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文军 |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付文军◆文
以斗争为生命要素的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和“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同时还回应了工业革命和资本逻辑背景之下反对旧的社会关系和联合的革命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他先后聚焦物质利益、异化劳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分别阐发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又是历史地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精神，在理论上肃清消解、否弃、拒斥革命的误识，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付文军
作为一名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革命家，马克思“一直在革命政治中起着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强大的作用”。马克思不仅亲身参与了革命斗争，还以深邃的社会革命思想指引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然而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革命的专著和文稿，这就使得这一深邃的思想一直处于晦暗的状态之中。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世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基本理路：他不仅竭力“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还力图“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
一、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与要义呈现
生于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以斗争作为其生命要素，并以“革命”作为其思想的主题词。马克思携其革命思想出场，就宣告了他同想象主体的想象革命和经验主义的僵死革命划清了界限。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导，马克思科学地阐发了社会革命的概念、前提与内容等问题，完整而准确地呈现了他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构想。
（一）马克思科学界定了社会革命的概念革命即革旧而出新。
社会革命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导致的新旧社会的交替更迭。这一依照唯物史观而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只完成了对社会革命的粗线条勾勒。回到经典文本之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革命有着精准阐释。
其一，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社会革命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以安德烈·巴斯特利卡为代表的巴枯宁分子极力割裂政治与社会的关联，而大肆鼓吹“放弃政治”的论调。在1871年9月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恩格斯集中火力批判了这一不切实际且有违原则的论断。“现实生活的经验，现存政府不管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或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无论工人愿意与否，都迫使他们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恩格斯借此揭开了这些伪革命家的真面目，并再次重申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问题之间须臾不离的关系——“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强调革命，首先就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即以政治行动作为社会革命的典型表现形式，“二月革命”“三月革命”“六月起义”等就在此之列。同时，这种政治行动并不是奴隶推翻奴隶主、农民推翻地主的阶级斗争，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革命和“工人的政治”。也就是说，作为最高级政治行动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打碎国家机器，将自身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行动。
其二，社会革命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马克思之前的社会革命既是革旧命——打破旧统治和旧的权力体系，又是立新命——确立新的统治和形成新的威慑。马克思所奉行的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即所有的政治国家、阶级服从、社会权威都将在革命之后的未来社会里消失不见，一切社会组织都将单纯地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机械地搬用这一结论而不顾一切地将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一主张罔顾权威消除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行废除社会革命、终止阶级斗争之实。对此，恩格斯声称：“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首先要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和权力威慑来达到巩固革命成果的政治目的。
其三，社会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社会革命是人民的革命，人民通过革命而获得相应的权利、施行相关的理论主张，“人民根据革命提出自己的强烈要求”。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资产阶级要革旧社会之命，就要“靠工人的帮助”，即广大的工人和资产阶级形成反抗旧势力的合力。为了让广大工人能够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火中取栗”，他们给了工人一张“转在资产阶级名下”的“期票”。工人也就将自身的权力交给资产阶级的组织机构，以使其借用这种力量来“违背王权的意志”从而捍卫“人民的利益”。殊不知，纵然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虚与委蛇的资本家也绝不会跟工人讲道义。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那张“期票的支付期限就满了。资产阶级必然要拒付这张期票”。这时候必然会爆发新的、彻底的革命，也就是为了人民利益的革命。这种社会革命即“人民对资产阶级同王权达成协议的抗议”，抗议既是对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反抗，也是对人民权益的伸张。
（二）马克思理性分析了社会革命的前提。
对马克思来说，社会革命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它不是“头脑的激情”，而“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马克思深入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或“有关时代的经济”中，积极探寻社会变革的前提问题。
一方面，工业革命为社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世纪和17世纪在人类社会革命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使人们开始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不仅“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还建立了海外殖民地，推进了贸易进程等。当然，这一时期还为科学和实践的结合即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是人类技术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还是人类社会的一场巨变。从生产力层面来看，工业革命使得工场制向工厂制转变，手工劳动向机器劳动转变，单一劳动向协作劳动转变。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旧有的依附性人身关系得到改变，原本的地主、自耕农、行会师傅、学徒帮工等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少数的资产阶级和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庞大的无产阶级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革命得以爆发的关键所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推进，“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这些由过剩工人所形成的产业后备军既“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又为社会革命提供了有生力量。不仅如此，随着工业的进步和资本的侵蚀，原本在统治阶级中的成员也被整批整批地抛入无产阶级队伍中了。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开始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工业革命还创造了过去一切世代都无法比拟的社会财富，整个社会就犹如魔法一般催生出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换言之，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广大的无产阶级“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
