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自《鲜活的资本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6-481页。
《资本论》揭示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将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诞生，经过几百年来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的复杂演绎，终于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表面看来似乎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其实质上乃是全球人类经历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的必然产物，而且在不断克服国内外的资本力量所产生的危机中不断生长，因而并不存在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进行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面临着深层历史困境：既必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会被国际垄断资本边缘化而陷入低水平“中等收入陷阱”。走出这一困境要求当代中国必须走新型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公有制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立国之本，第二阶段则是进行改革开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出场，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包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容与引导民营资本共同发展。两个阶段一脉相承，前者为后者建立了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资本论》的伟大续篇，引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不是封闭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事件的规律，而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经过几百年来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张与演绎，不断转移和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从而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在这些国家无法持续，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诞生。这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终于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世界范围的资本逻辑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最后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这是《资本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续篇，是用当代中国活生生的实践写成的新时代的鲜活的《资本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中心时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一、并非跨越“卡夫丁峡谷”：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以中央大国自居的中国传统社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一次次侵华战争中遭受惨败。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昭示国人：实现现代化以强国富民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由此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切事件都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而要实现现代化，自然想到要在各个方面复制西方文明。最早是“洋务运动”，企图在不改变封建政体的前提下复制西方的“器物文明”。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这一幻想完全破灭。此后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公车上书”，主张复制英国与日本政体，建立“君主立宪制”以实现现代化，然而这场“戊戌变法”仅历103天就寿终正寝。此后于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企图通过推翻封建帝制，复制西式民主政治来实现现代化。然而其带给国人的并非现代化中国，而是军阀割据、列强瓜分的极贫积弱的中国。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主张必须模仿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的“启蒙运动”，对中华民族进行全面的文化启蒙，全盘复制以“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然而带来的却是军阀混战，内乱不已、民贫国弱的中国社会。整个中国近代史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历经各种尝试，终遭失败。那么，这一连串的失败到底是偶然因素所致，还是历史的必然？其根本原因何在？
（一）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按照当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全面复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其理由看来理所当然：既然欧美发达国家是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19世纪的日本、20世纪70、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也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现代化，说明中国只能通过全面复制西方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中国在复制西方制度上的失败只是由于各种偶然事件所致。那么这种判断究竟是否正确？我们需要做实事求是的深入分析。
现代化理论主张，对西方社会的“复制”的基础是 “现代观念复制”，也即将西方“普世价值”观念复制于每个个人的头脑中，这就是所谓“启蒙”。按照这种理论，只要把这些普世价值复制于人脑，那么人们会自动复制出西方民主政治与市场制度，现代化生产力就会自动实现。中国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是以“救亡”为主旨的革命战争“中断了”文化上的“启蒙”。因此今天要实现现代化，其前提是对中国进行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启蒙”进行“补课”。这种“复制论”的幼稚之处在于：它不理解社会“复制”绝非单纯的观念过程，它必须以既往实践所创造的历史结果为前提，同时必须通过改造物质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吮吸大量的自然力才能实现。而这种实践活动必然创造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物质世界——人类生命凝结于其中的物化劳动世界，它构成了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这种物质化的社会关系力量通过物质机制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行为，从而成为决定人们实践活动和历史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因此，现代化进程决非由“观念复制”所决定，而是由作为人类实践产物的客观物质力量所决定。是实践所产生的物质力量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不是“复制的观念”决定社会现实。因此推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客观物质力量并非某种“观念”，而是《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还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由资本扩张所推动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决非简单的“复制”，而是不断吸收人的自然力、物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物质过程，是个不断产生新的矛盾的全球性历史运动。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资本的全球扩张并非简单地在世界各国复制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建立起支撑发达国家繁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如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资本乃是一种物化的社会关系力量，驱动生产要素运转以生产出新的剩余价值。这个扩大再生产过程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本性。剩余价值是超出原有市场体系内部运行价值的新增价值，它必须通过新增的市场容量才能获得买主而得到价值实现。因此，产业资本的扩张必须以市场空间的扩张为前提。而资本追求自身增值的本性与自由竞争的市场压力，使在市场中实现了的剩余价值又必须最大化地转化为资本，由此导致资本的生产系统的扩张。而扩张了的资本生产系统所产生新的剩余价值要转化为资本，必然要求市场进一步的扩张，由此形成“市场体系的扩张——资本生产体系的扩张——市场体系的扩张”的正反馈扩张回路。正是这种深层物质层次的扩张驱动，而不是表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复制”，才是驱动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
