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良早 | 评学术界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
俞良早◆文
关于马克思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思想的研究，学术界有人认定马克思提出了俄国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但他们的论述过程以及论据不足以支持他们提出的观点。有人在此问题上持谨慎意见，但论述过程也有不妥之处。笔者以为，当前要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发掘下述宝贵思想：东方社会发展不必照搬西欧的途径；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东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营方式；国家必须给农民经济以正常的发展条件；东西方社会在互相促进的过程中实现发展。
——俞良早
长期以来，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和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国内学术界一直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思想的研究。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主题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属于人类社会历史“五阶段论”中的哪一阶段，即它属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也就是说，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上述几种社会形态中的某一种社会形态对位和定位，并产生了许多相异的观点。这个时期，人们未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有学者在回顾中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讨论后提出：“上述1920—1980年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与争论的历史，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理论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的回顾中不难看出，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的局限，参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的人，一般都缺乏‘东方学’的理论自觉，未能从东方学、东方社会理论的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这个论断是对中国学术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中肯的、有见地的评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形成和提出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概念，围绕着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展开了多方位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冯钢《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马克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谢霖《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江丹林 《马克思的晚年反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北京出版社 1992 年 版），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朱坚劲《东方社会往何处去——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江丹林《东方复兴之路——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陈海燕《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赵家祥、丰子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王聚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沉思》（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俞良早《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陈国新《东方民族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俞良早《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俞良早《经典作家东方学说的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谢霖、谢静静《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俞良早、徐芹《经典作家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和基本理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许开轶等《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涂成林《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
除上述著作外，学术论文也有很多。笔者撰写此稿时，在中国知网以“东方社会理论”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论文及综述等318篇。这应是不完全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怀有浓厚兴趣，对于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抱有真诚拥护的情感，且执着于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事业。
笔者于2020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东方社会发展重要文献整理和研究”，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也需要对学术界已有研究进行梳理。这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直接动因。然而，限于论文篇幅，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对上述著作和论文观点作逐一介绍和评论，只能选取其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研究并阐述自己的看法。笔者以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观点莫过于关于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观点。
一、关于肯定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观点
（一）必须弄清楚跨越的“彼岸”
在正式研究和评论这个观点之前，要指明的是，国内学术界在论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时，均有一个误区：人们对于“跨越”的“彼岸”不甚清楚，或者根本上是错误的。所谓“跨越”，也就是前进过程中超常规的一大步。将“跨越”用于东方社会由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过程，是指前进的过程中跳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或者说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而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前进过程中，“此岸”是清楚的，即东方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在此问题上，不会有认识的误区，不会有意见分歧。关于“彼岸”，自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即“跨越”的目的地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问题出现了：作为“彼岸”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抑或是当前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很大的差别。根据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自然是全体社会成员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没有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即没有官僚、常备军、警察和法庭等特殊的武装力量。这样的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对此，中国学术界早已达成共识，以致它成为一个常识性问题。可是，由于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尚未来到人世间，人们容易忽略它。当人们提及社会主义社会时，如人们提出早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落后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还有城乡差别和阶级差别，还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国家和国家机器。这是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的事实。不可否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同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较，条件和标准大大地降低了。但它适合苏联的国情，适合人民实践的能力和水平。它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人们在研究和阐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时，心目中的“彼岸”应该是和必须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即上述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在肯定马克思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时，必须肯定马克思设想的“彼岸”是能够到达的。或者说，人们必须肯定东方社会，即东方某一国或某几国可以建成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社会。肯定马克思关于“跨越”的设想，需要肯定马克思设想中的“彼岸”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实现。这样的研究过程或者研究程式，才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
可是实际上，人们在研究和论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时，心目中的“彼岸”往往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们的意识中，苏联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等于苏联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苏联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等于苏联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东方其他一些国家，如中国、越南等也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等于这些国家也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替代马克思设想中的“彼岸”，是非科学的。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关于“跨越”的思想嫁接在一起，用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证明马克思“跨越”思想的科学性，用马克思的“跨越”思想来论证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马克思根本不可能预想到自己的思想将会结出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之果。