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使得社会革命成为必要并得以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都以资本为尊，资本逻辑即“资产阶级社会里以等价交换为原则、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一种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是该社会的主导逻辑。同样作为一种历史性关系，资本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或者说，“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正是因为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一无所有的自由者就沦为无产者，接受生产资料占有者的雇佣从而成为工人。因为工人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便处于社会底层。而资本家则依托自身掌控的物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这种差距越拉越大，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却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广大的无产者就这样被戴上了“彻底的锁链”，原本由广大无产者所催生的“成倍增长的生产力”逐渐演变成一种异己的强制性力量。当这种异化的力量成为不堪忍受的力量时，它就成了“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随着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及其“力量的壮大”，社会革命势必会发生。可以说，社会革命之所以必需，既是因为无产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来有效地推翻统治阶级，同时也因为无产者唯有在革命中才能抛除附着于他们身上的沉重枷锁以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并“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社会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作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掌握了置资产阶级于死地的“武器”，还是“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然。
（三）马克思全面呈现了社会革命的内容
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革命是建基于社会生产的实质性革命。通过对现实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考察和切身的革命实践经历，马克思科学而全面地呈现了社会革命的基本内容。
一方面，社会革命的实质是为了反对“旧的、过时了的社会关系”的革命行动。按照唯物史观的逻辑，“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更准确地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表明，社会革命要以“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为必要条件，还要以变革旧有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准则。这种复杂生产关系的变革的核心在于所有制关系的更替。恩格斯对此做了精准的判定：“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而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南北战争等无不印证了这一观点。在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革命中，“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又是最为典型的，它发生于生产资料的集中、分工协作的推进和劳动的社会化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之时，它始终“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这种炸毁资本主义外壳的行动，就是淘汰旧有社会关系的革命。更为具体地说，这种关于旧式社会关系的革命实际上就是破除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实践，也就是构建与发展了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运动。
另一方面，社会革命要求以“不断革命”和“联合革命”为策略而完成革命任务。对马克思来说，社会革命既不能“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也不是一场速决战。“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革命必然会遭遇重重阻碍。“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为此，马克思一再告诫共产党人要坚持“不断革命”，不能在斗争中迷失自己，不能对革命有丝毫动摇，更不能中止革命。通过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当然，这种不断的革命也不是单个工人或某片区工人的斗争，而是要依靠工人通过结社而形成的合力来推动并完成。工人的联合是资本社会化生产的必然要求，“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工厂制因协作而汇聚了不同的工种，为了最大化地缩减开支而让这些工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这就为工人之间的联合提供了便利。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无产阶级愈发感受到自己“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淹没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却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洪流中的一滴水而已”。不仅如此，工人阶级还会日渐感受到他们之间“有计划的合作”能够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境况并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八小时工作制就是广大工人通过联合革命取得的胜利果实。在资本生产和革命实践中，“联合为阶级”的工人逐渐意识到“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并逐步在斗争中形成了一股革命和战斗的合力以助推革命任务的顺利完成。这种革命的联合“意味着一种社会连结的发展”，这种行动“既改变了现实，也改变了工人自身”，同时也窥见了“未来社会”。
对革命的无产阶级而言，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如何推动世界的革命化和切实改变现状是马克思社会革命的核心要旨所在。具体到实际行动中，“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二、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基本主张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性实践的社会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一种科学的指导理论的革命思想亦是如此。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在社会革命的实践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得以丰富的，它有一个螺旋上升的逻辑演进过程。
（一）以物质利益为起点的革命：捍卫贫苦群众利益的思索
马克思在社会实践中被锻造成了一个革命家。马克思大学毕业便开始积极投身政治实践并为《莱茵报》撰稿。面对残酷、复杂的社会问题，初入社会的马克思便手持“批判的武器”展开了积极的思考并撰成了针砭时弊的战斗檄文。
