诠释，乃是我们的思想对历史学I所给定的数据加工炮制出来的成品，它是随着我们的思想的改变而改变的。假如它也像是历史学那样地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那么他就不会因时、因人而异了。在这种意义上，它是思想的产物，而并没有客观的现实性。然而历史学之成其为历史学，却全有待于历史学给它以生命。没有这个历史理性的重建，则历史只不过是历史学所留给我们的一堆没有生命的数据而已。
历史学也包含有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它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认同于艺术、从而有别于科学的东西，或者不妨说是某种有似于直觉的洞察力的能力。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是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没有科学性就没有学术纪律可言，它也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但是仅仅有科学性，还不能使它就成其为历史学。历史学的世界是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统一体。我们对外在世界（客观存在）的认识需要科学，我们对内在世界（主观存在）的认识还需要有科学之外的某些东西。这里的“某些东西”，即我们对认识历史所需要的那种心灵体验的敏感性，那实质上有似于艺术的敏感性。我们对外界的认识要凭观察，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还要凭人生的体验，否则就做不到真正的理解。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是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为避免与科学一词相混淆，我们姑称之为学科而不称为科学）的根本分野之一。
科学研究过程的本身，在价值上自始至终都是中立的。科学家作为人可以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但他的价值观并不渗入到研究过程里去。而历史研究的性质却与此不同。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学I的研究时，在价值上也是中立的，这一点和科学并无不同，因为这时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科学的工作。例如考订一件古物的年代，那推理方式和操作方法，其性质就完全是科学的。然而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即历史学时，那情形便不同了。这后一种工作就需要历史学家以自己的心灵去捕捉历史的精神，正如有的诗人是以自己的心灵去拥抱世界。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历史学家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这时候对前言往事的理解，其深度和广度大抵上就要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对人生体会的深度和广度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有在思想或感情上一定要同意或同情古人的思想或感情，但是他必须理解他们。历史学家是以自己的心灵境界在拥抱世界和人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家对过去所构思出来的那幅历史图象，乃是他自己思想的外烁。如果他是积极进取的，他所描绘的历史图象也必然是美妙动人的，如果他是消极悲观的，则他所描绘的历史图象也必然是阴暗惨淡的。
史家治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是认识史料，即上面所说的历史学I。这方面的操作程序是纯科学的，或者说是完全科学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确认史料之后，还必须对它做出解释，这个工作是理解的工作，仅仅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的理想或精神贯彻始终。人文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固然是古已有之，但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本身就构成历史和历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甚至于是历史精神的核心。科学不能自行给出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它虽然不是科学，但是没有它，科学就无所附丽，就失去了依托。
此外，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而外的第三个方面，便是史家对人性的探微。人性探微自然也是古已有之，然而，只是到了近代哲人们的手里，它才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才知道原来人性里面还有那么多幽微的丘壑和阴影。这种探讨有一部分和科学（如心理科学）重叠，但大部分却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以上三个方面的综合就构成为近代的历史学和史学思想。而每一个方面如果没有结合其他两方面，都不足以单独支撑起近代史学的大厦。我们正是凭籍它们，才能分析和掌握过去的历史，而且正是因此，我们的理解才能不断前进。
文章源于《史学理论研究》，1996,(02)。转自：明德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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