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丽英 刘同舫 | 马克思早期的“跨越”设想及其现实走向
乔丽英 刘同舫◆文
马克思晚年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共产主义的“跨越”设想，但其早期是否存在“跨越”思想以及思想呈现何处在学界仍有争议。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以德国为样本孕育了“跨越”思想，即德国只有直接跨越“政治革命”进行一场“人的高度”的社会革命才能解放自身。这一思想的提出与德国阶级状况的落后性、哲学的先进性密不可分，阶级状况的落后决定了德国政治革命现实性贫乏，哲学的先进性则为德国“跨越”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马克思对德国“跨越”的设想却因共产主义理论需求不足、历史复辟以及先决条件缺乏等缘由并未真正实现。
——乔丽英 刘同舫
马克思晚年提出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观点在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议：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提出与其早期学说存在矛盾，这一思想似乎否认了人类社会遵循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且资本主义是各国走向社会主义必经阶段的观点；有学者则认为“跨越”思想并不是马克思晚年才有的观点，其在早期文本中已经开始孕育。解决争议的关键在于确定马克思早期是否存在“跨越”思想？如若存在，该思想具体呈现于哪一文本？回应学界关于马克思早期“跨越”思想的相关争议，从而论证这一设想的逻辑必然性，进而分析该设想的现实走向，为全面、深入地把握马克思“跨越”思想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
一、早期“跨越”设想存否辨析
学界对马克思早期是否存在“跨越”思想存有争议，其焦点在于马克思早年是否以同一种思路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认为马克思始终以同一种理路思考人类社会发展问题并进而否定其早期存在“跨越”思想的学者指出，马克思早年坚持《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提出的五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认为资本主义是欧洲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态，也是“前资本主义”国家未来发展的景象。在晚年跨越论提出之前的一段时期内（19世纪40年代中叶至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始终强调资本主义正以“铁的必然性”形塑世界历史。但也有学者否定以上说法，指出在19世纪40年代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以两种思路思考问题：一是资本主义因其驱利本性而迫使其他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诸如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二是“前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世界历史”进程而被卷入普遍竞争之中，导致在这些国家内部也会产生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必等待这一矛盾在这些国家达到激烈的程度才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这些国家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跨越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
针对前者的主要观点——马克思早期并没有设想过“跨越”思想，遵循社会形态理论审视社会历史的发展才是其主要的理论取向。笔者认为，该观点片面聚焦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而相对忽视了“特殊现象”的历史价值。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清算了先前的哲学信仰，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运用这一原理分析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承认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并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指出资产阶级正在重塑整个世界，这一致思理路最终在《资本论》中臻于完善。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是一种带有批判性特质的辩证式肯定，其最终目的在于人的真正解放。当现实条件可以推动某一国家直接跨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状态之时，马克思必将会给与其正面的评价和积极的引导。他在《形态》中就明确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而这种“类似的矛盾”是推动工业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革命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必备条件，马克思对工业不发达国家“类似矛盾”的阐述内在含涉着其晚期“跨越”思想的雏形。
对于后者的主要观点——马克思早期确实存在“跨越”思想，笔者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同。马克思早期确实存在“跨越”思想，且这一思想的最初呈现是《导言》中的相关论述。马克思曾在《导言》中为1843年的德国指明出路：只有跨越政治革命直接进行一场“有原则高度的”社会革命，才能实现德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这里提及的“有原则高度的”社会革命设想与马克思晚年的“跨越”思想具有逻辑相通性，更加具体地来说，《导言》中的社会革命是晚年“跨越”思想的最初的设想。
在《导言》中，马克思在提出德国实现解放的出路之前，认真分析了德国的发展现状。经济上，德国远落后于英法，英法所面临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德国则面临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在英法开始要求消灭垄断的时候，德国才开始发展垄断。政治上，德国仍然是封建等级制，其政治制度是现代政治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相结合的产物。通过分析德国现状，马克思做出如下推论：如果德国进行政治革命，那它追求的不过是英法两国即将抛弃的制度，即英法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陈腐制度却在德国受到热烈欢迎，使得德国仍将处于时代错乱状态。德国怎样才能实现解放？