一方面，现实政治充分暴露了专制主义的倾向。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强调“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对是否“严肃”和“谦逊”做了纯粹主观的裁定，一切都以官方的说法和许可为准。这样的检查令实际上扼杀了自由，也就沦为“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不仅是书报检查令，其他所有的法令都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化身。针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在社会中的运作模式。诸侯等级、骑士等级和城市等级各就其位，并在议会中表达自身的诉求。在捡枯枝和林木盗窃的法律问题面前，整个国家制度都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国家机构的“灵魂”都为林木占有者的利益所左右。“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直面摩泽尔地区的贫困难题，马克思直指贫困问题与政府管理密切相关，“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这些现实难题所集中反映出的是物质利益的论辩和争斗，它们充分暴露出了物质利益占有者的专制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社会等级制度也呈现出社会关系的紧张。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社会体制并塑造了一种普遍对立的社会场景和普遍紧张的社会关系。一是理性和自由之间的悖论。理性意味着对对象的合乎规律、合乎逻辑的探究，它是精神自由的体现。现实状况却阉割了这种理性的研讨模式，继而阻碍了自由的实现并暴露了“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作为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自由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然礼物”，它理应为每一个人所拥有。而在现实政治中，自由却被解释为少数贵族拥有的特权，他们继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称“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有逻辑次序的体系’的幻想”。二是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森严的等级壁垒中，以诸侯等级和骑士等级为代表的上层等级代表的是私人利益，他们的诉求只是为了维护私人自由和私人财产，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夯实等级制度和巩固等级成果而已；以城市等级和农民等级为代表的下层人士则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他们所捍卫的恰是最广大人民的普遍利益，他们的要求恰是时代的呼声。这种紧张的社会状况在私有社会里会逐渐稳固并扩大。
通过现实体验和理论反思，马克思完成了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颠倒”——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并规定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任务是“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在对国家和法的批判中极力宣称要抵制特权、消灭不公、改善对立，这就是马克思早期捍卫群众利益的政治革命。
（二）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革命：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为求解物质利益的难题，马克思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转向归根究底在于挖掘隐藏在经济深处的本质性关系。只有从哲学转向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才能从“副本”转向“原本”，才能彻底回应人类社会历史之谜。此时的马克思是以劳动为聚焦点来批判性地考察社会现实状况的。
一方面，劳动在塑造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在反制着人类。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劳动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正是通过这种对象化的活动形成了生命与意识。在此意义上，劳动堪称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它“创造了人本身”。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却“转向了相反的道路”——异化。马克思旋即为我们从四个层面剖析了劳动的异化情形。一是由劳动者本身的“物化”所导致的“物的异化”，即劳动成果成为一种不依赖其创造者的力量而与之对立。在此情形中，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劳动不是实现自我而是制约自身。二是生产行为的异化或劳动者的“自我异化”，即“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在强制的劳动中，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是外在的并与之疏离的存在，“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是常规状态。三是彰显人类本质的活动退化成了谋生手段，即自主、自由的活动均被贬低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剥夺了人赖以存在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就剥夺了人的“类生活”及其“现实的类对象性”，如此便造成了“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自然界同人相异化”和人的精神本质同人相异化的局面。四是“人同人相异化”，即“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由是观之，劳动的异化不仅使人不能确认自己的本质，还反过来制约了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使广大劳动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另一方面，在积极扬弃异化劳动的私有制根源中探寻革命的基础。异化劳动所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资本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它所产生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度。私有财产不仅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直接包含着“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此即是说劳动的异化肇源于私有财产制度。异化的逻辑结构就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呈现出来的，异化劳动的灾难性后果也只有在私有制度中才能够长期存在并逐渐恶化。在长期的异化状况中，广大工人只是被当作会劳动的动物，他们是仅仅有着最基本的肉体需求的低贱的“牲畜”。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工人则被安置于流水线上，成为服侍机器的“仆人”，彻彻底底地沦为机器的“附庸”和资本的“傀儡”。原本消失的奴隶制又以“劳动奴隶”的形式回归了。按照自我否定的辩证逻辑，“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整个人类社会的革命之道也蕴藏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过程中，社会革命在私有财产即“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批判性分析中，马克思已自觉不自觉地将革命的基础锚定在现实生产和现实历史之上。在价值预设和现实状况的冲击中，马克思立足于实验和工业并呼吁要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来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涉入经济学的马克思，开启了正确的分析范式和革命道路。
（三）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为线索的革命：改变现存事物的行动
《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则开启了正确的批判程式和革命道路。依照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划分出经济领域、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区分出生产关系，继而将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为生产关系并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唯物史观分析范式，马克思科学地剖析了现实个人及其活动的问题与出路。