也如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资本扩张动力一方面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一方面由于吮吸“自然力”而造成被吮吸者的“贫困积累”，由此形成了“资本积累”与 “贫困积累”的两极对立。这种无止境的竞争性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其不可避免地酿成危机，从而使资本扩张总有一天会达到其边界，此时资本将逐渐失去其扩张条件而无法持续下去，最终走向崩溃。发达国家一次次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已经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至必须用血与火的战争来争夺市场空间，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流通寻找出路。
而资本主义并没有在如此激烈的矛盾中灭亡，反而在20世纪获得巨大发展，并非因为这种内在矛盾自行消失。如果资本主义世界始终局限于发达国家有限的资本扩张空间之内，这个边界早已达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必然已经成为现实。正是资本的全球化为其开拓了新的扩张空间，才使这个危机得到纾缓，生产力得到新的发展：首先，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在其本国实行“消费空间的生产”——建构福利社会与消费社会，从而为本国高端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开辟了新空间；其次，将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制造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在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生产空间的生产”，程度不等地获得了发展机会的同时，支撑发达国家自身的“消费空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容纳的生产力总量由此大大扩展了。而后进国家和地区也就必然融入了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从而社会生产力也获得了程度不等的发展。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资本容量、战略地位、自然禀赋、政策措施各个相同，能够获得的发展空间也就各不相同。其中少数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小型经济体（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获得其能够容纳的较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局部地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甚至达到很高的现代化水平，这并不奇怪。
但是，后发展国家中少数经济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种成功能够被无限制复制——这是因为这种“复制”不是无代价的观念过程，而是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的物化过程，需要大量吮吸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自然力”来实现，由此生产的剩余价值以及作为它的载体的财富则由各国通过国际市场来分割。国际市场表面上是个平等的自由贸易市场，然而各个竞争主体拥有不对称、不平等的地位与实力，造成对全球剩余价值及其财富载体的不平等的分割。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为了缓解其国内资本扩张的内在矛盾，必然减轻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以扩大本国有效需求，由此出现了向福利社会与消费社会发展的趋势。各种政治力量为了在多党竞争中拉拢选票以上台执政，竞相提高福利水平。为此必然制定各种政策，驱使本国的跨国资本通过其掌控的国际品牌网络体系、国际产业链体系、国际金融网络体系和知识产权体系，将从发展中国家吮吸的上述三种“自然力”生产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流入发达国家，由此造成穷国与穷人的上述多重的“贫困积累”：包括经济贫困（低工资与低福利）、生态贫困（污染等生态危机）和人的发展空间的贫困（血汗工厂作业流水线对人的奴役）。正是外围地带的“贫困积累”支撑中心地带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及其高福利。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国际资本主义秩序：“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于是“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导致国际地理空间上的两极化分离：资本积累总体上集中于发达国家，而贫困积累总体上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形成由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与外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际资本主义结构。处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梯级转移结构的边缘地带的经济体，集中了由全球资本扩张所积累的压力。因此，边缘地带资本的扩张能力决定着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结构所能容纳的全球生产力总量。而这些边缘地带的上述三大“自然力”不断被国际资本所吮吸，总有一天会达到贫困的极限，从而丧失其扩张能力，而这正是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极限。这就是说，全部发展中大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小国无可避免地成为这种资本扩张矛盾的国际转移链的最终承受者而陷入“贫困积累”的陷阱之中。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积累一旦达于极限，其资本扩张受阻，那么依靠它支撑的全球资本扩张便会受阻，其流入到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量便会停滞乃至减少，于是资本扩张压力便会通过金融链与产业链回馈到发达国家，引发其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这乃是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与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的深层根源。而发达国家的危机又将导致其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反过来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下降与经济衰退，形成了当代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的正反馈式发展，全球经济状况由此不断恶化。
由此我们得到结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积累的程度形成了对于国际资本体系能够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边界约束条件。在此边界约束条件之下，尽管少数经济体能够利用其特殊机遇而相对成功地实现一定水平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以及大多数中小国家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最终承担者，因而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这些国家如果实行资本主义，即使生产力在“起飞”阶段能够获得高速发展，也会很快因为这种边界条件的约束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必将充当国际资本的内在矛盾的无可替代的转移对象。即便有所发展，也将陷入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系列失败，乃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偶然失误。因此，如果听信现代化理论的轻妄言论，认为中国应当不断沿着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走下去，那么带给中国的将是无止境的失败尝试，带给中国人民的将是无止境的灾难与贫困。