需要指出，笔者从不否认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在笔者以前出版的几本著作中，都有较大篇幅论述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笔者只是认为，在研究和论述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时，以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替代马克思设想中的“彼岸”，以为实现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就等于完成了“跨越”，是认识上的误区。肯定马克思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思想的人，多半是有这种认识误区的。
（二）关于张奎良教授的论文
在肯定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研究成果中，有较大影响的是张奎良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下文简称《东方理论》）；和《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再反思》（发表于《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下文简称《理论反思》）。
张奎良《东方理论》一文认为，关于马克思形成和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有如下论述：
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虽然意识到俄国国内有的革命家宣扬俄国发展的特殊论，但他并未认同。
在马克思心目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世界历史”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任何国家都不能例外，俄国也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世界历史”的道路。……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强化和明朗起来。马克思是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终生都对欧洲革命抱有热切的期待。1848年革命曾使马克思激动不已，他曾预言革命高潮将会很快到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马克思希望它能对欧洲革命有所推动，但事与愿违，巴黎公社以后，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更加严酷。马克思对革命的预想经过多次的波折以后，逐渐把理想和现实统一起来.努力客观地、冷静地估计形势，分析环境。马克思看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迅速增长，政治相对稳定，社会主义革命在短时期内难以胜利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进一步研究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前景时，便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国家的实践之内。形势促使马克思改变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俄国这个东方社会的国家，可以避开资本主义前途，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
为此，马克思首先在理论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普遍意义，他在给俄国 《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和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一再说，《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他表示：“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对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以及引起的资本主义发展是抱否定态度的。
马克思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再一次表明了上述看法。他认为，正因为俄国村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写道：“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套交换机构 （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在马克思看来，1861年的改革不应消灭村社，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放在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如果农民交纳的赎金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臆测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马克思认为，“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与资本主义相比，公社在各方面都好得多。马克思说：“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马克思的结论是：“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俄国村社土地公有制及其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特点的分析，得出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1882年，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 俄文版序言中，又进一步申明了上述看法，他写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个新设想在理论上带来的震动和冲击是巨大的、惊人的，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对自己先前学说的一系列反思和突破。
以上论述，完整地抄录于张奎良《东方理论》一文（笔者根据2012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对该文中的引文作了校正）。在该文看来，以上论述过程证明马克思形成和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笔者认真研读该文，特别是认真地研读以上几个自然段的内容，对于马克思是否形成和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或者说对于以上几个自然段提出的结论是否能够成立，有些疑问。
1.《东方理论》有没有陷入“彼岸”认识的误区
《东方理论》一文肯定马克思提出了“跨越”的思想，那么“跨越”的“彼岸”是哪里？是马克思设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理想社会吗？显然不是。马克思不会设想，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或者东方社会，在西方国家尚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情况下，可以奇异般地飞跃，在东方建立起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没有国家和国家机器的社会。不仅马克思不会这样设想，张奎良教授可能也不会这样设想。该文所谓“跨越”，其“彼岸”只能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俄国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俄国（苏联）已经实现了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该文看到了这个事实，不自觉地陷入了“彼岸”认识的误区，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成了马克思著作中“跨越”的“彼岸”。如果该文没有陷入“彼岸”的认识误区，而认为“彼岸”是马克思设想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它就陷入了“空想主义”。
2.《东方理论》在论证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时，有没有将马克思视为一名主观主义者
以上抄录的《东方理论》第二段引文提出：马克思是个充满革命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终生都对欧洲革命抱有热切的期待，但事与愿违，巴黎公社以后，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更加严酷。马克思看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迅速增长，政治相对稳定，社会主义革命在短时期内难以胜利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进一步研究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前景时，便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国家的实践之内。形势促使马克思改变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他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俄国这个东方社会的国家，可以避开资本主义前途，在村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这里的意思是，由于马克思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由于“他终生都对欧洲革命抱有热切的期待”，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短时期内难以胜利实现”，他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东方——引者注） 国家的实践之内”，“形势促使马克思改变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笔者以为，这样看问题和认识问题恐有不妥。如果说马克思确实提出了俄国或东方社会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的话，那应该是他看到俄国或东方社会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条件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短时间内难以胜利的“形势”促使他思想转变的结果。显然，形势的变化会促使人们看问题的视角发生变化，这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人们在产生新的视角时，必须对新视角涵盖的事物形成正确的认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判定新视角上事物的性质以及它演进的趋向。以上援引的《东方理论》一文中的这个自然段，在未具体研究当时俄国国情以及马克思对俄国国情有怎样认识时，断言形势变化促使马克思“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国家的实践之内”，产生的效果是，马克思是一位主观主义者。他热切盼望社会主义革命，西方不能达到目的，他就指望俄国或东方社会，而不管俄国或东方社会的条件是否具备。而且《东方理论》中说，马克思“将社会主义也置于这些国家的实践之内”。显然，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由某个个人“置于”这里或者“置于”那里的。它是条件成熟的地方必然地爆发和产生的。如果认为马克思可以将社会主义革命“置于”这些国家或那些国家，则是将马克思视为一名主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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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文章作者：俞良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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