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异己力量产生的真实根源。社会历史都是由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在现实社会中，这些由个人所创造形成的交往关系、物质关系却作为一股异己的力量驾驭、管制着主体自身。面对这股管控力量，马克思之前的理论家多是诉诸“神力”来加以解释。通过对现实个人的生产活动的考察，马克思发现历史上存在的分工是造成异化的罪魁祸首，分工是“自由的障碍”和“人类奴役的根源”。分工在促进民族交往、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功不可没，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分工的不同阶段对应着“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之相应的是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部落制、古典公社制、封建等级制和资本私有制都与分工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如此便会造成城市和乡村、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分裂与矛盾。随着分工的发展，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分歧也会加大，共同利益逐渐采用“国家”这一“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而得以存在，整个社会就变为“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就此而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正是在这种分工之中，现实个人的活动之于人自身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压迫、役使和驾驭着人。
另一方面，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必然爆发革命。由分工所造就的大工业大大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也使异化力量得以累积并无限增大。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工业“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当然，在私有制的统治之下，这种生产力和交往手段都只获得了片面发展，且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促进生产的积极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对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要竭力冲破束缚，而这种冲破束缚的行动就是革命。“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这种革命不再是对人类发展前景的理论建构，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承担一切社会重负而得不到喘息之机的无产阶级主导的消灭私有制、改变交往形式（或生产关系）的运动。
依照历史辩证法的原则，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是切中肯綮的。“历史的动力”是革命，而革命又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推动的。要化解这一矛盾和有效展开革命行动，其关键在于革新旧有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变革的核心则在于剥夺“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和“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由此，革命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
（四）以劳动和资本关系为对象的革命：消灭私有制以剥夺剥夺者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时，这种革命的聚焦点就完全转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有鉴于此，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足够清楚地提出了社会革命的要求”。
一方面，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蕴藏着全部革命的动机。作为社会革命的核心，工人为何以及如何参加革命，完全取决于他们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害的程度”。劳资关系这一“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则充分展示了工人受苦受难的现实境遇——“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则要求广大工人持续不断地为资本的运转提供无酬劳动，资本家演变为一个靠吸食工人血汗获取财富的恶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处心积虑地压榨工人以夯实其统治基础的。为此，马克思做了两项突出的工作：一是揭露了工资通过抹除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痕迹的手法塑造了劳有所得的假象。二是通过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分确定了剩余价值率的公式，使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得以量化和直观展现。至此，剥削和压榨不再是工人的道德控诉和抽象表达，而是一串串翔实可靠的数据。工人也更清楚地知晓自身受到的剥削程度，他们日渐消失的阶级意识也就此觉醒。可以说，剥削既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也是劳资关系的真实写照，它才是“社会革命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
另一方面，消灭私有制以完成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工作。资本的运作完全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摆在工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饿死，或者革命”。随着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加之工人力量的逐渐强大，一场社会革命在所难免。工人所选择的革命道路，马克思称之为剥夺剥夺者的行动。归根究底，这种社会革命就是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活动。重建个人所有制，绝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要“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建构“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在这种重建的所有制中，社会占有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个人则占有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聚焦于劳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充分论证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问题。就此而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积极探寻着“一条把工人阶级，进而把全人类从自我创造的种种依赖性中解放出来的道路”。
三、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辩证结构与原则高度
马克思是善用辩证法的大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马克思展开了对社会革命问题的综合性分析。如此，马克思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总体性的社会革命。也正是在对社会革命的辩证阐释中，这一思想的原则与高度也凸显了出来。
（一）社会革命的辩证结构：具备辩证形式的总体性革命
马克思力主的社会革命的对象是资本主义，革资本主义之命并非改变资本主义某一方面、某些成分，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貌而提出的革命要求。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是一种总体性的革命观，它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的统一。