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对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分析，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失败事件背后的必然性。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习近平主席最近也深刻地指出：“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连串失败的事实，证明了这样的科学结论：以复制西方制度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是错误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我们找到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二） 并非跨越“卡夫丁峡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马克思在分析后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指出，“一切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国现代化道路取决于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这正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导致中国现代化遇到了深刻的历史困境：一方面，中国只有进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以继承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一旦以后进弱国身份进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强大的国际资本力量将会使中国处于依附地位，从而成为国际资本内在矛盾压力的最终承担者，由此停留于低水平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如何摆脱这种历史困境？唯一出路是寻找有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型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然而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会遇到一个理论瓶颈：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历史顶点的产物，这就是恩格斯所总结的“两个顶点”：第一是资本积累，从而生产力的社会化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达到顶点，这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条件；二是无产阶级贫困化达到顶点，从而培育出执行这一历史任务的社会力量。处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的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育，国内资本积累远未达到“顶点”。在这种条件下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呢？
如果将一个个国家分离开来考察，当代所有国家都不具备上述条件。当代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社会化可以说已达顶点，但由于实行高福利政策，工人阶级贫困化未达顶点；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贫困化（含生态贫困等）已达顶点，但其生产力发展并未达顶点。因此如果把资本主义看成各国的孤立存在，当代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社会主义诞生的条件。
如果中国是个封闭国家，也同样绝对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社会主义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设想的那样，是一种可以套用到任何国家的理性设计，而是在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中不断生成的新型社会制度。因此，只有当某个社会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无法克服的危机，并且只能由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主义才会发生。因此，如果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没有影响中国，那么那种处于孤立状态的封建主义中国并不具有需要解决的资本主义矛盾，因而绝无可能生成社会主义。把某种人为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强加中国身上，不论这样的社会模式怎样美好，只能是没有实现基础的乌托邦——因为它并非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必然要求，不会被社会所接纳。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与资本主义无关的孤立国家实现所谓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来建立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绝非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给俄罗斯政治活动家查苏利奇复信的草稿中，曾经设想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其决定性条件是“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然而当代中国并非脱离世界体系的孤立国家，而是处于国际资本扩张所生成的世界体系之中。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整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规律的理论，其理论对象并非以国家政权为界，而是资本内在矛盾所及的人类社会总体。在资本主义业已形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是这个体系内在矛盾的产物。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中国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中国国情下的特殊表现，因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由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的规律在中国的特殊表现所决定。如前所述，发达国家通过资本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矛盾，而作为该体系外围地带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的集中地与承担者，因而成为解决这个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突破口。因此，如果仅仅从中国来看，似乎“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是，从全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全球人类经历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而必然产生的结果，不存在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所以社会主义道路乃是世界历史进程对作为后进大国的中国的历史规定。
因此，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使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少数中小型国家能够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条件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仍然能够容纳这些国家的资本扩张。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以及绝大多数中小国家，是不可能通过这条资本主义老路实现现代化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转移到中国，在堵塞了中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迫使中国必须寻求新的解放自己的道路，以解决它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资本主义矛盾，由此“倒逼”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导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由此出现了新型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既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漫长历史进程的突破口。