马克思提出疑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给出了肯定回答，“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通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试问中提及的“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意指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社会革命，“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是指已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英法国家，而“人的高度的革命”则是社会革命的哲学式表达。从马克思对德国现状的分析、对德国革命前途的试问及给出的回答，我们完全可以逻辑性地推出，1843年的德国只有跨越政治革命直接进行“有原则高度的”社会革命，才能够使德国“一个筋斗[salto mortale]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马克思此处使用的“筋斗”与其晚年所说的“跨越”是同义语，“跨越”的“障碍”是指德国的经济与政治现状，而“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则是指以英法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障碍——政治革命催生现代国家制度的同时造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在市民社会中，人表现为私人的存在，社会处于原子式的分裂状态，而彰显人的公民属性的政治国家是“世俗的天国”，充满权利的欺骗性。总之，马克思认为德国革命的前途只能通过跨越政治革命才能实现解放。
基于如上论证可以看出，马克思曾最初在《导言》中思考过“跨越”问题，但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只有对“跨越”思想背后隐藏的逻辑必然性进行深层追问，才能真正理解“跨越”思想早期何以如此呈现。
二、“跨越”设想早期呈现的逻辑必然性
《导言》时期，马克思诉诸政治哲学的视角审视德国现状，认为德国阶级状况的落后使其根本无法进行政治革命，但其哲学的先进性却能为德国跨越政治革命提供理论基础，使得初现于《导言》中的“跨越”思想必然以跨越政治革命的样态呈现。
马克思从政治国家出发理解市民社会，法国被他视为政治革命催生的最完备的现代政治国家，因而在《导言》中马克思总是以法国政治革命审视德国政治现状，认为德国阶级现状的落后使其根本无法进行政治革命。在他看来，政治革命的基础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某一个阶级要想在社会中承担这种角色，就必须宣称自己是整个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在人民中激起狂热，与人民融为一体。但是，要想成为政治革命的领导阶级，仅有革命的激情与自信还不够，整个社会还需要进一步两极分化，即“一定的等级”必须成为“普遍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昭彰“整个社会的罪恶”。而1843年的德国阶级状况却是，没有一个特殊阶级拥有坚毅的特质，而且他们“缺乏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同时各阶级之间相互内耗，“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对1843年的德国阶级状况做了同马克思相似的描述，并进一步指出每个阶级“都缺乏把自己同于广大人民的想象力。阶级意识产生于对较低阶级的压迫，而不是产生于对自上而来的压迫公然的反抗”。正是将德国阶级状况与法国政治革命时期的阶级状况相对照，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有的障碍”。其中，“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意指以法国为理想类型的现代政治国家的虚假性，“德国特有的障碍”是指德国政治兼具旧制度的野蛮缺陷与新制度的文明缺陷的二重性。若无法进行政治革命，那德国实现解放的道路要么是回到原始森林去寻找自由，要么是实现跨越，而前者在马克思看来是原始物种的自由而非德国人的自由。因而，德国只有跨越政治革命，才能最终实现德国人的解放。
德国阶级状况的落后使其跨越政治革命具有现实紧迫性，而马克思通过德国宗教批判所确立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原则为其跨越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可能性。19世纪40年代前叶的德国，虽不是当代的经济与政治的同“同时代人”，却是当代哲学的“同时代人”。在《导言》中，马克思充分肯定青年黑格尔派对德国宗教批判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继续展开对德国宗教的彻底批判，最终确立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原则，并将这一原则概括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即“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将这一原则看作德国跨越政治革命直接进行“有原则高度”的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德国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因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但是，处于破茧成蝶时期的马克思尚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最终以黑格尔的“正—反—合”命题论证了这场思想上的跨越。马克思把指导德国跨越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看作德国实现解放的“正题”，而“正题”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还处于抽象的哲学层次。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德国的解放只限于哲学层次，那德国将和以往一样只是在观念中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在实际中分享这一发展所带来的喜悦。为此，马克思需要为德国解放的“正题”寻找自己的“反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为德国解放的头脑——“哲学”寻找“心脏”，因为只有解放的头脑而没有执行解放的心脏，德国就无法完成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最终为德国解放的“正题”找到的“反题”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从而实现了哲学与无产阶级的首次结合。
三、早期“跨越”设想的现实走向