其一，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的统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革命的行动需要革命的理念作为引领。一场场工人运动的失败，一次次证明了革命理念、革命教育的重要性。革命理念不是在头脑中虚构出来的，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生成。“大工业通过它的不断更新的生产革命”，不仅“无情地排挤掉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还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这里其实强调了两点：一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旧有的生产关系为资本关系所替代，旧式思维与文化为资本意识所覆盖；二是大工业的革命性作用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头脑”和关系必然为新的思想和关系所替代。除了思维领域的革命外，马克思更加看重革命的行动，革命“不是思想活动”，“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也正因此，马克思才大力宣扬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革命运动并亲身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革命理念和革命实践之间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它们在揭示社会本质、表达革命诉求和展开革命行动等方面得以实现“越来越内在的统一”。
其二，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对马克思来说，“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革命虽最终必然通向社会革命，但它依然是有限的革命。在马克思的时代，政治革命打倒了“统治者的权力”，实现了将“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将“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即“现实的国家”）的“市民社会的革命”。这种革命是摧毁一切等级制度、行会制度及其特权的行动，但终究只是局限在市民社会范围之内。“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某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这样的革命只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无力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其结果是“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操纵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战果。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有感于政治革命的局限性，马克思提倡一种真正站在人类立场的社会革命，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维度实现全面革命，以实现彻底的解放。
其三，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的统一。经济革命是实质性的革命，任何革命都必然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在有关时代的经济中才能找到革命的深层根据，也只有将人身上的经济束缚、经济强制的脐带割断才能迈出人类解放的第一步。经济领域是革命的诞生地，经济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其现实条件，为之提供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这个由革命发展起来的与工人相对立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中，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经济革命是彻底摧毁旧制度、旧社会经济基础的革命，它通过对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的触及而使无产阶级能够占据统治地位并“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更进一步，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取得“公共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使生产资料摆脱资本的束缚、消除财产的资本属性而使之变为“公共财产”。在此基础上，社会按照计划而有序生产，原本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彻底得到改观，国家的权威也将不复存在。“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可见，经济革命和人类解放是统一的，马克思始终致力于“将一种政治因素引入新的经济科学之中”，继而为人类解放提供经济支援。
其四，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的统一。在马克思的时代，与阶级斗争相伴的还有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民族解放是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只要民族问题未得到解决，就无法“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在讨论波兰问题的时候，恩格斯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中，首先就会碰到“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民族压迫的事实”。可见，身处压迫之中的民族是无力实现革命的，推翻民族压迫就自然地成了“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对那些压迫者来说，情况亦是如此。“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在实行民族压迫的同时，这些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也“在为自身锻造镣铐”，它们自身也卷入了这种不自由的境地。在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治统治之后就要将其迅速“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这样的革命既是民族革命，也是阶级革命。
（二）社会革命的原则高度：坚守历史性原则的人民革命
在人类革命思想史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出类拔萃的。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之上并深刻回应时代之问的科学思想，同时也是站在人类社会的立场之上的“人民革命”思想。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积极回应时代关切、代表人民利益和反映人民呼声的彻底的革命。
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历史性地回应时代之问的科学思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科学性关键在于它准确地抓住并呼应了资本时代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视界里，“时代”不是一个静止、完成性的词，而是一个“被‘理论和实践’双重追问、连接‘历史和未来’的、永不封闭的运动区域”。马克思正是在时代的潮流中深刻阐释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其一，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基于对资本时代的判知而展开的。资本时代是一个暗流涌动、矛盾丛生的时代，经济强制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暴力频仍、血流成河虽然不再是普遍现象，但也并未消逝。面对资本时代所造成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残余势力与新兴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面对无政府主义造成的盲目开发和无计划、无节制扩张的惨局，面对人为物役、死劳动管制活劳动、抽象统治的实际情况，面对日渐频发和严重的经济危机、生存危机、环境危机等问题，马克思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他积极探寻造成上述问题的时代根源——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外壳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时代的痼疾，也是资本时代最大的“软肋”。这一发现也打破了将资本主义视为“坚实结晶体”的成见，从理论上实现了对资本家豢养文丐们关于资本主义形而上学论证的革命。这一发现深刻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的有限性，该社会的基本经济范畴（商品、货币和资本等）以及社会本身都绝不是“先验的或绝对的真理”，它们至多只能作为一种“相对真理”而具有“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意义。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也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提供了理论线索和根据。