二、中国现代化的两大历史阶段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能否成功地解决它所面临的上述历史困境，决定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而这个解决之路，取决于作为全球大国的中国以什么样的身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既能充分利用资本力量来发展经济，同时又不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这就决定了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经历两大历史阶段：第一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经济阶段，以确立立国之本；第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功绩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进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以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彼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公有经济更是“一穷二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鼓励发展私人资本，只能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则只能建立起个体农民的小生产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必将自发地发展出雇佣制度，从而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过渡。因此，如果这时的中国加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发展私有资本，只能建立起以私有资本为主体的弱小的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以这样的角色匆忙加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弱小的民营经济只有在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下去，将使中国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转嫁地与国内资本主义矛盾的集中发生地，中国必将沦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附庸国。尽管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繁荣经济，但是在经历了一段经济发展之后，便会陷入“中等（甚至低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前面我们对此已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因此，中国在建国之初并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也不具备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条件。为了创造这样的条件，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首先是对私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长期以来获得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的政治优势，充分发挥了中央集权的大国传统，从而以较低的代价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对农业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体系。其次是在公有制此基础上，用政府政令代替资本来配置资源，按照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产业结构来设计发展计划，以建设国家的现代工业体系。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建设公有制计划经济道路对于后进国家自觉地模仿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建立本国独立的工业化体系是卓有成效的。它避免了资本通过盲目的市场竞争与技术试错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避免盲目生产造成的过剩性危机，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化所走的弯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规定，也是完全正确的历史选择，它取得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果：一是在生产力发展上，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在国防体系建设上，使我国成为拥有“两弹一星”的能够捍卫国家独立的军事强国，三是在生产关系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些基本条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立国之本。更重要的是：在此经济基础上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正因如此，作为后进大国的中国从此具有了最根本的自我保护能力，从而为未来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的赢得了出场资格，为解决上述现代化难题创造了主体条件，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条件。
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行的对城市工商业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正确的战略决策，为新中国的公有制创立了基础。而随后进行的“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严重曲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重大的理论错误。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曲折与错误，其根本原因是背离了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主题——当代中国人民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邓小平同志的伟大的历史功勋，正在于领导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结束了这样的历史错误，回到了这个历史主题，总体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此作出了全面的科学总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确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这是其优越性所在。但是，当一旦对发达国家业已建成的工业化体系的仿效基本完成之后，计划经济的缺点逐步暴露出来——
首先，即便是最科学地制定的计划经济，也具有妨碍科技创新的僵化性：因为它根据已知产业结构的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配置资源，从而把生产力的发展被框定在预先设计的框架之内。由此导致全社会各个生产部门都处于资源紧繃的状态，不可能提供充分的资源来支撑无法预先规划的技术创新。尤其是那些对现行生产力体系缺乏兼容性的革命性、原始性技术创新，会受到预先规定的计划的“排异性反应”。
其次，计划经济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容易产生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等缺陷。由此产生的管理者的主观主义错误，会导致制定不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盲目计划，严重损害社会经济发展，挫伤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我国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计划便是其典型表现。
其三，计划经济具有对全球经济的封闭性，因为政府只能将其经济发展计划限制于其政权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无法使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服从其计划要求，从而将本国经济与他国经济隔离开来。这种封闭性本来是为了摆脱国际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支配，在后进国家现代化进程早期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一旦模仿过程结束之后，它将导致本国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压力而故步自封。本国产业扩张能力封闭于国内，生产力系统也无法从境外获取亟需的资源。因此，计划经济国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较为初级的工业现代化，而无法完成现代化进程。
因此，随着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计划经济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因而需要改革；它的封闭性已经妨碍社会主义国家“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这是计划经济的自我否定，是历史辩证法的现实体现。
这就历史地呼唤社会主义新形式——逐步地在坚持社会主义力量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用市场取代依靠行政权力的计划经济来主导资源配置。这是处于外围地带的后进大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的逻辑。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既往的经验教训，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如下著名判断：“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判断确立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揭开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崭新一页——这就是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实现这种转变的历史过程就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内在矛盾对中国道路的历史规定。