在《导言》中，马克思基于德国阶级状况落后、哲学思想先进的现实境况，指出1843年的德国完全可以跨越政治革命，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以跨越政治革命为内涵的早期“跨越”与晚期“跨越”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处于抽象原则阶段，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在早期的“跨越”思想中，马克思是以政治哲学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从政治国家理解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革命开创的政治国家，因而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解政治国家的“异化”状态，于德国而言则是跨越政治革命。但这场跨越只具备理论的可能性而无现实的可能性，因为它是以哲学的方式通达共产主义，是德国共产主义自身的特性，也是德国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这也是为何直至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德国都没有实现这一革命的缘由所在。具体来说，马克思早期“跨越”设想未能实现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人的高度的革命”的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无法满足德国的现实需要。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843年的德国在经济上总体还是一个农业国，现代工业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自治机关和容克地主仍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在政治上，各种思潮林立：贵族是保守主义和政治天主教派的拥趸，商业资产阶级热衷自由主义，民众则广泛支持激进主义，而作为德国解放“正题”的“人的高度的革命”的理论，只在自己的“反题”，即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中才有需求。然而，无产阶级在1843年的德国只是零星存在，“农民和农业工人实际上构成劳动者总数的50％，手工业者占18％，手工业工厂和机器工厂的工人加起来不过占15％”，连马克思本人也认为他所描述的作为现代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在德国也只是刚出现，14岁以上的现代产业工人在德国男性总人口中都不足4％，而且这些工人尚未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的无产阶级意识，每一工种的工人仍然倾向于墨守他的职业称呼、习惯和方式，他们怀念过去而不是向往革命。在德国，对共产主义理论真正感兴趣的是德国上层人士。恩格斯曾指出，在德国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政党却主要由拥有财产的人构成，并受到了大学生和商人的广泛支持。英国学者麦克莱伦也指出，在1843年的德国，能够真正把社会问题提出来的往往是资产阶级中感到忧心忡忡的那部分人，即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人群。由此看来，即使德国已经形成关于“人的高度的革命”的理论，但如果这一理论在德国现实中找不到落地生根的土壤，那么这一理论仍将以哲学形态存在，无法使德国真正实现“跨越”从而获得解放。
其次，德国人热衷抽象原则、轻视世俗私利，这一民族特质使得他们在政治上无所建树，寻求复辟是历史常态。马克思认为，即使否定1843年的德国制度，德国也不会出现类似1789年法国大革命状况，因为复辟是德国历史用以自夸的主要媒介。马克思指出，“我们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敢于进行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反革命的危害”。无论是“敢于进行革命”还是“受到反革命的危害”，必须要有一个阶级出来承担“革命”或“反革命”的角色，但是在德国并无任何阶级敢于站出来将自己的特殊利益宣称为普遍利益。马克思不禁自问德国何以至此？他再次以法国作为参照物给出解答，即“在法国，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在德国则相反，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尽管德国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关于“人的高度的革命”的理论，而且在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中也产生了同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相同的矛盾与历史冲突，但过往寻求复辟的历史遗风使得工业落后的德国决不会随着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入共产主义，而以卑鄙的行径寻求历史的倒退才是常态。由此看来，仅有先进的革命理论还不够，还要有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勇气。
最后，1843年的德国缺乏实现“跨越”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强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是落后国家实现“跨越”的先决条件，而19世纪40年代前叶的德国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因为这一时期依然是“资本的年代”，正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正以自己的方式形塑整个世界，最终使世界屈服于资本的统治。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19世纪40年代资本的繁荣暂缓了工人的生存现状，“1848年前设想的那种普遍的社会革命，不复出现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这种社会革命运动的重心转到（先进国家的）边缘地区和落后世界”。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即将敲响的预言。但19世纪40年代依然是资本横行的时代，铲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时尚早，这可以通过恩格斯晚年对法国六月起义和巴黎公社的看法再次予以证明。1895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再版写作序言时坦言，他和马克思早年关于六月起义和巴黎公社的看法存在错误。他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恩格斯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指出他们判断失误的根源在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生产在1848年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看来，即使经济、政治落后的德国依靠自身的民族特性形成了先进的人类解放理论，如果这一理论尚未在发达国家现实化，那么其在德国只能继续哲学化。
对马克思早期是否存在“跨越”思想以及存在何处的厘定，澄清了学界关于“跨越”思想在马克思晚年才有的误解；明晰“跨越”设想早期呈现的逻辑必然性，能深刻洞察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与德国政治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剖析马克思早期“跨越”思想的现实走向，能够分析出德国“跨越”革命的不成熟性，从而预示马克思将由哲学共产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领域实现哲学与无产阶级的伟大结合。
文章来源：《福建论坛》2019年第8期
文章作者：乔丽英 刘同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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