其二，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也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考察而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始终是唯物、辩证且历史地考察一切存在的，人类社会也就自然地呈现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有机体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也就此展开了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的三级发展序列。资本时代就处于第二序列，它既是对“人的依赖关系”的否定，又是被“自由个性”所再次否定的阶段。人类社会不会停止其运动，而是会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轨迹和规律持续向前。马克思所倡导的革资本主义之命的社会革命，就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必然选择。总之，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顺应时代潮流、回应时代之问的科学思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是站在人类高度的“人民革命”。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是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的革命运动，它是“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是为了人民的革命，是人民自己的革命，这是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高于其他革命思想的关键之处。其一，社会革命虽然是以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这一“社会的超自然怪胎”为打击对象的，但其实质却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在社会中“一贯受到拳打脚踢”的无产阶级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它们自然地肩负起革命的历史重任以真正“实现社会革命”。换言之，广大人民围绕物质利益而展开了声讨剥削和压迫的革命行动，继而摧毁了造成不公社会的经济根基和上层建筑。这种革命不再是为了某一阶层或阶级的私利而展开的行动，而是一种为广大人民争得正当利益的运动。其二，社会革命不再是少数人的革命，而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的活动。以往的社会革命往往都以“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而告终，这样的统治往往都只是“区区少数”的统治。当“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之后，又有另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上台。马克思的社会革命则打破了这一传统，他要求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规模最为庞大、革命性最为坚定、革命动力最充足的无产者，并将其联合成一股反抗、瓦解资本的合力，继而“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其三，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类解放，即“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在资本关系的宰制中，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并不属于人自己，而演变成制约人的异己力量。在长期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人已非人，只是资本增殖的器具而已。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革命就要挽狂澜于既倒，将人从非人的境地中解救出来，找回那些逝去的原本属于他们的自由自觉的关系与和谐美好的世界。“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并非抽象思辨的理论重构，而是“呼唤出社会革命的整体气象”并锻造出真正能够实现社会变革的力量。
在对社会革命的整体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一种立足时代之基、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依靠科学的革命理论将单个人的解放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路向统一起来，将有限的政治革命和彻底的经济革命有效地归入社会革命，将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融于革命实践。这种革命观不仅是对生活世界“理应如此”的价值追求，更是“从理想的价值状态出发批判现实社会并超越现存状况”的现实要求。如此，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构成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生畏、最持久、最精心的一次针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控诉，是针对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支持者、思想家、情愿的与不情愿的工具的，是针对所有将自己生命与这个社会存亡密切挂钩的人的”。当然，这样的社会革命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
四、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作为一名志在改变世界的革命家，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主题”和革命对象。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依旧是两种主要的时代叙事话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纠葛贯穿于时代的发展潮流之中。就此而论，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依然是当下进行社会批判和社会建设的有力武器。
（一）在拨开思想迷雾中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曾几何时，“社会革命”在人们心中是颇具神圣色彩的字眼，它是社会关系的重建、生存境遇的改变和人类灵魂的涤荡。而在现今时代，社会革命却一度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部分人宣称社会革命只是革命年代特定的主旋律和主题词，在如今已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之所以如此判言，主要理据有二：一是资本主义在当代从各个层面均已发生了新变化，原本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逐渐获得了参与决策、终身雇佣和职工持股等多项权力，无产者的诸多诉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当代已无革命的必要；二是和平与发展乃当下世界和社会发展的主题，你死我活的武装革命、政治暴动等已不符合“建设”的时代基调。一时间，“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论”“拒斥革命论”和“否弃革命论”等论调甚嚣尘上。这些论调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暴露了它们的持有者在歪曲、误释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基础上来否定革命的做法。这些论调部分是立场因素使然，部分则是由知识缺陷所致。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革命过时、终结的理据。资本主义的诸多新变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而已，其真实意图在于消解无产者的革命性并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劳资关系的缓和只是假象，二者的根本对立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始终。无产者“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资本主义制度是建基于阶级对立之上的，利润法则是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则。只要资本还存在，其增殖本性就不会泯灭，其增殖的核心要领就不会更改。资本增殖的根本还在于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资本家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购买者必须时刻高扬“买者的权利”，即只要劳动力商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资本家就不会善罢甘休。只要资本主义还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它对工人所产生的“毁灭性的后果”就不会消除，一切社会历史依旧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面对资本主义的洪流，无产者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革命原则和斗争策略。这样，革命工作也就不会过时，亦不会终结。