正像计划是用行政权力决定配置资源一样，市场是用货币与资本决定资源配置，二者都是经济手段。改革的实质就是生活资料的货币化和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而开放则是将中国经济融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通过全球资源的市场配置来实现现代化。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能够充分利用资本在竞争中追求自身增值的巨大动力作用，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创新与发展；生活资料的货币化配置的能够激发个人通过市场争取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并且根据人们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市场选择来引导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使生产力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而这一切必须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力量的驾驭之下来进行，否则必须导致前述的资本扩张悖论，使中国陷入资本主义危机之中。因此，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避免资本扩张悖论。
（三） 中国现代化道路：两个历史阶段的辩证统一
从表面现象上看，我们现在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正好相反：计划经济时期在所有制上对工商业和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减少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工商业与农业；在经济手段上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用行政指令代替货币来配置资源；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拒绝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来华投资。而改革开放时期，在所有制上鼓励私有经济发展，对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以吸收私有资本；在经济手段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用市场取代政府来决定资源配置；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扩大开放领域，努力吸引外资。那么这两种相反的政策取向到底谁是谁非？由此发生了争论。有人以计划经济时期为标准而否定改革开放时期，主张应当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另一些人则以改革开放时期为标准而否定计划经济时期，认为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历史错误，提出这样的疑问：建国初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建立公有制经济，今天又反过来发展私营经济，这不是历史的弯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他们看来，既然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取向相反，那么根据逻辑学的“不矛盾律”，这二者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对其是非曲直只能作“二中择一”的选择。
然而这种貌似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它抽去了不同政策的不同历史条件，脱离政策的历史背景来抽象地评论政策本身，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虚无主义。严格地说，这种推理也违背了形式逻辑“同一律”对“同一判断”中对“同一概念”的要求。实际上，判断一项政策是否正确，绝不能脱离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政策本身，而是看该政策是否适合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同历史条件下本来就必须实行不同的政策，同一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与意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的不同政策，归根到底由当时我国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决定，是同一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
如上所述，中国现代化必须克服其面临的历史困境——既要利用资本力量发展生产力和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又要避免在此过程中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的附庸。这就要求我国现代化道路必须选择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且以强大的民族经济力量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实现以我为主的自主包容型现代化道路。而建国初期的我国并不具备建立这样的制度的条件。那时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几乎“一穷二白”，不可能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政府也没有可以使用的经济能力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因而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建立起能够在国民经济中起主体作用的公有制经济，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巩固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此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对农业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体系。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无从建立，无序地发展起来的弱小的私有资本也必然在盲目竞争中发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重复资本主义历史上频繁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 而难以迅速发展。而在建立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经济，用政府政令代替资本来配置资源，按照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产业结构来设计发展计划，建设国家的现代工业体系，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化所走的弯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中国的发展建立了立国之本，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物质基础与制度基础。没有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没有由此建立起的独立自主的公有制生产力体系，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而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我国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于是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在曲折中走上了第二个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具有独立自主的主体资格的身份出场而逐步加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实现自主包容型发展。在此过程中不断用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资本扩张在中国所产生的矛盾，在克服私有资本的弊端的过程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解放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因此，中国道路的伟大所在，中国崛起的奥秘所在，正是通过这两大历史阶段的递进发展，解决了前面所说的我国现代化的历史困境。因此这两大阶段一脉相承，通过历史过程展示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创造了举世公认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奇迹。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２０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乃是站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高瞻远瞩的深刻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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