“建设”的时代基调不是否弃、拒斥革命的因由。“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建设”固然是时代的主基调，但依然需要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并非如常人所自以为熟知的那样完全是武装械斗、血腥战争等暴力冲突，它还包括一些非暴力的形式。在马克思那里，他除了向世人展示了暴力性革命的各种形式，还呈现了诸如商业革命、技术革命、经济革命、哲学革命、宗教革命、土地革命、农业革命、术语革命、化学革命和价值革命等非暴力的革命形式。在现今时代，各个国家和地区围绕市场、资源、劳动力和科学技术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大多以非暴力的形式呈现出来，偶尔也伴随着激烈的暴力斗争。在此境况之下，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运思中，依托这一科学的武器来针砭时弊、化解难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鼓吹否弃革命、拒斥革命的做法完全是有悖历史发展要求、有违时代发展态势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煽动革命情绪、挑唆武装斗争，而是强调要以科学的革命精神、革命态度和革命策略来应对当下的时局。
在此，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精神，充分发挥革命这一“历史的火车头”的作用。“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本质与特点，是其理论光芒的底色，是不可否弃的理论之魂。否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无异于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与特点的改变，告别了革命，无异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告别与游离。”
（二）在新时代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经过不断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迈入新时代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新的时代赋予了新的课题，也出现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然会产生新的革命。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时代依旧要继续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这些重要论述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等领域，深刻地回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什么样的革命以及如何推进革命等一系列事关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现实问题。
着眼党内、心怀人民，持续推进自我革命。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所积攒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百年历程中不断壮大，很重要的一条成功秘诀就在于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既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又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一方面，勇于自我革命，必须“敢于直面问题”并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一部百年中国共产党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革命史。在百年历程中，我们党在净化党内生态、纠正思想误区、加强组织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权力监督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使得我们党经受住了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而发展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勇于自我革命，也要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与使命。理论、历史和实践纷纷证明，“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全党必须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人民视为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力争以优良的作风汇聚人民的力量与智慧共建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就是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来强化党员的思想、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在与现实问题的斗争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锻造过硬的品格，在带领人民的过程中汇聚革命力量和抵挡各种风浪考验，继而克服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系列问题，形成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新时代社会革命领导队伍。
立足国内、兼济天下，稳步推进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沿着马克思所指引的方向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就已明确了进行社会革命是其根本政治目的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也告诉我们“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引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竭力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历史与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我们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正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质量和效益欠佳、创新能力不足、实体经济乏力、虚拟经济膨胀、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一系列问题，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不断推进社会革命，力争在生产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消费革命中取得佳绩。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必须放眼世界，引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更加频繁，已形成了一种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格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危机无法根除、发展鸿沟越拉越大、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笼罩世界，甚至会出现兵戎相见的情况。而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只在于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就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沿着马克思的方向前进，将社会革命扩大到世界范围内，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是同向共进的。在进行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当然，我们也要时刻谨记，“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文章来源：《浙江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
文章作者：付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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